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琴只响了一声！
　　在黑夜里。
　　猝然响起，又猝然结束，猝然得让人始料不及、肝胆俱裂。
　　李志勇一愣，手里的车把没握稳，加上淅淅沥沥的秋雨让道路湿滑的缘故，他一下子从自行车上掉了下来，所幸小腿撑住了地面，才没有跟车子一起摔倒。
　　他抬起头。已经是晚上十点了，但天空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黑，而是闪耀着一种晦涩的深灰色。路灯下面，无数细碎的雨丝不辨方向地飞舞着，每一丝都带着冰冷的寒意。
　　他再一次骑上车座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实在没有力气蹬上眼前这一段上坡的路了。这段路不算很陡，但很长，要搁往常，他宁可绕个远也不走这儿，但是今晚不行，因为在路尽头的望月园，有个人正在等他。

　　他索性推着车慢慢往前走，这辆黑色二六永久自行车还是上大学时买的，工作后每天上下班他都还骑着，结实而耐用。有很多人劝他，这种钢架结构的车子早就过时了，随便一辆新款的铝合金自行车都比它轻巧，可是他舍不得换，像珍重老朋友一样爱护着它。直到此时此刻，他才觉得，自己微胖的身躯再加上“老朋友”沉重的车身，好像一只狗熊拱着巨石上山，再蠢笨也没有了。
　　黑色胶皮车轮碾压过湿漉漉的地面，粘上了一些彩条和亮片——相距两条街的雕塑公园最近一段时间举办多场温拿演唱会，这些大概是粉丝们散场后随手抛弃的。道路两边的那些小店：福华肥牛城、嘉事堂药店、衣来客服装店和西郊电子市场，好像给他送葬似的，随着他的每一步上行，依次熄灭了灯光。李志勇被这诡异的熄灯方式搞糊涂了，停住脚步，回头看了看，又左右瞧了瞧，整条大街上莫说人，连一条狗都没有看到。他扬起双下巴，望月园那高台上的汉白玉月牙雕塑就在不远处了。

　　突然！
　　口琴声再一次响起，这回，是一串急促而反复的音节，翻来覆去，嘶哑而黏滞，仿佛一个渴望倾诉的人在剧烈的抽泣中再也说不出下面的话。不知为什么，黑夜随着口琴的声音痛苦地颤抖起来，一次次痉挛，一层层阴冷，一步步瑟缩，一点点叵测……

　　好像是一首很熟悉的流行歌曲的前奏，但就是想不起是哪一首歌了。
　　然后，一切又沉寂了下来。
　　原地伫立了很久很久。直到确认口琴不会再一次发出声音，直到回荡在耳鼓里的那些重复的音节彻底消失，直到落雨扑簌簌地把街头巷尾的边边角角冲刷干净，直到整个世界没有一丝刚才那阵悲戚的余音存在过的痕迹，李志勇才像被解除了咒语一般，松了松麻木的小腿，推着自行车，慢慢地来到了望月园的门口。
　　望月园是一座很小的公园，占地不过一个足球场那么大，但由于地势的原因——恰恰位于这段上坡路的最顶端——反而成了这个地区的“地标性”建筑。整座公园是石墙环绕的一座丘陵，公园大门是一个石头拱门，朝着正北方向洞开，拱门里面，一排宽大的阶梯直通丘陵顶部，在阶梯尽头的制高点卧着一弯汉白玉月牙，月牙上雕刻着一个长着胡须的人的侧脸，寓意着“月亮公公”。只是这位月亮公公的神情实在古怪，眉毛蹙起老高，浓密的胡须章鱼触手似的张扬着，翘起的嘴角笑得十分诡异，在夜色下活像个生了白癜风的守墓老人。

　　李志勇把自行车支好，抬脚往台阶上走。登顶之后，也许是太累的缘故，他喘着粗气扶了“月亮公公”一把，汉白玉材质挂着深秋的雨水，两样寒凉扎得他掌心一疼，他赶紧松开手，在另外一侧的袖子上摩挲着，抬眼寻找那个约好在这里等待的人。
　　这里是望月园的顶部，一座铺着大理石的圆形广场，正中央是半扇下潜式喷水池，不锈钢盖板在夜色里发着幽幽的蓝光，广场的南边拱起一面圆弧的花岗岩墙壁，上面嵌着玻璃钢仿铜的浮雕。李志勇穿过广场，沿着浮雕墙走了一遭，也没找到人。正当他习惯性地做出每次一犯难就揪着自己粗大的鼻头的动作时，突然发现要找的那个人正呆呆地坐在广场外面一张墨绿色的长椅上，手里拿着一副口琴。雨水在他周身笼起一层银色的光芒。

　　“香茗！”李志勇一面喊着他的名字，一面向他走了过去。

　　林香茗大概在沉思着什么，听到呼唤，身体竟颤抖了一下，才抬起头，望着李志勇的两道目光既熟悉又陌生，以至于李志勇嘟囔了一句：“是我，咋的？不认识了？”
　　林香茗从长椅上站了起来，伸出手跟他握了握。
　　“你也不找个地方躲躲雨？”李志勇皱着眉头说，四下里看了看，才发现整个望月园居然连座亭子都没有，事先约在这里见面是自己提议的，没有考虑到下雨的因素，顿时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雨不大。”林香茗微笑着说。

　　“走吧走吧，公园南边有个青塔小区，小区里面有家小馆，别看门脸儿不大，菜的味道特别好，我请你到那儿撮一顿——甭跟我说吃过了晚饭那种话，吃过了也再吃点儿，马无夜草不肥嘛！”李志勇一边说一边走下台阶，出了公园，踹起车支子，推车往青塔小区走去。
　　林香茗一直跟在他的身边。
　　两个人走了一段路，起初都不说话，只听到自行车的链条在链轮上咯嗒咯嗒富有节奏的滑动声。这样的气氛让李志勇有点儿紧张，一不留神，脚踝骨被脚蹬子磕了一下。
　　“哎哟！”疼得他叫了一声。

　　“没事吧？”林香茗问。
　　“没事儿！”虽然挨了磕，但李志勇挺高兴他们之间的沉默被打破，“刚才那口琴，是你吹的？”
　　林香茗“嗯”了一声。
　　“好像是什么歌儿的前奏……”李志勇嘀咕道，似乎希望林香茗给他一个答案，但是林香茗一声不吭。
　　李志勇不禁看了他一眼，那张清俊的脸上毫无表情。
　　这个人真是一个谜。
　　李志勇想起了“西郊连环凶杀案”办到一半，当受害者越来越多，案件的侦破工作却一筹莫展的时候，市公丨安丨局副局长许瑞龙给专案组组长杜建平打来电话：“我这边有个中国警官大学的大三学生，主修犯罪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的，给你派过去支援一下。”
　　杜建平正被案件搞得焦头烂额，累得带状疱疹都复发了，对上级的指示有些不耐烦：“我这边是鸡毛掸子解毛线——要多乱有多乱，您就别往我这儿派实习生啦！”
　　“什么实习生！”许瑞龙不客气地纠正道，“是支援！”
　　“支援”到的第一天，直接上了案情分析会。林香茗给专案组全体成员的第一印象特别好，小伙子虽然眉清目秀得像个姑娘，但是十分谦逊，本来已经打开了笔记本电脑，但一看围绕长桌坐着的刑警们都摊开了蓝皮记事本，立刻把电脑收起，从挎包里掏出了纸笔。整个会议过程中他没有喝一口水，也没有对屋子里十几杆老烟枪的喷云吐雾表现出一丝一毫的反感——尽管他自己绝不抽烟。他认真地聆听每一个人的发言，手中的笔几乎不停顿地在纸上沙沙沙地记录着什么，但直到会议结束时他都没有说话。杜建平都快把他忘了，临到散会前才想起这儿还有个副局长派来的呢：“小林，你看你有啥想法没有？”

　　林香茗摇了摇头。

　　“别不说话啊，案情分析会就是让大家敞开了说话的！”杜建平笑道，“你是上面派来的‘支援’，就得给我们支援支援嘛。”
　　会议室里响起一片笑声。
　　“我初来乍到的，没有什么经验，这一屋子都是我的师傅，我先跟着大家多学习、多了解。”林香茗笑着说。
　　散会后，杜建平跟好几个刑警感叹道：“那个小林很懂事，你们多带带他。”又半开玩笑地对李志勇说：“你跟小林学学，看人家比你年轻那么多，却一点儿都不毛躁，有规矩、有眼力见儿。”
　　李志勇不吭声，心说“这回只怕您是看走眼了”。
　　十年前的李志勇二十八岁，在刑侦一线摸爬滚打了六年，什么苦都吃过，什么苦也都吃得，在刑警队伍里属于“正当年”，按理说应该是领导重点培养的对象，却一直不太入杜建平的眼，甚至给他取了个“狗熊”的外号。这倒不是因为他有多么的膀大腰圆，而是两个原因：一来他脸不洗头不梳，总是灰不溜丢的模样，平日里耷拉个脑袋，只知道埋头干活，不知道抬头看路；二来他脾气古怪，平时闷闷的，不大爱说话，但是一探讨起案情又死倔死倔的，一旦钻起牛角尖，八匹马也拉不回来，纵使杜建平这个顶头上司，他也敢当面顶撞——综合这俩特征，就连李志勇自己也不拒绝“狗熊”这个外号，反正警队里无人没有外号，比起有的男警官外号叫“大嫂”的，自己这个已经好太多了。

　　不过李志勇是个粗中有细的人，办案喜欢动脑子，偶尔看看《福尔摩斯探案集》，平日里有意锻炼自己的观察能力。比如在这次案情分析会上，他就发现那个一言不发的小林看似“不毛躁、有规矩”，其实是个极有主见的人。
　　案情分析会是指围绕某一重案，由牵头侦办的主要领导召集相关警务人员召开的会议。这种会上，不管警衔、职位、年龄，只要是与案件相关的见解，必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什么说什么，想什么说什么。因为刑侦工作本身就是用证据和推理对真相的还原，在案件侦破之前没有任何人掌握绝对真理，所以必须坚持言论上的自由和民主，集思广益，如果总担心“顶撞了领导会不会给我小鞋穿”，那就什么正事也别做了。因此，为了某一项证据是否可靠，为了某一个推论是否合理而发生争吵，会上闹得脸红脖子粗是常事，会后谁也不会计较……尽管如此，会议过程中，大家还是会对每个发言者的言谈，不由自主地点点头，这种点头未必代表着赞同和支持，更多是一种尊重和习惯。

　　但是林香茗没有。李志勇发现，整个的会议过程中，他确实听得非常专心，但很少对发言者的发言点头——唯一的一次，竟是对自己说的一段话，而那仅仅是自己一个考虑得非常不成熟的突发奇想。
　　“前面，法医和刑技组的同志们已经总结过了，罪犯的犯罪模式是相同的，就是在受害人用钥匙打开防盗门和房门的一瞬间，用铁榔头出其不意地猛砸后脑，致其昏厥后，抬入房间内实施**。但是大家似乎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犯罪时间——”
　　杜建平打断他道：“刚才说过了啊，犯罪时间多是在晚上十点之后，对晚归的独居女子下手。”
　　“我说的犯罪时间，是指罪犯从出现在受害者身后到拿出凶器行凶的时间。”李志勇说着，将投影仪上的幻灯片翻到自己想演示的那几张，“大家来看，这三个犯罪现场，都发生在这种六层以下的旧式板楼里，一个在三层，两个在四层，我实地勘查过，这些板楼都是砖混结构的，楼道灯是那种敏感度非常高的感应灯，那么受害者十点左右回到家，一步一步走上台阶，来到自己房门口的时候，感应灯一定是亮着的吧？”

　　同志们都在点头，目光里也都很茫然，没有听明白他到底想说什么。
　　只有林香茗眼睛一亮。
　　李志勇看到了，却装作没看见：“既然感应灯是打开的，那么楼道里应该非常明亮，这种情况下，当罪犯发起袭击的时候，为什么受害者连本能的抵抗动作都没有？”他拿起尸检报告，指着上面的一行字说：“你们看，尸检报告上写得很明白，受害者的第一个创口都位于枕部，头皮呈星芒状裂伤，周围有圆形挫伤，从周围向中心逐渐变轻，颅骨呈凹陷状骨折，并有放射性骨裂……可是三个受害者没有一个的手部、胳膊或肩膀上出现抵御伤，一个都没有！这是为什么？”

　　“也许是事发太突然了，她们被惊吓到了，瞬间失去了抵抗的反应？”杜建平猜测道。
　　“如果是第一个受害者，这样的猜测还合理，问题在于，当第一个受害者出现之后，我们立刻通过各个街道、小区的居委会向居民发出了警示，而且调查中得知，第二个受害者因为单身独居，还接到了居委会主任的上门提示，至于第三位受害者，就更不用说了……那么，她们怎么还一点儿警觉都没有？”李志勇再一次将幻灯片翻回犯罪现场那里，“大家再来看看案发的楼道，这种老楼的楼道台阶比较多，而且楼梯拐角处的空间不是堆着坛子罐子，就是放着自行车，藏不住什么人，罪犯就算发动突然袭击，无论是从下面一层冲上来，还是从上面一层冲下来，受害人都有一个时间档可以用来抵御，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被大家忽视了的那个‘犯罪时间’。”

　　有个刑警提出：“感应灯都有一个限定时间，假如罪犯是趁感应灯灭掉的时候，脱掉鞋，穿着袜子上下台阶，对受害者发起袭击呢？”

　　“且不说这种老楼的防盗门和房门，由于门框变形等原因，开合时都有很大的声音，足以‘唤醒’感应灯，更何况我们开门时，假如楼道突然变黑，都会习惯性地跺一下脚让灯重新亮起来，以保证钥匙能插进锁眼儿。当然，最重要的是，刑技的同志提取到的犯罪嫌疑人留在楼道里的鞋印是连贯的，不存在脱掉鞋、穿着袜子去袭击的可能。”李志勇说。
　　旁边的一位刑技同志补充道：“这些鞋印证明，罪犯大都是从楼门外面尾随着受害者上楼，然后实施犯罪的。另外我们观察到，罪犯上楼的足迹在快要接近受害者的时候，并没有突然变尖、变窄，也没有留痕加重、步幅变长等情况，这就说明他并非冲上去袭击受害者，而是很正常地走上楼——”
　　“这也就再一次表明，受害者很可能是见到了罪犯，而罪犯是让她可以安心的熟人，这样她才放松了警惕。”李志勇说。
　　就在这时，李志勇看到林香茗轻轻地点了点头。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点头，让李志勇心中感到一丝惊喜。
　　“晚上十点，感应灯照亮的楼道，罪犯接近受害者，受害者看到了却毫无警惕，因为是可以安心的熟人……这也许就是受害者被杀的原因，不灭口就存在着被指证的危险。”杜建平自言自语地叨咕了几句，抬头望着李志勇，“按照你的推论，侦查方向有什么改变吗？”
　　李志勇说：“我认为，凶手很可能跟这几个受害人都有某种不为人知的亲密关系，比如亲戚、情人、老同学什么的，所以，如果从三个受害者共同的熟人进行排查，相信很快就会有所发现！”
　　就在这时，李志勇忽然发现林香茗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失望。
　　“难道，我说错了吗？”他的心瞬时间凉了半截儿，回到座位后喝了满满一杯热茶也没有转暖，所以当杜建平在会后让他“跟小林学学”的时候，他脑海里泛起的第一个念头竟是：“正好向他问一问，我到底错在哪里？”

　　发生在二〇〇八年九月份的“西郊连环凶杀案”以其案情的恐怖血腥、犯罪手段的残忍狡诈以及侦破的异常艰难，在中国刑侦史上留下了极其沉重的一笔。
　　“西郊连环凶杀案”一共四起，如果把这四起案件发生的地点在本市地图上串联起来，会发现是集聚在西北方向的一个不规则矩形，而这个不规则矩形的第一个起始点，是成隅里社区某居民楼的四层。受害者名叫杨桦，二十八岁，本市某证券交易所的职员，独居，是个身材丰满但不算太漂亮的女人。案件被发现的当天她本来应该上班，但一直没有来，同事给她打手机，手机是通的却无人接听。因为证券交易所的工作实在太忙，所以经理们想的是赶紧找人补位，而不是去寻找杨桦，加之事后有好几位同事证明“（杨桦）以前喜欢下班后逛夜店，喝多了以后就不知去哪里睡了，第二天旷工不来是常事”，所以更没有人想到她可能出了意外。在警方后来的调查中，发现杨桦之所以经常旷工而又没有被辞退的唯一原因，是她与证券交易所的孙所长有着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而第一个发现杨桦被杀的，也正是那位肥胖得皮肤几近透明的孙所长。

　　当天下班后，孙所长想找杨桦幽会，但打她手机依旧没人接听，索性直接上门。就在门口掏出钥匙的一瞬间，他突然发现防盗门是虚掩的，里面的木头门也没有上锁，竖起耳朵听了听，屋子里毫无声音。一种不祥的预感瞬间袭上了他的心头，当然他不是担心杨桦出事了，而是担心会不会老婆已经发现了自己出轨，在里面设了埋伏，准备守株待兔，抓个现行，所以他没有进去，而是转身下了楼。

　　孙所长当然不会想到，他匆匆走出楼门的时候被杨桦的一位好友看到了。这位好友也是证券交易所的员工，担心她生病了，所以下班后买了水果牛奶什么的前来探望，正好与孙所长走了个对脸。但孙所长做贼心虚，把脑袋埋在风衣领子里，兼之小区光线阴暗，没有注意到迎面走来的是位同事，而杨桦的好友素来知道他和杨桦的关系，这种事儿撞破不可说破，也就没好意思跟领导打招呼，擦肩而过了。

　　杨桦的好友上楼后，发现两道门都没有上锁，便径直走进了屋子。黑黢黢的房间里一片死寂，没有开灯，她闻到一股腥臭味儿扑面而来，脑海中还浮现出了一个“买的肉怎么不放进冰箱”的怪念头，然后摸着墙上的开关，打开了灯。老式板楼的狭小客厅只够放一台冰箱和一张餐桌，她叫着杨桦的名字走进主卧，主卧也没有开灯，约略能分辨出床上赤身裸体躺着一个女人。这位好友有点不好意思，觉得是不是杨桦和孙所长刚办完事还没穿衣服，直到她要退出主卧的时候，才察觉到那股浓重的腥臭味儿恰恰来自躺在床上的女人，顿时吓得浑身瘫软，甚至都没敢上前仔细看一看杨桦到底是死是活，就连滚带爬地出了屋子，跌跌撞撞地跑到楼外面，打电话报警。

　　按照一一〇电话录音的记录，她报警的第一句话是：“我朋友出事了，好像被杀了，你们赶紧过来！”
　　对犯罪现场的勘查表明：杨桦的遇害时间是前一天晚上的十点半到十一点之间，在她的血液中检测出了大量的酒精成分，有目击者证明她当晚在家附近的一家酒吧里喝了不少酒，离开的时候脚底下都不利落了。她上楼回家，在家门口掏出钥匙开锁的时候，突然遭到了来自斜后方的猛击！枕部的伤口表明：凶器应该是一把铁榔头，进行尸检的法医说，因为砸击力度实在太大，杨桦几乎是瞬间死亡的。这之后，凶手将杨桦抱进了室内进行了**抑或直接说是奸尸，完事后从容离开，只把两道房门虚掩上了。

　　令警方震惊的是，凶手在现场没有留下一丝一毫能够表明他身份的证据：由于犯罪过程中他戴了手套，所以找不到他的指纹；由于第一榔头就导致受害者死亡，没有搏斗，也就没有遗留他的血液、头发、皮肤或衣服扣子；由于奸尸时戴了安全套，并在事后将安全套带离了现场，受害者体内当然也就提取不到他的**。尤其可怖的是，杨桦尸体的下**位以及附近的床单有被火燎过的痕迹，应该是用某种便携式高温喷枪焚烧的结果，警方起先推测这是凶手凌辱尸体的变态行为，可是后来当他们悟出真相的时候，不禁毛骨悚然，凶手这样做完全是理性的：他绝不让自己的**被警方提取到，一根都不留！

　　尽管杨桦的手机、钱包、项链被凶手拿走，但负责侦办此案的区刑侦队长杜建平还是敏锐地意识到，这只是凶手想误导警方所用的障眼法，把犯罪动机引导到劫财为主、劫色为辅的抢劫案上去，经验丰富的杜建平也从一开始就不认为死者死于情杀——比如那个被目击到在现场出入的孙所长，就被他第一个排除了犯罪嫌疑——因为既往的无数案例表明，情杀类的犯罪现场往往呈现对死者的仇恨和“爱怜”这双重矛盾，比如捅了很多刀，但又小心地掩盖死者的隐私部位，绝不会一榔头砸死，奸尸，焚烧下阴，然后任由尸体裸露就扬长而去——这是一起不折不扣的以发泄兽欲为目的的**杀人案。

　　而这样的犯罪，极少“一榔头买卖”。
　　杜建平在向上级请示并得到批准后，果断地下达了三道命令：第一道是成立专案组，自己亲任组长侦办这一案件；第二道是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媒体公开案件的部分信息，请求他们协助发布警讯，提醒广大市民注意安全；第三道是通知成隅里周边的五个街道、七十二个社区的各个人民武装部、安保部门，做好积极主动的防范工作，对那些单身独居的女性，居委会要做到“两个面”——见面说话、当面提醒。对于个别领导担心第二道和第三道命令会引发公众紧张时，他直接甩过去一句粗话：“都出人命了，还怕个毬！”

　　尽管杜建平意识到，当务之急是要分秒必争地在凶手犯下下一起罪行前，筑起足够高大的防火墙，但紧赶慢赶，还是慢了一步。就在杨桦遇害后的第三天，第二起案件发生了。案发地点位于春柳街道一座偏僻的居民楼里，受害者姓吴，今年只有二十三岁，在听完雕塑公园的温拿演唱会之后，晚归时遭到榔头敲击后脑，也许是当时没有死，所以凶手在把她拖进屋里**之后，用榔头在她的脸上又狠狠砸了几下，砸得血肉模糊、脑浆四溢。

　　当然，凶手依旧没有留下指纹、血迹、毛发等任何有可能提供个人信息的线索，小吴的**也同样遭到了焚烧。
　　面对小吴的惨死，刑警们感到心头异常沉重，虽然长年累月面对各类犯罪，有时站在尸体和血泊前难免麻木，但凶手的残暴和几近挑衅的犯罪现场处理方式，还是激怒了每一位参与办案的丨警丨察，无论刑侦还是刑技人员，都没日没夜地加班加点：寻找遗留在犯罪现场的微量证据、逐一排查可疑人员、对每条线索深挖细捋、用大数据分析罪犯的个人特征，市局也给专案组加派了人手。而凶手似乎意识到了围捕他的大网正在慢慢收紧，突然蛰伏了起来，整整一个月，没有新的案件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