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幕战
　　中原争霸：决战城濮（春秋）
　　说到春秋中原争霸的战争，先要提起一个人。就是晋文公重耳。
　　有人说，重耳打小是个纨绔子弟，这是冤枉了好孩子。
　　公元前656年，重耳离开晋国，四处逃亡，完全是缘于晋国内乱，说得更清楚一点，是因为一桩冤案——

　　重耳的父亲晋献公，宠爱骊姬，骊姬是个有理想的女人，她的理想让自己亲生儿子奚齐当上太子，以后继承君位。于是，这个女人用计陷害已立的太子申生。让申生将下了毒的酒肉献给晋献公，晋献公误以为太子要谋害自己，愣把申生给绞死了。死了一个还不够，骊姬觉得申生的弟弟重耳和夷吾仍具威胁，又陷害这哥俩儿。晋献公再次上当，派兵攻打蒲城，讨伐重耳。重耳被迫从浦城逃亡到狄国。

　　这就是《左传》里记载的晋国“骊姬之乱”。
　　要知道，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的战争，一个种族与另一个种族的战争，一个势力集团与另一个势力集团战争，归根结底，都是人与人之间的战争。显而易见，说战争必先说透人。
　　拿重耳来说，避祸而逃，一逃整整十九年。
　　这是何等辛酸的十九年？
　　没有这十九年的磨砺，也就没有后来改变中原格局的城濮决战。
　　当时，跟随重耳一同逃亡的几个大臣，狐偃、赵衰、魏武子、司空季子都是晋朝的人才。他们陪伴重耳在狄国呆了十二年，为躲避追杀，又辗转到卫国。

　　卫文公对待重耳，丝毫没有春天般的温暖，而是秋风扫落叶。重耳在一个叫五鹿的地方挨饿，比喝了三鹿更痛苦，只能向农夫乞讨食物。呆不下去，又到了齐国。
　　齐桓公大不一样，厚待重耳，将自己的宗室女儿姜氏嫁给重耳，又赐给马十二乘，一乘是四匹马。有点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世界就变成美好人间的意思。
　　对于一个流离失所、长期饥肠辘辘的人来说，这就算到天堂了。
　　重耳很满足，沐浴在齐桓公慈善事业的阳光中。要说这时他有什么雄心壮志，想当春秋霸主，那是扯淡。这期间，他内心苦涩，精神颓丧。唯一的奢求就是生存，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齐桓公给了他，他有些“乐不思晋”。
　　想想看，一路艰辛奔走，却不像西天取经最终有个盼头。人最怕什么？不怕骑虎难下，怕的是找不到老虎骑。

　　无事业可从的人，肉体即便充实，内心也是惶惑空洞的。
　　幸运的是，重耳身边有能人有智者商量对策，他们想规劝重耳离开齐国，切勿贪图安乐。
　　一帮人蹲桑树下密谋，却不知树上有个采桑的婢女。婢女跑去报告姜氏，姜氏很害怕，担心齐桓公得知后杀了重耳，便亲自劝说重耳逃走。重耳坚决不肯，床上有睡的，桌上有吃的，身上有穿的，谁还愿意再过窘迫潦倒食不果腹无依无靠的日子。
　　姜氏只好与狐偃共谋，将重耳灌醉送出齐国。
　　路上，重耳醒来，勃然大怒，操戈驱赶狐偃。但是，这时他已不能回齐国了。

　　告别齐国，重耳一行又先后到了曹国和郑国。这两国的大臣深知重耳身边的人都是人才，劝自己君主善待重耳。可两国的君主曹君和郑文公却有眼不识金镶玉，对重耳慢怠无礼。重耳只能继续漂流，到了宋国，宋襄公赠马二十乘。之后，重耳前往楚国，见到楚成王。
　　在楚国，重耳清醒意识到一条生存法则——靠谁都靠不住，要活着要自立，就一条：不要靠，要一起搞。
　　因为，楚成王盛宴款待重耳时，问重耳将来如果返回晋国，用什么来报答？
　　这个疑问句具有醍醐灌顶的效果！
　　即便当时的重耳当时不会预见到，他与楚国将来会有一场改变中原格局的历史性会战，但至少他清醒了，他没有朋友，没有恩人，就算他感恩，对方也要吃掉他，这是国家利益。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要侵吞占领称霸，就要战争，战场上不讲私人交情，商场上也一样。
　　清醒后的重耳，这样回答：楚国各种物资都有，不需要晋国的，若我得回晋国，一旦晋、楚交战两国演习军事，在中原相遇，“其避君三舍”，如果还得不到君王的宽大，就将跟君王较量一下。——《左传》里这么记载。

　　退避三舍，这是耳熟能详的成语，一舍为三十里，三舍九十里。
　　楚国的令尹子玉一听重耳的话，觉得不对劲。这家伙眼下落魄，貌似懦弱，可他的眼睛背叛他的心，骨子里蕴藏霸气和刚强，是个逢敌必亮剑的主儿。今日留他性命，将来必生后患。
　　楚成王却不听从，没除掉重耳，而是将其送到秦国。典型的拿豆包不当干粮，搁嘴边都不啃，哪能想到席间一番话，竟真成了将来一场大战的伏笔。
　　秦穆公笑纳了重耳，把他拿枪使，以对付当时的晋怀公。你齐桓公送一个女儿，我大手笔，送五个女儿，嫁给重耳为妻妾。
　　直到公元前636年，秦穆公才送重耳归国。
　　晋国此时是个什么情况呢？国势衰弱，晋怀公不得人心。重耳归国后，晋国的大臣们转向重耳。重耳掌握了军权，进入曲沃，成为晋国新一带君王。是为晋文公。

　　晋文公登上历史的政治舞台，干了两件大事。这两件事都是一个目的：强盛国力。头一件：安内，进行国家内政改革。
　　第二件：联外，外交活动，争取盟国。
　　晋文公到底是周游过列国的角色，逃亡十九年，隐形大财富。回国登君位，短短两
　　年，便使内乱十余年之久的晋国百废俱兴。
　　晋国真的强盛了。但能强过楚国吗？数年来，楚国一直在发动战争。泓水之战击败宋国，声威大震，一股打遍中原无敌手的气势，席卷而来，迅猛向黄河流域扩张。相继控制了鲁、郑、陈、蔡、许、曹、卫、宋等中小国家。

　　楚成王的战略是一手软一手硬，亲善镇压并用。泓水之战前，陈国私通宋国，楚成王就派大军征讨。泓水之战后，宋成公来投降，则给与优厚待遇。对于未与楚国结盟的齐、晋、秦三个大国，则用不同手段区别对待。
　　对齐国，楚国拥立公子雍，并派兵驻守彀邑监视他，同时任用齐桓公的七个儿子为楚国大夫，以收拢齐国人心。对秦国，则派重兵屯守商密（今河南浙川县荆紫关）等地，以阻碍秦军东出。对晋，则以隆重的礼节招待当年流亡的重耳，其目的就是，预先联络感情，为楚国霸占中原减少一个对手。
　　再说齐国现状，原本为中原霸主，可齐桓公死后，国家陷入内乱漩涡，失去了霸主地位。秦国又致力于向西方兼并，对东方诸侯争霸持观望态度，保持中立。就国力而言，惟有晋国可以与楚国抗衡。
　　楚成王野心膨胀，晋文公心里门儿请。此时，他已60多岁。一个60多岁的君王还能折腾多久？他会想到自己死后，国家会不会被楚国这头猛虎吞没；还会在夜阑人静时回顾自己的一生，哪个男儿不想“醒掌天下事，醉卧美人膝”？晋文公更想！
　　这辈子不能就这么交代了，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争当霸主。
　　楚成王有楚成王的争霸战略，晋文公也有自己的一套。很简单，六个字：尊王室、联齐秦。以此与楚国争霸。

　　简单的六个字，含义却不凡。“尊王室”，是以齐桓公和宋襄公为鉴，吸纳其经验，汲取其教训，尤其是齐桓公“尊王攘夷”的办法，是事半功倍的良策。
　　晋文公登君位第二年，公元前635年，周室发生内乱，周襄王逃到郑国，遣使者向秦、晋等国求救。
　　狐偃对晋文公说：“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
　　意思极明确：勤王，可提高晋朝在诸侯中的威信。相当于买到个名誉。
　　名誉是非常要紧的。孟子曾下过断语：春秋无义战。在他眼中，为了争做霸主而发动战争，结果是杀人盈城，尸骨遍野，民不聊生，这些君主都是历史的罪人。

　　一个君主要比别的君主显得“正义”一点，出师征战就必得有个靠谱的名份，简言之：旗号。
　　齐桓公曾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晋文公亦是如此，亲率大军前去救援周襄王，并护送周襄王返回王都洛邑。
　　正如狐偃的算计，晋文公“尊王勤王”的举动，在诸侯中提升威信的同时，又获得周襄王赏赐的阳樊、温、原等地，就是今天的河南省温县西、济源县西北一带。
　　晋文公很欣慰，他知道这一地区对争霸中原的战略意义，便将这一带作为日后进出中原的基地。大力经营。
　　可见，天下没有无缘故的爱，更没有无缘故的奉献。尤其争当霸主的人，皆是施小恩必图大利。像如今经商，给对方一点蝇头小利，从而赚取大利润。这一招，对满脑子小农意识，眼界不开阔的对手尤其见效，一试一个准儿。

　　想当年，晋文公逃亡时，齐桓公、楚成王厚待他，不都是施些小恩，给些小甜头么？而晋文公可不是小农，几碟小菜怎能填满他的雄心。
　　“尊王室”就是“攒名誉，获大利”。再说“联齐秦”，晋文公为表示与秦国通好，在公元前636年秋天，派兵助秦攻鄀（今河南省内乡县西），以袭取楚国的商密。这举措实在是一石二鸟的战略安排，一面诱导秦国南下楚国，一面借秦国南下牵制楚国对中原的压力。
　　至于与齐国通好，由于地势上晋、齐两国中间隔着一颗丧门星，就是楚国的附属国卫国。晋国只能在政治上与齐国遥相呼应，大白话叫：神交。
　　国家强盛，战略成功，名声飞扬。让人眼红，也让人仰慕。老话说：穷居闹市无
　　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一个平常人忽而名利双收，自然有人攀附。晋国就是这个情况。

　　泓水之战后，宋成公被迫归附楚国。表面归附，内心却始终以屈从“蛮夷”为耻，
　　见晋国日益强盛，就转而投靠晋国。
　　这期间，齐、鲁两国交战，鲁国派大夫公子遂和臧文仲去楚国求兵伐齐，楚国出兵夺取了齐国的谷（今山东东阿），将齐桓公之子雍放在那里，让易牙辅佐他，为鲁国打援，并派楚大夫申公叔守卫。
　　宋国此时投靠晋国，可就捅破了天。如果说，晋楚大战是一个早已埋下的炸弹，宋国的投靠就是一条引线。
　　宋成公的举动，对晋文公是莫大的鼓舞，对楚成王是莫大的打击。充分实现了让楚成王恼羞成怒的效果。
　　楚成王青筋暴跳七窍生烟跟拔火罐儿似的。伤脸面是轻的，关键是如果不打击宋国，其他中小诸侯国难免不会效仿宋国，你楚成王还能算中原霸主吗？打了多年仗扩张势力，到头来武二郎身份武大郎待遇。楚国是被扣了一顶绿帽啊。必须杀鸡儆猴，警示诸侯。
　　公元前633年冬，楚国联合陈、蔡、郑、许四国，组成五国联军，浩浩荡荡围攻宋国。人马战车滚滚奔涌，喊杀声响震荡心魄，浓烈的死亡气流逼近宋国，每一个宋国人都感受到大难临头的冲击。冬日凛冽冰风里满是刀光剑影，空气中飘荡血腥味一波退去，一波又起，挥之不去。四周皆是敌人大军，乌鸦般层层叠叠，看在眼里压抑且胆寒。

　　况且，为首的是楚国，交过战，惨败于对方。没打先怯三分，原本实力也弱，加之对手是五国联军，宋国只有挨打的份儿，唯一的出路就是：死守、求援。
　　可是，救援若没到，宋国守得住吗？
　　读过《孙子兵法·作战篇》的都知道，孙子是不主张攻城的。他说“攻城则力屈”。一方面，是因为春秋时期兵器、工具落后，经济力量也不足，攻坚战特别难打，在敌方的深沟高垒面前，往往久攻不下，因粮草不济等原因，只得退兵；另一方面，春秋以前和春秋时期城市本就不多，而且不大，两国交战多是野战，不重攻城，也不重筑城。

　　《左传·隐元公年》中也说过一句话：“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雉是度量单位，高三丈、长三丈为一雉。
　　这种不重攻城，不重筑城的情况，在春秋中期才逐渐发生变化。因此，宋国能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抵挡住楚联军的围攻。
　　宋国一面坚守，一面由司马公孙固去往晋国求援。
　　晋国与楚国的争霸战争早晚要来，晋文公只是没想到，来到如此迅猛，如此突然。很显然，晋国一旦出手援助宋国，就是挑明了和楚国作对。
　　晋文公召集臣僚商议对策。

　　跟随他多年的大夫先轸说：“报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
　　意思是，宋襄公在国君逃亡时，曾厚礼相待，如今报答宋国恩惠、建立晋国霸业的时候到了。
　　“报施、救患、取威、定霸。”先轸斩钉截铁的八个字，使晋文公下了决心。不说报恩，就说宋国投靠自己，认自己为大哥，如今小弟出了事，当大哥的不出面援助，还有什么威风和信义可言？势必令诸侯耻笑。况且，唇亡齿寒，宋国被吞，楚国接着就会收拾齐国、晋国。
　　这一场仗都非打不可！
　　但是，怎么打？晋军救宋必经曹、卫两国。而曹、卫两国又都是楚国的盟国。针对这个情况，狐偃提出建议：“楚始得曹，而新昏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
　　狐偃的建议有自己的道理，他认为，楚国刚得到曹国的归附，又新与卫国结亲，如果出兵攻打曹、卫，楚国一定会派兵援救，这样就可以解除楚国对宋国的围攻，齐国也没有危险了。

　　这一建议听起来不错，是否可行呢？倘若楚国不援救曹、卫两国，坚决围攻宋国，到时又该怎么办？
　　但这时候还有更好的办法吗？攻打曹、卫两国就有可能调动楚军北上作战，以解宋围，而且，重要的是，舆论上可以避免未报楚成王当年恩惠就与楚作战的指责。就军事上而言，可避免劳师远征，遭受楚军与曹、卫军前后夹击的局面。
　　晋文公只有走这步棋。说是赌博也可以。
　　公元前632年3月，晋文公在被庐阅兵、扩军。由原来的两军扩充为三军，每军约为1.25万人。任命狐毛统领上军，狐偃为副；任命栾枝统领下军，先轸为副；任命郤彀统领中军，郤溱为副。
　　两个月后，也就是公元前632年1月，晋国近四万人的大军抵达卫国，先礼后兵，向卫国借道，从而攻打鲁国。卫国明白晋军的企图，当然不肯。给你出路去打我同盟国，回头我再联合他打你，这不是吃饱了撑的么？
　　晋军只好南渡黄河，夺取了卫国的五鹿。痛快啊，晋文公流亡时，曾在此地挨饿乞食，如今攻打，痛下狠手，他是否有一种报复过去受苦日子的强烈快感？
　　卫国战斗实力差，根本招架不住晋军的凌厉攻击。晋军夺取五鹿后，在敛盂（今河南濮阳东南）与齐国结盟。这时候，卫成公见情势危急，想保命，请求加入晋、齐联盟。
　　晋文公当然不同意。去你妈的，早不忙夜心慌，半夜起来补裤裆，你丫早干嘛了？叫你让路你不让，好狗不挡道，老子打的就是你！
　　晋军很牛逼。似乎任何军队都无法抵挡他们。然而，这时候，晋军出了一件事儿，中军大帅郤彀不幸去世。晋文公不得不改变军将部署，任命先轸为中军统帅，由胥臣接替先轸的位置，任下军副。
　　换将气势没换，郤彀的去世对晋军没有任何影响。进攻势力丝毫未减，一举攻占了卫国，马不停蹄地进攻鲁国。
　　对鲁国攻击战十分残酷。晋军完全是人肉冲锋，拿将士的血肉躯体当弓箭当刀枪，攻打鲁都城门。到处是残肢断腿，肚破肠露，脑浆迸裂，箭穿心胸的尸首，不计其数。

　　鲁国人将晋军将士尸首放在城上。捉到俘虏，也一个个千刀万剐地杀了。展览给城下的侥幸存活的晋军将士观赏。这招歹毒，意在动摇晋军军心。鲁国人在问：还要进攻吗？继续进攻，尔等将和这些死尸同样下场！
　　晋文公下令，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放出话去：如不将晋军将士尸首送出，就挖曹国人祖坟，把晋军尸首放到你们家祖坟里去，和尔等八辈儿祖宗同寝。
　　看看谁比谁更狠！
　　关于这一段，《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如此记载：“晋侯围曹，门焉，多死。曹人尸诸城上。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谋曰‘称：舍于墓！’师迁焉。曹人凶惧，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凶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
　　注意，这里面有个“舆人之谋”。后世一般把“舆人之论”解释为“众人之论”，而在当时如此紧张激烈的战斗中，晋文公不大可能去听取“众人”的意见。因此，这里的“舆人”，很可能就是跟随在晋文公身边的某一个“舆人”，偶然地出了这么一个主意。仅仅因为他地位低下，没有记下他的名字，只好称之为“舆人”。虽没名没姓地称之为“舆人”，而《左传》却记下了“舆人之谋”四个字，这就证明他是为这此战役起了“参谋”作用的。

　　“舆人之谋”着实厉害，曹国人真的害怕了。他们将晋军官兵的尸首用棺材装好送出来。晋军乘曹人极度恐惧的时候猛攻，于公元前632年3月丙午这天，攻入曹国的都城。
　　攻占卫、曹两国。晋军大获全胜。可胜利归胜利，目的并未达到，进攻曹、卫两国的目的是引诱楚国北上，以救宋国之危。而楚成王毕竟是战场老鲨鱼，你晋国打的什么主意，人心里明镜似的。
　　楚国没有移师北上，反更急切猛烈地攻打宋国。跟下象棋似的，你吃我两个炮，我怎么也得杀你一匹马。
　　宋国再次派人向晋国告急。这可让晋文公左右为难，不去打吧，宋国若亡，将陷全局形势于不利，霸业亦成空中楼阁；去打吧，齐国和秦国又不愿卷入，不愿共同作战。晋军只身在宋境与楚军决战绝无取胜把握。
　　原定引诱楚国于卫、曹决战的战略落空。晋文公失算了，赌输了。
　　严峻的情势，使晋文公犹豫不决。说是犹豫，实则胸无良策。

　　战争中，暴力性、毁灭性手段痛击对方并不解决全部问题；单靠士气、勇猛也是不够的，重要的是——智慧。智慧就是运用计谋。尤其情势紧急却又僵持不下之时，精妙的计谋如同一手神来之笔，会改变整个局势，反败为胜。从攻克曹国的“舆人之谋”就可以看出。
　　而此刻呢，还有谁为晋文公献策？
　　有一个人，他就是先轸。向晋文公献计，让宋国去贿赂齐、秦两国，赠送财礼，利用他们去劝楚撤兵；同时把曹、卫的土地分一部分给宋国，以坚定宋国抗楚的决心。楚国见曹、卫的土地被宋国占去，必不听齐、秦的劝解。齐、秦接受了宋国的贿赂，必然抱怨楚国不听劝解，甚至可能因此出兵。
　　若按小说《三国演义》的惯用描述，此时就该是“晋文公大喜，依计而行”。而后，对方二楞子似的大叫一声：“哎呀，中计！”
　　实在的，先轸的计谋够痞够阴损，可与三十六计中的“借刀杀人”媲美。楚国果然严词拒绝齐、秦两国从中的斡旋与调停。攻打宋国，本来是要挽回面子，警示诸侯，如今面子没挣回来，卫、曹两个附属国还丢了。谁来劝和也不顶用。
　　楚国态度强硬，毫不让步。齐、秦两国终于答应晋国，联合出兵参战。
　　这下，楚成王傻眼了，中原形势瞬间变化，晋、齐、秦三国联合，对楚国极为不利。楚成王多老辣，绝不会吃眼前亏，如硬拼，恐怕后方有虞，权且忍下这口气，来日再报此仇。
　　于是，楚成王下令，命楚大夫申公叔撤离齐国的谷邑，让前线统帅令尹子玉从宋国撤军，不要与晋国征战。

　　楚成王的决断是明智的、清醒的、无比正确的。
　　申公叔一切行动听指挥。可攻打宋国的主帅子玉不服从。他有一点私心，撤离宋国，必定有人耻笑自己指挥无能。丢脸。
　　就子玉骄狂的性格而言，撤离宋国跟要他命差不多，生于大国，长于大国，这个脸丢不起。
　　这个子玉，自然没拜读老子的军事思想。
　　老子并非一味反对战争，他将战争区分为“无道”与“有道”。“无道”的是侵略战争，“有道”的是正义战争，譬如自卫战争，不仅要打，而且要打胜。要打胜仗，就得研究战略、策略，要讲究、运用指挥作战的艺术、技巧。以奇用兵。

　　《汉书·艺文志》的“兵权谋家”中说：“权谋者，从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这个基本观点，与老子的军事思想如出一辙。跟如今抢占市场份额一样，艺术与技巧并存，一味蛮干最终得不偿失。
　　子玉就是一头蛮干的蠢猪，坚持向楚成王请战。他的理由是，楚国与晋国已成水火之势，如果撤兵，晋国必然威望大增，中原诸国将会效仿宋国，叛楚归晋。那么，楚之霸业将成泡影。楚成王十几年对中原的苦心经营亦将付之东流。
　　为干一件事而找理由，就是不干这件事的最佳理由。
　　撤兵的后果，楚成王心中当然有数，但若执意与晋、齐、秦争战，损失将会更大，被狼吃我所不欲，被狗吃我所不欲，两害相权，为了少掉点肉，还是让狗咬吧。
　　对！就当被狗咬了一口。晋文公重耳，忘恩负义的家伙，当年我厚待于他，今朝却与我争霸，显然良心被狗吃了，所以，他变成了一条恶狗。

　　子玉可不这么想，他认为自个儿手握打狗棍，足以让晋文公毙命。
　　楚成王很气愤，只拨给子玉很少一部分军马。回国后，发现秦军并未东出武关攻楚后方，楚国安然无恙。此时子玉又要求增加兵力。此时的楚成王报了侥幸心理，派出六卒的兵力（共1000人左右）增援子玉，希望他能侥幸取胜。
　　侥幸，也是兵家大忌。任何战争都应该有充分的准备和一定的胜算。
　　子玉得到援兵后，更坚定了与晋国作战的决心。这时，他抖了个小机灵，向晋军提出一个休战的条件：如果晋军撤出曹、卫，让曹、卫复国，楚军则可撤离宋国。
　　这条件，料定晋国也不会答应。内心想决战，口头讲休战，子玉认为自己聪明之极。
　　老实说，他这一手，还真让晋文公棘手了。既不能答应，也不好拒绝。因为晋国出兵的本意，主要不在救宋，而在于借此打击楚国势力。

　　对于子玉所谓休战的条件，三军将帅各有主张。
　　狐偃认为子玉太无理，楚军只解宋围，他却要晋放弃曹、卫两国。应该立即对楚军发起进攻。
　　先轸则反对立刻进攻。他认为，子玉的条件，可以使宋、曹、卫都复国。如果晋国不答应，就把三国都抛弃了。楚国变成了三国的恩人，晋国反倒与三国结怨。再者说，咱们原本是来救宋的，现在却置宋于不顾，诸侯会怎么看待咱们？如此盲目树敌，将来还怎么打仗？
　　接着，先轸提出一个对策——将计就计，私下答应曹、卫复国，条件是他们必须与楚绝交，以此激怒子玉。
　　毒，实在是毒！借刀杀人完了又使离间计。
　　先轸是晋文公手里的一块宝。他成功离间了曹、卫与楚国的同盟关系。子玉果然被激怒。率军向曹都陶丘急进。

　　楚军步步逼近。此时，晋文公突然下了一道命令，令全军后退九十里。这个撤退命令，让人猝不及防，更令晋军将士难以接受。他们认为，自己的国君害怕楚国的一个臣子，简直是奇耻大辱。
　　狐偃出面解释，说起当年晋文公与楚成王“退避三舍”的约定，国君是为了兑现自己的诺言，有信于天下。
　　大伙儿信了，领命后退。然而，谁知道晋文公真正的心思呢？他明知全军撤退，子玉必定率军追击，到时，理亏的就是楚国，晋国就有充分理由进攻。这叫后发制人。
　　撒尿擤鼻涕两头都逮住，话糙理不糙。晋文公老谋深算，后退的本质是为了名正言顺地进攻。既维护了自己名誉，又引君入彀。并且，避开楚军锋锐，选择有利时机、有利地形决战；还可以接近本土，缩短补给路线，所谓一退得先机，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因素。
　　因此，全军撤退，就是一个陷阱。在楚军主帅子玉看来却是天上掉的陷儿饼。他认为这是消灭晋军，夺回曹、卫的极好时机，下令部队加紧追赶。一直追到城濮（今山东濮县南）。
　　晋方：晋、宋、齐、秦四国联军驻扎城濮。楚方：楚、陈、蔡、郑、许五国军队依靠仙阻之地而扎营。
　　城濮大决战，一触即发，不可避免。
　　论兵力，晋方联军远不如楚方联军。

　　投入决战的晋军共3万余人，战车700乘，春秋时期，每乘战车隶属步兵为72人，加上3名车兵共为75人。加上齐、秦、宋国的军队不过5万余人。
　　楚军方面，连同随征的陈、蔡、郑、许五国军队，约为11万人。
　　尽管楚联军兵力大大高于晋联军，可楚联军长期围攻宋国，已是疲惫之师。要知道，春秋时期，军中的步卒多是奴隶、农奴或自由民中的下层分子，这些人战斗中配合车兵作战，平时还要为车兵服役，如后勤供应、炊事、养马，汲水、修缮等等。因此，疲劳不堪的军士兵卒，极不情愿追击楚军，而统帅子玉不管不顾，负气急进。
　　《孙子·火攻篇》里有一句话：“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意思是：作为将帅，在作战时始终要保持清醒头脑，若勃然大怒，意气用事，就会被敌方牵着鼻子转却浑然不觉。
　　毋庸置疑，在士气和战略两方面，子玉先输了一招。

　　但，即便如此，双方兵力的极大悬殊，仍是一个要命的问题。这方面，子玉又具有绝对的优势，晋方联军并没有百分之百的取胜把握。
　　再说战场地势，楚联军扎营处也比晋联军具有优势。
　　总体而言，晋联军是以弱对强。
　　因此，决战前夕，晋文公忐忑不安。迟迟没有下达作战命令。下军统帅栾枝劝晋文公，不要“思小惠而忘大耻”。实际上，这时晋文公已然兑现了当年给楚成王的承诺。何况，到这个份上，即便没有兑现承诺，也顾不得什么信义了，楚联军兵临城下，不打也得打。晋文公只是在想，如何打？如何取胜？如何一举歼灭楚联军庞大的11万人马？

　　此次决战的意义和结局，晋文公比谁都清楚——胜则称霸中原，败则霸业泡汤。
　　一战定乾坤！这是绝对意义上的生死鏖战，晋文公内心紧张、激动、澎湃，手心捏了无数把汗。可面儿上，他还做出一副感当年恩，不忍心与楚作战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