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文芳在怀虞松远的时候，就吃尽了他的苦头。
　　从怀孕四五个月开始，虞松远顽劣的本性已经显山露水。每天都有那么三两次，要在胎内上窜下跳，拳打脚踢一番。常常吓得佘文芳和佘文秀姐妹俩惊惶失措，不知道怀的会是何方妖孽，会不会自己从肚里蹦出来。
　　怀胎到六个多月时，一次佘文芳在自家菜园内摘豆角，突然感觉腹部被人重重捣了几拳，疼得她直哆嗦，嘴里直抽凉气，一屁股跌坐在田梗上。左右瞅瞅，周围并没人，这才反应过来，是肚子里的儿子几记重拳，直接把她放倒在地。
　　佘文芳对此一直耿耿于怀，等虞松远出生后，每想起此事，就恨得不行，忍不住想狠揍他几巴掌。
　　当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大队的食堂倒了，各家开始过自己的小日子。夜里大着肚子的母亲，被虞松远在肚内闹腾得翻江倒海，睡不着觉，苦不堪言，也愈发胆颤心惊，提心吊胆。
　　虞新河安慰妻子说，“现在是治世，出不了妖孽。这个小王八蛋如此闹腾，我生养了这么多孩子，恐怕就这一个是来继承我衣钵的。将来要么是个经世济国的大才，要么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混子。”

　　“混子”，是苏北方言，指那些不学无术、好吃懒做、为害乡里的混世魔王。其实在心里，虞新河已经对这个小儿充满了期待，他是怎么也不相信，凭他虞新河会生出个小混子来。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虞松远象还没闹腾够似的，竟然拒绝出来。母亲临盆时，他非但没有自己蹦出来，相反，却因胎位不正，导致难产，差一点要了佘文芳的命。
　　母亲拚了老命，才终于把这个天生顽劣的儿子给生了出来。凌晨时分，一声嘹亮的啼哭，宣告了婴儿虞松远的诞生。
　　用称一秤，九斤半，举家欢腾。可佘文芳却似乎用尽了平生的力气，一下子昏死了过去，整整睡了三天三夜。
　　据小婶佘文秀说，虞松远一生出来，头发就是黑的，精神得很。接生婆将他抱给父亲虞新河看，他已经自己睁开了眼睛，直直地盯着父亲。
　　虞新河恨恨地说，“孽畜，你妈是让你闹腾死了，老子一定要把你这个小王八蛋养大，看看你到底是什么妖魔鬼怪！”
　　虞松远出生后，最不同凡响的是他的大嗓门。据说宣告诞生的那一声啼哭，声音悠长凄厉，象军营里嘹亮的军号一样，全村所有人家一户不落，都听得清清楚楚。

　　平时，他绝不象别的孩子哪样胡乱哭闹。每天只哭闹三次，就象被开水烫着了似的，骤然而起。一般中午、晚上和夜里，各啼哭一次，非常规律。
　　他的哭声也很特别，声音高亢嘹亮，是所有孩子中最大的。夜啼的时候，全村人都会从睡梦中被吵醒。而且，一旦啼哭，喂奶或哄、抱都没有用。也就一会儿，哭闹完了，该睡觉就睡觉，该玩就手舞足蹈，自言自语，不亦乐乎。
　　虞松远与他的叔伯兄弟虞松权同岁，佘文芳生下虞松远后三个多月，佘文秀也生下了虞松权。两个婴儿放在一起，据说，只要虞松远哭了，虞松权必哭。虞松远不哭，虞松权绝不会哭，整齐划一得很。
　　佘文芳和佘文秀是孪生姐妹，又是妯娌。或许是亲上加亲、血脉相连，两个小儿也亲如一人。虞松远心眼多，霸道，但却极爱惜小弟。刚会说话、走路，两幼儿放一起玩，进进出出，虞松远总是拉着虞松权的小手。
　　地里农活忙，把他们关在家里，他们自己会玩得花样百出，很尽兴，绝对让两家大人放心。其间，佘文芳佘文秀姐妹俩只要有一个人赶回去喂奶就行了。小兄弟俩一人捧着一只奶吃，不争不抢，不够吃也绝不会打架、吵闹。
　　四五岁时，两人顽劣的本性就暴露无遗，开始作大孽了。通常的模式是，虞松远是个业根，虞松权只是冲锋陷阵。五岁开始，就让大人深恶痛绝。“劣迹昭彰、作恶多端”，这就是虞新河和虞新民兄弟对自己小儿子的评价。
　　那时候，女人上厕所都是用马桶，虞松远兄弟两人经常见到母亲和小婶撅着大屁股上马桶的情景。他们玩心顿起，先从屋后的老榆树上捉了十几个洋辣子，用草棍夹着在纸上不停地摔，摔下大量的枝刺和毒毛。然后，将这些枝刺和毒毛小心地撒在佘文芳和佘文秀的马桶盖上。
　　当天夜里，佘文芳和佘文秀先后中招，两人都象被火烧着似的，从马桶上蹦起。屁股红肿，酸辣刺痛，坐卧不宁，异常痛苦，两家几乎一夜无眠。
　　幸好虞新河熟读古籍，颇通医理。他和虞新民顾不上教训两个顽童，而是半夜里爬到老榆树上抓回一小堆洋辣子，小心地用手指指腹翻开其肚皮，用其体内**涂抹两个女人的腚上、大腿上。直到第二天下午，两人才恢复正常。

　　搞清原委后，虞新河、虞新民兄弟俩忍不住哈哈大笑，佘文芳、佘文秀姐妹俩则羞愤不已，恨得牙根痒痒，又哭笑不得，几乎要暴走。
　　恶作剧的代价是，两个同为五岁的顽童，被自己的母亲摁住一顿暴打，屁股红肿了好几天。其实，因恶作剧而被母亲拾掇，在他们的童年历史上，几乎每一天都在发生，就从未停止过。
　　虞新河有三儿两女，大儿子虞松东已经当兵去了，大儿媳是大队妇联主任，负责全大队计划生育，已经分家另过。二儿子在上学，三儿子就是虞松远。大女儿当民办老师，后来随军到福建。小女儿比虞松远还要小四五岁，是老两口最宠爱的老巴子。
　　三个儿子中，虞新河最喜欢、也最让他操心的，就是这个小儿子。都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到六七岁时，虞新河、虞新民兄弟俩，已经隐隐感觉到，顽童虞松远顽劣中已经透出丝丝不同凡响的味道。

　　虞松远七岁的时候，虞家村大队第六小队来了两户从苏南来的下放户，且都戴着“帽子”。早在两户人家来之前，虞新河听说两家都是从苏南来的，便让虞新民在虞氏宗祠和虞氏老宅的地基上，给他们建房子。
　　“不行，坚决不行！”政治队长周昆一听，跑到虞新河家里找到虞新民，坚决表示反对。
　　虞新民是六小队生产队长，运动归政治队长管，给下放户建房子可是归生产队长管。于是，他反问道：“两幢房子而已，怎么就坚决不行？”
　　“这两户，一户是现行***家属，一户是‘黑五类’，都是专政对象。他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教育改造的，房子建在这么好的地方，难道你是要优待他们？”周昆慷慨陈词。
　　虞新河递给周昆一支烟，“这是两码事，房子建在哪和教育改造不搭干。他们是从我们虞氏祖先的故地来的，生活上给予一点关照，是人之常情！”

　　虞新河都说话了，周昆虽然心里有一万个不愿意，也只好嘴上同意了。
　　虞新河兄弟俩和佘文芳姐妹俩，在十里八乡威望颇高。他们成名于抗日战争时期，是著名的抗日英雄，在灌河两岸威名赫赫，无人不晓。在虞家村，虞新河是族长，虞新民是六小队生产队长，他们德高望重，无人能挑战这种岁月积淀起来的权威。
　　虞氏兄弟还未见人，就出手相助这两个下放户，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虞氏宗族的祖籍也在苏南，他们的根也在吴中。他们对从祖先的故地苏南下放而来的下放户们，心理上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身为豪门望族的虞氏祖先，为何要从苏南鱼米之乡、富庶之地，迁入蛮荒凄凉的苏北苇**草滩上，这不是疑案而是历史真实。它源于明朝初年，那场历时一百余年的人口大迁徙，也就是明初著名的“红巾赶散”（或“红蝇赶散”）事件。
　　大明洪武初年，开国皇帝朱元璋下旨疏散江南人口。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初定天下的朱明王朝，开始迁徙苏、松、杭、嘉　、湖诸府富绅4000余户，至临濠垦田。强制迁移江南富商大户14万户，到凤阳府安置。

　　在此后的一百余年间，明王朝又陆续将江南各地的富户举家、举族迁徙到苏北各地。据史学家估计，祖籍江南的富绅大户，累计约有45万人，从吴中各地“奉旨”到苏州城西北的阊门集合，然后在官军的押送下，乘舟远行，迁徙到位于苏北的扬州府境和淮安府境安置。
　　这场历时百年、规模空前的人口大迁徙，史称“洪武赶散”或“红巾赶散”。
　　祖居苏州句容的江南望族虞氏一脉，其首字辈共五十八个兄弟，正是在洪武初年这场惨绝人寰的人口大迁徙中，率全家数百口从苏州的阊门出发，在官军的押解下，走水路来到当时是漫漫盐碱地和一片无边芦苇荒滩的苏北，煮盐捕鱼，插草为标，垦荒建埠，繁衍生息，人丁逐渐兴旺起来。
　　虞氏“五十八首”定居苏北后，在其后的数百年里，历经明、清两朝及民国期间的大混乱，其分支又多次迁徙，到新中国成立时，苏北虞氏子孙已经遍布全国各地。
　　到虞松远父亲虞新河这辈时，因数十年战乱频仍，曾经高大威严的苏北虞氏宗祠，早已湮灭于战火销烟中。留在苏北祖籍的也仅剩数万人，分布在以虞家村为中心的若干自然村中。
　　虞松远从未见过自己的爷爷奶奶、舅爹舅奶（苏北方言，外公外婆），更不用说享受来自他们的疼爱。父亲和小爷从来对自己的家世讳莫如深，虞松远年龄稍大后，只能从村里的老人们口中，打探得一星半点自己曾经辉煌的家世。
　　日本人来之前，爷爷是虞家村的族长，也是著名乡绅。1939年春，日军从二圣港登陆，很快占领了县城和灌河两岸的广大乡村。
　　1940年夏天，驻县城的日伪军突然围困了虞家村。日本人逼迫爷爷出任县维持会副会长，如果不从，将烧毁虞氏宗祠，并烧死他夫妻二人和全家。

　　正值盛年的爷爷没有犹豫，虽然只是一介乡绅，在苟且生命与民族大义面前，他选择了后者。当辉煌的虞氏宗祠和虞家老宅被日伪军点着，即将变成一片火海时，爷爷没有丝毫胆怯，却捋着长须，面对日寇的刺刀仰天长笑。
　　他拄着拐杖，戴着瓜皮帽子，搀着盛装的奶奶，在虞家村数百名村民的注目下，一步一步地，颤巍巍地，走进烈焰之中。全家二十余口老少，抱在一起，与虞氏宗祠、虞家老宅一起，被熊熊大火化为灰烬。
　　那一年，爷爷五十出头，奶奶不到四十岁。
　　老人们说，日本人撤走后，大火烧了大半夜，虞氏宗祠、虞家老宅成了一片断垣残壁，虞家村男女老少几百口，全部跪倒在废墟前，痛哭失声。凌晨时分，天降暴雨，呜呜咽咽、噼噼啪啪的大暴雨，一直下了二天两夜。
　　虞氏宗祠和虞家老宅大火烧起之时，虞新河带着弟弟虞新民和佘文芳、佘文秀姐妹，躲在家塾内院的枯井之下。这口枯井，底下有一个砖砌的小房间，里面常备少量水和食物。井口被藏匿在夹墙之内，较为隐蔽。

　　日本人来了后，爷爷为了防备为一，专门改建了书塾，秘建了这一设施，作为危急时儿女们的逃生之路，不想还真派上了用场。
　　日军突然进村，在抓走爷爷奶奶时，已经将全村封锁。爷爷请的家塾老师佘先生，在日寇进入家塾搜查之前，迅速将四个孩子推进夹墙之内，并让他们进入枯井中躲藏。而他自己，安然端坐在家塾之内，铁心追随虞老爷夫妇踏焰西去。
　　佘先生也是大户人家出身，是从沈阳逃难而来的旧式文人，还是前清的秀才。经史子集，诸子百家，天文地理，无所不晓。
　　芦沟桥事变后，他带着两个女儿，从北平顺着陇海路，一路逃荒到苏北。当时，饿殍枕藉，遍地难民。奶奶专门在村里开了粥棚，救济逃荒的难民。
　　据说佘先生带着两个十岁出头的同胞女儿，走到虞家村时，三人都走不动了。或者这就是缘分，奶奶在粥棚内看到佘先生的两个泥猴子一样的孪生女儿时，小脚也就跟着就挪不动了。
　　两个小姐妹头发乱得象一堆稻草，身上脏得象两个泥人，睁着两双惊恐的大眼睛，怯生生地看着奶奶。奶奶将她们领回家里，让她们洗澡换衣，收留了她们父女三人。

　　爷爷只与佘先生交谈了一次，便请他做起了家塾的老师，奶奶则收佘氏姐妹俩为义女。从此，佘先生便在虞家村安顿下来，做了两年多时间的家塾先生，教虞新河、虞新民兄弟和自己两个女儿读书。
　　虞氏宗祠和虞家老宅被焚毁的当夜，凌晨时分，虞新河带着弟弟虞新民和两个小姐妹，冒着大雨钻出废墟，逃离村庄。他们躲躲藏藏，避开村庄和行人，步行向东走了一天二夜，来到海边千里芦苇**内的一个小村庄。
　　虞新河的姨父姨母家，正是在这个叫半沙村的小村庄里。已经14岁的虞新河带着三个都是11岁的弟弟妹妹，在姨父姨母家躲藏了两年。1943年春节后，他们离开姨父家，开始流浪四乡，只到日本人投降后，才返回虞家村。
　　虽然父亲母亲和小爷小婶对这二年的经历，口风很严，不曾对外透露一星半点。但村里的老人们都信誓旦旦地说，这两年间，县城和全县各据点，一天也没安宁过，日本人、汉奸一旦落单，就会被人杀死。到日本人投降前，参与虞家村大屠杀的日本人和汉奸，基本都被追杀殆尽。
　　虞松远曾感到怀疑，也觉得难以想象。父亲当时只有16岁，而妈妈和小爷小婶都只有13岁，他们只是四个孩子，这怎么可能？
　　姨父家所在的半沙村，离日军据点二圣港只有三十多华里。这里人烟稀少，村庄四周都是草滩和芦苇**，偏僻荒凉，是一个游击区。与这里相隔不足二十公里的废黄河和中山河南边，就是新四军三师八旅的根据地。

　　姨父叫章文伯，是一个小地主，与虞松远爷爷一样，都是有胆有识有血性的苏北进步乡绅。他自幼习武，性格刚烈，曾在军阀张邦昌的部队当过两年营长。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军陈师长江。1925年10月，孙传芳吹起反奉号角，奉军大败，江苏督办杨宇霆仓皇北逃。此战直军大胜，孙传芳成了五省联军总司令，苏北全境被直军占领。兵锋直达徐州，与山东督办张宗昌对峙。
　　姨父重伤，不得不离开东北军。他带着全家躲到海滨千里荒草滩和芦苇**中，垦荒种田，逐渐有了家业。姨父生性刚烈，宁折不弯，在东北军数年，骨子里面染上了不少绿林豪情。用姨母的话说，是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
　　在姨父家两年，虞新河和虞新民兄弟跟着姨父习武、练枪法，力气、武功、枪法都大有进步，尤其是虞新河的长短枪枪法，虞新民的飞刀神技，几乎都到了百发百中的地步。一心报仇雪恨的佘氏姐妹俩，也跟着哥哥习武练功。
　　1942年农历二月初六夜里，天气阴沉，乌云翻滚。驻在二圣港的日军一个小队，加上伪盐警队共150多人，对二圣港周边乡下进行扫**。
　　鬼子从村外的三座坟方向奔袭而来，村里及周边村庄的村民都跑反去了。姨父没有跑，他带着虞新河、虞新民兄弟，以及自己的两个儿子、五个侄子，下决心利用暗夜攻击这股日伪军。
　　日伪军带着一百多辆小推车，车上装满了从沿途村庄抢劫来的粮食、物资。他们迅速包围了半沙村，见村民都已经跑反去了，村庄内阒无人声，便准备进村抢劫。姨父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一个侄子，守在村庄西头。虞新河、虞新民带着其他人守在村庄东头。
　　只有13岁的佘氏姐妹，则一人提着一支盒子枪，每人的腰上都挂着两枚日本产的香瓜手雷。她们守着内宅的门，负责保护姨母的安全。姨母腰里也插着手枪，她按照姨父的安排，将细软打好两个包袱，随时准备向中山河南岸转移。
　　“砰！”
　　当日伪军大摇大摆地快接近村庄时，姨父的盒子炮率先响了。十几枝长短枪立即泼出一阵弹雨，几枚日本生产的香瓜手雷，在敌丛中爆炸。敌伪毫无防备，一下被打倒**人，剩余的敌人立即逃回了村外的壕沟内。
　　日伪军迅速整理队伍，开始攻击村庄。两个掷弹筒象长了眼睛一样，不时对村庄内的火力点进行轰击，姨父的两个侄子都被炸伤，三名家丁被炸死。虞新河手上的家伙是一长两短，他带着仅13岁的虞新民，迅速爬到草房顶上。两人精确瞄，连续几枪干掉了日军掷弹手。
　　日军的机枪象长了眼睛一样，迅速向他们泼来一阵弹雨，兄弟俩已经快速转移到旁边的房顶上，精确击杀敌两名机枪手。他们不断变换位置，从一间房屋顶跳到另一间房屋顶，不断精确点射露出脑袋的昌伪军。

　　虞新河眼力好，隐约看到一个日军不时举起指挥刀，仔细瞄准后，一枪爆了日军军官的脑袋。由于是对周边乡村进行扫**，日军只有一个步兵小队，未带迫击炮。掷弹筒和机枪被压制，火力就受到影响了，几轮进攻，都被打退，又丢下几具尸体。
　　在暗夜的掩护下，整整两个多小时，日伪军一百多人，竟然被十几个乡民和十几条长短枪，死死压制在村外的壕沟里动弹不得。就在双方相互对峙、僵持不下的时候，新四军驻中山河东杨集、界碑一带的三师八旅第二十四团一个营，得到日军下乡扫**的情报后，一路奔袭而来，日伪军不得不狼狈撤退。
　　这一仗，姨父带着子侄十余人，与日伪军一百五十余人对抗了整整两个多小时。日军中队长克木少佐在内的十一名日伪军被击毙，三十余人被打伤，缴获长短枪十几枝，佐官指挥刀一把。而我仅死三人，伤六七人。
　　1942年初，新四军《盐阜大众报》，专门报道了乡绅章文伯抗击日寇的英勇事迹。
　　在日寇占领苏北期间，虞新河与虞新民兄弟一直没有回过虞家村。但是，村里老人们都说，他们在滨海大地上，来无影去无踪，神出鬼没，不时击杀日伪军零散人员。县侦辑队臭名远扬、血债累累的大队长刘麻子，就是在日寇的眼皮子底下，被他们在一个暗夜，在县城老巢内将其割喉，死状极惨。
　　刘麻子身长九尺，是灌河河匪出身，武功高强，善使双枪，杀人如麻。日军占领后，他投降日军，当了侦辑队长，新四军和进步百姓，死在他手上的不下数百人。他参与日军火烧虞家村，后又扬言要活捉虞氏兄弟，铲草除根。
　　1943年端午节夜里，位于县城日军营区内的侦辑队大院，遭到血腥夜袭。当晚营区内未发一枪，没有任何异常，但侦辑队从上到下十七人，这些跟随刘麻子绑票杀人、血债累累的惯匪们，全部被人近距离格杀。伤口都在喉部，极其准确，只有一刀。
　　这些深入虎穴、惊天动地的除奸或杀敌行动，虽然“作案人”并未留下任何蛛丝马迹，但日伪军和县城周边的民众，都知道是大仇在身的虞氏兄弟所为。在两三年的时间内，县城和各据点被闹得鸡犬不宁，草木皆兵。一提到“双枪虞新和”和“小刀虞新民”，日伪军人人胆寒，个个魂丧。
　　直到日军投降之前，县城各据点，还都四处张贴着伪县政府用五千元大洋悬赏虞新河兄弟人头的布告。
　　日军投降后，虞新河、虞新民两兄弟，驾着马车，腰插双枪，带着佘氏姐妹俩，风风光光地回到故乡虞家村。此时，家中已经片瓦不存，一贫如洗，但村民们还是共同推举虞新河担任了族长。

　　虞新河、虞新民在虞氏宗祠和虞家老宅的废墟之上，兴建了两座大草屋。并从枯井里挖出当年佘先生藏匿的书籍、器物和少量金银，决心从零开始，重振虞氏家业。
　　抗战胜利那年春节，兄弟俩分别与佘氏姐妹大婚。姐姐佘文芳嫁给虞新河，而妹妹佘文秀，则嫁给了虞新民。据说，成婚大典是当年虞家村、乃至全县的一大盛事，四周乡绅都来庆贺。当时正是国共合作破裂之前，***的县长和国民党的县长，都亲来贺喜。
　　国共内战开始前，省主席韩德勤手下爱将，国民党苏北四县游击总指挥徐志泰少将，曾对只有20岁的虞新河许以税警团团长的高官厚禄，但虞新河兄弟俩不想参加内战，国仇家恨已报，他们甘愿隐身民间，当回农民。
　　让成年后的虞松远始终不解的是，爱憎分明的父亲和小爷，为什么没有加入***呢，这成了虞松远后来的一块心病，一直想搞个明白。
　　父亲和小爷，母亲和小婶，对他们那几年的行踪，从来缄口不言，秘而不宣。但虞松远还是从村子里老人们的口中得知，或许是姨爹的死，让他们选择自愿为民。

　　姨爹虽然屡次抗击日寇，有功于国家民族，但他是一个旧军人、小地主，性格又过于耿直刚烈。在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中，他因闹情绪和消极抵制，而受到残酷斗争，最终郁闷而亡。姨奶也被作为地主婆，游街批斗，后因不甘受辱，在姨爹死后第三天，也投河自尽。
　　虞松远自己也认为，姨爹虽然是个地主，但他所在的地方，当年都是茫茫苇**和荒野草滩，他所有的土地并不是抢夺、霸占别人来的，而是他自己带领子侄开荒所得，也难怪他想不通要闹情绪。想到这点，虞松远开始有点理解大和小爷了。
　　那时候，姨爹的儿子和侄儿们都已经逃到了外地亲戚家。姨爹和姨奶的后事，都是父亲虞新河和小爷虞新民兄弟出面承办的。他们兄弟俩威名远扬，又无可以批斗他们的理由，地方干部们并没有为难他们。
　　姨爹的死是不是父亲虞新河兄弟俩甘愿埋名乡里的唯一原因，虞松远不得而知。但他能肯定，威名赫赫、英雄无敌、曾令日寇闻风丧胆的父亲和小爷，姨爹姨奶的惨死，肯定对他们的人生选择，产生过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