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托兰
　　1912年生于美国威斯康辛州一个传统的基督教家庭。青年时代的托兰根本没有想过会成为历史学家，他那时的梦想是成为百老汇的剧作家。大学里，托兰学的就是戏剧创作。大学毕业后，他背起行囊走遍了美国。四十二岁以前，他是个事业上不成功的剧作家、官场里得不到赏识的军官、家庭生活中的失败者。1954年，有人约托兰写一部有关大飞艇的书，他利用在空军服役时的关系，走访了众多飞艇时代的亲历者，掌握了大量独家的第一手材料。这本《天空中的船只》使他一举成名，也正是从这一年起，他开始了“在历史中的生活”。

　　托兰的著作侧重史料的搜集和对当事人的采访。在书中，他会把所知的一切全部告诉读者。他写的历史著作有：《从乞丐到元首》、《日本帝国的衰亡》、《战争之神》、《丑闻：珍珠港事件及其后果》、《占领日本》和《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等。
　　其中这本《日本帝国的衰亡》使他夺得了1971年度的普利策新闻奖。
　　《日本帝国的衰亡》是美国历史学家约翰•托兰所写的一部以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历史纪实著作。
　　作者在书中描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帝国主义于1936—1945年间和希特勒的纳粹德国遥相呼应，在东部开辟侵略战场，横行亚洲，侵略中国，蹂躏东南亚各国人民，发动太平洋战争，偷袭珍珠港，直至最后被迫求和投降的历程。书中史料极为丰富，有许多材料系出自当时美、日两国的战时档案，也有不少史料是一些原为日本天皇的公卿贵族、重要军政头目和参战当事人提供的。作者根据史实，生动地描绘了一幕幕侵略战争的残酷场面，揭露了战争给受害国人民和日本人民所带来的巨大灾难，以及日本战犯制造战争的内幕。原著于1970年10月在美国出版后，即成了一本畅销书，并夺得了1971年度的普利策新闻奖，仅在得奖当年就再版三次，在西方广大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该著对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史，有一定价值，堪称《第三帝国的兴亡》的姊妹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多数西方人认为，东条大将和其他日本领导人——实际上是为数众多的日本人——同希特勒及其纳粹党徒是一丘之貉，他们不论受到什么惩罚和遇到什么厄运，都是罪有应得。
　　事过二十五年，日本已经从精神上和经济上濒于全面崩溃的境地恢复过来，在世界之林中重新受到尊敬。可是，人们仍然不禁要问，我们怎么能钦佩和尊敬一个战争时的行为如同野蛮人一样的民族呢？
　　本书之目的，主要就是要从日本人的角度来试图回答这个问题，进而解答关于那场改变了亚洲面貌的战争的其他一些问题。为什么一个幅员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那样大小的国家要对珍珠港发动自杀性的进攻，从而使自己与一个国力十倍于己的敌人决一死战呢？两国之间的战争是不是像今天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不可避免和非打不可的？打赢那场战争是不是就使美国从此永远卷入亚洲事务呢？

　　要不是发生了两个情况，我——尽管有我的日本妻子和她家人的帮助——本来是不想写这本书的。这两个情况是日本人对自己不久前的历史所抱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和出现了一些新的重要文献。除了日本外务省和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已经存有的大量材料外，最近又发现了一些曾被隐匿或散失多年的宝贵材料，诸如御前会议和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的记录，过去以为已被焚毁的近卫文的部分日记，以及1940年至1944年2月21日担任陆军参谋总长的杉山元元帅所写的长达千页的“笔记”。

　　重要的是，日本的一些前文武长官，包括天皇的首席顾问木户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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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爵、天皇幼弟三笠宫崇仁亲王殿下、珍珠港和中途岛战役的实际指挥官草鹿龙之介提督，以及东条的头号心腹佐藤贤了将军等，都愿意毫无拘束和详细地谈他们不幸的过去。几年前，我为写《扪心无愧》一书搜集材料时，只要一触及某些敏感的话题，他们就面带难色，这种心情已完全消除了。此外，他们相信，战后西方人自己有了在亚洲的种种经历之后，对日本过去在中国所铸成的罪恶应该有新的认识。那些参加过这场战争的人，从将军到士兵，也比较愿意谈起他们的错误，说出过去说不出口的话：怯懦、谋害、杀人成性、投降和开小差。

　　为了准确起见，他们以及每一个与作者交谈过的、其经历被写入本书的人，都阅读了有关自己的段落，而且往往还添加了说明问题的评论。书中的对话并非虚构。这些对话出自许许多多的谈话记录、档案材料、速记记录和当事人的回忆。例如有关历次御前会议和联络会议的大量辩论部分，就是根据杉山元的“笔记”、最近搜集到的官方档案材料、私人日记，以及作者同出席御前会议的木户侯爵、铃木贞一中将、星野直树和贺屋兴宣等人的谈话记录写成的。木户侯爵在天皇每次参加会议后马上就能得到一份关于会议的报告。

　　我认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犯的最大错误是，它没有认识到自己同时在打两种不同的战争：其一是在欧洲，与另一个西方民族及其纳粹主义交战；其二是在亚洲，既要同一个求强图存的侵略民族作战，又要在意识形态上同整个亚洲展开斗争。亿万东方人把日本的战斗看做是自己的战斗，看做是一场种族和肤色的对抗。他们还把日本的胜利看做是自己从西方统治下解放出来的胜利。

　　早在1922年，远东问题权威泰勒•丹尼特就写道：“每个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对现在构成远东问题的种种祸患都负有责任。我们大家还是应该永远丢弃自以为公正和受害的无辜者的伪装，以忏悔的心情面对现实为好。”
　　如果我们这么做了，1941年与日本的谈判就非常可能以和平而不是以战争告终；美国也不会多年来被迫在亚洲成为道义上的警察。而道义上的警察并不是一个好当的角色，尤其是当它自身的道德还正成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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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候。
　　本书就是按照事情的本来面貌如实写照那些被卷入人类最大规模战争的人们，他们头脑糊涂、自封崇高、不光彩、灰心丧气、充满矛盾和谬论。

　　我已尽我最大努力让事实本身来说话，如果有什么结论的话，那就是：历史不会简单地给人的教训，只有人类本性的再现，而不是历史的重演。事实说明，立足现在，认识过去，给我们的教益只会更多，而不是少了。战后由于我们自身在亚洲所采取的暴虐行径，使美国人进一步看清了上一代日本人当时的战争行动，这无疑是一个可以引为借鉴的例证。

　　约翰•托兰
　　第一章
　　1936年2月25日下午，东京上空彤云密布，预兆不祥，大雪已经厚厚地覆盖了全市，而且看样子还要下。前三个晚上已下了一英尺多，是五十四年不遇的大雪，交通受阻，陷于混乱，有的剧院不得不改为临时旅馆供回不了家的观众借宿。
　　东京尽管披上了银装，可是看上去几乎仍然是既有西方色彩又有东方色彩。日本已经甩掉它过去的很多封建的东西，成了亚洲一个最先进最西方化的国家。离传统瓦顶的皇宫几百码的地方，一座四层钢筋水泥结构的新式建筑是处理宫廷事务和天皇办公的宫内省大厦。围绕皇宫的古老石墙和护城河外，同样是东西合璧：帝国剧场和第一生命大厦等一长排新式建筑犹如芝加哥的完全是西方式的高楼大厦，而仅仅相隔几个街区，就是狭窄的卵石小街，一排排艺妓馆、寿司铺以及和服店，鳞次栉比，还有房子摇摇欲坠的各种小商店，它们门上挂着随风扑动的暖帘和五颜六色的灯笼，即使在这样的阴天，也显出一派欢乐气氛。

　　紧近皇宫一座小山上的是尚未竣工的国会大厦，这座大楼主要是用冲绳运来的石块建造的，好像是仿埃及的式样。在这座威严的大厦的后面，是一幢幢政府首脑的宽敞官邸。其中最大的是首相官邸，这座官邸由两幢楼房组成，办公部分是早期弗兰克•劳埃德•赖特风格的西式建筑，起居部分是日本式的，墙薄如纸的滑动门，地板上铺榻榻米。

　　但是，外表宁静的东京却酝酿着一场骚动，一场即将冲向大雪覆盖的街头的激烈骚动。皇宫外侧一端是第一（玉）师团的兵营。该兵营由于陆军省一名少佐告密说他们要发起武装叛乱而引起了当局对他们的注意。告密者说，他从某一青年军官那里获悉，一批激进分子计划于该日刺杀天皇的若干名顾问。嫌疑分子已受到监视，还给政界要员派了应付紧急情况的保镖。首相官邸的门窗都用钢筋和铁条加固，安上了直通警视厅的警报器。可是宪兵队和警方觉得他们满可以从容对付局势。一小撮叛乱分子不管有多么强烈的动机，毕竟翻不起大浪。此时他们对情报所说即将发生叛乱的可靠性如何正半信半疑。这一天眼看就要结束。

　　他们这种安然自得的态度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负责守卫皇宫的精锐部队中的造反情绪非常强烈。他们的傲慢不逊极为明显，因此已下令于数日内把他们调往满洲。他们露骨地蔑视当局，以致有一支部队竟以演习为名，集体跑到东京警视厅门前去撒尿。这些不服管束的官兵中另有一千四百人正在谋划揭竿而起，准备于次日拂晓前分头袭击东京六个目标，包括警视厅和若干政府官员的住宅。

　　在为这些袭击进行复杂的准备工作的同时，寻欢作乐的人们却在渐渐黑下来的大街小巷上闲逛寻找消遣。银座—即东京的百老汇第五大街—已经挤满了熙熙攘攘的人群。对日本青年说来，这儿早已成了外部世界的浪漫象征，是霓虹灯、妇女装饰品商店、咖啡馆、美国和欧洲电影、西式舞厅和餐馆组成的仙境。距这里不远的赤坂区（那里的男女普遍穿和服），古色古香的日本也期待着一个欢乐的夜晚。那些脸上涂脂抹粉，身穿五光十色舞服的艺妓，好像是来自古代的不速之客，坐在人力车上沿着柳树成行的蜿蜒的街道穿梭。这里的灯火比较昏暗。警察提着的日本传统的红灯笼，散射出柔和的令人思乡的光芒，宛如一幅迷人的木刻变得栩栩如生似的。

　　这些叛乱者的动机并不是出于个人野心。如同在他们以前的六批人一样—那六批人都失败了—他们企图用暴力和暗杀手段去纠正日本社会的不公正。日本的传统使这些罪恶行径合法化，日本人给这种行为起了一个专门名词—“下克上”（gekckujo）。这个词最初是在15世纪使用的，那时，各级地方到处发生叛乱，地方豪族拒不服从将军［1］，而将军又不服从天皇。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专制制度在欧洲瓦解，接着出现民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潮流。这在日本青年人中产生了巨大影响，要求变革的呼声甚嚣尘上。政党相继出现；1924年开始实施成人普选法。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了。在日本，视政治为赌博或摇钱树者大有人在，已揭露出一系列丑闻，如松岛红灯区丑闻、铁路丑闻、朝鲜丑闻等。对贪污贿赂的告发，使国会大楼内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伴随日本西方化而来的人口爆炸性增长更加深了混乱。本州、四国、九州和北海道（日本四大岛，加起来几乎不到加利福尼亚州的面积）就有八千万人拥挤在一起。国民经济无法承担每年增加约一百万的人口。农民由于产品价格暴跌而处于饥饿的边缘，他们开始组织日本历史上的第一次抗议。成千上万的城市工人失去工作，不得不风餐露宿于街头。左翼政党和工会组织纷纷应运而生。

　　然而，这些运动却遭到各国粹主义者组织的抵制。这种组织最著名的领导人就是北一辉。北一辉既是个国粹主义者，又是一个炽烈的革命者，他把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结合到一起。他那论改革的册子《国家改造法案大纲》不但受到激进派的推崇，连天皇的崇拜者也如获至宝。北一辉的言论吸引了所有渴望改革的人。北一辉写道：“日本正在仿效西方国家的毁灭性榜样。那些拥有金融、政治、军事权力的人们在皇权的庇护下，都在维护自身的不正义权益……。

　　“没有我们的保护和领导，印度和中国的七亿兄弟绝不能取得独立。
　　“东方和西方的历史，不外乎是各封建国家经过一个时代的内战后取得统一的记录。唯一可能的国际和平就是经过这个时代的国际战争后取得的封建式和平。这种和平将由于出现一个可以统治世界各国的最强大[1]（日本封建时期事实上的统治者。他们实行割据，类似诸侯，在明治天皇以前，多少世纪以来，天皇不过是一个象征性的人物充当将军的傀儡而已。—译注）国家而实现。”

　　他号召大家去“清除天皇与国民之间的障碍”，就是说，取消内阁和国会。只有一家之长才能有选举权，任何人都不得积聚超过一百万日元的财产（约合当时五十万美元）。重要的工业应收归国有，建立专制独裁制度，女人的活动只能限制在家庭圈子内，以“发扬日本古老的花道和茶道”。
　　千百万易受影响的、富于理想的年轻人，对政界、财界的腐败以及家中的贫困，本来已深恶痛绝，无怪乎他们一下子就给迷住了。他们能够与这些罪恶势力和共产主义进行战斗，使东方从西方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并使日本成为世界各国的领导者。
　　在西方，这样的年轻人本来能够加入工会或当政治鼓动家以找出路。但是，在日本，很多年轻人，特别是出身于小地主或小商人家庭的青年，觉得最好的办法是在陆军或海军里当军官。一旦入伍，他们从士兵的口中更深刻地了解到贫困的情况。这些士兵，每当收到家信，都会失声痛哭—由于儿子远离，全家正处于饥饿边缘。青年军官认为责任在他们的上级、政治家以及宫廷官员。他们加入秘密组织，其中有些秘密组织号召采取直接行动和暗杀（如“天剑党”），有的则主张对外实行领土扩张，对内则实行改革（如“樱花会”）。

　　1928年，这种骚动已到了白热化程度，但是靠了两位在军方范围内活动的非凡人物才把酝酿已久的计划付诸实施。一位是石原莞尔中佐，另一位是坂垣征四郎大佐。前者有才华、脑子快、浮夸、主意多；后者沉着冷静，善于思考，又富有组织才能。两人搭配在一起是最完美不过的。只要石原想得到，坂垣便做得到。两人都是关东军参谋军官。这支军队于1905年，为了保护日本的利益，被派到面积比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和华盛顿三州的总和还大的荒凉的满洲。

　　这两个军官认为，要解决日本的贫困只能在中国的满洲找出路，可以把荒无人烟的满洲变为文明的、繁荣昌盛的地区，既可减少国内的失业，还能给人口过多的本土找到出路—在本土，三分之二以上的农场占地不到二又四分之一英亩。满洲还能为日本保持其工业国地位提供它极端需要的有保证的原料来源和成品市场。但是，石原和坂垣认为，除非日本完全控制满洲，否则这一切是不可能实现的。当时的满洲还在中国军阀张作霖大帅的统治下，但统治很松散，日本那时也只有在铁路沿线驻扎军队的权力，并从事采矿、农业和商业活动。

　　几百年来，为争夺中国北部这一大块土地，斗争从未间断。中国曾占领了满洲和朝鲜，苏联人则占领了从白令海峡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西伯利亚沿海地带即滨海边疆区。许多世纪以来，日本闭关锁国，直到1853
　　年以前，从未参与争夺这块土地。那一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修斯•佩里率舰驶入江户（东京）湾，用火炮迫使还处在中古时代状态的日本接受现代生活。日本人选择接受了这一强迫。他们不辞劳苦地抄袭大规模生产的最新技术，甚至增加了创新的做法，例如，纺织女工穿旱冰鞋以便多操作一些纱锭。他们建立了强大的陆军和海军，并开始模仿欧洲的武力外交，派出讨伐性的远征军。不到几十年，日本便控制了朝鲜的大部分地区，并于1894年为了朝鲜同中国打一仗。日本轻而易举地打了胜仗，还获得台湾、满洲南端和辽东半岛及其两个重要军港旅顺和大连。

　　俄、德、法三国眼看突然闯进一个国家把它们的“中国西瓜”夺走一块，惊恐之下便联合起来迫使日本放弃它用武力取得的这个半岛。苏联后来独占了辽东半岛，但不到十年就丢了。1904年，日本感到民族自豪被损，对沙皇进行了反击—沙俄帝国陆地面积占地球的六分之一
　　—而且使全世界感到震惊的是，日本连战皆捷。于是日本又得到旅顺和大连。
　　日本还获得曾是苏联的在南满建筑的所有铁路。如果不是想要欧洲人承认日本是帝国主义大家庭中受人尊敬的一员，日本本来是可以一鼓而占领整个满洲的。之后，日本在这个盗匪横行、人烟稀少的地区，投下了数以十亿计的美元，在铁路沿线建立起了法律与秩序，使成千上万的日本、中国和朝鲜商人以及定居者如洪水般地涌进了这个地区。

　　正是这种情况启发了石原和坂垣设想建立一个摆脱中国军阀统治者的满洲。石原设想使满洲成为一个自治州，一个各民族—日本人、中国人、满洲人、朝鲜人和白俄—共居的庇护所。在这个地方将实现真正的民主作为对苏俄的一个缓冲地带［1］。
　　所有这一切都要通过关东军来实现，东京是同意的。但无论是天皇还是陆军省都拒绝批准这样一个似乎是伪装的侵略计划。石原和坂垣及其追随者没有因此而畏缩不前，他们决定自己采取行动—来次“下克上”。第一步先把年迈的中国军阀张大帅干掉。1928年6月4日，一名关东军参谋指挥工兵团的人炸毁了张作霖的专列，张因伤致死。接着，石原和坂垣不顾东京的一系列警告，继续操纵关东军，好像这支军队是他们的私家军队似的。1931年夏，他们准备使出最后一着棋，秘密集结军队用武力从中国手中夺取满洲。外相得悉这个传说后，连忙劝陆相从东京派一名军官前往满洲把关东军控制住。选派去的军官是个少将，于

　　1931年9月18日晚到达沈阳。此时，在离城只不过几英里的靠近中国军队第七旅兵营的南满铁路线上，刚埋下一大包炸药。爆炸将成为派兵占领沈阳以“维持秩序”的借口。
　　坂垣大佐轻易地把那位将军弄到一家日本旅店“菊文”去和艺妓们过夜。当晚十时左右，炸药爆炸，但破坏程度微乎其微，不到几分钟，一列南行列车便安全地通过了被炸地段。一位日本领事馆官员想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中国人，但是一位关东军少佐拔出指挥刀威胁，不准他讲。十时三十分，日本开始向中国兵营射击，其他部队则从四面八方向沈阳城围拢。而在菊文旅店的那位将军早已烂醉如泥，根本没听见枪声。就是听见了，也无所谓。他对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知道—他是同意的。

　　次晨，沈阳已落入日本人之手，不仅全世界，就连东京本身，都感到狼狈。应内阁的请求，参谋本部命令关东军限制其敌对行动扩大。这伙个人主义者根本不顾命令，继续向满洲其余地区挺进。这实在是一次大规模的“下克上”。
　　在东京，樱花会的成员已经在秘密策划政变，以便与满洲的造反行动遥相呼应。他们的首要目的是要在国内实行激进的改革。这些改革，加上对满洲的征服，将使日本成为崭新的国家。参与这个阴谋计划（“锦旗革命”）的有一百二十名军官以及他们的部队，还有煽动叛乱的北一辉的追随者。叛乱者计划首先杀害政府以及朝廷权贵，然后在皇宫前集合集体切腹，以此表示向天皇请罪。

　　但是，参与政变的派系太多，意见纷纭，有人便去告密。至于告密者是由于内讧还是为了金钱，不得而知，但政变策划者却于1931年10月
　　17日遭到逮捕，为首者被叛处禁闭二十天，助手则为十天。其余同伙只受到责备而已。还是老规矩：对任何实际上已经采取或计划采取暴力行为者，如果是为了国家荣誉，都应特赦。
　　当晚，陆相致电关东军，软弱无力地责备道：
　　1.尔后关东军不得再进行诸如独立于皇军而夺占满蒙之新计划。2.总的局势正按陆军意图发展，贵军可完全放心。
　　似乎还嫌不够，陆军次官又加了如下一段抚慰的话：

　　为解决目前困难，我们一直团结一致，竭诚努力……请相信我们的热情，谨慎行事……防止类似宣布关东军独立的鲁莽之举，以待时局转为有利于我。
　　关东军的将领们不但没有满足，反而愤怒地否认关东军有另谋独立之举。他们只承认关东军“行动曾有过于积极和武断之倾向”宣称那是“为祖国着想”。
　　这次流产的“锦旗革命”还是达到了其目的之一：在后来的几年里确保了满洲冒险的成功。这件事使许多日本人深信，政界与财界确实腐败，理应支持军方带头的改革。与此同时，却也产生了一个恶果，那就是改革运动中两翼开始分裂。由新闻记者组成的绰号叫“统制派”的一翼认为，单拿下满洲还不够，因为要防备苏联的可能进攻，必须控制中国本部。另一翼即外号叫“皇道派”的北一辉的追随者则认为，这种新的扩张是愚蠢之举，因为满洲实现工业化后，就足以成为一个遏制共产主义的强大堡垒。

　　比较年轻的富于理想的军官属于后一派，较有资历的军官和陆军省的要员们则支持“统制派”。那些更为激进的国粹主义派则主张立即进行暗杀。例如，每个“血盟团”的成员都保证在1932年2月11日前后最少谋杀一个“腐败”的政界或财界要员，以庆祝传说中的天照大神第五代后裔神武天皇登位二千五百九十二周年。被列入谋杀对象的人员中，包括藏相井上准之助。他是个直率的人，经常反对给陆军不断增加拨款。那个被指定去刺杀井上的刺客在一处偏僻的海滩上练习射击，他比原定计划提前四天就在人行道上向井上打中了三枪。不到一个月，第二次谋杀又在类似情况下发生了。当三井财阀总裁团琢男爵跨出汽车门时，一位年轻刺客把手枪捅了他的后背一下便扣动扳机。

　　对这些人的审判再次给日本公众提供了戏剧性情节和宣传资料。在日本历史上曾常常出现这种情况：比诸受害者，凶手更受人同情。一个人会被刺杀，难道不正说明被杀者缺才少德吗？为崇高目的而杀人的凶手不正是为了保护平民，反对暴虐吗？虽然铁证如山，两个刺客却未被处决，只判了无期徒刑。很明显，用不了几年，他们就会被假释的。

　　5月15日，星期日，琢死后仅两个月，两辆出租汽车在东京靖国神社侧门前停了下来。这个神社是专为纪念战死沙场的所有日本将士修建的。九名海陆军军官从车内出来朝天照大神行了鞠躬礼，然后带上从和尚那里买来的护身符再登上汽车。两辆小汽车直奔首相官邸。他们冲过警官的拦阻闯进首相犬养毅的办公室。首相是一位七十五岁的老人，个子矮小，留着山羊胡子。老人镇静地把这些不速之客领进一间日本式的房间。他们有礼貌地脱了鞋子坐下来。正在那时，一个在走廊上走失了的同伙手持短刀冲了进来，喝道：“少说废话！开枪！”语毕，他们个个都朝这位曾经反对征服满洲，始终拒绝承认捏造出来的满洲国傀儡政府的勇敢矮小老人开枪。之后，凶手们便乘出租汽车前往进攻警视厅。但正好是星期天，除了几个值班警官外，没有别人可杀。在投降以前，凶

　　手们朝日本银行扔了一颗手榴弹。其他反叛者则在街上散发传单，扔炸弹，炸坏了几扇窗户。
　　这次政变—即所谓的“五•一五”事件—
　　失败了，但对凶手的审讯却掀起更大的轰动。审讯一共有三起，一起审讯文官，一起审讯海军人员，另一起是审讯陆军人员。跟通常一样，相当大一部分公众对凶手表示同情，而当其中一位被告宣称他和他的同伙只不过是为唤醒祖国而敲起警钟时，公众竟全体鼓掌。人们对“腐败”一词早已如雷贯耳，他们对那位视死如归的犬养的英灵并不表多少同情。他的死，对政客们是一次警告。

　　对凶手的同情竟高涨到如此地步，以致有十一万份用血签名甚至完全用血写成的请求宽恕的请愿书，像潮水般涌到主持审判的官员那里。新县有九位青年要求替凶手服刑，为了表示他们的真诚，还寄来了泡在酒精里的九颗小指头。
　　刺杀犬养的凶手中，有一人表示遗憾，但又说，首相“理应牺牲在国家改革的祭坛上”。另一人宣称：“生死对于我无关紧要。我要对那些为我的死表示沉痛的人说，不必为我流泪，在改革的祭坛上牺牲自己吧！”
　　审判的结果完全是可以预料到的。没有一个人被处死刑，被判刑的四十人几乎都在几年后获释。在人民心目中，他们是烈士，是他们的斗士。还有谁会为结束严重的经济萧条采取如此激烈的行动
　　［1］？还有谁会领导农民和工人摆脱贫困？又有谁敢对腐败的政客、朝廷命官和财界巨头公开进行袭击？正因为这么多人私下有如此看法，使军国主义者和右派的势力继续得到发展。
　　被周围那种腐败现象惹怒了的富于理想的年轻人，三年来一直在等待时机。只是由于对天皇的崇敬，才使他们没有支持共产主义革命。其中一人受“苍天启示”，毅然独自行动。这个行动甚至对一个还没有完全

　　[1]随着美国的经济萧条，日本更贫困了。日本主要出口商品生丝的价格下跌了百分之五十余。
　　走出封建主义的国家来说，也是充满血腥和离奇的。1935年8月的一个早晨，相泽三郎中佐在明治神宫前占卜问卦后，便走进了坐落在皇宫庭园旁边的一座古老的两层木建楼房的后门—陆军参谋本部。当时，他如同许多富于理想的激进军官一样，都为他们崇拜得五体投地的真崎甚三郎大将被撤去教育总监的职务而感到愤慨［1］
　　。
　　相泽不经通报便大步跨进另一位将军、真崎的最直言不讳的敌人军务局长永田铁山的办公室。不久前，相泽曾在伊势神宫向天照大神祈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