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1）
　　情报、保卫、间谍、警察，永远是世界畅销书的首选题材。而作者拿给读者的这本书，乃是同类题材中最好看的。
　　有什么理由这样大言不惭？古今中外，这种书籍多了去了。
　　首先因为，本书的描写对象——中国的情报、保卫工作，在世界范围评价，堪称非常成功。
　　其次因为，作者掌握的有关素材，在专业范围，敢说非常丰富。

　　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向苏联发起进攻之前，日本向美国发起进攻之前，中共都能提前侦获进攻的准确时间。中国第三次国内战争的决战期间，毛泽东的案头总有国民党军队内部的绝密电令。谁的情报工作更先进？海外媒体渲染，中共间谍打入外国情报机构，得到朝鲜战争不会使用原子弹的战略情报！“文革”中造反派揭发安全部门首长资敌，从大陆派人参加台湾的重要会议！尽管有些信息尚未全部得到证实，但起码可以表明外界对中共情报工作是何等重视。苏联领袖列宁三次遇刺，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超级大国尚不能保证最高领导人的人身安全。可是在中国，毛泽东穿插于数十万敌军之间，巡视于上百万群众之中，毫发无伤。谁的保卫工作更先进？

　　尽管中国的情报、保卫工作在世界范围始终受到极高的关注，但是，有关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的书籍，却是最少的。这是因为，在中共的情报、保卫系统之中，一直有着严格保密的纪律，向来有着甘做无名英雄的习惯。
　　我从小爱看书，最爱看描写间谍、情报、侦察、保卫的书。古今中外的此类题材，只要有中文版本的，我几乎翻遍了。最大的遗憾，是很少看到中国的有关著作。待到长大，待到自己也发表了一批文章书籍，友人就问：你自己为什么不写写中国的情报、保卫工作？
　　我能写出这等难度的书？
　　友人提醒：你不是认识许多在情报、保卫机关工作的重要人物吗？
　　此刻我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些不时碰面的平易亲和的伯伯阿姨，在外人眼中，就是中国的“特务头子”！
　　但是，我迟迟没有写这个题材。也许是因为难以搜集素材，也许是因为不愿借助私人关系，也许是因为尚未理解其价值。

　　后来，就可以逐渐看到国内的此类书籍了。按照保密规定，解密的期限过了。可是，有的书却惹得内行恼火——不够扎实啊！而我这个作者，却似乎有了过失：有条件掌握准确材料却不写，难道坐视谬误流传？
　　后来，有几个老人也来找我，希望我写写逝去的战友。我又发现，自己早已对不起前人：当事人已经七老八十，再不写，许多无名英雄的事迹就随着时光的流转而永远逝去了。
　　我已经写了几本有分量的关于移民与流动人口的书，我已经写了苏军解体写了香港回归写了首届政协及新中国建立，我甚至把自己的军旅生涯也变成了书，可是，我还是没有动笔写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这本书。有何理由拖延？
　　近来，也许是年纪渐老，有时也把问题往玄处想。
　　人为什么要看书？

　　获取知识。
　　为什么非要到书中获取知识？
　　寻求自己难能体验的知识。
　　人最爱看什么书？
　　载有自己难以得到的知识。

　　那么多的书为什么不都登载难以得到的知识？
　　保密。独家知识不肯便宜别人。
　　原来，读书，与人类窥视秘密的天性紧密相关。
　　这种窥视秘密的欲望并不丢人。人类需要认识自然从而适应自然，可自然并没有将自己的一切规律袒露出来，于是人类要窥视自然的秘密。人类需要认识自身从而适应社会，可社会的利益多元导致多种保密意图，于是人类又要窥视社会的秘密。也许，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诞生，就与这种窥秘欲相关？
　　在所有的窥秘欲中，最为急切的，往往是窥视对手特别是敌人的秘密。而互为敌手的双方，恰恰都在千方百计地保守自己的秘密，同时窃取对方的秘密。于是，窥秘欲变为揭秘欲，揭秘欲发展为窃秘欲，直至开展秘密战争！
　　窥视秘密战争的秘密，就会发现：这秘密战线实在是一个最为艰险的领域。

　　情报、保卫工作始终是一种尖锐的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但情报、保卫工作比一般的政治斗争更多一层坚决。政治家总在纵横捭阖，争斗之中也有合作，但情报、保卫战线却始终保持高度的紧张，对手就是对手，从来不抱幻想。都是对敌斗争，但情报、保卫系统比军事系统更多一层复杂。军事家的眼睛盯着敌军，情报、保卫干部却还要警惕埋藏在自己队伍内部的敌方间谍，敌中有我，我中有敌，要有火眼金睛。

　　情报、保卫斗争常常采用隐蔽的活动方式。既要运用政权工具依法执政，又要妙用秘密手段破格行事；既要保持最为严格的组织纪律，又要自主活动机断专行；明中有暗，暗中有明，要多一身本领。
　　情报、保卫人员必须具有超群的个体素质。既要斗勇，更要斗智；当间谍的还得擅长演戏，而同场较量的都是顶级高手；单线联络，天大的干系也要独立承担；还要准备蒙受冤屈，功极高而位不尊，要做无名英雄。
　　情报、保卫工作实在是个极其特殊的行当，情报、保卫工作实在是项追求极致的事业，情报、保卫工作实在是最为刺激最有魅力！
　　前言（2）
　　把最有魅力的事情揭开来看，这种描写秘密战争的书籍，当然最受读者欢迎。如果这本书又是真实而非虚妄地描写秘密战争，那就不能不说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
　　中国的情报、保卫工作，实在是一段不可埋没的秘史。为了前辈英雄，为了历史留存，为了读者期待，我必须写好这本书！

　　整理手头的资料，我又陷入巨大的兴奋之中。
　　我已经积攒了古今中外大量有关书籍。我能够看到读者难以接触的有关资料，包括许多过去标为秘密而现在已经解密的内部文件。我还得到不少当事人未曾发表的个人回忆录。这些文字资料，已经足够一些学者写出有关学术著作。我看过几本海外有关著作，他们掌握的材料远不如我。
　　我的宝库不仅于此。我采访情报、保卫系统的当事人已有多年。中共早期的情报、保卫工作神秘色彩颇重，别说对外保密了，就是机关内部，不同部门之间、不同个人之间，也不得互相过问工作。因此，许多级别相当高的干部，也难以掌握全部情况。我的腿勤，到处跑。上百个部长省长厅长局长级别的官员，中共情报、保卫部门的高层人物，“大特务头子”，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向我和盘托出！我再把他们提供的不同视角的材料爬梳整理，不少历史谜团就逐渐清晰起来。

　　我写作向来重视素材，尤其重视直接采访。因为，文字材料，特别是正式文件，往往有重重顾虑，不能写出全部情况；而且，出于文体考虑，常常忽略细节。鲁迅主张，写历史，不但要看正史，还要看野史。社会科学家搞研究，不但爬梳文字，还强调搞野外考察，重视口述资料。以我个人的写作经验，在所有素材之中，作者直接采访当事人得来的素材，往往属于独家材料，最为生动，最有价值。

　　看看我搞到多少秘闻。
　　至今尚未披露的最大的特务案件。国民党军统汉中特训班打进共产党内部50多人，甚至已经控制中央军委的一部情报电台。弃暗投明的立功人员，有些又加入共产党并成为可靠的情报干部。而此案的侦破，恰恰与延安审干同步！
　　血腥疑案的真相。周恩来在陕北劳山遭遇伏击仅以身免，这股土匪有无政治背景？八路军办事处的少将代表宣侠父在西安神秘失踪，蒋介石搞暗杀为什么瞒住亲信胡宗南？
　　情报服务于战略的成功范例。中共特科在日本政界秘密发展一批内线，这些日本人为中国提前提供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战略情报！延安窃取国民党联络参谋的密码，传递毛泽东不去重庆的假情报，而后中共突然参加国共谈判赢得主动。
　　潜伏最深最久的情报员。长期伴随国民党将领傅作义的阎又文，曾经为傅作义起草讨伐毛泽东的电文，代表傅作义出席与中共的和谈，又成为新中国水利部长傅作义的办公厅主任，文革中还被当作军阀走卒批斗。其实，这个阎又文本是秘密共产党员。
　　重要政治运动的实情。发生在延安的“抢救运动”，史家评为文革之前身。当年的关押名单，现在就是一部政界名人录、艺坛名人录。河北女青年王遵级为何成为延安“四大特务”之一？王实味到底是怎样处死的？总结这段运动的经验教训，也是一个历史任务。

　　细致的历史考证。“特务”一词从何而来？中国的情报、保卫机构创建于何时？周恩来如何亲手创立中共情报、保卫系统并编制中共的第一部密码？
　　中国高层情报保卫干部的经历。从延安成长起来的情报保卫干部，开国时撒向全国，担任各省市自治区的公安厅长。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公安部部长赵苍璧、国家安全部部长凌云、司法部部长邹瑜、总政保卫部部长郝苏，当年都是延安情报保卫训练班的青年学员。中共的“特务头子”远非世人以为的那样性情刻板。中央红军的周兴无意间起了一个酷吏的名字，从江西到陕北总在中央身边担任保卫要职。南洋华侨布鲁在延安号称“东方福尔摩斯”，谈恋爱期间还侦破重大疑难案件。闹红起家的陕北汉子赵苍璧，第一次执行任务就迷上侦察业务。异地革命的知识青年李启明，把国民党的军官和特务都拉到自己的情报网络之中。

　　有趣的公安掌故。邓小平到情报训练班择偶，相中的浦群英后来改名卓琳，订婚宴会吃的是陕北名菜“三不沾”。评剧《刘巧儿》的前身原是一出秦腔戏，主演苏平逃婚到延安参加革命，编剧袁静后来写了《新儿女英雄传》，全体演职人员本是抢救运动的“犯人”，却组成最早的公安剧团。
　　有了这么精彩的独家材料，不写能憋住？
　　我还是迟迟没有动笔。
　　我在寻找适宜的写法。
　　过去，我的写作并不正规，同一篇文章可以刊登于学术杂志，也可能连载于畅销报刊，说不清是新闻报道、报告文学还是学术论文。四不像的写法，也许适应飞速膨胀的文化市场的需求；但是，变革中的文体，也需要逐步形成优化的基因。既然我已经在搜集素材上下了这么大工夫，那么，我也有必要在写法上下同样的工夫。

　　许多作者在文艺创作中追求完美，我在这本书的写作中，追求“完真”。我尽力做到，即使面对最为严密的非虚构文体的写作规范，面对最为严格的报告文学的写作要求，本书仍为一部合格的严肃的纪实作品。这是因为，我这本书的描写对象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领域，而读者希望看到是真实而非虚构的历史。
　　前言（3）
　　当然，无论什么文章都应写得读者爱看。历史本来是生动的，把生动的历史写成枯燥的八股，只能怨作者。我向来重视文笔，这本书中也活跃着鲜活的人物，演绎着悬疑的情节，描画着生动的细节，可读性决不逊于小说。不过我要声明：我写的这些故事尽管十分生动，却不含戏说成份，都是真的。
　　撰写此书的过程，我的脑海中始终回响着“不可埋没！”
　　无论你感兴趣也罢，不感兴趣也罢，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本身，实在是一部不可埋没的大书。
　　我越写越觉得该写，越写越增添自信。我有非常精尖的选题，我有非常丰富的素材，我还有非常认真的态度。天时地利人和，我当然有信心对读者自称——这是一部关于情报、保卫工作的上品之书！
　　第一章 特务 特科 特区中国最早的“特务”组织（1）

　　谈起情报和保卫系统，人们的第一反应是惊呼：“特务！”搞情报的人是特务，搞保卫的人要抓特务，反正离不开那令人发指的“特务”。解放前，共产党谴责国民党搞“特务统治”；建国后，“抓特务”又是防止国民党破坏的重要任务：“特务”，似乎成了贬义词。定义总是形式的，实体才是实在的。作者决心找到中国最早称为“特务”的组织机构。

　　找来找去，没有找到国民党那儿，倒找到共产党这儿了。
　　据作者考证，在中国的情报、保卫界，最早出现“特务”一词与最早称为“特务”的组织，都来自1927年5月的中共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
　　1927年国共分裂，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变”，缺乏自卫意识的共产党人惨遭屠杀。合法地位变成非法地位，中共中央机关被迫从上海迁往武汉。出于保卫自身安全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军委之下设立一个“特务工作处”。
　　这个“特务工作处”隶属于中央军委。当时的中央军委机构精干，书记周恩来、秘书长王一飞、参谋长聂荣臻；机关驻地汉口余积里12号，三楼三底两厢的石库门式房子，组织科在楼下西厢，秘书处在楼上西厢，周恩来在楼上客堂办公，特务处就在隔壁的东厢。特务工作处负责人为顾顺章。此人曾在1925年上海“五卅”运动中率领“打狗队”，1927年上海武装起义中担任工人纠察队大队长，颇有城市战斗经验。1926年周恩来筹建中共保卫工作，曾挑选顾顺章、陈赓、陆留三人去苏联学习。

　　特务工作处下设四个股：情报股负责搜集军事、政治情报，了解敌人活动动向。负责人董醒吾外号董胖子，时任国民政府武汉三镇侦缉大队队长。那时的情报工作好做，武汉政府汪精卫还在同共产党合作，连武汉公安局长都是共产党员吴德峰。
　　保卫股负责保卫中央机关和苏联顾问团的安全，负责人李剑如。苏联顾问团团长鲍罗廷被迫回国时，保卫股抽调30人护送，完成任务后就留在苏联学习保卫业务。
　　特务股负责惩办叛徒、奸细，兼理中央交办的特殊工作，负责人李强，成员只有蔡飞、陈连生、王竹樵等几个人。这个行动组织曾经处死一名企图接近苏联顾问团的英国间谍，刺伤苏联顾问团内部的奸细尤金皮克。
　　匪运股的任务是收编土匪武装，负责人胡孑。
　　草创阶段的特务工作处工作十分活跃。5月17日夏斗寅在宜昌叛变攻打武汉，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叛变，7月14日汪精卫武汉分共，特务工作处都能及时拿到情报。特务工作处还在南昌起义中积极配合部队破坏粤汉铁路，把撤退回国的苏联顾问的枪支秘密送往叶挺任师长的二十四师。还通过商人搞了些金融投机，炒卖国库券、钞票、银元，为中央赚取秘密活动经费。

　　不久，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往上海，这个“特务工作处”于1927年8月结束工作。
　　这就是现代中国第一个“特务”组织！
　　国民党的特务组织的建立，与中共也就是前后脚的一点儿时间差。1928年2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设立党务调查科，由陈立夫负责，专门捕杀共产党人。还有军队系统的“参谋本部第二厅”，负责军事谍报与电讯侦测。1930年夏，党务调查科内部增设一个“特务组”，专门对付中共活动。
　　1932年3月，亲近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学生仿照意大利的棒喝党和德国的褐衫党，在中国组织了一个秘密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社员衣着蓝色衣服，又称“蓝衣社”。着力培植亲信的蒋介石，亲中选亲，又在复兴社之中特设一个“特务处”。复兴社特务处由十个黄埔生组成，戴笠任处长。这个特务处的任务是情报工作、策反工作、行动工作，正是标准的特务职能。这个特务处成立的4月1日，后来成为国民党特务组织“军统”的“四一纪念日”，每年此日，蒋介石都要亲自出席纪念仪式。

　　这样，国民党也有称为“特务”的组织了。①国共双方，为何都把自己的情报保卫机构称为“特务”？
　　“特务”显然是现代产物，记载古代词汇的《辞源》之中，根本就找不到“特务”这个词。具有类似意义的词汇是“间谍”，释为“秘密侦探敌情”。例句：《史记》中记载李牧作战“习骑射，谨烽火，多间谍，厚遇战士”。还有一个名词“间人”，意为“探子、间谍”，《孙子兵法》就有《用间篇》。看来，在中国古代，“间谍”还是一种军事手段，尚未形成独立行业。

　　1979年版《辞海》这样定义“特务”：“参加特务组织或接受特务机关的任务，进行刺探情报、暗害、破坏、造谣煽惑等反革命活动的分子。”这个定义将特务完全归于敌人。其实，“特务”其名，起初不含贬义。1937年1月西北政治保卫局颁发《特务须知》，把首长的警卫员称为“特务员”，很光荣的职务呢！①1990年版《语言大典》给“特务”的四项定义包括英文词义：“1.（specialtask或duties）军队中指担任警卫、通讯、运输等特殊任务的，如特务员、特务连、特务营。2.（specialagent）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员。3.（spy）间谍，敌对一方派往另一方搜集情报，进行破坏的人员。4.（stooge）为某一政府效劳反对另一政府的颠覆性特务。”这个定义已经将特务定为中性，敌我兼有，而且包括各类特务。不过，在军队类别中遗漏了一种侦察任务，军队特务连的编制之中总有侦察分队。想来，作者十八岁参军就当侦察兵，也算有过小特务的资历？

　　第一章 特务 特科 特区中国最早的“特务”组织（2）
　　1996年出版的《中国特务》一书，认为以上定义都不科学，重新定义：“为了国家、阶级或政治集团的利益，受组织或领导的委派，默默从事情报工作或搜捕、暗杀、破坏等行动工作以及其他维护本国、本阶级或本政治集团利益的秘密工作的人员。”这个定义明确了“特务”的三大特征：一是“因公”活动。也对，中国古代，因公活动的人叫“间”（间谍），因私活动的人叫“侠”（侠客）。不过，这个“公”不知是否包括现代的“公司”，为跨国公司窃取经济情报的商业间谍算不算“特务”？第二特征是受组织或领导的委派活动。即使是特务分子，如果擅自杀死私仇者也不是特务行为，而属刑事犯罪。这个特征也不好掌握，看看系列间谍电影“007”，那受组织委派的特务往往又“擅自”行动。第三特征是秘密行为。这就抓住了特务的行业特点。可是，特务未必全秘密，情报搜集工作就可以部分地公开进行。各国驻外使馆中，就有拿着外交护照的公开的特务。从特征来定义特务难以完整，《中国特务》又提出特务的三大业务：情报工作、行动工作、策反及心理作战。还有一些划分，如按组织机构划分为行政系统、党务系统、军队系统，如文职特务、武装特务、秘密特务、公开特务……

　　看来，这特务真是够“特”的，无论怎样定义，都显得不够严谨、不够周全。生活实际，不照定义那样划分得清清楚楚。以“特务”论，中国古代就有军事、警察、司法各系统混同的情况。其实，现代也未必清清楚楚。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有“中统”与“军统”，可是“复兴社”的情况就有些复杂，其中只有力行社的特务处才是严格意义的特务。国民党抓共产党的时候，所有的地下党员都算特务；跑到台湾以后更是超度紧张：情报工作是特务，联络工作是特务，就连统战工作也算特务。

　　作者至今没有完全考证准确，中国的情报、保卫组织的名称都是来自何处。
　　苏联那里，1917年设立“全俄肃反委员会”，1922年改称“国家政治保卫局”，简称“格伯乌”。看来，中共创建情报保卫组织之初，并未照搬苏联的组织机构。也对，苏联那里是国家政权组织，中共这边正处于非法状态。那么，周恩来的“特务工作处”从何而来？美国倒是惯用“特务”这个名称，负责总统警卫工作的机构，设在“财政部”，叫做“特务处”。莫非这就是中共使用“特务”名称的来历？还有，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最初的“特务”组织都隶属军事系统，莫非借用军队的“特务连”？

　　“调查”，最早见于国民党，后来共产党也有“调查部”，大概取自美国的“联邦调查局”。1907年美国司法部设立调查室，1924年扩大为调查局。这也是苏联不用的名称。
　　“二厅”大概是国际惯例。清朝政府改革官制，1906年设立了一个职权相当于总参谋部的“军咨处”，这个军咨处下设七个厅，“二厅”专门负责对外情报间谍活动。这个“二厅”世界通行。美国陆军情报局简称是Armyg-2，空军情报局简称A-2.国民党有“参谋本部第二厅”，中共中央军委也有“二局”，总参谋部也有“二部”。军队之中的老大总是作战部门，情报部门排老二也够显赫的了。

　　作者执拗地探询各种“特务”机构的区别，见到有关专家就追根问底。前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足以称为中共的顶级“特务”了，却这样提醒作者：你们年轻，许多事情弄不清楚，过去的工作，不像现在划分得这么明确……①这番话使作者恍然大悟。
　　包括被称为“情报”、被称为“保卫”、被称为“特务”的工作，都不是按照定义运行的，而是怎么有效就怎么做。
　　中共自创建之日就十分重视保卫工作。1921年7月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严格的保密措施中召开，会址还从上海市区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规定：“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得保守秘密。”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不少党员的身份公开，广东区委委员杨殷在广州市公安局任顾问，曾调查廖仲恺被刺案件，1926年又负责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保卫工作，从广州工人纠察队和南海农军中挑选人员，组织了一支保卫大队。中共领导的京汉铁路大罢工、安源路矿大罢工、开滦五矿大罢工、省港大罢工，都设立了纠察队、监察队、侦察队、调查队等保卫组织；湖北、湖南等地的农民运动，也普遍设立了农民自卫军，维持乡村治安。不过，这些早期的保密措施和保卫组织，还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情报工作和保卫工作；中共在地下状态期间，曾在内部称为“秘密工作”。后来有了农村根据地“苏区”（苏维埃区域），保卫工作建立公开机关；又将非苏区的这块工作称为“白区工作”、“城市工作”。

　　直到成立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才出现“特务”这个名称，才符合特务定义的核心部分。
　　至于分为“情报工作”、“保卫工作”、“调查工作”、“统战工作”、“联络工作”，那都是往后的情况了。
　　遇到分类难题，作者有一个高招：采用同心圆式划分。核心，符合最苛刻的定义；往外扩展就开始搀杂模糊成分，甚至具有边缘内容，始终是沾边就赖；直到怎么看都是另一件事物，那才算出圈。
　　第一章 特务 特科 特区中国最早的“特务”组织（3）
　　“情报工作”、“保卫工作”、“特务”、“间谍”、“警察”，这是核心部分；较为宽泛的划分，也就是“圆心”之外的圆圈，再算那些“白区工作”、“城市工作”、“统战工作”、“联络工作”……这个同心圆一圈一圈扩展，总要有个能够涵盖全部的名头。思来想去，采用一个相对模糊而又相当诱人的名称——“秘密工作”！这就是本书书名的来历。有一本外国同类题材著作，就题名《秘密战》。

　　“秘密战”的范围相对宽泛，可也不能无限模糊出去，那样，“特务”就不“特”了。本书的内容，还是尽力阐述“特务”的核心定义。
　　中国早期的特务组织，尽管机构很小功能不全，却是以后影响中国政局的庞大特务组织的前身。
　　“党务调查科”后来发展为赫赫有名的“中统”——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统计局。复兴社“特务处”，后来扩大为赫赫有名的“军统”——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在国民党庞大的军警宪特组织之中，这党务系统的“中统”与军队系统的“军统”，始终是核心特务组织。
　　“特务工作处”虽然只活动了三个月，却培养了中共最早的特工干部，此后成立的“中央特科”，骨干大多来自这个特务工作处。
　　第一章 特务 特科 特区中央特科（1）

　　在中共情报、保卫系统内部，“中央特科”赫赫有名。
　　中央特科，创建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上海创造了无数中国之最：最大的城市，最宽的外国租界，最多的市民人数，还有，最复杂的情报斗争！国民政府的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警察局，英国、法国租界的巡捕房、包打听，弄堂码头的青帮、红帮，共产国际的情报站、中共特科的打狗队……上海是国际公认的“冒险家的乐园”。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共产党再次转入秘密活动，中央机关又从广东搬回上海。1927年11月，周恩来从东江前线回到上海，并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周恩来的倡议下，于1927年11月在上海建立了中央特科。1928年10月，中共中央还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三人中央特别委员会（另外两个委员是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和特科实际负责人顾顺章），直接领导中央特科的工作。

　　如果说，此前的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还是个短暂存在的临时机构的话，这个“中央特科”就是专业的中共情报保卫机构了。了解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的历史，必须追寻这个“特科”。
　　“特科”成立于1927年11月，组织逐步扩大，先后设立四个科：一科总务，科长洪扬生，负责中央机构的警卫与其他事务工作。二科情报，科长陈赓，负责打入敌探机关，侦获情报。三科“红队”（打狗队），主要任务是惩办叛徒内奸，队长蔡飞、谭忠余。四科无线电台，负责筹建无线电通讯，负责人李强、陈寿昌。
　　总务科的重要任务是保障中央会议。那时的中共中央革命热情高涨，自身处于非法状态，还要召开一些全国性大会。1930年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筹备会议、1931年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到会人都有好几十。总务科先租下外国租界之中的楼房，安排自己人居住进去掩护，再把数十位会议代表分别安排在旅社住宿。开会时楼外有红队便衣骑车望风巡逻，楼下有“太太”打牌望风，楼上有总务科“佣人”服务。代表们在楼上开会，一旦有情况外围立即报警阻击，代表则从暗道转移。总务科还负责营救被捕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两次被捕，都由特科收买巡捕房营救成功。1929年8月中央军委委员彭湃、杨殷被捕，周恩来亲自策划劫刑场。30日，敌人将彭湃、杨殷押赴龙华执刑，红队化装成摄影队半路截击。由于沿途警戒森严，运送武器来迟，千钧一发之际，手无寸铁的红队眼看囚车路过，无法出手。罗亦农就义之后，特科冒险收殓埋葬遗体，还竖立了化名“罗四维君子之墓”的石碑。

　　负责情报的二科完全在搞“特务”工作。二科的陈赓、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潘汉年、陈养山、欧阳新、刘鼎、李宇超等人，都是中共的情报奇才。科长陈赓乃黄埔三杰之一，东征中救过蒋介石一命，还到苏联学习过保卫业务。二科发展了一个重要情报关系鲍君甫。国民党成立调查科以后，立即寻求在上海建立特务组织，选中的驻沪特派员鲍君甫，恰恰是中共特科陈养山的密友！经过特科积极争取，鲍君甫同意为共产党做事。于是，国民党驻沪特务系统建立伊始就实际掌握在共产党手中。特科营救任弼时，就是通过鲍君甫往租界巡捕房送钱。更为有趣的是营救关向应。1931年关向应在法租界被捕，绝密的手抄文件也落入敌人手中。法国人看不懂中共文件，托鲍君甫找一位“鉴别专家”。于是，特科的刘鼎就负责鉴别关向应的文件书籍了。不久，手抄的机密文件被刘鼎悄悄取回，鲍君甫又对法国人说，鉴定证明此人的书籍没有政治价值，不过是个普通学者。关向应得以平安出狱。特科的关系遍布各界。支持袁世凯当皇帝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也经周恩来批准而秘密加入共产党，多次提供情报，积极营救李大钊。

　　三科红队是行动组织，二十多条好汉在上海滩出生入死。罗亦农被叛徒何家兴、贺慈华夫妇出卖，英勇就义。红队誓死报仇，满城追杀，何贺二人刚刚躲到蒲石路居住，第二天就被红队上门惩罚。出卖彭湃的叛徒白鑫曾任中央军委秘书，掌握内情甚多，中央命令红队将其除掉。但是，这个白鑫熟悉中共秘密活动规律，多次躲过红队刺杀。特科精心策划，陈赓、鲍君甫亲自现场侦察，就在白鑫动身离开上海之际，红队在公安局督察员范争波的家门口将其击毙！①四科的无线电工作，由周恩来亲自部署创建。以往，中共传递情报的方式主要是通信。可是，邮政通信必经国民党控制的邮检，很不可靠。中共秘密通讯的传统做法是派遣专人送密信，但是，秘密交通员还得通过警察搜查，风险仍大。于是，绝密信件就要求交通员背诵下来，到达目的地再复诵出来。穿越山水阻隔，潜过敌人封锁，这种原始的传递方式往往要几个月才能沟通一次，效率太低。根据国际秘密工作经验，最可靠又最便捷的联络方式还是无线电通讯。可是，电台这种现代化设备，却是难以到达中共手中。1928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建立无线电通讯。周恩来指派李强自行装配电台，指派张沈川考入国民党的无线电学校，还选送涂作潮等四人到苏联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1929年冬，李强在上海英租界装配出电台设备，1930年初涂作潮回国帮助李强筹建，李强带着电台潜入九龙，从香港沟通上海，实现了中共首次远程无线电通讯联络，中共的第一部无线电电台悄然诞生。

　　第一章 特务 特科 特区中央特科（2）
　　1930年9月，周恩来亲自布置在上海举办训练班，为各地苏区和红军部队培训无线电干部。一批各地来人聚集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秘密学习。租界警方发现这个工厂颇为奇特，突袭逮捕了5名教员和15名学员。没有被捕的李强、毛齐华、伍云甫、曾三、涂作潮等人立即分散开来，继续培训无线电人员。
　　上海的电台，不但要同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联络，还要沟通国内的江西根据地。江西苏区的红军在文家市战斗中缴获了一部电台，可是，红军战士把这个嘀嗒做响的怪物给砸烂了！毛泽东当即叮嘱红四军参谋处长郭化若，在下达作战命令时加一条，要各路红军注意收集无线电台和无线电人员。1930年12月龙岗战斗，不但活捉了敌军师长张辉瓒，而且缴获了一批电台和10个无线电技术人员。可是，不懂技术的战士又把电台砸坏了，只剩下一部还能收报，但是不能发报。国民党十八师的台长王铮被俘虏，继续当台长，但这次是红军十师的无线电电台台长。红军十师的秘书长欧阳毅调到电台当政委，不久又由冯文彬继任。从此，江西苏区的红军与上海的中共中央之间，沟通了迅捷的无线电联络！后来，在共产国际的支援下，中共中央又派人在各根据地都设立了电台。从莫斯科到上海，从上海到江西、鄂豫皖、湘鄂西、陕北，中共的秘密通讯从空中跨越国民党的陆地封锁，畅通无阻。②1927年11月创立的“中央特科”，标志中共中央情报、保卫机关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