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2-08-28 19:19:30
　　前言（一）：《春秋》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春秋》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这个问题，以我的水平，其实挺难回答。放开了说甚至可以洋洋洒洒写几万字的文章来论述——而且我敢保证即使如此，也无法准确完备的回答“《春秋》是一部什么样的书？”这个问题。所以我只能就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试着回答一下。

　　“春秋”这个词，有很多含义，即可以解释为春夏秋冬四季中的春秋——由此引申出了用“春秋”二字代指一年。也可以解释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即所谓的“春秋战国时期”中的前半段。还可以解释为一本书，即后面要重点讨论的名为《春秋》的这本书。
　　实际上“春秋”这个词的上述三层含义，是有一定关联的。正是由于“春秋”二字可以指代年份，所以，鲁国史官按照时间顺序逐年记载的以鲁国历史为主要记述对象的这部书，就用《春秋》来命名——其实不只是鲁国有《春秋》，当时还有别的国家的类似史书也叫《春秋》，但我们后面说的《春秋》，除非特别说明，都默认是鲁国的《春秋》——意思就是按年记载的书——这也开创了中国史书体裁的一个重要派别，即“编年体”史书。《春秋》一书，就是公认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史书。也正是由于《春秋》一书记事的时代，大致与东周前半段在时间上相匹配，所以东周的历史在史学界习惯分为两个阶段，而前一个阶段就被以“春秋”命名。

　　我们今天说一年四季，是春、夏、秋、冬，那为什么这本书只是叫《春秋》而不是叫《夏冬》或者《春夏秋冬》之类的其他名字呢？有一种解释是说，春天是阳气始发的季节，秋天是阴气始发的季节，一阳一阴就把全部包含了。而且孔子所处的时代，当时的历法观念里，人们相对更重视春秋两季，《庄子·逍遥游》就有“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的说法，就是以“春”“秋”来指代年的例子，类似的例子同时代的文字中比比皆是，可见当时确实习惯以“春秋”二字代表一年。

　　我们通常所说的《春秋》一书，一般认为是孔子依据鲁国史官记载的史料，整理修订而成的一本书——严格的说，《春秋》不是孔子原著，而是他对已有的鲁国史官记载的史料的修订整理。
　　世界上应该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华民族这样重视对历史事件的记录了。得益于汉字的存在且其变化规律清晰可溯，我们清晰可辨的历史记录可以追溯到商周，甚至更早的历史也可以随着甲骨文的辨识而被了解。在孔子之前，史官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职位，掌握着客观记载国家大事的权力，任何人都无法干预。所以后世有“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一说，无论是齐的太史兄弟还是晋的董狐，之所以名垂千古就是因为不畏强权秉笔直书如实记载了史实。在孔子之前，修史是属于官方垄断的事，民间是没有资格来修史的。

　　但是孔子整理修订《春秋》，打破了官方修史的垄断权，开创了民间修史的先河。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后世对历史事件既有官方正史的记载，也开始有民间稗官野史的记载，甚至有时候会出现官方记载和民间记载大相径庭乃至截然相反的情况。这个时候后人要了解历史的真相，就比较费劲。不像孔子之前的历史，因为一件历史事件只有官方一种记述，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实际上，我们今天也完全可以猜测，这种官方唯一话语权讲述的也未必真的就是客观的史实——除非所有史官都是齐太史、晋董狐这样的人。

　　我们都知道孔子是很尊崇礼仪的，作为没有修史资格的民间人士，他去修史，这显然是违反礼仪规矩的——事实上他自己也很清楚这点，所以他自己也说：“春秋，天子之事也。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可见他自己也清楚，某种程度而言，他整理修订《春秋》属于僭越行为。那他为何要做这件事呢？
　　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司马迁有这样一段记叙：
　　“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及西狩见麟，曰：‘吾道穷矣！’……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

　　——这段话意思是说，鲁哀公十四年春天，在大野这个地方狩猎……这次狩猎捕获了麒麟，孔子叹息说：“我的‘道’走到了尽头了啊意思是他的主张到了穷途末路了根本没法推行）”……孔子说：“怎么办！怎么办！君子最担忧的就是死后没能留下一个好的名声啊。我的主张没法实现，我能给后世留下什么啊！”于是就根据鲁国的史书作了《春秋》一书，上起于隐公，下至哀公十四年，一共记载了鲁国十二个国君的历史（为何“西狩获麟”影响这么大，后面我们还会细细解读）。

　　这是司马迁对孔子作《春秋》缘由的解释。在司马迁之前的孟子，对孔子作《春秋》一事的起因有过更详细的解释，在《孟子·滕文公下》中有这样一段话：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君者有之，子弑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可见，孟子认为，孔子虽然知道自己做了违反礼制的事情，但是是迫不得已。因为当时已经礼崩乐坏，社会失去了正常的伦理秩序，在孔子看来，能让社会体系重归正轨更重要、意义更大，而什么能让社会重归正轨呢？在孔子看来就是所谓的“道”，即正确的行事标准和社会运行准则——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春秋》里的案例曾经作为后世刑狱定案乃至评论一件事做的对不对的重要参考。所以，孔子要重新修订《春秋》，通过《春秋》的文字，阐述他认为的“道”、阐述他对社会治理的观点和看法，最后达到影响他人、影响社会的目的。

　　孔子是如何通过整理修订《春秋》来完成他对“道”的阐述呢？在修订后的《春秋》这本书里，孔子在记述鲁国史实的同时，文字上做了一些艺术性的处理，后人认为《春秋》虽然记事文字非常简练，但是每个字都很讲究，有着微言大义——所以后人就有“春秋笔法”一说，意思是文字不能只看表面的叙述，要琢磨文字后面暗含的意思。孔子则恰恰就是通过这种对文字的艺术处理，来传递他的思想（有些学者认为主要是传递他的政治思想，我觉得有点狭隘）。也就是说，孔子修订的《春秋》，除了记事记史，还隐晦地传递着他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臧否，塑造了一套孔子认为合乎儒家道德规范的评价标准体系。对此，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说了一段话，他说：

　　“周道废弛，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辩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大致意思就是说，那个时候周王朝开始衰微，孔子在鲁国担任司寇一职。但是诸侯们害他，大夫们排挤他，孔子知道自己的建议当政者听不进去，他的主张难以实现。于是就把二百四十二年的鲁国历史按照自己的是非道义标准做了评判，以此希望作为天下人之后的行为准则。他之所以在这部书里贬低（行为不合乎礼法的）天子、斥责（不守规矩）的诸侯、声讨（胡作非为）的大夫，就是为了阐明正确的王道……孔子修订的《春秋》这部书，往大了说，阐明了夏禹、商汤、周文王这样的古代圣王的治国理念，往小了说，讲明了为人处世的原则，分清了难以分清的事物，制定了是非的评判标准，让做事犹犹豫豫的人有了行事的准则，使人们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贤良什么是不肖。保存了已经灭亡国家的文化历史，延续了已经要灭绝的世系，弥补了社会运行中存在的弊端，让已经荒废的好的东西重新得以兴起。这些都是先王之道非常重要的内容啊。……《春秋》让人能明辨是非，所以有助于治理人民。能对社会起到拨乱反正作用的，没有比《春秋》更好的书了。……如果做人不通晓礼义的要旨，就会君王没有君王的样子，臣子不守臣子的规矩，做父亲的不像父亲，做儿子的不像儿子。君王没有君王的样子，就会出现以下犯上。做臣子的不守臣子的规矩，就会惹来杀身之祸。做父亲的不像父亲，就是不守伦理道德。做儿子的不像儿子就是不孝敬父母。这四种行为，都是天下最大的过错啊。有这四种行为的人，怎么批判惩罚他们都不为过啊。所以说《春秋》这本书，阐述的就是礼义的根本啊。

　　读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会感觉几乎整篇都在高度颂扬《春秋》。我觉得有两方面原因，一者，《春秋》确实禁得起这样的表扬，尤其在司马迁时代，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将《春秋》拔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甚至为后世两千年《春秋》的地位做了一个定论；另一方面，也不乏太史公夹带私货——毕竟《春秋》具有史书的成分，而太史公最大的心血也是著了我们熟知的《史记》这部史书，太史公对《史记》的期待，某种程度上恰如孔子对《春秋》的期待，都希望能做到教化人心，让人能明辨是非，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所以褒扬《春秋》其实也是在抬高自己的作品吧。

　　也正是因为“《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让人明白君臣父子应该遵守的礼义准则，以此来评判这些人做事对不对合不合乎礼义的标准，所以孟子后来评价说：“孔子做《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司马迁也说“《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从孟子和司马迁的这个观点来说，似乎孔子修订《春秋》达到了他的目的。但是是不是真的如此，就不好评价了——反正后世“臣弑君、子弑父”这样的乱臣贼子依然屡见不鲜。想来如果太史公地下有知，恐怕也只能对此叹息一句：“呜呼！惜乎《春秋》之义不行，致使天下乱臣贼子无所惧矣！”

　　正是因为后世对孔子修订的《春秋》——为了方便，后面我们就按照惯例直接称呼为《春秋》——有这样高的评价，后来《春秋》就被列为儒家的五经之一，所以《春秋》也叫《春秋经》。过去我们说“四书五经”，其中的“五经”就指的是《易经》《诗经》《尚书》《春秋》《礼记》（一说是《仪礼》）。后来还有所谓的“六经”“十三经”之说，但怎么排，《春秋》都在其列。
　　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能称为《经》的要么作者是圣王贤哲，例如《黄帝内经》的作者假托是黄帝，《易经》的作者说是周文王。要么是有宗教背景的，例如《金刚经》《道德经》乃至后来的《圣经》《古兰经》。总之，能称为“经”的，都是地位相当高的书籍。可以说，能被称为“经书”的典籍，其文字传递的理念，就是人们应该遵守的思想、道德乃至行为的准则。
　　但是一说起《春秋》，我们往往还会同时听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这样的并称。即，不仅仅会提到“经”，还会提到相对应的“传”——其实不仅是《春秋》，儒家的很多经典都是即有“经”又有“传”的，例如《易经》就有相对应的《易传》。
　　这就引出一个问题：什么是经，什么是传？

　　日期：2022-08-28 19:40:21
　　前言（二）：什么是经，什么是传？
　　织之纵丝谓之经，也就是说，经的本义，是织布的时候的纵线（竖着的线）。见过老式织布机的人会很容易理解这个，织布的时候，先要确定好经线，然后以经线为依托，再横着穿插线——这个叫纬线——最后才能织成布匹。所以有“经正而纬成”的说法，这就是经线纬线的最早由来。由此又引申出了地理上的经度纬度的概念，在地理上，南北曰经，东西曰纬。
　　日期：2022-08-28 19:41:23
　　正是由于“经”是织布的基础，是首先要确定的根本性的东西，由此才引申出来了一层含义，即原则、标准的意思。所以后来人们就把那些对国家社会的运作具有指导意义的典籍称之为“经典”——而《春秋》，恰好就是这样一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经典。
　　传，简单的说就是对“经”的解释。对二者的区别，晋代的张华在《博物志》中有一句解释，他说“圣人制作曰经，贤者著述曰传。”经传并列，就是重要书籍的意思，有个词“名不见经传”，就是说这个人不重要啊，你看，历史书上都没有记载名字。
　　日期：2022-08-28 19:41:37
　　但是，从原始文字意义上讲，与“经”对应的是“纬”，有经书，那是不是应该有纬书呢？还真有，而且纬书还真是对应的经书出现的。尤其是在两汉魏晋时期，谶纬盛行，纬书出现了很多。之所以有纬书出现，是因为当时有些人认为经书不能完全充分的阐明圣人的想法，需要与之相匹配的书来进一步解释阐发圣人的想法——这点其实与“传”有点相似，但显然，纬书的作者认为纬书的地位某种程度上跟经书是可以相提并论。这点与传不同。甚至即使是传，后来还有对传进行解读的，例如《易经》就有《易传》，对《易传》解读的文字称为“彖”，不过这些与我们要讨论的《春秋》关系不大了，属于一点题外话。

　　《春秋》就记事本身而言，文字是很简洁的。一般人只看字面意思，未必能理解夫子想含蓄表达的深层次内容，所以就有很多人来解释，某一段话为何这样说，用这个词又代表了孔子怎样的情感倾向等等——这种解读某段话的工作，其实我们每一个学过语文的人都经历过。小学语文里我们被训练过很多次解读鲁迅的某一句话。甚至社会上对于《红楼梦》的研究也有这方面的倾向。至于作者是不是真的如解读者所理解的，其实谁也不敢说对错了。这种对《春秋》的解读后来有很多学术流派，流传至今且影响最大的，是三家，即左丘明的《左传》，公羊高的《公羊传》和谷梁赤的《谷梁传》——这三家后来合称为“春秋三传”。

　　日期：2022-08-28 19:42:08
　　孔子的春秋笔法微言大义，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也带来了一个弊端，就是孔子的《春秋》，能不能作为史书来看待？史书，从理想化角度而言，记载的史实应该是客观公正不带记录者感情色彩的，但是孔子的《春秋》显然不是这样。例如，我认为一句标准的史书记录应是这样的：
　　“张三者，雍州人也。”
　　但是如果按照《春秋》的风格，这句话则可能就变成了：
　　“张三者，雍州鄙人也。”
　　——只是多了一个字，但明显就有点瞧不起张三了。
　　如果是《左传》的风格，那这句话可以演变成一篇《张三列传》之类的文章，如果是《公羊传》和《谷梁传》的风格，则可能会出现：“何以为张？姓也。何以为三？名也。然何以名三？排行之故也。雍州者何？昔者大禹定九州，雍州居其一。言雍州者，盖谓张三非夷狄也。然何以言鄙？其人乖张，有违圣人之道，故君子鄙之”云云。

　　《春秋》里因为有文字艺术的加成，所以无法掩饰地附带了孔子的感情色彩，尤其是在后来的公羊传、谷梁传等的阐释下，这种感情色彩更显得丰富多彩——当然，也许有不少其实是后人过度解读罢了，孔子当时未必真的那么想。但是这个，也只能是我们的猜测而已，无法去证伪了。正如今天我们重新读《春秋》三传，前人的许多著述可以参考，我们自己的看法也可以拿出来与别人商榷，我们可能未必与古人先贤的观点完全一致。对同一事物，从不同角度看去，必然会得出不尽相同的结论，恰如盲人摸象一般——而这种“偶有所得”的感觉，我觉得其实恰恰是读书的乐趣所在吧。

　　我在以前，就曾经断断续续读过一些《春秋》的内容，也读过一些关于春秋时期历史的其他书籍文章。前两年把《春秋》三传都买全了，但是一来忙二来懒，书买回来了就一直束之高阁。倒是也曾给自己定了两个读书计划，关于《春秋》三传就是二者之一，但也一直未落实。而今可能会相对有更多一点的时间和精力来做自己喜欢的事了，譬如跑步、临帖、练笛子、读书之类。重又把之前的计划和书捡起来，希望能断断续续的坚持下去，尽自己的能力把这个功课做的细一点，能在读《春秋》三传的过程中，有更多的收获吧。当然，我不是中文或者历史专业的出身，没有相应的学术功底，自身的素养不值一提，手头的资料也有限，读的过程中做的这些读书笔记，更多是对前人资料的整理——恰如当年孔子修订《春秋》一样。偶尔或有一点我自己的见解和想法，也未必对。我把这些笔记心得记录在这里，不敢说是分享什么，只是给自己做个备份，如果有人看到了，指出我有什么疏漏错误，那我也是非常感激的。探讨、交流甚至辩论，我觉得也是读书所能带来的乐趣。孔子说：“朝闻道，夕死足矣。”我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没有他那么高大纯粹，我只想好好活着，多读几本书，多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多认识些有趣的人经历些有趣的事。

　　我，其实是个俗人。
　　日期：2022-08-30 20:15:28
　　（一）隐公元年
　　（1）
　　[春秋]元年春，王正月。
　　这是《春秋》开篇的六个字，但是这六个字里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很多。首先，我们知道《春秋》是一部编年体史书，那就得确定时间坐标，而这个时间坐标一开始就给出来了——元年——只要明确了这个元年对应到历史上是哪一年，就能明确后面记载的每件事都是发生在具体什么时候。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改朝换代新君继位甚至国家有大事发生，习惯性的要改个年号，称为“改元”。元年，就是改年号后的第一年。那么，《春秋》开篇提到的这个“元年”，到底是中国历史上的哪个元年？

　　有人觉得可能很简单，既然说了《春秋》是鲁国史，那么这个元年就应该是鲁国历史上的开国元年吧？
　　还真不是。
　　《春秋》讲的是鲁国史，但是严格的说，是鲁国的一段历史。西周刚推翻商朝不久，武王就去世了，即位的成王年幼，周公旦辅政。这时候周公的兄弟管叔、蔡叔对周公心怀不满，于是联合纣王的儿子武庚发动叛乱。其中有一个之前分封的小国奄国（大致在今天的山东曲阜一带），跟随武庚一起叛乱。周公果断的起兵平叛，叛乱结束后，成王就把奄国的故土分给了周公旦，但是当时刚刚经历了管蔡之乱，周公要辅佐成王无法赴任，所以就派了自己的长子伯禽代为赴任。周公最早的封地是“鲁”，所以这个地方就沿用了鲁的称号。伯禽就成为鲁国的首任国君。因此从血缘关系上讲，鲁国是周王室最亲近的宗室。

　　鲁国受封后，先后二十五世共计三十四位君主，一直到鲁顷公二十四年（公元前255年），被楚国所灭，六年后鲁顷公死，鲁国就此绝祀。
　　孔子的《春秋》，并不是从伯禽受封开始讲，而是从鲁隐公讲起。春秋开篇的“元年”，就是鲁隐公元年，即公元前722年。按照司马迁在《史记·鲁周公世家》的记载，在鲁隐公之前，鲁国从伯禽（后世又称鲁文公或鲁公伯禽）开始，历经考公、炀公、幽公、魏公、厉公、献公、真公、武公、懿公、孝公、惠公等国君（其中懿公和孝公之间还有一段时间是懿公哥哥的儿子伯御为君，但是伯御是弑杀懿公上位，后被周宣王讨伐杀掉，所以不被周王室承认），鲁隐公就是惠公的儿子。

　　我自己觉得，之所以不是从鲁国的开国讲起，某种程度上恰好说明了《春秋》的非史书性。也就是说，孔子做《春秋》的目的，最主要不是记史，更重要的是借着事情来阐发他的思想。因此，他就没有必要严格的从鲁国的开国讲起，而是甄别选择一段最有助于他阐发自己思想的历史就行。从这个角度讲，春秋的开端和结尾，可以是鲁国历史上任意的一段——当然，结束时间肯定在孔子逝世之前。

　　虽然《春秋》可以是鲁国开国至孔子逝世之前的任一段时间的历史，那为什么作为本源为讲述一国历史的《春秋》不是从鲁国的开国历史讲起，而是要选择隐公元年讲起呢？所以后世的许多人认为，孔子选择以隐公元年作为开始的时间，应该是有深意的——所谓的微言大义，看来不止体现在字词上。
　　基于“选择隐公元年为《春秋》开端一定是有深意的”这一出发点，就有一种观点认为《春秋》虽然是写鲁国，但实际上是写孔子对周王朝或者说周公制定下来的礼义制度的认知，而隐公时代期恰好是周王朝的转折点，周王朝走向衰败的同时，周公那一套礼制也走向衰败，孔子的主张和理想也开始被现实粉碎，这种失望带给他精神上的打击是巨大的。所以孔子选择了具有转折意义的隐公时代，作为《春秋》的开端。为什么说隐公时代期恰好是周王朝的转折点呢？这就需要简单梳理一下隐公时代周王朝的历史。传统观点认为周分为西周和东周。以西周末代君王幽王传说中的烽火戏诸侯导致戎人攻入镐京作为西周的灭亡标志，这一年是公元前771年。幽王灭国后，诸侯拥立了他的太子宜臼即位，就是周平王。关于这段历史，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里有这样一段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