相安无事地跟随贡开宸六年的那双皮鞋，竟然在那一刹那间，露出了它早该显露的那种颓相：鞋跟突然松动，并眼看就要脱落下来。当时，他正应中央领导的紧急召见，要从省委大楼前那个极其庄重开阔的院子里，赶往十六公里外的军区空军专用机场，飞赴北京。鞋跟的脱落，着实让他好一阵不自在，不痛快。夫人病逝快一年，类似这种小小不言的“不自在”“不痛快”已经发生过多起。比如，忽然的，怎么也找不见那支他特别喜欢的英雄金笔了……忽然的，那年冬天为去德国访问而特意添置的黑呢大衣上居然出现了一批大小不等的蛀洞，而这件高档的黑呢大衣至此为止，一共才穿过三次，完全应验了夫人生前反复叨叨过的一句话：呢料衣服越是久藏不穿，越容易招虫蛀……然后，忽然的，又发现卧室大衣柜柜门上的铰链和通往院子去的那条木板廊檐上的木头栏杆纷纷开始松动……继而，包括早年写的那份自传、一直在手头放着的几本相册、临睡前经常要随手翻它一翻的那套中华书局影印版的《资治通鉴》……统统找不见了，完全莫名其妙、一头雾水。有一回，甚至连身份证也找不见了。平时，像身份证这一类小零碎东西都是由秘书郭立明替他保管的。而那天，这个郭秘书居然声称一个星期前贡书记亲自从他那儿取走了身份证，并强调，一直也没将它还回来。为此，郭秘书还出示了《工作日志》为证。郭立明在贡开宸身边已经工作了好几年。这人心细，从被调到贡开宸身边的那一天起，就坚持每天使用一本很厚的《工作日志》，记录贡开宸的每一点活动。这本《工作日志》足有四五公分厚，用褚石色磨砂小牛皮精心装帧。

　　“哎，你这个郭立明！我取身份证，干吗使啊？”贡开宸哑然失笑道。他如此反问，当然有充分理由。因为，平时在省里，他的确用不着这身份证，即便去坐民航班机，临行前，省委办公厅肯定会给机场有关方面打招呼，机场方面肯定会安排一条重要贵宾专用通道供他使用。他和他所有的随行人员就可以一律地免去必须使用这身份证明的一套又一套“麻烦事儿”。
　　“我不知道那天您为什么要从我这儿取走您的身份证。但，您确实取走了……”三十刚出一点头的郭立明红起脸，惶惶地站着。那本大十六开本的《工作日志》则摊开在办公桌上。“您取走后，一直也没还给我。要不然，在《工作日志》上我一定会有记载的。”平时性子显得有些过分阴柔的小郭，每每到这种“关键时刻”，就会特别的固执，甚至会“寸步不让”。后来，贡开宸恍然想起，身份证确是他自己取走了的：有一回去省人民医院住院部干部病房看望一位老朋友。老朋友的孙女刚考上大学，听说了他的身份，十分好奇地问：“你们这些当省委书记的，人称‘封疆大吏’，声名显赫，权重一时，大概就不必像我们这些平头百姓那样，还要办什么身份证之类的东西了吧？”他笑道：“那，也得办哦。我们都是共和国公民嘛。”那女孩怎么也不信。他就笑道：“好嘛好嘛，有机会一定让你亲眼瞧瞧‘省委书记的身份证’。”大概就是那天从医院回来，向郭秘书取了身份证。但后来，再没可能挤出一块完整的时间去看望那位老朋友。老朋友的那位孙女因此至今也没见着“省委书记的身份证”。而身份证也就一直在他办公桌抽屉的一只角落深处，静静地撂下了。

　　上车前，他用力地跺了几下脚，把松动的鞋跟又强安到鞋底上。

　　家里应该还有几双质量很不错的皮鞋。但他懒得去找。
　　假如夫人还在，这样的事，应该说是绝对不会发生的。但她先他而去了……她跟他同岁，不过小他几个月而已。她在一个直属中央部委管辖的驻省科研单位里做行政工作，算起来也是个老资格的副厅级领导干部，也是大忙人，忙得连双休日都不照面。很多年前，他曾经笑着跟她感叹过，说自己“苦啊”，有老婆跟没老婆一个样。她默默地一笑，然后很平静地告诉他，肯定不一样。“如果有朝一日，我走在你前边，你就能体会到了，这个家……”说到这里，她忽然停顿了下来，神情略有些黯淡，过了好大一会儿，才恢复了常态，淡淡一笑地继续说道，“有我，跟没我，还是很不一样的。”

　　现在，他确实体会到了，有她，跟没她，真的不一样。
　　她说话，总是那么平静、简洁、准确、有条理，跟她的微笑和为人一样。
　　车队很快驶出了省委大院那个用花岗岩砌成的大门楼子。他喜欢花岗岩。它朴素、坚硬、大气。当时有人建议用较为华丽的云纹大理石来装饰，被他一口否决，各种规格的大理石板都已经拉到工地上了，还是被他一口否决。他就是希望省委大院能够整体体现一种他追求的“朴素、坚定、大气”。他认为，这对于全省几十万干部也是一道无声的命令、一种有形的脚注和潜移默化的渗透、辐射，既是永恒的昭告，又是借政治场景去体现人文精神的一次绝好机会，是可谓“此时无声胜有声”。

　　大院整修完工后，果不其然，许多人，尤其是头一回踏进此大院的人，纷纷感受到一种“震撼”。那一片片乌黑的树林和傍晚时分从树林深处掀起的阵阵林涛，映衬着大楼略显生硬而又坚定的线条，再加上院子里那种难以名状的安静和洁净，似开阔又幽深，既包容又单一，无处不显现着某人雄浑厚重而又孤独的背影……
　　说到“背影”——其实，贡开宸很少有那个闲暇时间，独自在他精心构筑的这个大院里散上一会儿步。充其量，驱车进出大院时，假如心情还不错，他会略略地侧过脸去，透过那深色的车窗玻璃，朝着大院的某个角落惬意地浏览上几眼。而今天，他连这种浏览的心情都没有。此时此刻，困扰着他的很难说是一种焦虑急切，还是烦恼忐忑，准确地说，是两者兼而有之。
　　下午六时左右，中央办公厅通知，总书记要紧急召见他，让他当晚十点前务必赶到中南海勤政殿。他马上让小郭查了一下民航班机时刻表，六点到十点之间，有三个航班飞北京，机票并不困难。但问题是，起飞时间或者太早，或者太晚，都不合适。经稍许犹豫，他亲自拨通军区空军刘司令员的电话“求助”。十五分钟后，刘司令员打回一个电话来，告诉他，非常“巧”，军区空军正好有一架运输机要飞北京执行任务，起飞时间合适，有关各方也均已安排妥当，半个小时后，将由军区空军作战部的一位副部长驱车到省委大院来接他，陪同他前往空军机场……

　　现在，那位还不到四十岁的作战部副部长亲自驾驶着一辆挂有空军车牌号的高级轿车，引领整个车队，穿越繁忙的市区，快速而平稳地向机场进发……
　　整个市区都处在下班时的交通高峰中。假如没有近五年来修建的那两条城市环道和十几座立交桥发挥排解疏导作用，那么，此时此刻这几条市内交通主干道，一定会像患了严重粥样硬化症的血管一样，在高强度的运营中，一阵阵抽搐，一阵阵表现出异常的滞重和痛苦。往常，只要时间允许，贡开宸会让司机故意绕个道，走一走市中心的某一条干道，顺便去测试一下那儿高峰期间车辆的通行情况，以检验城建、交管各部门上报的种种“喜报”的准确有效程度。但今天，他已然没有了这样的心情。他需要尽快赶到那个军用机场。二十分钟前，市交通指挥管理中心接到通知，要求他们确保这个车队从各道口顺利通过。很显然，交管中心的工作是有效率的。车队到达前，大小每个道口都被一至三名，或三至五名交警有效地控制了起来。整个行程中，车队不仅没有遭遇一个红灯，也没遭遇一次意外的堵塞。

　　“我们提前了三分钟。”到达机场后，那位年轻的副部长走下车，大概出于职业的素养和习惯，低声向走在他身旁的郭秘书宣示。
　　机场方面在贵宾室做了周到的迎宾准备。几位主要领导受刘司令员的委托，都在候机楼的一个侧门前迎候着，非常热情，非常诚恳。贡开宸在贵宾室里勉强地坐了一会儿，略略地寒暄了几句，连一口茶都没喝，便提出：“我们可以登机了吧？”他想尽快得到一个独处的环境，让自己安静下来。他要认认真真地想一想，切实地估量一下两三个小时后的形势——总书记究竟会对他说些什么，自己又应该向总书记报告些什么……在“说”和“报告”之后，整个局势又会发生哪一种不可逆转的变化……

　　对今天的“紧急召见”，贡开宸既感意外，又觉得在意料之中。贡开宸进入K省省委领导班子，作为一把手全面主持省委工作，已有六七年了，还从来没有被“紧急召见”过。六七年来，他一直告诫自己，居此高位，当然要尽可能地做到“俯仰天地”“泰然处之”，“举重若轻”“游刃有余”；但是，肩负这么一副重担，不能不持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态。可以说，任何时候，任何事情，都不可疏忽大意，要慎之又慎。他觉得自己一贯以来，是坚持这么做的。所以，一旦接到紧急召见的命令，还是感到“意外”“突然”。但从另一个角度说，近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预感要出事——而且是要出大事。在省委和省政府的决策层中，这一段时间以来，有这种“预感”的，远不止他一人。所以，对这样的“紧急召见”，隐约之中，似乎又觉得是早晚要发生的事，是“题中应有之义”，只不过，它终于在今天发生罢了……

　　事情的缘起，大概都因为那个“大山子”。
　　大山子，没有山，更没有大山。出城圈，地平线上雾蒙蒙、灰蒙蒙，在高耸的烟囱和庞大的炼铁炉炉体群背后，起伏着一片片褐黄色的丘陵。那里蕴藏着共和国版图上少见的高质量的煤炭和铁矿石。在这片雾蒙蒙、灰蒙蒙，轻易见不到净蓝色天空的地方，常年生活着三十一万到三十四万人。一个城市，只有三十来万人口，在中国，无论怎么算，它都只能被认为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县级市。但它拥有中国最大的一个国有企业。这个企业之大，即便拿到全球去比，也应该被认为是数一数二的。全城三十多万人中间，有三十万人在这个企业里工作。这个企业叫“大山子冶金总公司”。由于拥有这家公司，大山子曾是远东最大的几个钢城和煤城中的一个，因而闻名遐迩。它的市委书记和市长历来都是副省级的。那个大山子冶金总厂的厂长和丨党丨委书记历来也都是副部级的。几十年来，它们给K省输送过好几位省委书记和省长，给国家冶金部和煤炭部输送过好几位部长和部党组书记。有人说，它是我们这个共和国“国宝级”的特大型工矿企业。有人说，共和国的工业化进程，曾经是踩在它的肩膀上起步的。还有人说，四五十年前，大山子发一天高烧，中国的工业生产就得报三天病危，等等等等。所有这些说法，即便稍许有一点夸张，但确确实实并非故弄玄虚、骇人听闻。然而（请注意这个让人无可奈何的“然而”），四五十年后的今天，当整个中国摆脱种种羁绊，犹如初春开河时的黄河河道，涌起千万重冰排，匐然染绿左右两厢那一大片深沟大壑的古老土地时，大山子却在持续发着高烧、报着病危……哦，这个曾被誉为中国和K省的骄傲，共和国最重要的钢铁煤炭生产基地啊，今天却战栗着哆嗦着，踉踉跄跄地迈着久病中虚弱的脚步，濒临绝境……

　　三年前，在中央财政的支持下，由贡开宸亲自拍板，省委向大山子投入二十多个亿的技改基金，意在挽救这个老基地。三年过去了，收效甚微。
　　更为棘手的是，在K省，像大山子这样的老工业基地，还有好多处，虽然不能说都在发着高烧、都已经报了病危，但大部分确实都处在举步维艰的境地之中。高炉的烟囱不冒烟便罢，越是“冒烟”亏损越多。巷道不掘进，还会亏得少一点，越是掘进反倒亏得越狠……
　　真是出鬼了。
　　更严重的是，由于它们的存在，连带整个K省无力变革，同样显得“老态龙钟”。而拥有七千万人口的K省，也曾是中国一个工业大省。
　　问题在哪里？
　　下一步到底应该怎么办？
　　如此局面又能残延到何时？
　　半年前，总理带人来视察，前后十天，贡开宸一直相侍左右。十天后，总理走了。他作为K省的一把手，却越发地忐忑不安起来。总理的此次视察，非比寻常。一，以往，不管哪一位中央领导来K省视察，一般情况下，在视察过程中，总会跟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做一次长谈。这种长谈，总是很深入，很坦诚，针对性也强，谈得非常知根知底。每经历一次这样的谈话，贡开宸都自觉受益匪浅。受益的还不只是在工作方面。他觉得通过这样的谈话，自己和中央领导在内心里走得更近了，相互更加了解了，得到了进一步的沟通。要知道，这种沟通，不仅重要，而且极为难得。另一方面，在这种长谈中，可以品出中央领导更具个人特色的执政经验和对大局的宏观把握，从中他也总能比评出自己某些方面的不足，可以做及时的调整。而这一点，也是平时从公开的文件、指示、讲话中不容易获取的。他确信，中央领导只有信任你，才会跟你“促膝长谈”。如果没有一点可信性，还跟你谈什么呢？但这一次，就没有谈。他不知道总理是否跟别的省领导谈了。他也不便去打听。但能肯定的是，总理没跟他谈。二，以往，不管哪一位中央首长来K省视察，结束视察前，总会召开一次全省的干部会议，就中央最新的工作精神和此次调研中觉察到的该省必须解决的一些重大问题，做一些相关指示。但这一回没召开这样的会，也没做这样的讲话。为什么？他不安……三、总理此次来K省的主旨就是为大型和特大型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做调研。K省的问题着重表现在大山子。但十天中，总理偏偏没去大山子。平时在跟贡开宸的交谈中，也很少提及大山子。为什么？总理是一个从不回避矛盾的人。这一回，他为什么要持此种态度？难道中央决策层对大山子问题已经有了明确的结论，只是觉得还不到“摊牌”的时候？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别的还有什么呢？贡开宸越想越不安。

　　总理走后，不到一个月，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派出一个工作组专门到大山子做调研。在大山子差不多待了有两个星期。让贡开宸感到十分不安的是，他们走时，也是一声不吭。以往这些部委来人（其中不乏从K省调去的同志），见了贡开宸，总是有说有笑的。贡开宸向他们了解一点内部精神、内部动态，他们也总是少有忌讳，把说话的界限放得很宽。最多，说完了，再笑着追加一句：“贡中委（贡开宸是最近这一届的中央委员），咱们这可是想哪说哪了，一切都以正式文件为准。”一句抹平。但这一回，却完全一副公事公办的架势。事先和整个调研过程中，只跟省委办公厅打招呼，一直回避跟贡开宸打交道，说他们这一回“只是做一些常规性的社会调查，就不惊动省委主要领导了”。他们临走时，贡开宸特地赶到他们住的宾馆去看望。这几位平时很熟悉的“钦派翰林”却个个显得既“木讷”，又谨慎，现场气氛也相当“沉闷”。一直到走，他们也没有向这位省委一把手做任何调研“汇报”。这也是极为“不正常”的。按惯例，按组织原则，一般情况下，中央任何一个部委派到省里来做调研，或处理某一事件的工作人员，都应该是“在省委领导下”开展工作。结束工作时，一般也得向省委做一次汇报。此类汇报，即便是例行公事，也总是要“例行”一下，除非发生了什么非常情况……

　　后来，贡开宸便听说，在他们逗留大山子期间，省里有一个叫“马扬”的年轻干部，曾去“告”了省委一状，在这些北京来的同志跟前，“历数”贡开宸和省委这些年在“大山子问题”上的“失策”，足足谈了四五个小时，此后，又把这些“失误”，写成了一份六七万字的“条陈”，给调研组的同志带回了北京。据说这份“条陈”，最后转呈到了总书记手中，总书记阅后，当即批给了政治局全体常委（还有一个说法是，批给了在京的政治局全体委员），在中央决策层里引起了相当的“反响”。接下来，才有了这次“紧急召见”。

　　听说此事后，贡开宸让人从侧面“查”（应该说“了解”）了一下。省里确有这么一个叫“马扬”的人，曾在大山子冶金总公司属下的矿务局干过，担任过一届该矿务局局长兼丨党丨委书记职务，几年前调到省城，现任省城经贸委主任。正局级。年纪不大，四十岁出头。此人“脑袋瓜相当够用”，跟调研组的同志的确长谈过一次。至于此次长谈，是他主动找人家调研组的，还是调研组得知K省有此等知情者后，主动去找的他，就不得而知了。事后，马扬是否真写了一份六七万字的“条陈”，矛头所向是否“直斥”贡开宸，那就更不得而知了。

　　贡开宸没有让人进一步去“追查”条陈的事。

　　他觉得，没必要显得那么“小气”。“谁挡得住哪块云彩要下什么雨？算了吧！”
　　他觉得，此类事，本不该追查。当然，也不便追查……
　　他觉得，多年来，自己俯仰天地，可以说无愧于心，所能做的，都尽力地、竭力地去做了。至于，依然没能做好，此亦是大江东去，木落萧萧，已不是他的本意了……
　　但忐忑不安的心绪，却总是在他胸中郁积，屡屡地、屡屡地拂之不去……

　　飞机起飞时，一大块黑突突的雷雨云恰好在机场上空以东四五公里的地方形成，并急速地向四周扩散翻滚。雷声因此不绝于耳。浅蓝色的闪电一再地把已然融进夜色的两片机翼刻画出来示众。很明显，今年最后一场雷暴雨正在逼近。这也是秋天即将逝去的信号，是秋天告别的倾诉吧……
　　机长过来请示：“要不要推迟一点时间起飞，等这一阵雷雨云过去？”
　　贡开宸问：“那要等多长时间？”
　　机长答：“很难说，也许三十分钟，也许……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绝对不行。”贡开宸迟疑了一下，马上问，“假如在平时，你们执行军事任务，遇到今天这样的情况，会起飞吗？”
　　机长答：“那，当然要起飞。但，今天您不是在机上吗？”
　　贡开宸笑了，说：“我也在执行任务啊。那就起飞吧，赶紧飞。”
　　随后，郭秘书送来一片预防晕机的药片，送来一份由省经贸委汇总的本省近期相关经济活动的一些数字。虽然汇总者已经把它们分类列成了清晰的明细表，但仍然密密麻麻地占据了整整两页半的篇幅。每一回见中央领导，这都是必不可少的准备。不仅是数字，更重要的是数字和数字之间的关系，数字和数字后边的背景。这堆数字和那堆数字碰撞以后可能发生的变化，那堆数字影响着这堆数字必然会产生的某种走向、趋势……当然，必不可少的还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存在和一系列解决措施……这些都还没在这份明细表上列出。要是在以往，去一趟北京，总还要捎带办一些其他方面的事。比如，省委组织部会请他顺便去中组部谈某个干部问题，省财政厅（或省长邱宏元）会请他去财政部谈一点什么补充预算问题。有一回，省安全厅的同志还把他带到了国家安全部，听了一回“惊心动魄”的情况介绍……他自己也许会抽一点时间去广电总局或新华总社看一位中央党校省部级学习班的“老同学”，去琉璃厂古文物一条街品品铜绿，嗅嗅墨香（去年，经北京方面老朋友介绍，他去了一次北京东南角的潘家园文物市场，真让他过了一把文物瘾。但他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在那人堆里挤擦，也不可能蹲在地摊前跟摊主讨价还价，回过头来想想，觉得还是琉璃厂那里的购物环境更适合来去匆匆的他）。但这一回，所有这些捎带要办的事，一概都免了。也没人请他捎办什么事了。所有人忽然间都变得非常知趣、小心、谨慎。

　　飞机开始动了。他合上眼，往后靠了靠，并不想喝茶，但还是下意识地把手伸到了那只青花茶杯冰凉的杯把上——空军的同志想得很周到，准备了他喜欢喝的信阳毛尖。惯于运货的这位运输机的机长在操纵飞机爬升时，显然想到了今天运的不是货，爬升得比客机还要平稳。但即便这样，贡开宸还是感觉到了一阵阵头晕。药片得过三十分钟才生效。夫人在世时，曾教过他一个预防晕机的“绝招”：临上机前，把治跌打损伤的狗皮膏药贴在肚脐眼上。这招，他使过不止一回，应该说，每回还真管点用。自从夫人去世后，他依然乘机，却再也没使过。他并不是已经把夫人那时的“谆谆教导”丢在脑后了，也不是担心使旧招会触景伤情，只是……只是……只是什么？他自己也说不清……就跟皮鞋、大衣这些零七八碎的物事一样，家里备用的都挺多，大衣也有好几件，但自从夫人去世后，他总是盯着今天上飞机时穿的这一件灰呢大衣。为什么？同样说不清……

　　他知道，此时此刻自己的脸色有一点灰白，甚至说它“苍白”，大概也不为过……
　　他还知道，郭秘书此刻一定坐在机舱过道对面那个离他最近的座位里，在密切地注视着他。

　　郭立明是个好秘书。该他做的事，一件都不会少做。不该他做的，绝对不会多做一件。特别难得的是，他总是消失在需要他消失的时候，出现在需要他出现的那一刻。贡开宸还知道，此刻，郭立明内心里一方面是担心他身体状况发生意外变化，另一方面是在想寻找一个合适的当口，向他汇报马扬的详细情况。贡开宸知道，在这件事情上，郭立明会做得非常主动的。虽然贡开宸没有授意，但是，郭立明一定会主动地千方百计地去搞清楚这个马扬的底细。

　　但此时此刻，贡开宸并不想听郭立明的情况介绍。此时此刻还有一件比“马扬”重要得多得多的大事，需要他趁飞机降落前仅有的这一两个小时里，对它进行一次最后的估量：此次，他带了一份请辞报告去北京。他要认认真真地再合计一下，再盘算一下，见了总书记，到底要不要主动提出辞去K省省委书记一职，主动为K省这两年发展的滞后、缓慢，承担应该由他来承担的那份责任。如果要提，什么时候提出最为合适……

　　请辞报告在抽屉里已经放了许多天了。是他自己起草的，修改了很多遍。也许是因为“痛下决心，如释重负”的缘故吧，一开始就写得很顺手，一口气写了五六页，说了许多“心里话”。写完后，心里果然轻松了许多，甚至还生出些许“悲壮”之情。有几个核心段落，写得相当有文采，重读之余，不禁感慨系之，怦然心动。但经验老到的他从不相信信手拈来的“成果”。于是按老习惯，将它丢进抽屉，冷静地锁了一个星期左右，而后再拿出来审读。果不其然，觉得当初下笔未免有些感情用事了，字里行间隐隐地却又是顽强地透露着一股不该有的“委屈”。大加砍削，剩下一页半左右，再冷一冷，锁它两天。而后他字斟句酌地又推敲了几遍，改去了所有带感情色彩或有可能引起误解的用词和语句，把通篇的主旨完完全全、干干净净地锁定在“责任”二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