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出山
　　彰德秋操的数年后，隆隆的炮声早已烟消云散，人喊马嘶的练兵场也在乡民们的记忆中日渐淡忘。当年被数万大兵们践踏过的山川旷野，如今也就恢复了昔日的宁静，好似那太行默默，依旧春花秋实；洹水依依，曾经万古长流。
　　某日，位于太行山下、洹水河边一座高宅大院里，陡然又响起了本地罕有的喧闹，只见院中戏台高筑，锣鼓喧天，虽然宴席上早已是高朋满座，但宅前大道上的来往宾客们却仍旧络绎不绝，好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这一天，也好似当年秋操的天气，尽管阳光高照但已略带寒意，所幸主人待客有道，各方宾客在杯觥交错、相互致意间，其气度显然非一般的地主老财家所能相提并论。

　　正当园子里排开酒席、戏班鸣锣开唱大戏时，突然一匹快马从远处大道上疾驰而来---看来，这位骑士不像是来赴宴，而是要报告一件急如星火、了不得的大事而来。在众人停杯错愕间，报信人已经勒住缰绳，飞身下马，只见他拨开人群，三步并作两步的赶上前，从怀里掏出一封电报呈给其中的一位矮胖老者---也就是这家的主人，整个事件中被众星捧月的中心人物。

　　这时，戏台上也识相的停止了吹拉弹唱，诸宾客都屏住呼吸，试图从当事人的脸上看出些许端倪。矮胖老者倒还算遇惊不乱，他一手端着酒杯，一手接过电报，但当他看完电文后却突然脸色大变，在杯子跌落脚下的瞬间，他失声道：“大事不好！此乱非洪杨可比，不可等闲视之！”
　　此矮胖老者，便是当时赋闲在家、大名鼎鼎的袁世凯。
　　这一年，是辛亥年；这一天，是1911年10月11日，也是袁世凯的五十二岁生日。
　　一、从落第秀才到朝鲜监国
　　袁世凯（1859—1916），字慰庭，号容庵，要说起他的这一生，还真是极不简单。
　　袁世凯出生于河南项城（古代常以籍贯代替人名，因此袁世凯也常被人称为“项城”），在数百年间，老袁家原本也是默默无闻，不过家道还算殷实，在免于饥馑之忧的同时尚有余力，数代人都以耕读传家。后来也不知是他家祖坟的篙子翘了，还是文曲星偶然路过他家，这袁家突然间便忽喇喇的发了---父子进士，弟兄举人，一门两代四贵人---乖乖，了不得啊，于是项城袁家也便成了当地望族。

　　父子进士，弟兄举人，这和袁世凯都没有直接关系。所谓的“父子进士”，指的是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和堂叔袁保恒（袁甲三的长子），这对父子分别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比曾国藩早一届）和道光三十年（1850年，比李鸿章晚一届）中了进士；所谓的“弟兄举人”，指的是袁甲三的次子袁保龄和袁世凯的叔叔袁保庆（袁树三的次子，袁甲三的侄子）分别中了举人。

　　古代人常说，科举乃是“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也就是说，要想科举得中，一要靠命，二要靠运，三要靠祖坟的风水，四要靠先辈积得阴功，这第五才轮到读书。您要是不信，看看那些考到白了少年头的老童生便知。
　　大家想，当年这科举考试是何等的难考，这举人和进士哪个不是过十五关斩十六将、千里挑一甚至万里挑一的大牛人？那时参加科考的读书人多如繁星，考不中是正常，考中了那才叫稀罕。你想袁家不过区区两代人，一下子就出了两个进士、两个举人，真真是了不得、不得了啊。
　　不过，老天爷又是公平的，这袁家虽然显赫，但家里做官的却大都命不长。比如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当年也和曾国藩一样文官将兵，并在疆场上与太平军、捻军以命相搏，干的是刀口上舔血的营生，最终靠着无数颗人头才染红了头上的顶子---大概杀气太重，袁甲三只活了57岁便见了阎王。袁甲三的两个儿子，袁保恒和袁保龄，这两位的寿命更浅，分别在52岁和48岁便告离世。

　　说完了袁甲三家，再来说说袁世凯家。袁世凯的祖父袁树三是袁甲三的长兄，他老人家和弟弟袁甲三相比，文才差得太远，不过混了个秀才（而且还是捐的）。袁树三的儿子袁保庆还算争气，好歹中了个举人，算是给袁树三挣回了点面子。不过，袁保庆有一遗憾，那就是他年近四十却依旧膝下无子，于是便在与父亲商议后，从兄长袁保中那里过继了一个儿子。袁甲三的大儿子袁保中也是个秀才，他在功名上虽然不如弟弟袁保庆，但他比弟弟会生，而且一口气就生了六个儿子，这过继给袁保庆的就是其中的老四。

　　这老四是谁呢，不说大家也猜到了，这就是鼎鼎大名的袁世凯啊。
　　袁老四的运气着实不赖，他七岁的时候便离开老家跟着嗣父袁保庆在外地的大城市生活，见过不少世面。在家族的荫护下，袁保庆虽然只是个举人，但官运不错，他曾经在济南和南京等地为官，还放过盐法道这样的肥差。可惜的是，袁家的魔咒对这个举人大老爷更加残酷，袁保庆比叔叔袁甲三和两位堂兄弟更要短命，他活到44岁便抛妻弃子，离开了人世。无奈之下，袁保庆的遗孀牛氏只好带着十四岁的嗣子袁世凯回到项城老家，但就在第二年，袁世凯的生父袁保中也因病去世，他离六十岁那道门槛还差得远了。

　　袁家当时乃官宦之家，吃穿固然不愁，但此时的袁世凯母子毕竟是孤儿寡母，也颇为可怜。这时，袁世凯的运气又来了，他的堂叔袁保恒，这位在翰林院做编修的进士大老爷，他在回乡省亲的时候见他们母子可怜，袁世凯年纪虽小，但看上去天资聪颖，似乎人才可造，于是便将这个侄子接到北京，打算让袁世凯跟随他读书，日后走科举之道。于是，十五岁的袁世凯便跟着堂叔袁保恒去了北京。

　　可惜的是，虽然袁保恒自己是个饱学的翰林，但袁世凯其严格教导之下仍在乡试的时候两试不中，就连当时另一位在京为官的堂叔袁保龄也说他在学问上天分不高、前途不大。据说，袁世凯在羞愤之下将以前所作的诗文全部付之一炬，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抵砚间自娱光阴耶？”
　　袁世凯的话颇有意思，当年洪秀全因考不上秀才而撕了圣贤书并大骂：“再也不考清朝试，再也不穿清朝服，老子以后要自己开科取士！”---于是洪天王就另立门户，造反了。不过话说回来，那时考不中举人真是太正常了，比袁世凯年长一岁的康有为算是有才华吧，可他老人家考举人的时候照样五试不中，足足虚掷十六年的光阴！如此看来，科举顺利者如曾国藩、李鸿章多为守成之臣，而科举之路坎坷者如康有为、袁世凯则多有叛逆之心，或者说更有改革的需求和愿望，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

　　袁世凯出身官宦世家，自然还没到要去造反那一步。但也许是定数，袁家的那个魔咒随后找上门来，袁保恒于1878年因感染时疫而病逝于开封任上，袁世凯只好再次返回了项城老家，当时他刚满20岁。所幸的是，四世同堂的袁家正好在这一年分家，袁世凯以袁保庆唯一的嗣子身份分得了一份丰厚的家产。
　　由于袁世凯过惯了大都市的生活，因此他在老家呆的时间并不长。在分家之后，他很快便搬到陈州居住，由于家中的长辈大都离世，年轻的袁世凯无人看管，他当时最爱好的活动便是饮酒交友，一醉方休；或者郊原驰马狂奔，放荡不羁。陈州府的太守吴重熹是袁家的世交，他见袁世凯不肯读书应试，也常常加以劝戒，但袁世凯并不醒悟。

　　袁世凯不喜读书是有原因的，他学习科举制艺但又不守绳墨，不愿受此束缚。譬如他喜读周犊山的文章，但仅限于摘取文中豪迈不羁的语句而从来不肯卒读，也不求甚解。有一次，袁世凯的老师王雁臣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为题，命他撰写一篇八股文。袁世凯交卷后，王雁臣发现其所作之文有模仿周文皮毛之痕迹，但文章却逻辑蛮横无理，野性难驯，而且前后多不通顺。其中有一段最为可笑，曰：“东西两洋，欧亚两洲，只手擎之不为重。吾将举天下之土，席卷囊括于座下，而不毛者，犹将深入。尧舜假仁，汤武假义，此心薄之而不为；吾将强天下之人，拜手嵇首于阙下，有不从者，杀之无赦”！王老师看完这篇文章，立刻昏了过去。

　　袁世凯曾有一个老师名叫曲沼，此人颇擅武艺，曾教袁世凯练过拳术，后来袁世凯喜欢驰马试剑，估计与此有关。年轻时的袁世凯喜欢骑马，而且善骑悍马，他在归里守制时最爱读兵书，虽不能通晓其中的含意，却喜欢在客人面前侃侃而言，大加卖弄。当时在他的书房中，曾摆满了六韬三略之类兵书，各种版本都有，当时人送绰号“袁书呆”。对于这个绰号，袁世凯很不以为然，他曾经对人说：“过去我好奋匹夫之勇，现在学了敌万人之书，才知道好勇斗狠其实没有什么用处。三军不可夺帅，要是我手上有十万精兵，便可横行天下。”

　　据传，陈州府城隍庙前有一位很出名的相命先生名叫“瞿然惊神算”，有一次袁世凯请他看相，这位瞿然先生在对袁端详很久之后，以极其严肃的口吻说：“公子天庭广阔，来自富贵之家，少年英发，出人头地，中年位跻公卿，五十微有挫折，但正是以退为进，祸为福倚，此后有七年大运，贵不可言。”袁世凯走后，瞿然先生望着他的背影，又补了一句：“此子不同凡人，如宿命论定，必为乱世之枭雄。”当时陈州还有一位名叫段晴川的翰林学士号称知人论世，颇有独见之明，凡经他品题过的人，无不名声噪起。袁世凯也曾慕名前往谒见，段翰林也认为袁世凯将来的功业极可能凌驾于其叔祖袁甲三之上，但才气有余而制艺不足。

　　分家后的袁世凯尽管已经自立门户，但家里人仍旧希望他走父辈的科举之路，不过袁世凯倒还头脑清醒，他知道自己不是科举这块料，于是他在考虑再三后决定放弃功名，另寻出路。1881年5月，袁世凯前往山东登州投奔嗣父袁保庆的拜把兄弟吴长庆。
　　吴长庆和袁保庆是生死之交，当年袁保庆突然病逝的时候，便是吴长庆亲自料理的丧事。当时的吴长庆是淮系的重要成员，他统率庆军六营驻防登州，督办山东防务，深受李鸿章的信任和重用。袁世凯作为袁保庆唯一的嗣子，吴长庆自然是格外关照，袁世凯去后便在庆军营务处任会办一差。
　　在军营的日子里，袁世凯受吴长庆之命拜在他的幕府、后来的状元郎张謇门下学习，但袁世凯的文章“文字芜秽，不能成篇”，让张謇无从删改，深以为苦。颇具讽刺的是，袁世凯虽然文章写得糟糕，但处理起军务来却如鱼得水，井井有条，似乎天生就是干实事的料。
　　历史证明，乱世人才多以军功起家，当年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袁世凯的祖、父辈袁甲三、袁保恒、袁保龄、袁保庆乃至吴长庆等，都是如此。在局势变幻不定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袁世凯投笔从戎，倒也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
　　1882年8月，朝鲜突发“壬午兵变”，在朝鲜国王的请求下，清廷派庆军入朝弹压。袁世凯也随同进入朝鲜。在朝鲜期间，袁世凯崭露头角，他在帮办军务的时候以整顿军纪和镇压兵变有功，为朝鲜国王所器重重，并获得清政府奖叙五品同知衔。据《容庵弟子记》中记载，在到达朝鲜后，袁世凯在随同北洋水师统领丁汝昌下船探查士兵登陆处，中途因潮退而舟陷于滩，丁汝昌与袁世凯只好赤足而行，在砂石滩上走了数里远。等到登岸时，袁世凯的两足都已破裂，丁汝昌当时半是取笑半是夸赞的对小袁说：“绔绔少年亦能若是耶？”

　　清军进入朝鲜后军纪散漫，常有扰民之事发生，吴长庆便将整顿军纪的事情交给袁世凯。袁世凯在得到吴长庆的全权后，一有犯令者便立刻痛下杀手，树立自己的威信。有一次当地缙绅控诉清军士兵奸戕韩妇，袁世凯得报后立刻徒步往查，并带兵搜捕一昼夜而未进一餐，最终抓获元凶并亲手刃之。对于清兵吸食鸦片的，袁世凯最为痛恨，抓到必杀无赦，就连跟随吴长庆多年的武弁，也有被袁世凯所杀的。

　　不仅如此，袁世凯还帮朝鲜国王训练了一支五千人的德式新军，令朝鲜上下大为慑服，也充分展示了袁世凯的军事才能。后来，这支新军在朝鲜“开化党人”政变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袁世凯协助国王控制局势并镇压了亲日的“开化党人”，日本在朝鲜的势力也因此大为受挫。
　　袁世凯在这些事件中的出色表现，给李鸿章等朝廷大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机缘巧合的是，当时袁世凯的堂叔袁保龄正在李鸿章的幕中且为之倚重，这对袁世凯的帮助很大。但凡国内有点风吹草动，袁保龄都会提前告知袁世凯并为侄子出谋划策；而在李鸿章的面前，袁保龄自然也少不了为袁世凯敲敲边鼓，并在适当的机会为之美言几句。在吴长庆去世后不久，袁世凯便在李鸿章的保荐下，被清廷任命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一举成为清廷在朝鲜的“监国”大员，此时的袁世凯不过二十六岁。

　　由布衣一跃为朝廷的三品大员，这离袁世凯投军不过区区四年时间，这在当时的官场可谓为奇迹，也是袁世凯的老友、在科举上一帆风顺的徐世昌所望尘莫及的。在康有为还在为考举人而苦苦挣扎时，袁世凯早已是轻舟已过万重山，谁说成功的道路只有科举这个独木桥呢？看来，选对了路，跟对了人，对一个人的发展实在太重要了，而袁家的三个人（袁保庆、袁保恒、袁保龄）对袁世凯成长道路上的帮助也是不可或缺的。

　　不过，袁世凯这个位子也不好做，当时的朝鲜内外交困，内有亲中、亲日各派势力矛盾重重，外有俄日英美各方列强的不断窥渗，在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袁世凯在朝鲜洋务军事一把抓，倒也从容应对，游刃有余，比一般的举人进士要强得多了。正因为袁世凯的优异表现，朝鲜国王还特赐了他四个朝鲜美女，其中一个还是贵族女子。

　　不过，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中，东北亚的局势风云变幻，袁世凯能力虽强，但帝国主义的力量更大，特别是蓄意扩张的日本更是对朝鲜势在必得。在甲午战争爆发的前一年，袁世凯被升为浙江温处道（挂名官衔），但仍留在朝鲜。第二年，朝鲜东学党起事，日军在清军应邀进入朝鲜后也大举进入，由于清廷在朝鲜问题上决策屡屡失误，局势终于不可挽回。

　　袁世凯还算是个聪明人，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前夕，他见势不妙，最终想方设法找了个“治病”的借口落荒而逃，回到天津。
　　二、枪杆子里出官衔
　　甲午战争爆发后，袁世凯被李鸿章派赴东北前线，仍旧以浙江温处道的名义协办前敌营务处，负责筹拨粮饷并联络各军。由于清军在战争中节节败退，朝野人士在战后交章上奏，争相向朝廷献言练军之法。
　　说到练军，那些士大夫基本都是些纸上谈兵的书生之见，和袁世凯比起来就差得远了。以袁世凯当年在朝鲜练就新兵的经验，李鸿章让他做个前敌营务处会办，实在是有点屈才。报国心切的袁老四对此也不甘心，他利用朝廷急于编练新军的心理，组织了一批人帮他翻译外国军事教材，包括训练方法、编制、营中制度等，然后他又结合当年的练兵经验，草拟了《练兵要则十三条》、《新建陆军营制饷章》、《募订洋员合同通稿》等材料在朝廷大员们中间广为散发，为自己赢得了知兵治事的赞誉。当时很多朝廷大员，如恭亲王奕䜣、庆亲王奕劻、兵部尚书荣禄、军机大臣李鸿藻，还有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地方督抚，都对袁世凯交口称赞，一致推荐。

　　这真是奇了。要说上面的那些大员，那可都是当时朝廷最显赫的权臣，怎么会对这不过三十六岁的袁老四如此看重呢？要说起来，这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袁老四的确是有两下子，譬如他那《练兵要则十三条》写得着实头头是道，无论是军律、军饷，还是枪械管理、募兵标准等，样样都说得了点子上，让那些不知新军为何物的朝廷大员们大开眼界，称赞有加。

　　袁世凯的运气也实在是好，恰好这时编练定武军的胡燏棻被调去督办津芦铁路，袁世凯乘机上下活动了一番，督办军务处的领导恭亲王奕䜣、庆亲王奕劻、翁同龢和荣禄等人随后便联名保荐袁世凯接替胡燏棻前往小站练兵。有了这些朝中大佬的保荐，事情当然好办。由此，袁世凯便屁颠屁颠的跑到天津小站练兵去了，这也成为他一生事业的发迹之始。

　　1895年12月，袁世凯到小站正式接管了已初具规模的定武军，在将原定武军的兵额招足到7300人后，袁世凯将之改名为新建陆军。为了把新建陆军建成一支模范军，袁世凯重金聘请了包括退役军官沙尔在内的十几位德国教习，并规定全军使用统一的新式步枪、马枪和快炮，其中大都为德制或奥制的标准化枪械，这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袁世凯治军相当严厉，他亲自制定了新建陆军《斩律十八条》，要求士兵严格遵守，其中如：“临阵回顾、退缩及交头接耳私预压者斩；遇差逃亡，临阵诈病者斩；结盟立会，造谣惑众者斩；持械斗殴及聚众哄闹者斩；黑夜惊叫疾走乱伍者斩”，等等，犯者定斩不饶。新建陆军的军制也很严密，包括募兵、行军、操典、驻扎等，都有详细的规定。而且，袁世凯对军队管理极严，日则督操，夜则巡营，从不懈怠。有一晚袁世凯巡营，偶然发现一士兵偷食鸦片，袁世凯当场拔出佩刀将之手刃，全营为之震惊，自此营中再无人敢食鸦片。

　　此时的袁世凯，所有的精力和心思都放在这支军队上，几乎连吃奶的劲都用上了。在军营中，袁世凯以身作则，他和普通士兵一样，着军服、扎皮带、穿马靴、挂佩刀，一副赳赳武夫的样子。在平时的训练中，袁世凯经常亲临现场观看操练，某次阅兵时突然下起大雨，手下的军官要给他打伞，他一把推开说：“士兵都在雨中，我怎么就不能淋雨？”在建军之初，袁世凯也刻意制造亲善士兵的形象，每次发饷时，他都亲自监督，以杜绝军官吃空额、克扣军饷的劣习。不仅如此，袁世凯还经常深入各营，接近下级军官和士兵，甚至连棚头这样的小头目都能叫出名字，很不简单。

　　袁世凯的努力没有白费，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新建陆军的面貌为之焕然一新。在军队的兵营里，到处都是认真负责的洋教习、朝气蓬勃的新进军官、精神饱满的士兵、崭新的枪械大炮，操场上战马嘶腾，果然是一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模范军！
　　当然，也不是没有隐患。据说，袁世凯曾在军中明目张胆地树立个人权势，当时各军营都供有袁的长生禄位牌，灌输“袁大人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要为袁大人卖命”的思想。有人说，每天上下操集合时，官长都要问士兵：“咱们吃谁的饭?”士兵们齐声回答：“咱们吃袁宫保的饭！”官长又问：“咱们给谁出力?”士兵们齐声答：“咱们替袁宫保出力！”如此一来，这支新建陆军便成了袁家军，怪不得后来其它人根本无法调遣这支部队。

　　袁世凯用人还是有一套的，后来北洋军阀的这批风云人物大都是在袁世凯的提拔任用下才脱颖而出的，譬如“北洋三杰”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原定武军的各级军官如曹锟、卢永祥、段芝贵等人，就连那些被朝廷革职的甲午败将如张勋、姜桂题、田中玉等人，他们也都纷纷投靠到袁世凯的麾下，为之卖命。
　　袁世凯练就的这支新建陆军，实际上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一支现代化陆军。乱世抓枪杆，枪杆子里出官衔，袁世凯有了这个资本，从此便声誉鹊起，一飞冲天了。但是，凡事有好也有坏，袁世凯是有成绩，但因此招来很多人特别是满清贵族的妒忌，一时间谣言四起，说袁世凯要反清叛逆云云。
　　当时袁世凯的顶头上司、兵部尚书荣禄也一度听信谣言，他后来亲自到小站去查看，若发现袁世凯有谋反迹象，就立刻加以剪除。不料荣禄去了小站后，发现这新建陆军还真是军容整齐、器械鲜明¬、壁垒一新---完完全全的一支英武之师，当时就给荣禄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荣大人当了一辈子的军人，从来就没有见过如此优秀、如此现代化的新式部队，于是爱才之心不免油然而生，回去后他非但没有对袁世凯痛下杀手，反将之引为心腹，大加重用。由此，袁世凯也就投到了荣禄的门下。

　　众所皆知，袁世凯在1898年的戊戌变法之初表现积极，还为强学会捐过一大笔钱，维新派也将之引为知己，并向光绪皇帝大力推荐。只可惜后来风云突变，袁世凯为了自保，将谭嗣同夜访之事向荣禄全盘托出，导致六君子喋血街头，光绪皇帝也被软禁瀛台。
　　乱世出英雄，竖子亦成名。袁世凯靠出卖维新志士而染红了自己头上的顶戴，在戊戌政变后，袁世凯得到了慈禧太后的充分信任，机会也就接踵而至。1899年，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率武卫右军七千人前往弹压义和团运动。在庚子年中，袁世凯不仅按兵不动，而且在“保境安民”的借口下将原有的山东旧军20营扩编为武卫右军先锋队。如此以来，袁世凯在保住一方平安的同时，又赢得了中外人士的交口称赞。庚子年后，朝廷重臣李鸿章在临死前特地向朝廷举荐了袁世凯。由此，袁世凯很快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俨然已是年富力强、权势显赫的袁宰相了！要知道，当时的袁世凯不过四十刚出头，他的前途不但远胜于他家的那几个进士、举人大老爷，恐怕老领导李鸿章都不在话下呢。

　　由于清廷在甲午战争和庚子之役中惨败，扩大新军的规模也就成为朝野中的共识，这对袁世凯来说，简直是个天大的机遇。1903年11月，经过一番努力后，慈禧太后终于同意了袁世凯设立练兵处的建议。由此，袁世凯甩开膀子大干，北洋陆军六镇也在两年之后大体编练完成，这也是后来北洋军阀的发轫期。
　　当时的北洋六镇，除第一镇因是旗兵不能控制外，其余五镇都是袁世凯一手带出的嫡系部队。各镇的主要将领也几乎都是由袁世凯一手选定，个个都是小站出身：第一镇统制先为凤山、后为何宗莲；第二镇统制先为王英楷，后为张怀芝；第三镇统制先是段祺瑞，后为曹锟；第四镇统制吴凤岭；第五镇统制为吴长纯，后改为张永成；第六镇统制先是王士珍，后改为赵国贤。下面担任协统、标统的中上层军官也都是袁世凯的人，比如雷震春、陈光远、李纯、王占元、卢永祥、鲍贵卿、王怀庆、田中玉等。

　　袁世凯不仅兵练得好，他在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期间，其他方面如开矿办厂、修筑铁路、创办巡警、整顿地方吏治及兴办新式学堂等事务也搞得有声有色。在袁世凯的领导下，直隶在清末新政中一直走在各省的前列。值得一提的是，袁世凯和张之洞还在1905年联名上奏清廷，将沿袭上千年的科举制度废除；而在后来的立宪中，袁世凯也力主改革管制，实行责任内阁，方方面面都显得才干突出，咄咄逼人。

　　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看到日益成长的新军和权势日渐加重的袁世凯，那些满族亲贵不免有些养虎为患的不寒而栗了。的确，袁世凯是很能干，但他又太能干了，而且是个汉人哪。袁世凯那庞大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已经渐渐如脱缰之马，清廷的缰绳似乎有点套不住他了。特别是军队方面，清廷虽然计划编练三十六镇，但除了袁世凯的北洋六镇练成外，其它各省大都没有练成；即使练成的，战斗力也远不如北洋陆军六镇。

　　袁世凯毕竟不是曾国藩那样忠君爱国、科举出身的读书人，这万一他……哼哼，后果不堪设想哪。
　　三、载沣要杀袁世凯
　　时间如同流水，日子总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一转眼便到了1908年。在这一年的11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离世，两人一前一后，相隔不到一天。
　　两宫驾崩后，光绪的弟弟载沣被推上了摄政王的位置。载沣出生于1883年，他在老醇亲王奕譞去世后承袭了醇亲王的爵位，当时年仅9岁。在和光绪闹翻之后，慈禧太后开始有意培养载沣：1900年，载沣被任命为宫廷行走，后来又派往德国代表清廷谢罪；1901年被委派为阅兵大臣；不久，慈禧太后又让他前往军机处学习行走；1908年，载沣成为军机大臣，当时他年仅26岁。光绪龙驭光归天后，慈禧太后安排由载沣的儿子溥仪继位，年号“宣统”，载沣则以摄政王监国。

　　曾有人说，光绪在临终之前，载沣去见过他最后一面。在这次会见中，光绪嘱托弟弟一定要诛杀袁世凯，为自己报仇雪恨。有人说，光绪在被囚禁期间，每天在纸上画大头长身的各式鬼形，写上“袁世凯”三字，然后撕成碎片；又经常画一乌龟，龟背写有“袁世凯”三个字，然后贴在墙上用小竹弓射击，射烂之后还不解气，还要再取下来剪碎，“令片片作蝴蝶飞”。更玄乎的是，还有人说光绪临死前一言不发，唯用手在空中写了“斩袁”两字。

　　这些传闻流传颇广，听起来也颇象那么回事。毕竟，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干下了出卖友人以图自保的勾当，光绪也因此被囚禁瀛台，“十年困辱，均由袁世凯致之”。慈禧太后死后，就连“乱党”康有为和梁启超给载沣写信，说袁世凯是光绪爷被困的罪魁祸首，要求载沣“诛杀贼臣”。看来，在保护伞慈禧太后死后，袁世凯的日子是不好过了。

　　究竟有没有这场传说中的“杀袁”兄弟会，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但载沣上台后第一个要对付的，确实就是袁世凯。在庚子年后，袁世凯在慈禧太后的庇护之下风光无限，也的确办了不少大事、实事，但问题是，他的势力扩展太厉害了，不管是编练军队还是官制改革，还有预备立宪，他样样都要积极参与。袁世凯不仅朝中有人，门生故旧也是遍布天下，特别是北洋新军里的那些将领，哪个不是袁世凯铁杆心腹、惟其马首是瞻？

　　皇族亲贵们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大清王朝本是马上打来的天下，可没想到的是，经过这两百多年的养尊处优后，曾经让满人引以为豪的的八旗劲旅竟然已经不能打仗，重金豢养的绿营也是遇战即溃，毫无用处。在太平军、捻军被镇压下去后，曾国藩、李鸿章等汉人的势力异军突起，各省督抚多由汉人出任，地方权力过大，结果是尾大不掉，清廷也就开始出现软政权化的趋势。特别在庚子年中，南方的汉人督抚们拒不执行朝廷命令，而且还宣布“东南互保”，这隐约间，清廷实际上已经是失去了半壁江山。

　　越是失去的，就越想夺回来。从官制改革到预备立宪，皇族亲贵看着汉人的势力在不但壮大，特别是这几年突然崛起的政治新星袁世凯，他年富力强又党羽甚众，怎能不让那些亲贵们忧心忡忡、夜不能寐。果不其然，载沣刚刚上台主政，肃亲王善耆和镇国公载泽便密告载沣，“如今朝廷的内外军政，都是袁世凯的党羽。从前他所畏惧的是慈禧太后，如今太后一死，在袁心目中已经无人可以钳制他”。善耆等人建议，目前之计，非得痛下决心，快刀斩乱麻，对袁世凯速作处置；不然等袁世凯的势力养成，届时非但不能削除，反有祸在旦夕之虞。

　　载沣何尝不担心袁世凯。当年在官制改革会议上，袁世凯坚持要设立责任内阁，载沣至今都对袁世凯当时的猖狂劲而记忆犹新。虽然慈禧太后在前两年已早做先手，将袁世凯所辖的北洋新军六镇中的四镇收归陆军部，去年又将他与张之洞一起上调为军机大臣。表面上看，袁世凯由地方督抚升为军机大臣（位极人臣），但实际上却是要解除他在地方上的军政实权；为防止袁世凯在军机处独大专行，同时又将老资格的张之洞同时调入，目的是对袁加以牵制。

　　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短短的一两年间，岂能轻易动摇袁世凯的势力？更何况，军机处在朝廷中至关重要，要想处置袁世凯这样的军机重臣，必须经过其他军机大臣们的同意，满族亲贵要诛杀袁世凯，谈何容易。
　　正因为如此，载沣才不敢贸然而行。在再三的思虑之后，载沣和隆裕太后把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请来商议如何处理。不料老庆听后，立刻伏在地上，一言不发，作恐慌状。在隆裕太后的厉声质问下，奕劻才嗫嗫嚅嚅的说，这事关系重大，得和张之洞商量下。
　　载沣没办法，只好又召见张之洞。张之洞是汉人大臣，而且已是暮年，他听后不免长叹一声，且有兔死狐悲之感。在沉吟半响后，张之洞说：“国家新遭大丧，主上又年幼，当前须以稳定大局最为重要，此时诛杀大臣，先例一开，恐怕后患无穷”。他见载沣仍迟疑不定，便又说：“王道坦坦，王道平平，愿摄政王熟思之，开缺回籍可也”。

　　应该说，张之洞和袁世凯的关系并不算好，但这次他说的话却的确是宽仁厚道的长者之语。不管张之洞是为了大局着想还是其它，他的表态却在无意中保护了袁世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