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荆请罪的廉颇是个年轻人

　　廉颇负荆请罪是家喻户晓的故事，凡有负荆请罪的图画，画面的廉颇必是须发皆白的老头子。中学语文课本教师用书中还说，这是一个“勇于承认错误的老将军”；小学课本的插图也将廉颇画得白胡子老长。然而，考之历史，这个时候的廉颇应该是一个青年人。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赵惠文王十六年（公元前283年）廉颇攻取齐国阳晋，被赵王拜为上卿。这是廉颇事迹的最早记载。赵王与秦王渑池会是在惠文王二十年（公元前279年），负荆请罪的事发生在这之后不久。
　　这个时候廉颇的年纪尚不可能知道，但从打败齐国，拜为上卿这事来看，肯定不是十岁八岁的小孩子，应该是有些战斗经历的人。依《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从赵惠文王二十年（公元前279年）到悼襄王元年（公元前244年）后，廉颇因与乐乘的矛盾，愤而离开赵国投奔魏国，“廉颇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赵以数困于秦兵，赵王思复得廉颇”。廉颇离开赵国后，由于赵奢指挥得当，赵国在对秦战争中一连打了几个胜仗，这个时候赵王是不可能想到起用廉颇的。至赵悼襄王五年（公元前240年）时，赵被秦攻下龙、孤、庆都，第二年秦又攻赵上党。“赵王思复得廉颇”，应该是悼襄王五年（公元前240年）之后的事。赵悼襄王思用廉颇，派人到魏国看看廉将军还能不能领兵打仗。这时的廉颇尚能够“一饭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马”，可见，这时的廉颇将军并不是很老。若不是有人说坏话，赵王还是愿意让他回国作战的，因为廉颇并不是老得不中用了。如果这个时候廉颇真的是已经年纪很大，已经###十岁了，赵悼襄王是绝不可能动劝他回国的念头。廉颇的仇人郭开听说赵王欲起用廉颇，“多与使者金，令毁之”。可见，不但赵王认为廉颇可用，他的仇人也感到廉颇是个威胁。使者说他“廉将军虽老，尚善饭，然与臣坐，顷之三遗矢矣”。使者虽然想使坏廉颇，但也不直说他老得不行，不便从年纪上做文章，只能从排泄不好入手。这说明即使是在这个时候廉颇依然是有能力的，也并不是很老。廉颇回国未成，但还是有人拿他当人才的，“楚闻廉颇在魏，阴使人迎之。廉颇一为楚将，无功，曰：‘我思用赵人。’廉颇卒死于寿春”。这时的廉颇真的年纪很大了，楚国是不会“阴使人迎之”，并任他“为楚将”的。

　　廉颇入楚后活了多少年，也不清楚，但“廉颇卒死于寿春”，“卒”是最后的意思，这肯定他并不是入楚就去世的。
　　现在我们算一下，从赵惠文王二十年（公元前279年）廉颇负荆请罪，到赵悼襄王五年（公元前240年）赵王思用廉颇，已经过了39年，廉颇“居魏久之”，以后又到楚国，最后死在楚国。这怎么的也得有几年时间。假如廉颇负荆请罪时就是老将，就算是60岁，那么他任楚将时已经将近百岁。
　　古人的寿命与健康是远远不及今人的。楚国不惜得罪魏国，挖来一个百岁老人做武将，这只能是神话。但《史记》并不是神话，它是历史，只能历史地看。假如，廉颇为楚将时是70岁，那么40多年前负荆请罪时的他，不到30岁。30岁不到的大将军，应该算是年轻的了。

蔺相如不曾为相

　　京剧中有一个著名的传统剧目《将相和》，这里的“将”就是廉颇，这里的“相”自然就是蔺相如了，于是，许多人就以为历史上蔺相如的官职就是宰相。其实，蔺相如从来就没有做过相。
　　战国时代，赵国最高的官职称为“相邦”，西汉司马迁写《史记》时，因为避汉高祖刘邦的名讳，改“邦”为“国”，从此“相邦”称为“相国”，简称为“相”。《荀子·王霸》中说，相国是“百官之长”。在当时，相是整个官僚机构的首脑，是国王的辅弼，位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蔺相如原来是赵国宦者令缪贤的舍人，出身低微。赵惠文王十六年（公元前283年），他因完璧归赵，被赵王拜为上大夫。渑池会上，蔺相如力挫强秦，为赵国保住了尊严，赵惠文王“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赵孝成王七年（公元前259年），“秦与赵兵相距长平，时赵奢已死，而蔺相如病笃”。这是《史记》对蔺相如的最后记载，可能不久他就病故了。从蔺相如崭露头角到“病笃”，这期间并没有过为相的记载，只知道他位在上卿，与赵奢、廉颇同列。

　　那么，蔺相如活动于赵国政治舞台这一段时间里，赵国的相是谁呢？
　　《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载“平原君相赵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复位”。可见，赵惠文王的弟弟平原君赵胜才是赵国的相。平原君为赵相在蔺相如当了上大夫之前，卒于孝成王十四年（公元前252年）［一说十五年（公元前251年）］，在蔺相如病笃之后。平原君“三去相，三复位”的“三”应该是实数。在赵胜“三去相”的时间内，又是谁做赵国的相呢？

　　《史记·赵世家》记，赵惠文王“十四年，相国乐毅将赵、秦、韩、魏、燕攻齐，取灵丘”。《乐毅列传》也说“以相国印授乐毅”。《史记·赵世家》又记，赵惠文王十八年（公元前281年）“魏冉来相赵”。又说“齐安平君田单将赵师而攻燕中阳，拔之。又攻韩注人，拔之。二年，惠文后卒。田单为相”。乐毅、魏冉、田单这三人全是“外国人”，授之相印都是一种临时的政治手段，他们为赵相的时间都很短，实权仍在平原君赵胜的手中。以上所述证明，蔺相如活动的时代内，平原君是赵国的相。即使在平原君“三去相”的时间内，为相的也不是蔺相如。

　　有趣的是，廉颇倒是当过相的。《史记·赵世家》载，赵孝成王十五年（公元前251年）“以尉文封相国廉颇为信平君”。《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也说“赵以尉文封廉颇为信平君，为假相国”。假，意为代理，暂时的。廉颇做的是代理之相，这时平原君刚死不久，由廉颇暂理国政。

真看廉颇非英雄（1）

　　廉颇，廉大将军，在中国人心目中是无比高大的，然而，那是文学，是舞台，也就是说，高大的英雄廉颇，只是个艺术形象，而历史上那个真实的廉颇与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是相差很远的。廉颇的原始事迹几乎全出自《史记》，特别是专门为他设的《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要想了解真正的廉颇，我们应该认真地研究这些原始的东西，而不应该受到文艺作品的影响。

　　大将军廉颇攻齐、魏、燕等弱小国家，可谓是战绩赫赫，但是面对主要敌人秦国，就不是这样了。《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秦伐韩，军于阏与。王召廉颇而问曰：‘可救不？’对曰：‘道远险狭，难救。’”赵王又问赵奢，“奢对曰：‘其道远险狭，譬之犹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王乃令赵奢将，救之”。结果是赵奢“大破秦军”，打了胜仗。同样是“道远险狭”，在赵奢看来是胜利的条件，而在廉颇看来却是不能出兵的理由。在秦军面前，畏惧不前的廉颇与赵奢的对比是多么鲜明啊！

　　司马迁既然是专门为廉颇作传，就不可能掩其战绩而不书的，然而，记廉颇的对秦作战仅仅一次，就是秦赵长平之战的第一阶段。赵孝成王七年（公元前259年），“秦与赵兵相距长平，时赵奢已死，而蔺相如病笃，赵使廉颇将攻秦”（《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看得出来，赵国是在“赵奢已死，而蔺相如病笃”，无人可以出征的情况下，不得已才让廉颇出战的。司马迁说的话很实在。结果如何？战斗一开始，“赵军士卒犯秦斥兵，秦斥兵斩赵裨将茄。六月，陷赵军，取二障四尉。七月，赵筑垒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垒，取二尉，败其阵，夺西垒壁”。廉颇因首战失利“坚壁以待秦，秦数挑战，赵兵不出”（《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廉颇的坚壁不出，并非像有人说的那样是英明之举，而是不得已而为之。长平之战，双方前后参战总人数当以百万计，旷日持久地磨蹭下去，谁都承受不了。如果廉颇能在远道而来的秦军立足未稳部署不定时给以重创，长平之战应该不会是这个结局。可是，由于廉颇初战失利，既而是消极防御，使得秦军有了重新调整部署的时间：一、调白起担任主帅；二、秦王亲自到前线督战；三、“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至此，赵国败局已定，就是谁也无力回天。坚壁不出，并不是赵国的战略初衷，因此“赵王既怒廉颇军多失亡，军数败，又反坚壁不敢战，而又闻秦反间之言”，撤了廉颇的主帅职务。赵王的怨怒是有根据的，被撤主要是廉颇本人战绩不佳，秦国的反间计只是起了催化剂的作用，根本原因还是廉颇违背了赵国的作战意图，作战失利。

　　长平之战，伤了赵国的筋骨，后人皆大骂赵括，其实，败势先已由廉颇铸成了，纵是孙子吴起他们来了，也无可奈何。
　　由此看来，廉颇只能欺负小国，在对强秦的作战中就不行了：第一次是害怕，连出兵都不敢；第二次是失败，并无英雄的样子。
　　的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开篇就说，廉颇“以勇气闻于诸侯”，但那时是秦国着力南下，主力在巴蜀荆楚，赵国与周围国家相比尚属强大，廉颇假借着虎威，尚可打一些胜仗。但在秦人来攻时，他与赵奢、李牧、蔺相如等敢打敢碰的人相比，就不可同日而语了。然而，赵奢、李牧、蔺相如都没有廉颇名气大，这是因为廉颇还有一个负荆请罪的故事。

　　由于负过荆请过罪，仿佛廉颇是个襟怀坦荡、勇于改过的君子。可是，他这个人有了错误就改，改了却再犯。长平战后，赵王曾再次起用廉颇，“以尉文封廉颇为信平君，为假相国”（《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这是比以前更重用了。赵悼襄王立，因燕人乐乘伐燕有功，“使乐乘代廉颇。廉颇怒，攻乐乘，乐乘走。廉颇遂奔魏之大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因为别人比自己功高了官大了，廉颇就犯了老毛病，把人家乐乘撵跑了还不算，竟然弃强秦压城的国家于不顾，为了个人怨愤，再一次耍小孩子脾气，跑到别的国家去了。可能是魏国也看明白了廉颇这个人，“廉颇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不但没有重用，而且不信任他。后来他从魏国又跳槽到了楚国。在楚国，他也没得到重用，这时，他说出了“我思用赵人”，可惜，为时晚矣。最后，廉颇老先生一个人默默无闻地客死在异国他乡。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共记廉颇、赵奢、李牧、蔺相如四个人，以攻战取胜论，赵奢、李牧、蔺相如三人皆在廉颇之上，司马迁以廉颇为记叙之首，并非是因他功勋最著，而是因为廉颇居赵为官时间最久，以他为主线便于叙述赵史，以补《史记·赵世家》之简约。
　　作为艺术形象的廉颇，可以保留其光辉，但是对于历史的廉颇，必须要实话实说。

蔡桓公讳疾忌医了吗

　　中学课本中有篇《扁鹊见蔡桓公》，因为这篇短文，蔡桓公这个人成为讳疾忌医的典型，嘲弄声一片，谴责声一片。而抛开成见，来看原文，我们发现，蔡桓公并不是讳疾忌医的人，这是一桩冤案。
　　文章很短，我们不妨再读它一下。
　　扁鹊见蔡桓公，立有间，扁鹊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曰：“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
　　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肌肤，不治将益深。”桓侯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
　　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肠胃，不治将益深。”桓侯又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
　　居十日，扁鹊望桓侯而还走。桓侯故使人问之，扁鹊曰：“疾在腠理，汤熨之所及也；在肌肤，针石之所及也；在肠胃，火齐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居五日，桓侯体痛，使人索扁鹊，已逃秦矣，桓侯遂死。

　　故良医之治病也，攻之于腠理，此皆争之于小者也。夫事之祸福亦有腠理之地，故曰圣人蚤从事焉。
　　文章开头，“扁鹊见蔡桓公”，这时的蔡桓公身体一点不适的感觉也没有。扁鹊来见蔡桓公，也没说是来瞧病的。桓侯说“寡人无疾”，是实话实说。可扁鹊的眼睛比现在的CT还厉害，站了一会儿，就突然冒出一句“君有疾在腠理”。并没有说明依据，仅凭名医的身份就诊断出人家有病，错在扁鹊——要是您，身体没有任何不适，路上遇到个名医，作出如此诊断，您也是接受不了的。桓侯“不悦”是正常的，在情理之中。

　　“居十日”，扁鹊又说桓公有病；“居十日”，又说桓公有病。桓公当然不悦，但也只是在扁鹊离开后表现出不悦，并没有当着扁鹊的面表现出来，给了神医面子。
　　又“居十日”，“扁鹊望桓侯而还走”，这时的蔡桓公身体还是没有不良反应，但扁鹊一而再，再而三说蔡桓公有病，这令蔡桓公不解，但是蔡桓公还是派人问了医生——这是怎么一回事？医生扁鹊见死不救，扭头便跑，也有点不对，只是到了桓侯“故使人问之”，才说出病因及治疗方案。
　　“居五日”，这已经是扁鹊说桓公有病的第三十五天了，这时的桓公才感到身体疼痛。而桓公一感觉到自己“体痛”，就“使人索扁鹊”，根本没有忌医。
　　桓公不幸，得了怪病，将要死了才有体征。更不幸的是死后让人笑了几千年。
　　《扁鹊见蔡桓公》出自《韩非子·喻老》，寓言而已。“喻老”，意思是用比喻来说明老子的观点。作者叙述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本意是说明老子“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这一观点。“故良医之治病也，攻之于腠理，此皆争之于小者也。夫事之祸福亦有腠理之地，故曰圣人蚤从事焉。”这些话是说给医生（治国者）听的。而蔡桓公是患者，不是医生，不是韩非子要说明的主体。韩非子的本意是告诫医生，这段文字是说扁鹊的失误，并不是患者有错。而这段说明主题的话，课本却没有选入，删除了。

　　更冤的是，蔡桓公是春秋时人，而扁鹊应该是他之后的战国人，扁鹊见蔡桓公等于关公战秦琼。
　　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事情还是这些事，可是，蔡桓公变脸了，成了齐桓侯。蔡桓公、蔡桓侯、齐桓侯，到底是谁的事儿也弄不清楚了，最后屎盆子全扣到蔡桓公身上了。

“坑杀”就是活埋吗（1）

　　《史记》记载，战国末期的秦赵长平之战，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大战，战争的结果是赵国失败，四十万降卒被秦军“坑杀”。从多种古籍对这事的记载看，这不应该是虚构的，应该是历史的真实事件。有人认为“四十万”系“十四万”之误，但学界多取四十万之说。这次“坑杀”一直被理解为：活埋。因为这样，长平之战就更血腥了。但是细究此事，活埋之说，却极不合理。

　　“坑杀”赵卒四十万实在是了不得的大事，许多古籍对这事有记载，叙述大同小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括军败，数十万之众遂降秦，秦悉阬之。赵前后所亡凡四十五万。”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括军败，卒四十万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计曰：‘前秦已拔上党，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赵卒反覆。非尽杀之，恐为乱。’乃挟诈而尽阬杀之，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赵人大震。”
　　白起之后，又出现一次大的“坑杀”，那就是项羽“坑杀”秦军降卒。
　　《史记·项羽本纪》：“章邯使人见项羽，欲约。项羽召军吏谋曰：‘粮少，欲听其约。’军吏皆曰：‘善。’项羽乃与期洹水南殷虚上。已盟，章邯见项羽而流涕，为言赵高。项羽乃立章邯为雍王，置楚军中。使长史欣为上将军，将秦军为前行。到新安。诸侯吏卒异时故繇使屯戍过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无状，及秦军降诸侯，诸侯吏卒乘胜多奴虏使之，轻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窃言曰：‘章将军等诈吾属降诸侯，今能入关破秦，大善；即不能，诸侯虏吾属而东，秦必尽诛吾父母妻子。’诸将微闻其计，以告项羽。项羽乃召黥布、蒲将军计曰：‘秦吏卒尚众，其心不服，至关中不听，事必危，不如击杀之，而独与章邯、长史欣、都尉翳入秦。’于是楚军夜击阬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

　　又是坑杀，又是二十万人。
　　战争中，只要条件允许，不管是哪一方的死者，都是要埋葬人的，除去道德因素之外，主要是为了防止瘟病。而活埋则又是一回事。以活埋的方式处死人，历代皆有。抗日战争期间，日本鬼子也常用活埋的方式杀害中国抗日军民。活埋多数并不是挖个大坑将人埋进去完事，而是将人埋入土中，却把头露在外面。不论是冷兵器时代还是现代，活埋都是最麻烦的处死方式，但是活埋却最有震慑作用，对人的心理打击最大。于是历史上活埋不断。

　　活埋是一种威慑手段，一般是要给敌方看的，处理时也多不隐蔽。而长平之战“坑杀”后，“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赵军基本被杀光，其威慑作用与一般的杀头没有两样。如果效果一样，大战后疲惫不堪的秦军就没有必要活埋赵人了。
　　越是武器简陋的时代，军人与平民的区别越小，武装与非武装的区别越小。在只有冷兵器的时代，树枝、石块与刀剑的差距，远远不是树枝、石块与机关枪的差距，四十万人知道自己即将被活埋，知道必死，动上拳脚，操起石头、树枝，没个十万八万人是难以抵挡的。再说了，将四十万个大活人埋了，光土方就不得了，况且是置之死地的四十万战士，不加绑缚是很难埋的，而要绑上四十万人，谈何容易？埋人家时，就得放下武器，操起锨镐，一锨一锨往下填，埋了这个，上来了那个，四十万人闹了起来，可是了不得的事。大将军白起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傻事？项羽三更半夜地挖坑埋人，岂不更傻？

　　周作人在《苦竹杂记》中说“掘了很大很大的坑，把二十万以至四十万人都推下去，再盖上土，这也不大像吧。正如《镜花缘》的林之洋常说的‘坑死俺也’”。
　　“坑杀”的“坑”，《史记》作“阬”。《说文》有“阬”无“坑”，解释：“阬，门也。从阜，亢声。”徐铉说：“今俗作坑，非是。”可见，先有“阬”，后有“坑”，本不是一个字。《玉篇》：“阬，陷也。”“阬”《辞源》有解释：“坑陷，杀害。《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王之邯郸，诸尝与王生赵时母家有仇怨，皆阬之。”可见，“坑杀”有的时候是活埋，有的时候是“害死”。

　　从几次大规模的“坑杀”看，长平之战是“挟诈而尽阬杀之”，项羽是“夜击”。“诈坑杀秦降卒”，“挟诈”就是使用骗术，采用不光彩的军事手段。
　　长平之战“坑杀”的正解应该是用欺骗的手段杀害。
　　白起说：“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赵卒反覆。非尽杀之，恐为乱。”这被杀的四十万人中，应该包括大量的上党百姓。
　　因为是用了损招，“坑杀”对军事家白起心理压力极大，白起临死说：“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我诈而尽阬之，是足以死。”如果只是一般的杀降，白起是不会心中有愧的，他是愧在“诈”上。
　　白起坑人用的是什么“诈”，没有记载，估计也就是放出谎言，乘人不备，杀进赵军降兵营中。

　　可是，后人常说长平赵军被活埋了四十万，这样说图的多是刺激。

“指鹿为马”别有用心

　　“指鹿为马”这个成语出自《史记·秦始皇本纪》，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八月己亥，赵高欲为乱，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持鹿献于二世，曰：‘马也。’二世笑曰：‘丞相误邪？谓鹿为马。’问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马以阿顺赵高。或言鹿，高因阴中诸言鹿者以法，后群臣皆畏高”。从这段记述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赵高指鹿为马的目的是试探群臣的态度的。但是，这试探群臣只是指鹿为马的一个目的，还不是主要目的。赵高的指鹿为马别有用心，那就是，调秦二世离开宫殿，进而杀之，政变夺权。

　　《史记·李斯列传》中说“李斯已死，二世拜赵高为中丞相，事无大小辄决于高。高自知权重，乃献鹿，谓之马。二世问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马也’。二世惊，自以为惑，乃召太卜，令卦之”。从这段记述可以看出，赵高是想把二世的头脑弄迷糊了，让他“自以为惑”，从而钻入赵高等人事先设好的陷阱。
　　《史记·李斯列传》接下来说，占卦的人对二世说：“你现在出现了连马和鹿都分辨不清的毛病，是因为祭祀的时候没有好好斋戒。”这样，二世就上了当，离开了皇宫，进入上林苑重新斋戒。上林苑本来就是“国家公园”，二世这个人是禁不住诱惑的，没有好好地斋戒，他每日游玩射猎。一天，有个行人被二世误射而死。其实，这个人是“赵高教其女婿咸阳令阎乐劾不知何人贼杀人移上林”的。赵高马上说：“皇帝无缘无故杀了一个没有罪过的人，上天会生气的，一定会有灾难降临，应该躲得再远一些。”二世听信了赵高的话，就被骗到离咸阳更远的望夷宫去“躲灾”了。望夷宫远离了二世的卫士，全是赵高布置的人马。到了望夷宫，“留三日，赵高诈诏卫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内乡，入告二世曰：‘山东群盗兵大至！’二世上观而见之，恐惧，高即因劫令自杀。引玺而佩之，左右百官莫从；上殿，殿欲坏者三。高自知天弗与，群臣弗许，乃召始皇弟，授之玺”。秦二世胡亥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死了，赵高等人就这样发动了政变。

　　指鹿为马事在“八月己亥”，据《史记·秦楚之际月表》记：“八月，赵高杀二世”，看来，从指鹿为马到赵高杀胡亥发动政变，是发生在一个月之内的连续事件。可见，赵高指鹿为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把二世引诱出宫，然后杀掉，为发动政变做准备。
　　从《史记·李斯列传》所记来看，赵高想要群臣都顺从他的目的并没有真正达到，顺着他指鹿为马的只是一小部分人，而大多数人在赵高政变的时候“莫从；上殿，殿欲坏者三”。因为这样，使得赵高杀二世取而代之的目的不能得逞，只好“召始皇弟，授之玺”。看得出，赵高是个很有心计的阴谋家，他知道直接在咸阳发动政变是不行的，才利用二世胡亥既迷信又贪图享乐的弱点，将二世骗出宫，在自己布置好的地方，将其弄死，发动政变。也看得出，赵高政变的急不可待。群臣“莫从”，这是他预料到的，但是他不能等待，还是要政变。可是，赵高的政变也是短命的，没有几天，这小子就让子婴“夷其三族”。


泰山五大夫松本是一棵树

　　泰山中路云步桥上有个著名的景点——五大夫松。五大夫松，其实原来本是一棵树，可是，因后人误解，以为是五棵松树。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登泰山，中途突遇急风暴雨，于是慌忙躲到大树下避雨。因念此树护驾有功，始皇帝就封之为“五大夫”。《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这件事是这样说的，“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风雨暴至，休于树下，因封其树为五大夫”。供秦始皇避雨的只能是一棵树，不可能是五棵树，所以受封的只是一棵树。因遮雨有功而受封的是什么树，《史记》并没有说，后来的《汉官仪》说是松树。所封的爵位是“五大夫”。“五大夫”本是秦代官爵中的九品，也就是最低的官爵。秦爵分为二十级，公士、上造、簪袅、不更、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这是民爵，算不上是官爵，从五大夫开始往上的才是官爵。本是一棵树，功劳也就是遮遮雨，得了个五大夫的爵位，已经不错了。后来人一听有“大夫”二字，以为是挺大的官，结果出了错误。

　　早在唐代就已经弄不明白“五大夫松”是怎么回事了。宰相陆贽有“不羡五株封”之句，已经将“五大夫松”当成是五株受封为大夫的松树了。这样一来，为始皇遮风避雨的大树也就成了五株松树。
　　秦时“五大夫”就已不存在了。清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钦差丁皂保奉敕补栽上了五棵，现在只剩下两棵了。但“五大夫”的封号却因袭不变。后来这些松树附近建立了一座五松亭，这“五松亭”之名，就是来自误解。

漂母是做什么的

　　《史记·淮阴侯列传》：
　　信钓于城下，诸母漂，有一母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信喜，谓漂母曰：“吾必有以重报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
　　这就是著名的“乞食漂母”。如果不是韩信的这个故事，漂母是不会为后人所知的。
　　人们不禁要问，漂母是干什么的？
　　回答这个问题真的不是很容易。有一本书叫《中国人最易误解的文史常识》，其中的《知恩图报，韩信“一饭千金”》就说：“有很多洗衣服的老婆婆（那时，这些老太太的通用称呼叫漂母）在河边做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