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个个帝国兴起了，然后又一个接一个地倒下。长者两三百年，短者十余年。没有一个逃出这样的宿命。兴起的原因各不相同，灭亡的理由亦不相同。
　　我们要问一句：为什么？
　　第一个登场的是秦。
　　第一个能称得上帝国的国家是秦。
　　它的兴起与灭亡都让人感到疑惑，为什么一个西陲小国能够吞并天下？为什么强大的帝国会在短短几年内灰飞烟灭？

　　有人认为，秦帝国的出现，不过是历史的梦魇。扬雄在其《剧秦美新》一文中将秦帝国斥为“秦余”，意思是说，秦帝国在历史上出现本身就是多余的。而班固在《汉书》中则把秦与王莽的新政并称，认为始皇创建的秦朝同王莽创建的新朝在性质上没有什么区别，不过是历史上演的一幕荒诞而短暂的闹剧。
　　然而，在我看来，其兴起由来有因。
　　老马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老列说可以在帝国主义最薄弱的环节上取得突破。这就是辩证法，怎么说都有理。
　　秦帝国的崛起就是这么有理。
　　先从秦人的祖先说起吧。秦人的祖先可不是一直在西边放牧的。当年，他们是商人手下的得力干将。秦人和殷人用现在的话讲，叫作战略合作伙伴。血缘关系很近，同是玄鸟崇拜就是一例。商朝末年，周人发动了大规模的叛乱，殷商灭亡，而少了大靠山的秦人先祖只好让出中原沃土，被迁到西部作为周人的奴隶去放牧。不过，秦人很识趣，既然殷人已经垮台，那就投靠周人吧。一心养马放羊，得到了周天子的赏识，总算是弄了个小官当了。西周幽王时，西部少数民族作乱，秦人帮周人作战，有战功。再加上关中实在太乱，周平王对秦人的首领说：“这块地方你能打下来就全归你了。”

　　于是秦人得到了诸侯的地位，同时也开始了与犬戎等少数民族百余年的战争。
　　有人问，你还没说秦国为什么会兴起呢。
　　别急，请想想看，秦人在立国之前是种什么状态？是原始的部落。当春秋时期奴隶制开始崩溃时，秦人才刚开始建立奴隶制度。与当时其他各国相比，秦国的奴隶制度建成的时间最晚、制度最不完善、根基也最浅。而这正是商鞅变法成功的重要原因。还记得前面老列的话吗？秦国正是这最薄弱的一环。
　　这当然只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在老马的话里，对，就是生产力。关中是周人的根据地，是西周时期生产力最发达的地区。当秦人取得这块风水宝地时，他们继承了西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那些懂得技术的工匠、农民不会跟随周王室到洛阳去。）不但继承，而且发展。从现有的史料来看，秦人的农业、手工业技术都非常先进。
　　此外，还有许许多多具体的原因。从主观上讲，比如秦国一代又一代的政治家、军事家们为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从客观上讲，比如晋国一分为三为秦国东进打开了空间。在此就不多说了。

　　秦之兴起，大概就是这样。
　　公元前221年（始皇帝二十六年），秦国的大将王贲率领秦国的虎狼之师扑向东海之滨的齐国，企图啃掉“战国七雄”中这根最后一块骨头。没有人可以抵挡如狼似虎的秦军。齐国，这个根正苗红，实力雄厚，在战国时代称王称霸称帝，威风不可一世的“老牌帝国主义”，就这样稀里糊涂地亡了国。
　　秦国灭齐，结束了春秋后期以来诸候割据，战乱纷呈的混乱局面。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正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从此，“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秦王嬴政自命为“始皇帝”，不仅仅在妄自尊大地说自己是“老子天下第一”，而是预示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
　　可是，历史并没有按照秦始皇个人的意志（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的演进，甚至没有凭借强大帝国的惯性向前走的更远一些。公元前232年（始皇帝三十七年），秦始皇病死在了出游的路上。同一年，大泽乡一位农民的儿子振臂一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结果“一夫作难”而群雄并起，大厦将倾，巨手难擎。公元前207年，三世子婴去帝号称王，携妻儿老小，在自己的颈上系上绳子，乘坐着白马素车，捧着皇帝的玺符，来到轵道旁，恭候刘邦进咸阳。至此，大秦帝国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何以如此？
　　最为流行的说法是：秦亡于暴政。即秦暴亡秦。秦朝法律森严，动辄则咎，滥用民力，百姓苦不堪言。结果把老百姓逼到死路上去了。贾谊在《过秦论》中说：“大秦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可以骑在马上打天下，但不能骑在马上治天下。觊觎天下时，是攻势，不妨以耕战立国，以刑杀立威。可是，天下统一了，国家安定了，就应该采取守势，不能动不动就把老百姓抓去修长城，建宫殿，更不能动不动就杀人。顺势者昌，逆势者亡。所以，秦国的灭亡是因为没有看清“攻守之势异也”的天下大势，因“仁义不施”而导致了亡国。

　　也有人认为是秦未广封诸侯，但这一来不是主流观点，二来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广封诸侯的结果是天下大乱（比如西晋），后来各封建王朝也都没有实封诸侯。这种说法在此略过不提。
　　关于暴政，在这里，有几个问题要探讨一下：
　　其一，秦究竟暴在何处？
　　其二，秦何以要暴？
　　其三，暴政如何亡秦？
　　不用担心，自然会继续。

　　我们先谈第一个问题，秦暴在何处？应该说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刑罚严酷。这是公认的。在秦始皇本纪中，秦始皇就几次下令实行大规模的连坐。这在秦国不算什么，据说当年商鞅在渭水边断案，一日之间渭水便被血染成了红色。而山东六国更重视礼治或德治，法律制度没有秦国严格而且刑罚较轻，将秦国的一套直接施行于山东六国自然引起一些反感。但是，光这个就足以亡秦吗？秦人在这种制度下生活了几百年，不也挺好吗？这是习惯问题，时间足以解决。这个被人谈论最多的暴政，其实不算特别暴，不是主要问题。

　　其二，大规模地征伐，无休止地用兵。向北进攻匈奴，向南进攻南越，大量的老百姓被征去当兵。打仗就打吧，更要命的是，为了打仗还得修大量的军用工程。在北方修万里长城被后世骂了两千年，但光是修长城也不算什么，还有当时的军用高速公路直道。CCTV有过关于这个的纪录片，工程量之大不亚于长城。在南方也有类似工程，比如灵渠。打仗、修工程还有驻军，老百姓自然不堪其苦。

　　其三，大兴土木。阿房宫被人骂了两千年，不过考古发掘告诉我们骂错了，阿房宫只建了一个夯土台基。但是，秦帝国大兴土木绝对不假。别的不说，就看秦始皇陵吧。当真是老子天下第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此外，还有被项羽一把火烧了的咸阳宫，据说是将六国宫殿尽聚于其中。当然，还有专供秦始皇游览祖国大好河山之用的驰道。搞这么大的基础设施建设，比起今日的4万亿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是市场化运作，那倒或许能拉动内需。但是那年月是无偿剥削，官吏们鞭子一挥，给我干活去。你敢不去吗？别忘了第一条暴政，小心全家人头落地。

　　说秦暴政，后两条特别是最后一条，才真是暴得无以复加。注意，秦在统一天下之前，从没这么做过，也没有任何一个政权如此密集地动用人力。所以，说秦是暴秦，没有说错。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秦何以要暴？有网友早就提出这个问题了。他说：“秦为什么要暴？难道秦朝的君臣是天生的虐待狂，不虐待别人就不舒服？”显然不是这么回事。
　　暴政，暴政，顾名思义，是暴虐的政策。为什么实施这样的政策，就得进行政策分析来解答了。政策分析中有一个方法，老马之一派谓之阶级分析法，西方谓之利益集团分析法。其实差不多。一个政策的出台，背后一定有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远的不说，就说燃油税吧，不是有利益集团的反对，怎么会一拖十几年？扯远了，回到秦帝国这里，秦帝国由什么人统治？或者说，在秦帝国的统治阶层中有哪些政治势力？搞清这个问题，我们自然明白秦何以暴了。

　　在中华帝制之下，帝国统治阶层中有七大政治力量，分别是皇帝、皇族（不含皇帝）、后族（皇帝的老婆及其亲属）、宦官、军功阶层、地方豪族和知识分子。这些政治力量各自有什么特点，我们最后作总结的时候再谈，这里只是摆出来，不多讲。
　　单就秦帝国来讲，我们看到在秦始皇时代，势力最大的是皇帝，然后是以蒙氏和王氏为代表的军功阶层和以李斯和诸博士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阶层。宦官（赵高等）和宗室（扶苏等）力量比较弱，被打击得比较厉害的是地方豪族，也就是原六国的贵族，而后族几乎没有被提到。
　　由这个权力结构我们就可看出，政策的来源主要体现了皇帝、军功阶层和知识分子（特别是其中以李斯为代表的法家知识分子）的利益和诉求。
　　有人要问，为什么是这三股力量当权？在任何一个帝国的初创期，皇帝、军功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谋士）都是主要政治力量（只有这三股力量合而为一才会开创新的帝国），之后会进行一系列调整。
　　皇帝的诉求因人而异。秦始皇好大喜功，征服欲很强。于是自然要推行对外扩张和扩建宫室的政策，而他本人又比较认同法家思想，严刑峻法自然也不在话下。
　　军功阶层的政治资本来源于军事成就，是好战分子。对外扩张正合他们的胃口，不但不会阻挠这一政策的出台，而且还会积极鼓动。

　　以李斯为代表的法家知识分子，不讲仁政，只讲刑法。是严酷刑罚的主要推动者。知识分子中的儒家学派是反对这么做的，但是李斯厉害的政治手腕是他们所没有的。结果是在政治斗争中败下阵来，书被焚，人被坑。
　　大家现在明白了吧，当权的三大政治势力都是偏暴政的，没有制约力量或者制约力量很弱（儒生加上扶苏），暴政自然会推行下去。
　　接下来我们谈第三个问题，暴政如何亡秦？
　　有人说，这还不简单？有压迫就有反抗，压迫得很了，反抗自然就大了，暴政推行的结果，当然是亡国了。前头有位兄弟说得好：“太宗皇帝曰过,老百姓呀就像水,可以托着国家这条破船跑,你非要乱搞把他搅浑了,他就让你翻船!所以说啊,这坐天下说难其实不难,关键就是要与民休息,少动用民力多给予一些关怀,不要把自己搞到老百姓的对立面就行了!谁也不是天生就长着一张造反脸的,关键是国家得让人能活下去!”

　　是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秦始皇活着的时候，秦帝国没有崩溃呢？难道仅因为他运气好，死得早？不能这么说，如果秦始皇没有早死，农民起义能不能成功是一个问题，秦始皇自身会不会反省（汉武帝就及时反省了）又是一个问题。秦帝国会不会速亡，是不确定的。
　　还是前面的那个比喻，人民是水，政府是船。不过要注意的是，有的船遇到很大的浪，它也不沉，比如万吨级远洋巨轮；而有的船，一点儿小浪就翻掉了。前者，是秦始皇统治下的政府，而后者是二世统治下的政府。两者有什么不同吗？
　　大不相同。
　　前面讲了，秦始皇统治之下的秦帝国，主要政治力量有三股，皇帝、军功阶层和知识分子（后期主要是法家知识分子）。这样的权力结构，是推行暴政，但是也具有镇压人民的强大力量，也就是说，在这里暴政没有变成乱政。好比一个高压锅，里面压力很大，但是锅却很结实。终秦始皇一生，大秦帝国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反抗活动。
　　然而，这口结实的锅在秦始皇死时出了问题。我们前面讲过，每一个帝国开始是都是皇帝、军功阶层和知识分子三股力量当权，以后会有调整。皇帝的更迭就是一次重大调整。首先，是不同的皇帝有不同的偏好。比如，扶苏就和始皇政见不同。其次，一朝天子一朝臣，皇帝换了，其他所有的政治力量都会出现此消彼长的变化。那么，秦始皇死后，秦帝国的统治阶层中发生了什么重大变化呢？

　　第一，皇帝的力量大大削弱。无论你喜不喜欢他，都不能否认秦始皇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是知人善任的，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和丰富政治经验的。而二世则是个少不经事的顽童，没有成熟的政治主张。
　　第二，军功阶层的力量大大削弱。主要表现一是蒙氏全族被屠杀，军功阶层人人自危。其二，在起义军四起的时候，中央却对军事将领极不信任，大加斥责。
　　第三，知识分子阶层的力量也大大削弱。儒家知识分子的力量在秦始皇后期就受到打击，不过当时取代他们的是法家知识分子，也算是知识分子内部的权力调整，由儒法并用到法家独大。而到了二世时，法家知识分子也混不下去了，代表人物李斯被杀，宣告了知识分子阶层退出秦帝国的政权。
　　第四，皇族势力的削弱。由于二世是非正常继位，于是对可能威胁自己皇位的兄弟大开杀戒，皇族内部人心惶惶，谁也不敢乱说乱动。
　　第五，宦官势力急剧膨胀，赵高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威。而赵高本人有政治能力吗？有一点儿，但很不够。多的是阴谋手段，少的是治国方略。

　　所以，综合上面的一系列变化，我们发现，四个下降，一个上升，总的治国能力是大幅下降。这样一来，秦始皇时代保持的高压状态下的平衡关系因为统治阶层实力的下降而被打破了。浪有增无减，而船却变得又小又破，不翻才怪呢。
　　最后，作一个总结，秦帝国之所以迅速灭亡，施行暴政只是一方面原因，另一个方面在于政权内部在调整过程中出了问题，权力集中到最不应该掌权的宦官手中。说他们最不应掌权绝不是因为他们没有XX，而是因为他们是治国能力最低的集团。
　　顺便说一句这种初次调整的阵痛在所有后来的大一统帝国中大多存在。而调整的成功与否则关系极大。我曾统计过，在天下统一之后，要么在五十年之内灭亡（初次调整失败），要么统治超过100年，而且多数在50-100年间出现太平盛世。
　　继秦而起的是刘邦创立的西汉。我前面讲过，一个帝国的创立，必须有皇帝、军功阶层和知识分子三股力量结合。刘邦之所以能赢项羽，正是因为他与以韩信为代表的军功阶层和以萧何、张良、陈平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结合得好。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因素，在此不多说了。我们将重点放在怎么巩固这个初创的帝国上来。
　　这里，关键是调整三大关系。其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其二，统治者内部的关系；其三，本国和外国的关系。
　　具体内容，以后再说。

　　本文不是专门来谈秦帝国兴亡的，所以一些问题没有详细谈。放下秦不管，再说西汉。
　　刘邦说老实话，不怎么讨人喜欢，但是政治水平是有的。面对新创的大汉帝国，怎么巩固它，怎么处理我前面讲的三大关系，他大伤脑筋。
　　先看第一个关系，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
　　这个关系是好调整的。一句话，休养生息。详细一点就是：废除秦朝苛法、豁免其徭役减轻人民的负担，如减轻田租，什五税一，“与民休息” ，释放奴婢，凡民以饥饿自卖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解放生产力，“兵皆罢归家” “以功劳行田宅”让士兵复员归家，给予他们土地及住宅，使他们从事生产劳作，迅速恢复提高国民经济。同时鼓励生育，扩大劳动力。

　　为什么能这么调整呢？其一，统治者本身欲望不强。大家想想当时的统治者是些什么人。刘邦，地痞流氓；樊哙，杀狗的；韩信，没落贵族，属无业游民；萧何，小官吏；周勃，吹鼓手……唯一一个例外就是张良，爷爷和父亲都是韩国大官，但也受过穷。这些人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原来都不是大富大贵之人，不知道怎么享受奢华。就好比一个成天坐公交车上班的人，现在突然有了一量奔驰接送，会很满足，他绝对不会想再弄一架私人直升机。其二，现实需要休养生息。秦代已经紧到极点了，油水已经没有了，榨干了，谁都看得出来，不松下来是不行的。其三，秦帝国崩溃的教训太深刻了。这些从被统治者转变而来的统治者心里清楚得很。这么调整有用吗？有。中国的老百姓真是太好对付了。剥削轻一点，就感恩戴德。此后历代都是这么调整，无一例外。

　　相对于第一个关系，第二个就要复杂得多了。刘邦还是从秦帝国那儿吸取教训。
　　首先是大大增强了皇族的势力，广封诸侯王，将子侄都封为王，而且是实封，有大片的封地。同时又约定，“非刘姓不得王”，也就是从制度上巩固了刘姓宗室的地位。
　　第二，有针对性地削弱了军功阶层的势力。主要是针对非嫡系的军事将领（对背叛和可能背叛者）实施清除，比如韩信、彭越等人。
　　第三，增强知识分子特别是儒生的力量。前 196 年，汉高祖刘邦下求贤诏，令从郡国推举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这是一项重要举措。
　　通过这样一系列调整，汉帝国在刘邦的手底下形成了，以皇帝为中心，皇族、军事将领和知识分子为支柱的权力结构。

　　但是，调整还没完。刘邦死后，另外一支力量迅速崛起。哪支力量呢？后族。吕后死后，吕氏后族在另外三支力量的联合打击下失败。好像又回到了刘邦时代，但是，不一样。这个时候，皇族的力量开始大得有威胁，又得再调整。直到汉武帝时，调整才算是结束。最后调整的结果是什么呢？皇帝为中心，知识分子、后族为两翼。
　　现在，我们回顾一下汉代兴起过程中除皇帝以外各势力消长的整个轨迹。皇族，主旋律是由强而弱，先是被吕氏打压，然后有了削藩，再就是推恩令的实行。军事将领由强而弱，从韩信到周亚夫，被杀的太多。有人会说，那后来卫青、霍去病等人不也势力很大吗？这就是西汉中后期的一个特点，即后族拿握了兵权，他们之所以能够掌兵，不完全是打仗打得好，更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身份。后族主旋律是由弱而强，从吕氏开始，然后窦氏、田蚡，再到卫青、霍去病、霍光。此外，知识分子是稳中有升，始终在朝庭中占有一席之地；宦官一直不受重用；地方豪族一直受打压，从刘邦开始，就不断被强制迁居。

　　这样的调整成功吗？很成功。西汉从文景之治开始，越来越强大，就是明证。为什么会成功呢？以后再说。
　　为什么这样的调整会取得成功呢？原因在于这样的调整巩固了皇权也巩固了政权。这里所称的皇权是皇帝本人对国家的统治权，政权是整个统治阶层对国家的统治权。
　　具体来说，我们先看这样的调整是如何巩固皇权的。对于皇权的威胁，主要来源于统治阶级内部。而威胁最大，有两个集团，一是皇族，二是军事将领，即军功阶层。
　　皇族对皇权的威胁怎么会大呢？原因在于他们同姓，于是在一定程度上就有了继承皇位的法理基础。有了法理基础，就有了野心。哥哥能当皇帝，弟弟凭什么只能当诸侯？如果是严格按宗法制中嫡长子继承也就还好一些，问题是继任的皇帝好多人都不是嫡长子。而其他皇族子弟可能认为自己的血统还要更高贵一些，自然起了贼心。比如说，汉文帝刘恒是刘邦庶妻薄姬所生，而淮南王刘长也是刘邦的小儿子，他自然不服，阴谋叛乱。可以说，这些皇族有反叛之心，但是不见得有反叛之力，只要有了反叛之力，那就会有大麻烦。汉初那么多诸侯王造反，能力大的乱子大(比如七国之乱)，能力小的乱子小(比如几代淮南王)，皇帝们总结一个教训，皇族不可靠，给钱养着他们可以，权是千万不能给。

　　再看军功阶层，这些人要么是实际掌握着军队，手下有兵，要么在军队中有崇高的威望，一声招呼能有军队效命。这种人要是发动政变，那可不得了。有道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有了枪杆子，造起反来当然威胁最大也最直接。他们和皇族不同，皇族是有心不见得有力，他们是有力不见得有心。怎么办呢？两招，一是笼络之，二是削弱之。用前一招，想尽办法选那些比较忠心的军事将领来领军或者让军事统帅忠于自己，但是这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为什么呢？人心隔肚皮，有用没用皇帝自己心里是没谱的。皇帝成天提心吊胆，就怕手下这些个将领造反。特别是由于战争的原因，军权需要集中的时候更是如此。这事儿，军事将领也知道，他们也担心。因为被君主怀疑而丧命或丢官的太多了，像乐毅、廉颇、李牧不都是这样吗？当年王翦率兵灭楚时一个劲儿地向秦始皇(当时还是秦王政)表忠心，不就是怕老板不放心吗？后一招，比较管用，于是先是韩信等被杀，后来是周亚夫。但是，问题在于一个国家不能没有军队，军队也不能没有领袖。到汉武帝的时候，也是机缘巧合，汉武帝的小舅子卫青是个军事奇才，于是想出了一个高招，让外戚来统兵。外戚比较忠诚。为什么呢？外戚的核心政治资本是和皇帝的姻亲关系，皇帝一换，姻亲关系就不存在了，他的政治资本就大大削弱了，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说，他反皇帝就是反自己。从历史上来看，后族(外戚加后妃)专政的时候比较多，造反的比较少。

　　削弱了皇族和军功阶层的势力，皇权就巩固了。但是，请注意，皇权的巩固必须建立在政权巩固的基础之上。政权怎么巩固法呢？前面提到了一条，知识分子的势力稳中有升。知识分子是统治阶层七大势力中治国能力最高的一个阶层，他们的力量保持稳定并增长就为政权的巩固提供了保障。西汉开始实行察举制，而且多次颁布求贤令，这就使得政权得到了知识分子的支持，知识分子在西汉的朝庭中始终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从而稳定了西汉政府的统治地位。

　　第三个要调整的关系是国际关系。
　　秦帝国的对外政策可谓是咄咄逼人。贾谊的《过秦论》中有言，“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谁敢不服？扁你!一副江湖老大的气派，
　　到了汉初，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暴政和战乱，国力大幅度下降，军事力量也下降了。不过，最开始刘邦也没把匈奴人放在眼里，毕竟他没有国际政治经验，又生活在南方，估计对于匈奴有多厉害，一点也不知道。结果，好家伙，十万大军差点儿被人包了饺子。自那以后，西汉的对外策略就一个字，“忍”!吕后被人家写信进行性骚扰，忍；文、景被人家索要公主、财物，还是忍；就连被侵略，也是能忍则忍，消极防御。

　　对北边的匈奴忍，对南边的南越也忍，没有采取军事攻伐的战略。
　　说句实在话，这个忍字诀真是了不起。充满了政治智慧，后来也有在同样情况下不忍的，结果并不好。这个以后再说。几十年忍下来，结果是什么？由于没有外来的干扰，大汉帝国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到汉武帝的时候国力大大增强。这时候，不忍了。而且主动出击，找个由头开扁。于是有了马邑之谋。虽然失败了，但从此北方战端大开。几十年的仗打下来，把匈奴打怕了，打服了。至于怎么打的，有关的书和材料太多，随处可见，在此不多说了。北边打了匈奴，南边的南越也一并收拾了。结果大汉帝国的疆域大为扩张，帝国达到了鼎盛时期。

　　西汉在汉武帝的手中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然而，也正是这位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为西汉帝国钉下了棺材上的第一枚铁钉。
　　怎么回事呢？
　　我们前面曾讲过，西汉初期由于接受了秦末宦官赵高专权的教训，宦官势力一直比较微弱。然而，到了汉武帝时，这位与秦始皇在个性、喜好上极为相似、后来被并称为秦皇汉武的君主，也居然和秦始皇一样，让宦官进入了政府中枢，担任政府的秘书长中书令一职。在汉武帝看来，中书令不过就是替自己传传话、把自己的意见形成文字材料(圣旨)的人，没有什么决策权，根本不会有什么威胁。然而，他忘记了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赵高在秦始皇时代也没有权力，然而秦始皇死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也就是说，一旦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皇帝，宦官就成了争夺政权的强大力量。

　　除了皇帝，宦官能否掌权还受到其他政治力量的制约，或者反过来说，宦官需要其他政治力量的帮助才能掌握政权。知识分子从心眼儿里是鄙视太监这种不健全人的，不太可能与他们合谋。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李斯(李斯和赵高的结合有一定偶然性，如果没有蒙恬这个强大的外敌，他们不可能勾结起来)，但总的来说可能性不大。军功阶层和地方豪族也和知识分子类似，看不起宦官，另外接触也少，支持宦官的可能性也不大。那么谁最有可能支持宦官呢？只有那些和他们接触比较多，虽然看不起他们却也根本没把他们当人看的人，即皇帝、后族和皇族。他们对宦官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宦官能否掌权。

　　汉武帝死后是个什么状况呢？以知识分子主，外戚为辅。当时霍光、田千秋、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五人辅政，其中田千秋、上官桀和桑弘羊三个都是正宗的知识分子，金日磾也接受了儒家教育，算半个知识分子。霍光虽然有外戚的成分，但也是知识分子。后来在政治斗争中，霍光取胜，大权独揽，政权开始由知识分子向外戚转移。不过身为外戚的霍光是个政治家，治国有方，所以在霍光主政的时期，政局还是比较稳定，延续了西汉帝国的强盛状态。

　　霍光死后，情况就不是那么乐观了。
　　霍光死后，汉宣帝亲政，首先就是将霍氏的势力从朝中清除，霍氏全族被杀。政权又回到了皇帝的手中。不过汉宣帝也是个了不起的皇帝，自己掌控权力的同时，重用知识分子，一时间如邴吉、萧望之、韦玄成等名臣，可谓人才济济。前面曾提到，知识分子是执政能力最强的一个集团，知识分子主政期间，自然容易出现国泰民安的情况。汉宣帝时期就是这样，无论内政还是外交，政策极少有失误，史称汉宣之治，据说当时“吏称其职，民安其业”。西汉帝国的国力在汉宣帝时期达到了极点。不过，汉宣帝却延续了汉武帝重用宦官的毛病，用宦官弘恭、石显掌控中央办公厅。汉宣帝在位的时候，没问题，他一死，问题就来了。

　　汉宣帝死后，汉元帝继位，当时辅政大臣主要有三个，分别是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前将军光禄勋萧望之和光禄大夫周堪。史高是外戚，而萧望之和周堪则是知识分子的代表。这种权力架构基本延续了皇帝为中心，知识分子、后族为两翼的模式。
　　而这时，由于汉元帝的弱势(性格比较懦弱)和对宦官的信任，以弘恭、石显为代表的宦官势力已经有所抬头。汉元帝认为宦官没有家室，形不成盘根错节的庞大集团。加上，宦官们善于顺风承旨，阿谀奉承，元帝可以称心如意，为所欲为。宦官势力的抬头对原有的皇帝为中心，知识分子、后族为两翼的权力架构形成了冲击。
　　前面已经说了，知识分子一般是不屑于宦官打交道的，萧望之针对宦官势力的抬头，指出重用宦官本不是国家的旧制，又违背了古人不近刑余之人的规定，认为应当革除宦官专制的弊制，以士人代替宦官担任的要职。同时，为了增强本方的力量，萧望之又引入皇族人物同时也是达学之士刘更生（楚王刘交的后代，成帝时改名刘向)来对抗宦官，要求皇帝改正错误。史称“谋议劝道，正义古制多所欲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