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2-05-15 10:18:01
　　前言
　　说起李定国，可能很多人都不太熟悉这个人，甚至压根就没听说过这个名字。其实，在南明历史上，李定国是足以与郑成功齐名的抗清英雄，称他为明末第一名将也毫不为过。
　　然而，现在很多人对郑成功赶走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的功绩津津乐道，对于李定国这样一位战功无数、彪炳千秋的抗清英雄却知之甚少。这不是普通民众的责任，而是史学界的责任，纵观南明史研究领域，郑成功的研究如火如荼，各种专著层出不穷，而对于李定国，至今却没有出版过一本关于他的个人传记，这不能不说是南明史研究的一大遗憾。

　　我要做的，就是要写这样一本传记，让李定国和他的光辉事迹重见天日，让世人都能对这位民族英雄有一定的了解。
　　其实在各种各样的南明史著作中，对李定国和他领导的大西军余部抗清斗争都有过一定篇幅的记述。然而在我看来，这样的分量实在是不够的，所以，我要写的，是一部尽可能详细的李定国传记，这不仅仅包括与李定国有关的各个历史事件，还包括对李定国性格以及这种性格形成原因的分析，另外，我也希望能够对不同时期李定国心理状态进行合理的猜测，归根结底，我想要给大家展示的是一个完整的、有血有肉的李定国形象。

　　这本书写作过程中参考的主要史料有：《明史》、《清史稿》、钱海岳《南明史》、谈迁《国榷》、李天根《爝火录》、温睿临《南疆逸史》、计六奇《明季北略》《明季南略》、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彭孙贻《平寇志》、古洛东《圣教入川记》、屈大均《安龙逸史》、江之春《安龙纪事》、金钟《皇明末造录》、刘茞《狩缅纪事》、邵廷采《西南纪事》、徐鼐《小腆纪传》《小腆纪年附考》、戴笠《行在阳秋》、王夫之《永历实录》、查继佐《罪惟录》、刘健《庭闻录》等原始史料，除此之外，还参考了各种现代南明史著述中的部分内容，比如顾城《明末农民战争史》《南明史》、谢国桢《南明史略》、南炳文《南明史》、司徒琳（美）《南明史：1644—1662》等等。

　　受限于本书的体裁和形式，史料出处就不在书中一一列举了。不过，各个历史事件的详细经过，包括人物对话都有出处，绝非胡编乱造，这一点可以向各位读者保证。

　　还是那句话，感谢各位读者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对此我实在无以为报，唯有好好写，用心写，争取不让大家失望。
　　是为序。
　　日期：2022-05-15 17:10:32
　　第一章
　　乱世英雄张献忠
　　1、危机渐显
　　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取得了当时绝大部分中华大地的统治权，定都南京，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汉人王朝——明朝。

　　从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和尚、乞丐，到成为九五至尊的皇帝，这一路的艰辛，相信只有朱元璋本人才是最清楚的。为了使自己亲手缔造的这个帝国能够长治久安，朱元璋在三十年的皇帝生涯里励精图治，制定了无数他认为有助于管理帝国的法令和制度。他相信，后世子孙只要按照他制定的规章和制度去执行，就必定能够实现当年秦始皇嬴政所说的“二世、三世乃至千世、万世”的梦想。

　　可惜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这个梦想不过是朱元璋的一厢情愿。他所制定的这个看似完美无缺的体系后来逐渐偏离了他的预定轨道，明朝也和中国历史上的其他封建王朝一样，在经历了前中期的发展和繁荣之后，开始由盛转衰。
　　而这个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应该要追溯到明朝的第九任皇帝——明神宗朱翊钧，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万历皇帝。（《明史·神宗本纪》：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朱翊钧在皇帝的宝座上坐了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而这48年，恰恰是明朝历史上最重要的变革阶段。
　　经过两百多年的经营和发展，在帝国社会内部，商品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中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日益扩大，大明王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令人向往的地方。
　　然而，小农经济的封闭式思维与历朝历代长期践行的重农抑商政策又与这些新鲜事物格格不入。如此尖锐的矛盾，可不是年仅10岁就即位为帝的朱翊钧能够解决的。
　　好在，在前10年的皇帝生涯里，他有张居正。
　　从万历元年（1573）到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里，对大明王朝的政治经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使明朝政府的面貌焕然一新，帝国的经济状况也大为改善。
　　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病逝，朱翊钧开始亲政。事实证明，没有张居正的约束和管教，朱翊钧亲政的表现极其差劲。他开始沉湎酒色，不思进取，竟然近30年不上朝理政（实为28年），创造了中国古代皇帝的“光辉”记录！
　　皇帝既然都是这个德行，底下的官员自然是上行下效，结果就是整个朝廷几乎处于半瘫痪的状态，干实事的人凤毛麟角，结党营私、贪赃枉法之徒多如牛毛。
　　万历三大征使军费不断增加，国库入不敷出，朱翊钧为了敛财，开始到处搜括，并借用宦官开发了许多赚钱的门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向各地派遣矿监税使。
　　当时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许多地区的经济都非常繁荣，万历皇帝派遣大批矿监税使到各地明火执仗地抢夺财富，宦官又在当地横行霸道，老百姓深受其害。
　　日期：2022-05-16 17:53:18
　　万历之后的明光宗朱常洛，即位一个月就因为误食红丸而丧命。之后的明熹宗朱由校对朝政完全不感兴趣，却立志成为大明帝国最优秀的木匠，朝政大权被委任给了死太监魏忠贤。魏忠贤“不负众望”地带着阉党把整个朝廷搞得乌烟瘴气、乱七八糟。
　　历代皇帝统治时期积攒的诸如政治腐败、土地集中、财政赤字、苛捐杂税、军纪败坏等问题最后统统压在了一个人的肩上，这个人是明朝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皇帝——崇祯皇帝朱由检。
　　朱由检是个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人，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我们可以发现，朱由检确实是一心想当个好皇帝的。可惜他投胎选错了时间，等到他当皇帝的时候，大明帝国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救了，苦命的崇祯皇帝将亲眼见证他祖宗朱元璋建立的这个帝国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向灭亡的。
　　崇祯元年（1628），陕北民变。
　　民变，也就是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经常提到的农民起义。我曾经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发现农民起义并不是中国历史的特产，西方世界也有。
　　然而，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却非常大，甚至可以说找不到一丁点类似的地方。
　　首先是规模和次数问题。西方国家的农民起义不仅次数不多，规模也普遍不大。这当中，也就是14世纪法国的扎克雷起义和英国的沃特·泰勒起义，16世纪的德意志农民战争等屈指可数的几次勉强能算得上是欧洲规模比较大的农民起义了。
　　相比而言，中国的农民起义就频繁多了，别的且不说，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其历史不过才两百多年，然而史书中记载的农民起义就超过了三百次，平均下来，一年都不止一次。
　　至于中国历史上那些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那就更是老少皆知了：陈胜吴广、绿林赤眉、红巾黄巾、宋江方腊、白莲教天理教，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当然了，也包括本书中将要上场的两位明末的大佬级人物：李自成和张献忠。
　　其次是动机问题。中世纪的西欧国家，一般都实行“领主分封制”，农民隶属于贵族，他们对贵族尽义务，贵族再对国王尽义务，农民对国王并没有直接的义务。所以矛盾和冲突主要发生在农民和贵族之间，国王反而经常处于居中调停的地位。

　　中国古代绝大多数农民起义的使命却是为了改朝换代。自秦朝以后，官僚体制代替了贵族体制，欧洲贵族有自己的领地和附庸，中国的官僚却没有这样的待遇，作为“朝廷命官”，他们就是皇帝的代表。所谓“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其实不过是实力不够的表现，一旦实力足够，就变成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和“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我们所熟知的《水浒传》中的李逵同志，其经典语录之一便是“杀到东京夺了鸟位”。

　　最后是破坏力问题。西欧的农民起义一般破坏力不大，当农民与贵族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的程度，国王往往就会站出来调停。在国王的主持下，农民与贵族开始坐在谈判桌前开始谈判。
　　西欧的王权根本无法与中国的皇权相比，西欧的王权是极其脆弱的，国王甚至需要依靠农民的力量来制衡贵族，所以谈判的结果通常是农民取得胜利。起义爆发以后，通常能够以一种和谐的方式结束。
　　中国农民却没有西欧农民那么好的待遇，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严密控制下，农民别说联合起来表达诉求了，就连搞个民间自发组织都极其困难。到了清朝，甚至发展到了相当夸张的地步，百姓之间结拜为兄弟居然都成了犯罪。
　　指望像包拯、海瑞这样的“青天大老爷”为民做主？倒也不是不行，可是这样的封建官僚又能有几个？至于影视剧里拦轿喊冤、进京告御状之类的套路，不仅难度巨大，而且成功率极低，根本不具备普遍可操作性。
　　正是由于中国农民长久以来被压榨得太狠，又往往习惯了逆来顺受，所以当他们走投无路揭竿而起的时候，其破坏力必然是非常惊人的。
　　如果说农民起义就算是革命的话，那么中国农民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喜欢革命的阶级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中国农民恰恰是古代世界最能吃苦、最能忍耐、最能承受社会不公的一群人。
　　所以，我的结论是：当忍耐换来的只是无休无止地得寸进尺，而且就连最起码的生存都无法保证，唯一剩下的选择，只有造反了。
　　日期：2022-05-17 08:08:43

　　2、风起云涌
　　民变之所以会首先出现在陕北，原因其实很简单，这里的农民实在是活不下去了。
　　如果说中国农民的生活很艰辛，那么陕北农民对此应该是感触最深的。
　　陕西北部地处黄土高原，这里虽然四季分明，日照充足，气候条件适宜农作物的生长，但是土地贫瘠，降水稀少，农业生产非常落后，粮食产量极低，很多地方都是亩不满斗，农业收成基本上都是靠天吃饭。即使是在风调雨顺的年份，农民也需要天天在田地里劳作，才能勉强维持最低标准的生活。
　　既然搞农业不行，那么能不能搞点手工业呢？
　　很抱歉，在这里，发展手工业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陕北虽然能够出产皮毛和棉花，但是却普遍缺乏纺织技术，日常所用的手工业品大多要依靠外地供应。农民以极低的价格将皮毛和棉花卖出，却要花高价来购买外地所产的棉布，这就进一步加重了他们的生活负担。

　　搞不了手工业，单纯依靠种地又很难养活自己的家人，有的农民为了贴补家用，不得不投身于军队和驿站，指望着能够吃上一口皇粮。
　　明朝276年的历史中，北方的蒙古一直是最大的威胁所在。为了防御蒙古军队南下侵扰，朱元璋在北方边境沿长城防线陆续设立了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太原、延绥、宁夏、固原、甘肃等九个边防重镇，史称“九边重镇”，全部驻有重兵。这其中，延绥、宁夏、固原、甘肃四镇都在陕西境内，总驻军达到了37万余人。
　　既然是政府军，按理说就该由朝廷负责给士兵发军饷。然而，由于政治腐败，朝廷经常拖欠士兵的饷银。比如崇祯二年（1629），延绥、宁夏、固原三镇的士兵就连续三十六个月没有领到一分一毫的饷银。
　　偶尔能发下来的军饷，也会被各级军官贪污克扣。有的人为了维持生活，不得不把自己的盔甲和武器拿去换钱，卖完了盔甲武器，又开始卖儿鬻女，其情形真可谓是惨不忍睹。
　　再说驿站。驿站是古代供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士兵途中食宿、换马的场所，也负责接待出公差的政府官员。陕北乃是朝廷通往西北地区的交通要道，又是边防要地，所以朝廷在此地设立了大量的驿站，不少贫苦农民去驿站当了驿卒，每日东奔西跑地为官府运送物资和公文信函。一天下来，往往弄得尘头垢面，其工作的辛苦程度，堪比今天的快递和外卖小哥。
　　工作虽说艰苦，待遇也不高，好歹勉强能够养家糊口。我们所熟知的明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一的李自成，当时就是甘肃银川驿的一名普普通通的驿卒。
　　崇祯二年（1629），刑部给事中刘懋上书朱由检，建议裁撤驿站，他说：“当今天下州县困于驿站的约有十之七八，而驿站用于公务的仅十分之二，用于私事的占十分之八”，如果裁撤得当，既能减轻地方负担，也能节约朝廷开支，可谓是一举两得。
　　朱由检正为没钱而犯愁呢，一听说有这么好的法子，立即表示同意，他调任刘懋为兵科给事中，专门负责驿站整顿事务。
　　一年多以后，刘懋向朝廷上报了整顿以后的成果：共计裁撤驿站两百多个，每年可节约朝廷经费六十八万五千余两。

　　崇祯皇帝很高兴，但是有很多人是不高兴的，因为在裁撤驿站的同时，也顺便裁掉了上万名驿卒。换句话说，节约的这六十多万两银子，是通过砸了上万名驿卒的饭碗实现的。
　　这些失业的驿卒里，就包括李自成。
　　日期：2022-05-18 08:06:02
　　事实上，崇祯皇帝什么都可以省，唯有驿站是省不得的。明末史学家计六奇就曾对驿站制度有过这样的评价：“祖宗设立驿站，所以笼络强有力之人，使之肩挑背负，耗其精力，销其岁月，糊其口腹，使不敢为非，原有妙用。”
　　结果经崇祯皇帝这么一折腾，上万失业的驿卒立即成为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李自成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工作，没过多久，就带着一批同样走投无路的同乡，加入了农民起义的队伍。
　　崇祯元年（1628），陕西大旱。
　　这场大旱可以算得上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了。当时许多地方的田地几乎颗粒无收，米价飙升，农民买不起粮食吃，于是，各种各样的人间惨剧就出现了。
　　陕西巡按御史马懋才是延安府安塞县人士，崇祯元年（1628）他途经家乡延安，第二年四月，他向崇祯皇帝上了一份《备陈灾变疏》，详细描述了当时陕北灾民生不如死的惨状，现摘录于下：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其名青叶，味腥而腻，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
　　怎么样？是不是特别悲惨呢？杂草、树皮、石头，这些东西竟然成为了灾民饱腹之物，着实令人骇然。然而，更夸张的还在后面：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许矣。小县如此，大县可知；一处如此，他处可知。”
　　是的，你没有看错，就是人吃人。对于已经饿得失去理智的人来说，吃人，也许并不夸张。
　　陕西的灾荒已经严重到这种程度了，朝廷为什么不赈灾呢？更确切地说，崇祯皇帝为什么不赈灾呢？
　　答案是:没钱。
　　朱由检即位时，明朝的财政状况已经相当严峻了。花钱的地方太多，而国库里就只有那么点银子，皇帝的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陕西的兄弟们，你们就先忍一忍吧。
　　朝廷不赈灾，那把灾区的赋税免掉总可以吧？
　　对不起，没门！正所谓赋税不是你想免，想免就能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只要你种的是国家的土地，就得按照国家的规定上缴赋税，谁也别想偷税漏税！更何况，此时明朝政府正与皇太极打得不可开交，辽东战事吃紧，加税尚且难以应付，还想免税？

　　这可真是不给人活路了，不甘心坐以待毙的农民只好三五成群出去抢劫。据说因抢劫而被官府抓到的农民是这样说的:“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若为盗而死，犹得为饱鬼也。”
　　这话很现实，也很无奈。
　　当这些小的抢劫团伙越来越多的时候，民变就出现了。崇祯元年（1628）十一月，府谷县农民王嘉胤率众起义，率先举起了起义大旗。一时间，陕西大地上烽烟四起，到处都是农民起义军。
　　张献忠正是在这个时候参加起义的。
　　日期：2022-05-19 09:41:05
　　3、张献忠起兵
　　张献忠，字秉吾，号敬轩，陕西延安府柳树涧堡人，出生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九月十八日。
　　柳树涧堡在今天的陕西省定边县郝滩乡刘渠村，既然叫堡，顾名思义就是屯兵的。实际上，此堡隶属于明长城防御体系，主要防御对象是北边的蒙古人。
　　有明一代，明朝与蒙古人在陕西边境打过的大大小小的战争可以说是数不胜数，长期处在战争前线的柳树涧堡自然很难成为书香之地，这里的老百姓对读书没啥兴趣，倒是喜欢在农闲之余舞刀弄枪，形成了剽悍尚武的民风。
　　关于张献忠的家庭情况，历来有很多个版本。有人说他父亲是卖鞋的，母亲是织席的，有人说他父亲是小商贩，也有人说他父亲是屠夫，还有人说他父亲是铁匠，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至于这些说法哪个是正确的，从张献忠的家庭条件来看，大概都是正确的。
　　因为在那个年代，谋生实在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
　　张献忠的父亲名叫张快，是个勤劳朴实的农民。虽然家里条件很一般，但是张快在传宗接代这个问题上可从不含糊，他有八个孩子，张献忠是年龄最小的一个，排行老八。
　　由于家里孩子实在太多，光靠种地根本养活不了这么一大家子人，所以张快平日里除了种地，也会在农闲之余出门想尽各种办法来贴补家用，所以从事过这么多工作也就不足为奇了。
　　由于家里吃饭的嘴实在太多，即便张快已经在费尽心思地挣钱，也很难满足一家人的温饱。八个孩子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活下来的只有三个男孩和一个女孩。
　　关于张献忠本人的少年经历，说法也有很多。有人说他经过商，有人说他读过书，也有人说他做过贼，还有人说他当过铁匠。
　　由于说法众多，且无法一一考证，那就简单提一下这些说法的结果吧。

　　经商说:跟父亲用驴车去四川内江卖枣，驴粪弄脏了当地地主家门口的石柱，被抓住毒打一顿，又被逼着用手除粪，后怒而从军。
　　读书说:从小读书，屡考不中，当兵去了。
　　做贼说:偷过邻居家的鸡，被人抓住痛骂，张献忠留下一句话:“等我出息了，你们在我眼里也不过就是些鸡罢了。”为了出人头地，当兵去了。
　　铁匠说:给官府制造兵器，被贪官污吏克扣原料，官府限期将至，害怕完不成任务，无奈逃跑，当兵去了。
　　不管是正经一点的经商、读书、当铁匠，还是不正经的做贼，即使张献忠全都干过，那我们至少可以确认一点，这些工作他都没干好。换句话说，少年时候的张献忠，是不太成功的。
　　张献忠为什么会选择当兵，不太清楚，大概是不想再受人欺负吧。
　　进了军营的张献忠逐渐胆子大了起来，本职工作干没干好不知道，副业倒是搞得有声有色，比如——打劫。
　　当兵的兼职打劫，也算是充分发挥了职业特长。只是夜路走过了肯定会遇到鬼，张献忠同志被人揭发，关进了监狱，后经审判，估计是平时兼职干得太多，居然被总兵王威给判了个死刑。
　　与张献忠一起被判死刑的一共有十八人，想必应该是一起抢劫的同伙。行刑当天，有个叫陈洪范的总兵路过，张献忠等人就像是黑夜里看到了一盏明灯，急忙向陈总兵大呼救命。
　　陈洪范看这些人如此卖力地呼救，于心不忍，便向王威求情。
　　王威并没有给同为总兵的陈洪范面子，坚决不肯赦免这些强盗。
　　看样子，张献忠生命的终点很快就要到来了。
　　行刑正式开始，张献忠排在最后一个。前面十七个人被砍头，他面不改色，十分淡定，旁观的陈洪范非常吃惊，据此认定张献忠是个人才，再次向王威求情:“前面的那些人就算了，这最后一个请你一定赦免了吧。”
　　王威一看陈洪范如此执着，也不好再次拒绝，只好同意了。
　　陈总兵看人的眼光果然独到，张献忠确实是个人才，只不过，是个造反的人才。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张献忠被结结实实打了一百军棍，并从军队里除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