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的大巴山，秋意比往年来得早些。稻穗刚黄透，风里就裹着田埂的潮气，吹得山坡上的茅草沙沙响。6岁的邓鑫元穿着打补丁的蓝布褂子，攥着父亲磨得发亮的旧镰刀，踩着露水打湿的田埂往白云村村小跑时，小脸上满是雀跃——这是他第一次上学，母亲前一晚特意把他的书包洗得干干净净，连破了的书包带都缝了新补丁。
　　村小在山坳里，是两间土坯房，屋顶盖着茅草，风一吹就漏。推开门的瞬间，邓鑫元先被满屋子的“热闹”惊住：108个孩子挤在石块支起的木板课桌旁，桌子高矮不一，有的缺了腿，就用石头垫着；椅子更是五花八门，有小板凳，有木桩，还有几个大孩子干脆站着。最小的孩子才5岁，攥着母亲给的糖块还在哭；最大的已近10岁，个子比课桌还高，却规规矩矩坐着。邓鑫元扫了一圈，竟看见平日里喊他“小叔”的邻家哥哥、抱着他逗乐的堂嫂，此刻都睁着眼睛，齐刷刷盯着黑板——那黑板是用墨汁刷过的木板，边缘斑驳，露出里面的木头纹路，上面用白色粉笔写着“人口手”三个大字，像三颗会发光的星，一下子勾住了他的目光。

　　“同学们，跟我读——人！”讲台上的陈老师头发已花白，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手里的教鞭是竹子做的，顶端磨得光滑。他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却格外有力，每个字都砸在孩子们的耳朵里。
　　“人——”教室里的童声参差不齐，有的拖长音像唱歌，有的含混不清像嘟囔。邓鑫元却把腰挺得笔直，小脑袋跟着陈老师的教鞭动，声音脆得像山涧的泉水，每个字都咬得格外清楚。他攥着铅笔的小手沁出细汗，铅笔是父亲用捡来的铅笔头削的，短得快握不住了。在粗糙的作业本上，他一笔一画模仿那些“神秘符号”，“人”字的撇捺总写得歪歪扭扭，可他不气馁，擦了写，写了擦，直到手指发酸，作业本上的纸都被橡皮擦破了，才终于写出一个像样的“人”。

　　仅仅三天，当其他孩子还在为“上中下”的笔画顺序哭鼻子、被陈老师罚站时，邓鑫元已经能把学过的二十多个字写得整整齐齐。课间休息时，他偷偷捡来高年级学生丢在教室角落的旧课本，那本书缺了封面，纸页泛黄，还有密密麻麻的笔记，可他像捡到宝贝似的，趴在窗边的石阶上，指着上面的字一个一个认。遇到不认识的，就等陈老师路过时，追上去小声问。“这娃子识字比我教得还快。”陈老师在办公室里翻着他的作业本，对着其他老师感慨，“我教了三十年书，从没见过这么灵的孩子，是块读书的料。”

　　一个月后的期中考试，天还没亮，邓鑫元就起床了。母亲给他煮了半块红薯，他揣在怀里，背着书包往学校跑。考试时，他握着铅笔的手很稳，语文试卷上的字他都认识，数学题也都会算，连最后一道附加题——“一只鸡两只脚，三只鸡几只脚”，他都很快算出了答案。当他把试卷交给陈老师时，老教师特意看了他一眼，眼里满是期待。
　　发试卷那天，邓鑫元心跳得格外快。陈老师从最高分开始念，念到“邓鑫元”时，声音提高了些：“语文100分，数学100分，全班第一！”他捧着两张试卷站在讲台前，看见红笔写的“100”像两朵鲜艳的花，绽在泛黄的纸上，连纸角的褶皱都显得格外可爱。
　　陈老师走过来，把一根新的教鞭塞进他手里：“鑫元，从今天起你当班长，每天早读课带大家朗读课文。”那根教鞭是竹子做的，还带着淡淡的竹香，邓鑫元攥在手里，觉得比什么都珍贵。

　　那天放学，邓鑫元几乎是飞着冲过稻田。田埂很窄，他好几次差点摔进田里，书包在背后颠得老高，试卷被他紧紧攥在手心，汗湿的纸角皱成了小团，却舍不得松开。父亲邓宏国刚从地里回来，满腿泥巴，裤脚卷到膝盖，正蹲在门槛上抽旱烟，烟杆上的铜锅泛着陈旧的暗光。“爸！我考了双百！老师还让我当班长了！”邓鑫元扑到父亲面前，小脸涨得通红，声音因为激动都在发颤。
　　邓宏国愣了愣，缓缓放下烟杆，粗糙的手指小心翼翼地展开试卷。他没读过书，却认识“100”这两个数字，指腹反复摩挲着那红色的字迹，像是在确认是不是真的。常年在地里劳作的脸，像被风干的橘子皮，皱纹里嵌着洗不掉的泥土色，可这一刻，他的嘴角慢慢扯出一个笑，眼角的皱纹都舒展开了。“好小子！”他突然伸出手，把邓鑫元高高举过头顶，吓得孩子“哇”地叫了一声，随即又咯咯笑起来。邓鑫元记事起，父亲从来都是严肃的，这是第一次这样抱他，他能清楚地闻到父亲身上的泥土味，感受到父亲手臂的力量。

　　晚饭时，厨房里飘着淡淡的油香。母亲杨贵碧从墙角的油坛里，小心翼翼地舀了半勺菜籽油，倒进烧热的铁锅里。油花滋滋响时，她打进一个鸡蛋，金黄的蛋液很快凝固，变成了一个香喷喷的煎鸡蛋。她把鸡蛋稳稳地放在邓鑫元的碗里，说：“吃了鸡蛋，以后读书更有劲。”桌子上，两个哥哥、一个姐姐都低着头扒饭，眼睛却忍不住盯着那个煎鸡蛋。在这个靠挣工分过日子的六口之家，鸡蛋是过年都难得见一次的稀罕物，平时只有家里人生病了，才能吃上一个。邓鑫元看着碗里的鸡蛋，又看了看哥哥姐姐，想把鸡蛋分出去，却被母亲按住了手：“你是读书人，得多补补。”

　　“鑫元才6岁，还是个娃娃呢。”杨贵碧给丈夫盛了一碗糙米饭，语气里带着几分心疼，“要不先让他迟两年再读？等长壮实点，也能帮着家里割点草、喂喂兔子，减轻点负担——你看他每天放学跑那么快，我总担心他摔着。”
　　“不行！”邓宏国罕见地驳了妻子一句，烟杆在桌角轻轻磕了磕，烟灰落在地上，“娃这么灵，读书又上心，哪能耽误？再难我也能扛，绝不能让他错过读书的好时候！”邓鑫元埋着头扒饭，嘴里的糙米饭似乎都变香了，可眼泪却差点掉进碗里。他知道，父亲说这话时，心里有多难——去年大哥上初中的学费，还是父亲跑了三家亲戚，才借到的钱。
　　那天晚上，邓鑫元躺在床上，听着隔壁房间父母压低了声音说话。“四个娃要吃饭，生产队的工分就那么多，下个月的粮票都快紧巴了……”母亲的声音带着愁绪，还有布料摩擦的窸窣声，“鑫元太小，上学路上的田埂滑，我总睡不着觉。”
　　“我每天早起送他到村口，放学去接他。”父亲的声音很沉，却透着一股子倔劲，“读书是他走出大山的路，再险我也得护着他走！难道你想让他跟咱们一样，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邓鑫元把被子蒙住头，眼泪悄悄流了下来，浸湿了粗布被单。他暗暗攥紧了拳头：一定要更努力读书，考更好的成绩，不让父亲辛苦，不让母亲担心，将来一定要让父母过上好日子。
　　二年级刚开学，邓鑫元的“小老师”生涯就遇到了麻烦。班里有几个近10岁的大孩子，觉得自己比邓鑫元大，不服气被一个小屁孩管，早读课时故意读错课文，把“天”读成“夫”，把“地”读成“他”，还有人偷偷把邓鑫元的教鞭藏了起来。邓鑫元没哭，也没告诉老师，只是在第二天早读课时，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课文从头到尾背了一遍，一字不差。接着，他又拿起黑板擦，在黑板上写下了昨天学的生字，写得又快又好。

　　那些调皮的大孩子愣住了，再也没人捣乱。渐渐地，大家都服了这个小班长——不管多长的课文，邓鑫元只要读三遍就能背下来；再难的数学题，他总能想出两种不同的解法，还会耐心地教其他同学。早读课上，只要邓鑫元一站到讲台上，拿起教鞭指着黑板，满屋子的声音就会变得整整齐齐，连平日里最调皮的孩子，都会认真跟着读。
　　可这年秋天，家里又添了新的担子。二哥邓安平十一岁了，考上了离家10里外的乡初中，要开始寄读，还立志要考上县师范学校，早日跳出“农门”。二哥走之前，把家里近80只兔子的喂养任务，交给了9岁的邓鑫元。那些兔子是父亲特意买来的，想着养大了能卖钱，给孩子们交学费。
　　从此，邓鑫元的上学路，多了一个沉甸甸的竹背篼。每天早上，他背着书包、挎着镰刀、提着竹背篼出门；放学后，别的孩子都在玩耍，他却要往田埂、山坡跑，去割兔子爱吃的青草。大巴山的田埂上满是碎石子，他舍不得穿鞋，就光着脚跑，脚底被石子磨出了血泡，也只是回家后用热水泡一泡，第二天继续去割草。遇到沟渠河流，他就挽起裤腿蹚过去，水冷得刺骨，他却咬着牙往前冲。
　　他心里门儿清，哪种草兔子爱吃，哪种草有毒不能沾——苜蓿草最有营养，兔子吃了长得快；狗尾草虽然普通，却容易找到；而那种开着小紫花的草，兔子吃了会拉肚子，他绝对不会割。每天傍晚，当他背着满满一背篼青草回家时，兔子们就会围过来，用小脑袋蹭他的手，像是在感谢他。看着兔子吃得欢，邓鑫元心里就踏实——这些兔子，是家里供他上学的指望，只要兔子养得好，他就能安心读书。

　　夕阳西下时，邓鑫元背着竹背篼，牵着书包带，慢慢往家走。金色的阳光洒在他身上，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远远望去，那个小小的身影，在大巴山的田埂上一步一步走着，虽然单薄，却格外坚定。他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却清楚地知道，读书是他走出大山的唯一出路，他要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走向有光的地方。
　　1983年大巴山的初夏，风里裹着新麦的清香，白云村小学三年级的土坯教室里，阳光透过破旧的木窗，在泥土地面上投下细碎的光斑。邓鑫元趴在石块支起的木板课桌上，正用铅笔头在作业本上写算术题——那支铅笔已经短得只剩两指长，他舍不得扔，用旧报纸卷了一层又一层，缠得像个小纺锤，才勉强能捏住。
　　“3加5等于8，8乘2等于16……”他小声念着，笔尖在粗糙的纸页上划过，留下工整的字迹。同桌的小胖凑过来偷看，被他悄悄用胳膊肘顶了一下，小胖吐了吐舌头，又把头缩了回去。邓鑫元写字很认真，连数字的撇捺都要对齐格子，作业本上的错题很少，每次陈老师批改时，都会在旁边画个红圈，那是他最骄傲的标记。
　　“邓鑫元！”班主任陈老师的声音突然从讲台上传来，带着几分严肃。
　　邓鑫元的心猛地一跳，手指一抖，铅笔尖在作业本上划出一道长长的痕迹。他慌忙站起身，膝盖不小心撞到了课桌腿，发出“砰”的一声闷响，引得教室里几个同学偷偷笑起来。他的脸瞬间红到了耳根，攥着铅笔的手更紧了，指节都泛出了白。
　　跟着陈老师往办公室走时，他的脚步越来越沉，心里琢磨着：是不是昨天的作业写错了？还是早读课领读时漏了段落？办公室在教室隔壁，也是一间土坯房，墙上挂着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教书育人”四个粉笔字。陈老师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折得整齐的红纸，慢慢展开——上面用毛笔写的“三好学生”四个大字，红得发亮，笔锋遒劲。
　　“六一儿童节，中心校要举行表彰大会。”陈老师推了推鼻梁上的老花镜，镜片后的眼睛满是笑意，“我们班讨论后，决定推荐你去领奖。”
　　邓鑫元瞪大了眼睛，嘴巴微微张开，像被冻住似的，半天说不出话来。三好学生！这个词他只在村里老人的嘴里听过，去年去中心校送作业本时，还在墙上见过获奖同学的照片——他们穿着干净的白衬衫，胸前别着大红花，站在主席台上，笑得格外灿烂。他当时还偷偷想：要是自己也能站在那里就好了。
　　“我……我真的可以吗？”邓鑫元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却细得像蚊子叫，连他自己都快听不清。
　　陈老师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掌心的温度透过粗布褂子传过来，很暖：“你每次考试都是年级第一，还帮着老师管早读，守纪律、爱学习，不推荐你推荐谁？”
　　邓鑫元的心里像揣了只兔子，“咚咚”跳个不停，嘴角忍不住往上扬，又怕陈老师看见，赶紧低下头，盯着自己磨得发亮的布鞋尖。
　　回家的路上，邓鑫元几乎是跳着走的。五月的田野里，麦浪翻滚，金黄金黄的，风一吹就像大海的波浪；田埂边的油菜花虽然快谢了，却还留着零星的黄，空气里满是甜甜的香。他跑过田埂时，惊起几只在麦地里啄食的麻雀，“扑棱棱”地飞向天空，翅膀划过空气的声音，像是在为他欢呼。
　　“妈！妈！”还没进院子，邓鑫元就扯着嗓子喊起来，声音里满是激动。
　　母亲杨贵碧正在院子里喂鸡，手里端着半簸箕玉米粒，听到儿子的喊声，手一抖，簸箕差点掉在地上。她转过身，看见邓鑫元跑得满头大汗，头发都贴在了额头上，连忙放下簸箕迎过去：“咋了咋了？是不是在学校受委屈了？”
　　“我被选上三好学生了！要去中心校领奖！”邓鑫元抓住母亲的手，气喘吁吁地说，眼睛亮得像是装满了星星，比院子里的太阳光还耀眼。

　　母亲愣住了，手里的簸箕慢慢放在地上，她看着儿子兴奋的样子，眼圈突然红了。她抬手用围裙擦了擦沾着玉米粉的手，又赶紧擦了擦眼睛，怕儿子看见自己哭，却还是有眼泪从眼角滑下来。“好，好……”她只是重复着这个字，声音有些哽咽，伸手摸了摸邓鑫元的头，“我娃有出息。”
　　那天晚上，邓鑫元躺在家里的木板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月光从窗棂间漏进来，在地上画出一道道银色的格子，像他作业本上的田字格。他睁着眼睛，想象着自己站在中心校领奖台上的样子：穿着干净的衣服，接过老师递来的奖状，台下有好多人鼓掌，父母会不会也在台下看着他？他越想越激动，忍不住用手比划着领奖的动作，嘴角一直挂着笑。这是他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读书原来可以带来这样的荣耀，原来可以让母亲这样开心。

　　为了六一那天的领奖，母亲忙前忙后了好几天。她翻出家里的布票，数了又数，又去邻居家借了半尺布票，才凑够买布的钱，到镇上的供销社扯了一块白布，连夜给邓鑫元做衬衫。白天要下地挣工分，母亲就晚上在煤油灯下缝，灯光昏黄，她的眼睛不好，缝几针就要揉一揉，手指被针扎破了，就用嘴含一下，接着缝。
　　六一那天早上，邓鑫元一睁眼，就看见枕头边放着一件崭新的白衬衫。衬衫的针脚很密，领口还缝了一圈细细的蓝边，虽然样式简单，却是他这辈子穿过最干净、最体面的衣服。母亲还把他那条膝盖处有补丁的裤子找出来，昨晚熬到半夜，用同色的布把补丁缝得整整齐齐，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

　　“快穿上试试，别耽误了时间。”母亲帮他扣上衬衫的扣子，又把他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用湿毛巾擦了擦他的脸，“到了中心校要听话，别乱跑。”
　　邓鑫元点点头，穿上新衬衫，站在镜子前——镜子是母亲陪嫁时带的，边缘已经生锈，却能照出他的样子。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突然觉得长大了不少，心里更紧张了，也更期待了。
　　“走快点，要迟到了！”陈老师已经在村口等着了，身边还站着另外两个去中心校表演节目同学。邓鑫元和他们一起，跟在陈老师后面往中心校走。从白云村到中心校有将近五里路，全是山路，石头多，不好走，邓鑫元却一点都不觉得累，脚步轻快得很，心里满是盼头。
　　到了中心校，邓鑫元一下子被眼前的场面惊住了。中心校的操场比村小学大好几倍，是用水泥铺的，干干净净；旗杆高高耸立在操场中央，五星红旗在风中高高飘扬。操场的墙上贴着标语，上面写着“热热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主席台上摆着一排课桌，铺着鲜红的布，上面放着一叠叠奖状和纸做的大红花。他从来没见过这么隆重的场面，手心直冒汗，紧紧攥着陈老师的衣角。
　　表彰大会开始了，先是校长讲话，接着是文艺表演。邓鑫元坐在台下，眼睛却一直盯着主席台，心里既紧张又期待，腿都有些发麻。终于，到了颁奖环节，广播里传来老师的声音：“白云村小学，邓鑫元同学，三好学生！”
　　听到自己名字的那一刻，邓鑫元的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脑子一片空白。他慢慢站起来，同手同脚地往台上走，台下的同学都在看他，他的脸又红了，却还是努力把腰挺得笔直。走到主席台前，老师笑着把一张鲜红的奖状和一朵大红花递给他，大红花的绳子挂在脖子上，带着纸的清香。
　　台下掌声如雷，邓鑫元却只听到了自己“咚咚”的心跳声。他低头看着奖状上自己的名字，毛笔字写得工工整整，红色的印章盖在角落，格外醒目。那一刻，他突然明白了什么——读书不是只为了考双百，不是只为了当班长，而是可以让他走出这个小山村，可以让他去看看外面更大的世界，可以让他不再像父母那样，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靠天吃饭。
　　回家的路上，邓鑫元把奖状紧紧抱在胸前，生怕被风吹皱了一角，连走路都小心翼翼的。路过村口时，几个正在大槐树下纳凉的老头老太太看见了他脖子上的大红花，纷纷竖起大拇指。
　　“老邓家的娃真有出息啊！还去中心校领奖了！”
　　“听说还是三好学生，这可是大荣誉，将来肯定能当大官！”
　　邓鑫元低着头快步走过，耳朵却竖得老高，把这些话一字不落地听了进去。他知道，从今天起，这张奖状就像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压在了他的肩上——他要一直优秀下去，要读更多的书，要考更好的成绩，才对得起这张奖状，对得起母亲熬夜做的白衬衫，对得起父亲每天早起送他上学的背影，对得起所有人的期望。
　　回到家，父亲邓宏国特意提前从地里回来了，手里还攥着一把刚摘的野草莓。他接过邓鑫元的奖状，看了又看，虽然不认识字，却还是反复摩挲着纸页，嘴角的笑就没停过。那天晚饭，母亲又多煎了一个鸡蛋，放在邓鑫元碗里，还特意给了他一块红糖，说：“吃了甜的，以后读书更有劲头。”
　　邓鑫元把奖状挂在自家的土墙上，就在父亲贴的“劳动最光荣”的年画旁边。每天放学回家，他都会先看一眼奖状，再拿出作业本写字。月光照在奖状上，红得发亮，像一盏灯，照亮了他读书的路，也照亮了他走出大山的希望。
　　1986年的大巴山，春天来得迟，可六年级的升学压力，却比山间的潮气来得更早。风里刚带点暖意，白云村村小的教室里，空气就开始变得紧绷——每年的小学毕业考试，不只是升学，更是区重点中学的选拔，过去十年，整个水田乡能考上正坝区中学的，掰着手指头数都不超过十个。
　　“你必须考上。”陈老师把邓鑫元叫到办公室，老教师的手指在破旧的教案本上敲了敲，语气比往常严肃，“在乡中学读书，师资差、条件苦，想再往上考，难！区中学不一样，那是正坝区最好的学校，考上了，你才算真的摸到了走出大山的边。”
　　邓鑫元攥紧了衣角，用力点头。从那天起，他把“考区中”三个字刻进了心里。每天天还没亮，村里的鸡刚打第一遍鸣，他就爬起来，借着灶台里尚未熄灭的炭火微光背课文——《少年闰土》里的段落，他背得滚瓜烂熟；数学课本上的应用题，他一道一道反复算，直到能闭着眼睛说出解题步骤。放学后，其他同学背着书包往家跑，他却留在教室，趴在石块支的课桌上做题，直到看门的张大爷提着马灯来催：“鑫元，天擦黑了，山路不好走，快回吧！”他才收拾好书本，揣着没做完的题，借着马灯的光往家赶。

　　晚上，煤油灯的火苗忽明忽暗，映着他趴在炕桌上的身影。母亲杨贵碧坐在一旁纳鞋底，时不时往灯里添点煤油，怕光线太暗伤了他的眼睛。“早点睡，别熬坏了身子。”母亲总这么说，可邓鑫元每次都应着“快了”，直到煤油灯里的油见了底，才揉着发酸的眼睛躺下。有好几次，母亲半夜起来，还能看见他在梦里嘟囔着“应用题”“多音字”，小手在被面上比划着写字的姿势。

　　夏天来得猝不及防，考试的日子也近了。考试前一天早上，邓鑫元刚起床，就看见母亲从灶房里端出两个煮鸡蛋，用布巾裹着，塞进他的书包：“明天考试，吃了鸡蛋，脑子灵光。”这是家里最奢侈的东西——平时鸡下了蛋，母亲都要攒着换盐巴，只有逢年过节，才能舍得给孩子们分一个。
　　“别紧张，考不上也没啥。”母亲一边帮他理书包带，一边轻声说，“大不了回村里种地，有手有脚的，饿不死。”话里是安慰，可邓鑫元却听出了母亲藏在心底的期盼，他攥紧书包带，心里更紧张了——他不能让母亲失望，更不能让父亲失望。
　　考试设在乡中心校，离白云村有八里地。那天清晨，父亲邓宏国放下地里的活，特意送他去考场。山路崎岖，父亲走在前面，时不时回头拉他一把，粗糙的手掌带着暖意。“别慌，把会的题都做对就行。”父亲没多话，可那句叮嘱，却让邓鑫元心里踏实了不少。
　　全乡二百多个毕业生，挤在五个教室里。黑板上用粉笔写着“沉着应考”四个大字，监考老师的脚步声在教室里来回响，听得人心里发紧。试卷发下来的那一刻，邓鑫元的手心全是汗，铅笔差点从手里滑出去。他深吸一口气，低头看题——语文的阅读理解是《桂林山水》，数学的最后一道应用题是“生产队分粮食”，全是他练过的题型！一种奇异的平静突然降临，他握着铅笔的手稳了下来，笔尖在试卷上沙沙作响，像是春蚕在啃食桑叶。

　　考完试的日子，比考试前更难熬。邓鑫元每天都要去村小门口转两圈，盼着录取通知书能早点来。陈老师见了，总笑着安慰他：“放心，凭你的本事，肯定能考上。”可他还是忍不住心慌，夜里总梦见自己没考上，惊醒时，枕头都湿了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