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之中——叨叨中国中部六省的文化记忆
　　这部书稿历时一年，终于完成了，我将每天发一个章节上来，以飨涯友。整得好不好，各位爷随便挤兑，在坛子里泡了这么些年，感到这世上还是有高人，不出来跑江湖还真不知道林子有多大呢。
　　其实我就是一个一般人，平时爱写点东西吧，却喜欢整个特别大的主题，基本上是胡哥和温哥思考什么，我就整什么。总给身边人留下皇帝不急太监急的话把儿。
　　前不久，当年明月在这个坛子了火了，我丫的嫉妒啊，心里跟猫挠似的，凭什么这小子能火，他整的都是些啥呀。后来明月的东西，我在网上看了，（他那套书咱可买不起）。不错，明月的东西不错，整得挺生动的。
　　不过网络写手现在写东西，俺看出了一个毛病，大家伙都藏在自己的一个小角落里，抓住某个历史的片段，整点个人的自娱自乐。说了明朝说唐朝，说了唐朝说宋朝，说了文臣说武将，说了皇帝说太监。

　　俺总觉得吧，文章合为时而著。文章者，一是娱乐于社会，二者能推动于社会。当年明月他们的路线，实则是文字的娱乐。
　　除了娱乐，我们还要有对大历史的思考，还要有大视角的扫描，从文化的背后，还要找出一点思想的价值来。要不然，满纸插科打诨，我怕各位爷看得腻烦了，一笑之后，所有的文字，都像擦过鼻涕的卫生纸，被丢散在风里。
　　俺就是觉得吧，历史的事，文化的事，要多一些思考......
　　——题记
　　前 言
　　写作这组文稿，是想从文化的角度，去解读中国中部的六个省，有条件的时候，还想通过实地采访，寻访那些散落在民间的荒村老宅，旧街古巷，在人们目光炽热，盯住经济增长的时代下，去找寻一点故园的记忆和精神的力量。

　　中国的土地面积太大，因此，中国人很喜欢在地图上画圈圈，把很多事情先做局部的规划。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从这个圈之后，中国的东西南北中，变成了一圈套一圈。
　　南方有大改革，东部有大开放，西北有大开发，东北有大振兴，中国的腹部六个省，也组成了一个圈，当中央准备在这个圈里“整”点什么的时候，民间有一个声音已经发出：中部要崛起。
　　然而，中部崛起是一个艺术化的提法，它不是一个定量的目标。我们衡量中部崛起的尺度，不是在经济指标上赶超南方和东部。这个口号更多的表达了人们的一种希望，表明了的一种不甘落后的呼声。
　　一段时间，我们讲发展，大多指单一的物质文明创造，但如果回看历史，一个国家和一个区域的发展状况，往往是指这个地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这个总和就是文化。
　　早在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的观点。他认为人类在21世纪的冲突，将集中表现在“文化”上面。中国是一个传统悠久，历史深厚的国度，亨廷顿还预言，对西方文明构成最大冲击的，将是具有5000年历史文化资源的东方文明。一个西方人如此抬举我们的东方文化，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我们身有一宝，忧的是我们不知道自己身有一宝。

　　中国的中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区域和中心地带，因为中国5000年王道政治，奉行“王者必居天下之中”。中国北方的中原文化，雄浑如触砥柱而下的黄河，南方荆楚文化，清奇如穿三峡而出的长江，这两股文化在中部地区风云际会，汇聚了南来北往的文明精华，演绎了龙凤呈祥的不老传说。中部文化兴盛的时期，名家荟萃，思想交融，诸子百家纷至沓来，孔子来了，老子来了，庄子来了，墨子来了，他们的文化贡献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动脉。山东人孔子的人生理想在中部得以实现，他周游列国，在河南呆了14年，完成了自己学说思想的传播。

　　中部文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根源性、聚合性和发散性，中华文明的萌芽，曾经遍地开花，但最终汇聚在中部，各种文化在中部定型成熟之后，再发射到各地。有如一把雨伞，所有的撑骨都围绕伞柄展开、收拢。
　　中部的人和中部的事，常常决定全国大事大势的走向。楚国南面称王，楚人不服周，形成南北长期分野；晋国以藩屏周，后被三晋瓜分，从此天下大乱，战国纷争；武昌起义一声枪响，几个不见经传的革命小将推翻了2000年封建帝制；安徽小冈一盏油灯，几个农民签字画押拉开了建国后土地联产承包序幕；江西井冈山保存了中共革命第一块火种；山西大槐树庇佑了乱世中国的无数生灵，等等。古今兴衰多少事，请君打马看中部。

　　为什么近代中国湖南人性情激越，敢做大事，以扭转乾坤为己任？为什么明清以来的江西人渐渐归于沉静，晨钟暮鼓，陷入清虚无为的个人世界？还有，湖北“九头鸟”何以得名？安徽“徽骆驼”有何深意？晋商的背影渐行渐远，徽商的风雅已成往事，只留下深宅大院，墙外行人看得见墙内秋千，墙外道，却听不见墙里佳人笑。
　　写作组文章，我有意回避掉淮河文化、皖徽文化、中原文化、荆楚文化、三晋文化，等等，这些硬邦邦，嚼不烂的专有名词，而在探索一种平白的叙事方式，来将我们的文化用最简单的语言讲给大家听。与其让人觉得我们的文化高深，不如让人觉得我们的文化亲切，因为只有建立一种亲切的关系，才有进一步了解的可能。我们在这里做的一点肤浅的尝试，意在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的人，通过各种方式来关注中部崛起和中部文化。

　　这组文稿不是一个休止符，我将继续自己的学习和思考，希望得到良师益友的勉励和指教。尽管振兴文化的工作，已经成为文化立国和文化强省的一个口号，但是，对于文化的思考注定成不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门“显学”，钱钟书先生也说过，“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
　　但是，丘吉尔说，“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愿失去莎士比亚。”文化逐渐成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愿更多文化的知音，一起来思考中国文化的问题，找到合乎我们自己身份的文化标记。
　　《天下之中》湖南篇之
　　欢迎湖南人的精神
　　蔡元培先生说，湖南人性质沉毅，守旧固然守得很凶，趋新也趋得很急。
　　所以，湖南人的自我冲突总是很激烈，不怕流血。谭嗣同是维新派为变法流血第一人；宋教仁被孙中山称作为宪法流血第一人；刘道一是同盟会为革命断颈第一人；陈天华是留日学生为正义事业蹈海自绝第一人。“半部中国近代史，皆由湘人血写就”。甚至有人说，世界上最倔强的三大种群就是德国的普鲁士人，英国的爱尔兰人和中国的湖南人。

　　1920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欢迎湖南人的精神》，且让我们来看看湖南人是怎样的一种精神。竟让陈独秀听说这种精神要复活了，几乎落下泪来。
　　杨度和他的帝王术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这是湖南湘潭人杨度一句火辣的宣言，留在历史的册页里，至今读来也让人热血沸腾。
　　没有一个人能像杨度那样，先后投身到几个截然对立的政治派别之中，甚至游走在流氓和革命者的边缘，却能受后世敬崇。陈独秀评价说，无论杨度为人如何，却不能因人废言。
　　杨度是个怪人，更是一个奇人。袁世凯复辟时，杨度发起筹安会，为称帝出谋划策，遭到国人痛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杨度逐渐觉醒，倾向于孙中山。晚年移居上海，一度寄居青帮大亨杜月笙的门下。可有谁曾想到，1929年杨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角色转变的跨度之大，令人惊诧。

　　要理解杨度，先要搞清楚他在谋求什么。1915年袁世凯要做洪宪皇帝的时候，天津《广智报》发表了一幅讽刺漫画——《走狗图》。正中是袁世凯的漫画像，头戴冠冕，身披龙衮。四方是四条狗，影射为恢复帝制作吹鼓手的筹安会六君子中的四大将——杨度、胡瑛、孙毓筠、严复。
　　有一次，筹安“六君子”聚会，胡瑛说：外间皆呼我等为走狗，究竟是不是走狗？杨度说：怕人骂者是乡愿，岂能任天下事。我等倡助帝制，实行救国，何恤乎人言。我狗也不狗，走也不走。
　　事后来看，洪宪帝制是一场闹剧，但杨度当时认为他是在“救国”，所以对于外界的责骂，内心泰然。从杨度的师承来看，他不同于一般的封建文士，死抠八股，以搏取功名；也不是风流才子，弄些华章绮句，以邀乡里之誉。他的老师湖南名宿王壬秋（王闿运）教给他的是“帝王之学”。
　　什么是帝王之学？说简单一点就是物色、选择、拥戴和辅佐“非常之人”成帝成王的学问。可是中国自古认为帝王学有术无学，而称之为“帝王术”。清末民初是社会与政治制度的转型时期，同样也是旧式的文人士大夫向新型知识分子的转化时期，产生了杨度这样把政治活动作为惟一生活选择的半新半旧的知识分子。他们以做官为救国的最佳出路，往来穿梭在政治倾向不同的政党和派别之间。1931年，杨度病将不起时，自撰了一副挽联说“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这个“帝道”，就是他曾经追求过的帝王之学，到最后被自己彻底否定了。

　　杨度的一生角色不断调整，是他对医民救国之策的不断寻求。杨度曾经留学日本，与革命党人有较多的接触，结识了孙中山。孙中山见他才气纵横，想吸收他入兴中会，但杨度坚持君主立宪，反对民主革命。临别时，他向孙中山许下诺言：“我们政见不同，不妨各行其是……将来我如失败，一定放弃成见，从公奔走。” 1922年，广东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先生回沪寓于香山路私邸。忽一日，杨度践十七年前之约，前来谢罪，愿意“从公奔走”。中山先生发出电报说明杨度“此番倾心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事见疑”。从此，杨度走上了民主革命道路。

　　其后，杨度在北京又结识了李大钊、《京报》社长邵飘萍等人，从《新潮》、《新青年》等刊物中开始接触到共产主义学说。1925年“五卅”运动后，他参加了“反帝国主义大同盟”活动。1927年4月，杨度得知奉系军阀张作霖准备派兵搜查东交民巷俄国兵营，连夜将这个消息转达给避居在俄国兵营中的共产党人。可是李大钊等同志未能及时转移出去，不幸被捕，杨度和章士钊又多方奔走营救。被捕同志牺牲后，杨度变卖了在京的房产，周济遇难者遗属，生平所蓄为之一空。1929年杨度迁居上海，经人介绍，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天，经周恩来同志批准成为秘密党员。

　　杨度逝世43年后，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事情才对外宣布。1974年，已经重病在身的周恩来把秘书叫到跟前，说：“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我介绍并直接领导他的。请你告诉上海的《辞海》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杨度辞目时，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于是，以后出版的《辞海》在杨度辞目上写的是：“1929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做党的工作。”

　　杨度一生坎坷，几经曲折反复。追求的只有一个要义，那就是“医国救民”，他的身上秉承着湖南人“经世致用”的血脉。
　　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
　　一直到41岁，曾国藩的人生走的都是读书入仕的老路。28岁中进士，在京为官十多年，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以至官居二品。
　　但曾国藩坚持每日苦读，常被同僚所称赞。他说读书要“旧雨三年精化碧，孤灯五夜眼常青”。曾国藩也研究书法，他说写字要有阳刚之美，“着力而取险劲之势”；或阴柔之美，“着力而得自然之味”。曾国藩认为写文章，要在气势上下功夫，“清韵不匮，声调铿锵，乃文章第一妙境”。
　　如果没有太平天国运动，曾国藩可以一辈子持家教子，修身养性，每日早起、静坐、读史、养气。但是1852年，曾国藩因为母丧，从礼部侍郎任上回到湖南守孝。这个时期，太平天国起义席卷了半个中国。清政府从全国各地调集大量八旗、绿营官兵来对付太平军，都显得不堪一击。为此，清政府屡次颁发命令，奖励团练，发展各地的地主武装。曾国藩平静的心剧烈震荡起来，决心开始书生治军的尝试，他在湖南一带，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的人际关系，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称为湘军。

　　湘军的第一仗在距长沙六十公里的靖港，被石达开打得落花流水，曾国藩苦心经营的五个营全军覆没，湖南官吏准备联名弹劾他，请皇帝解散湘军。曾国藩仓皇逃到长沙水陆洲湘军大本营，倍感耻辱，心情沮丧，甚至两次投江自杀。幸有另外一个湖南人左宗棠及时赶来，将曾国藩痛骂一顿，将他从沉沦中唤醒，又开始办大团、练新军，审案局、查土匪。

　　曾国藩面临的麻烦除了练兵之外，还有一个职责不清的问题。他这个团练大臣的身份很模糊。湖南地方既有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员管理行政和刑事，又有提督负责军事。曾国藩设局审案，动辄杀人，难免与地方官吏发生冲突。他又将绿营地方军与湘勇合训，酷暑不停，绿营的老爷兵自然难耐其苦。矛盾日渐积累，终于导致绿营和湘军的正面冲突不断，直至绿营兵包围曾公馆闹事，弄到难以收场的地步。

　　曾国藩决心离开长沙，以“就近剿匪”的名义，移军衡州专事练兵，扩招勇丁，统一编制，又花大力气筹建了湘军水师。半年后，湘军北上作战时，水师已有大小战船360余号，水陆官兵及丁夫等共计17000余人。当曾国藩再一次把队伍拉出来的时候，军容严整，令长沙诸公耳目一新。
　　曾国藩治军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他的军事思想就是“扎硬寨，打死仗” ，体现了典型的湖南人性格特征。从湘军作战的实例来看，曾国藩在战场上根本就是一个常败将军。湘军首战遭歼，9个月后，曾国藩又被翼王石达开攻破水营，100多艘战舰全被烧毁，就连曾国藩的座船都被抢走。1856年夏天，曾国藩被李秀成围困南昌，失望之极，甚至做好了破城自杀的打算。

　　即使遭遇接连挫败，但曾国藩上奏咸丰皇帝时，却将“屡战屡败”修改成“屡败屡战”，希望咸丰给予湘军更多整军备战的机会。
　　曾国藩的制胜法宝就是这个屡败屡战的精神。这个倔强的精神一直支撑到他攻克太平天国都城天京的最后一刻。
　　身无半亩忧天下
　　湘军统帅左宗棠也是个一介书生，但他的前半生没有曾国藩那样顺利和荣耀。
　　左宗棠是个屡试不中的落魄文人，一直到40多岁，还是布衣之身，在老家湘阴教书为生，他对科举考试怀着一份复杂和迷离的心情。二十三岁结婚时，左宗棠在新房自写了一副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这是一份宣言，更是一份勉励。
　　左宗棠科举无门，但是关心天下事。他阅读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对“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社会理想很向往，在太平天国打到长沙的时候，找到太平军军营，想要投靠。但是，左宗棠与太平军的王爷们有些意见不合，而被逐出军门。也许是造化弄人，这个不被太平天国放在眼里的一介布衣，日后竟成了太平军的头号死敌。

　　左宗棠加入了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幕僚，因接济曾国藩部队军饷，夺取被太平军占领的武昌有功，被授予兵部郎中。后由曾国藩推荐任浙江巡抚，督办军务。1867年，左宗棠奉命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率军进入陕西攻剿西捻军和西北反清回民军。
　　左宗棠带入西北的部队多半是湘军，甘肃布政使杨昌濬作诗道“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疆阿古柏自立国号，宣布脱离清政府。新疆北部的伊犁分裂势力趁机骚乱。清朝政府无力平乱，请沙俄出兵，没想到引狼入室。叛乱平定后，沙俄占据伊犁九座城池不愿归还。李鸿章以加强海防为由，建言放弃伊犁地区。左宗棠坚决反对，向朝廷承诺，给他三年，必能收复新疆。

　　左宗棠抬棺征新疆，场景悲壮豪迈。在八百铁骑护卫之下，七十岁的左宗棠须发皆白，神情凛然。他的身后，八个彪形大汉抬着一口黑漆棺材。从肃州行军几百公里到新疆哈密，左宗棠拉开阵势，准备与俄军决一死战，促成了《伊犁条约》签订，中俄按图划界。
　　左宗棠纵横疆场，在浙江和福建剿灭太平军，到西北部旷日持久对付回民起义。他在财政上得益于一个安徽人的帮助，那就是胡雪岩。胡雪岩为湘军奉献粮草，左宗棠任命他为军中总理粮台，还保荐他为候补道，后来又奏请皇帝给胡雪岩加授布政使头衔，赏穿黄马褂，使胡雪岩成为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
　　左宗棠和胡雪岩的关系，当然引来旁人的猜忌。后来，胡雪岩在一次蚕丝大战中伤了元气，钱庄面临倒闭，请求左宗棠挪用军饷周转。左宗棠毫无迟疑，将陕甘总督总账上的180万两白银挪给胡雪岩，帮助他度过难关。此后，胡雪岩迅速将借支银两打了回来，但是，状告左宗棠的奏章却如雪片一样飞到宫中，有人说他挪用军饷。
　　慈禧的眼睛花了，但她的心里很明白，谁能够不花朝廷的钱，能够为朝廷办事。在自筹军饷方面，左宗棠是个好榜样。李鸿章等淮系大臣一边指责左宗棠挪用公款，一面又叫大喊军费困难，慈禧发怒了，传出一道口谕：三十年不准参左。
　　慈禧担心口谕的法律效力不够，还专门下了一道公文。“三十年不准参左”，给足了左宗棠面子，更令这位湖湘老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尽管清王朝的衰朽不可阻挡，但由于左宗棠等人的勉力维护，也为这个没落的帝国抹上了最后一道斜阳。
　　光绪十一年，74岁的湘人左宗棠在福州喷血而亡，临终口授奏章，仍然不忘加强国防，要求建立海军。接到丧折后，慈禧太后的心情是复杂的，耳边回响起“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的豪言壮语，即刻颁布诏谕，派发各省，追赠左宗棠为太傅，恩谥“文襄”，赏治丧银三千两。就在诏谕下达后的一个夜晚，福州暴雨倾盆，忽听一声劈雷，东南角城墙顿时被撕裂一个几丈宽的大口子。老百姓说，毁我长城，此乃天意。

　　至今，仍有史学家说，中国历史上有四位不打败仗的将军，汉朝的韩信、唐朝的李靖、宋朝的岳飞和清朝的左宗棠。
　　《天下之中》湖南篇之
　　无非湘水余波
　　有一天，一个湖南人到南京朋友家做客，听说金陵名士每多自负，常常看不起外省文人，那个湖南人就即兴作了一副对联：
　　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派；

　　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
　　他亲自动笔将这幅对联写出来，悬挂于友人家中的客厅，对联口气很大，极为自炫，南京众名士见后，却不再做声。
　　上联濂溪一派，指的是宋代大哲周敦颐，湖南道州人。晚年在庐山莲花峰下濂溪书堂讲学，世称濂溪先生。这个湖南人的思想是宋明道学的发端，启迪了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分流发展。下联湘水余波，指的是湘江北去，辗转注入八百里气势雄浑的洞庭湖，长江东流经过此地，不过像湘江的余波和支流一样了。
　　作这幅对联的人叫作王闿运，湖南湘潭人。他一生狂狷谐谑，才高学富，擅长诗文，所作的楹联，谓冠清代之首。有评语为“体格高尚，气息深稳，幽美朴茂，神与古今”。王闿运在教育上也成就卓越，较著名的弟子有杨度、杨锐、刘光第、齐白石等人。
　　无非湘水余波，一语道破了近代以来湖湘文化的自新和自信。

　　湖湘之学统
　　“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这篇《爱莲说》的作者就是周敦颐，他一生做官政事精绝，宦业过人，尤其有山林之志，胸怀洒脱。晚年游览庐山，被庐山山水所吸引，写诗说：庐山我爱久，买田山中阴。因此，在庐山莲花峰下盖了房子，长期住下来。
　　周敦颐生前并不知名，只有他的老同事，南安通判程太中知道他的理学造诣很深，并将两个儿子——程颢、程颐送到他的门下接受教育。
　　事后看来，程太中的眼光不错，他的两个儿子都被周敦颐培养成了著名的理学大师，世人并称为“二程”。
　　有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叫杨时的年轻人有心求学于程颐，程颐睡着了，杨时就冒着大雪，站立在程颐的门口，程颐醒后，门外积雪已有一尺多厚。留下了“程门立雪”的学界佳话。

　　后来，这个杨时的学问也不得了，他的再传弟子又教出了朱熹这样的得意门生。杨时从程颐那里毕业，准备回到福建老家去的时候，程颐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感慨地说“吾道南矣”，意思是我的学问就要被这个人带到南方去了。
　　周敦颐的理学一直在湖南之外的地方流传，直到一个叫胡安国的福建人出现，周敦颐的思想才完成了“出口转内销”。胡安国长期跟从杨时游学，他有三个儿子，胡寅，胡宏和胡宁，还有个孙子胡大原。胡氏祖孙三代五人，都曾经师从杨时。胡安国说自己虽未直接受教于程门，但“得《程氏遗书》者为多”。
　　北宋末年，金兵入侵，大批文人学者纷纷南渡躲避战乱，胡安国父子从为官的湖北荆门来到了湖南。从周敦颐到程颐，从程颐到杨时，再从杨时到胡安国，这一条文化的纽带，机缘巧合地将理学带回了湖南。
　　胡安国率家人和弟子从荆门来到湖南后，先在湘潭建起了碧泉书院，在湘潭居住了三十多年。然后又在衡山山麓兴办了文定书院。胡安国以讲学撰述为业，除自己的子侄外，还吸引了众多湖湘子弟前来求学。胡安国成了湖湘学派最早的奠基人。
　　胡安国的治学精神深受杨时的影响。有一日，胡安国见杨时，杨时举起两只手肘对他说：“吾此肘不离案三十年，然后于道有进。”胡安国也是埋头30年撰写了《春秋传》，这部著作在元明两朝被定为科举取士的教科书。
　　在衡山北麓，湘潭县黄荆坪有一座隐山，因周敦颐隐居讲学而得名。山上曾修建一座三贤祠，里面供奉着宋儒胡氏三父子，胡安国、胡宏和胡寅。
　　胡宏是胡安国的次子，长期寓居在湖南衡山五峰下，人称五峰先生。胡宏从小在父亲督导下研习经学。15岁时撰写了《论语学》。20岁时，胡宏进入太学，师从程门四大弟子之一杨时。胡安国去世后，胡宏独立治学，他以振兴道学，醇化风俗为己任，完成了大量著作。其中，《知言》一书包括哲学、政治、伦理、教育等各方面，被湖湘学派奉为经典。当时，一批批志于求学的青年纷纷来到衡山追随胡宏研经读史。其中最著名的弟子有张栻，他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也成为湖湘学派的一代宗师。后人评价胡宏“卒开湖湘之学统”，是胡宏进一步打牢湖湘学派的根基。

　　胡安国的长子胡寅，在京为官，毕生也是著述颇丰。胡家的治学成就号称“莫有过于文定一门者”。
　　隐山因胡安国父子在此开堂授徒，而被称为湖湘文化源头。明正德皇帝朱厚照游历至此，曾亲笔御书“天下隐山”。
　　三贤祠在元代以后渐渐荒芜，至今，只剩断垣残墙，祠堂早已不见了。后人凭吊三贤祠，留下“三贤父子精神在，十载沧桑祠宇荒”的惋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