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九年零二十六天艰难而漫长的岁月里，我埋头整理中国历史的史料，先后完成了三部书稿，第一部《中国人史纲》、第二部《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第三部《中国历史年表》（另外还有第四部《中国历代官制》，一九七五年春，官员要我们“快快乐乐过一个端阳节”，把所有的参考书都搜去保管，规定每人不准持有三本以上的书，所以只写了一半。）一九七七年四月，我回到台北，几经转折，三部书稿陆续地重回到身边。面对着汗迹斑斑，颜色枯黄了的纸册，我有无限地感恩和热情。

　　但书稿似乎太多了，从地面几乎直堆到腰际。想到它们在成书之后，每部势将都在一千页以上，我茫然地忧虑到出版的困难。幸而星光出版社经理林紫耀先生毫不犹豫地慷慨承当，并为它定名为《柏杨历史研究丛书》，使我由衷地感动。不过三部书稿并不是按照顺序发排的，而是倒转过来顺序发排的。并非故意或愿意如此，种种原因之下，只有如此。这只属于小节，当三部书陆续出齐的时候，出版时间的先后，就不重要了。

　　二
　　中国历史最使人困扰的是年号问题。年号本是中国在文明史上一大贡献，现代的日本和古代的越南、朝鲜、南诏、勃海，都是效法中国，使用年号的。但中国的年号却走火入魔，除了表示纪年的主要功能外，另外还表示祈福、歌颂和改朝换代。一个新政权兴起；或一个新帝王登极；或发生一件自以为很大的喜庆以及什么理由都没有而只是兴之所至，都会弄出来一个新的年号。当中国内乱时，列国林立，年号如雨后春笋，目不暇给，如三八六那一年，中国境内就先后出现了十六个年号。即令在统一时期，年号所造成的气氛，也十分紧张。如唐王朝第三任皇帝李治，他在位只三十六年，却改了十次年号。南周第一任皇帝武(上明下空)在位的时间更短，只十六年，却改了十四次年号。有些时候，甚至一年之中，一改再改，如五二八年，北魏王朝就一口气改了三次。第一次改元的诏书刚出大门，就第二次改元。第二次改元的诏书刚出大门，接着就第三次改元，使当时的国人不胜其烦。同时也显示出这种年号制度的严重缺点，那就是，在时间距离上，造成严重地混乱。我们可以试行作一次检查：元王朝至元元年，到同是元王朝至元六年，相距几年？一般的答案当然是相距五年。这答案是对的，但不是绝对的对，事实上它恰恰相距七十七年，因为元王朝有两个至元年号，一个始于一二六四，一个始于一三三五。再试行作第二次检查：天授三年跟如意元年，以及跟长寿元年，又相距几年？答案是它们同是六九二年，相距只不过几月。假如考古学家在地下掘出一件古物，上面刻着“建平元年制造”，恐怕世界上最权威的史学家和最权威的自然科学家都不能确定它的正确年代，因为它可能是纪元前六年，可能是纪元后三三○年，可能是三八六年，可能是三九八年，可能是四○○年，可能是四一五年，可能是四五四年，也可能是五○八年。所以一个现代的中国人，置身于瞬息万变，分秒必争的时代，实在没有继续埋葬在这种纠缠不清的年号迷魂阵里的必要。我们大胆地绕过年号，采用公元纪年，希望能简单迅速，而又正确无讹地立即明了历史事件的时间位置。

　　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号和国号是第二个大的困扰。十九世纪时，外国人曾嘲笑中国不过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引起国人的愤怒。其实在萨了尼亚王国以意大利作为国号之前，意大利也是一个地理名词。现在斯里兰卡共和国建立，锡兰也同样成为地理名词。事实上，在二十世纪中华民国建立之前，中国所有的王朝从来没有一个以“中国”作为法定的或正式的国名。每当一个新王朝兴起，第一件事就是定一个国号，当这个王朝统一中国时，它的国号就远压在中国之上，如清王朝的正式国号就是大清帝国。当中国陷于分裂，像南北朝、五代……列国并存，就更谁也都不是中国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景观，即四千多年历史中，从黄帝到傀儡政权满洲国，中国境内出现了像样的或不像样的共计八十三个王朝——也就是八十三国和五百五十九个帝王，却没有一个是用“中国”显示他们的性质的。我们最熟悉的甲午“中日战争”，在正式官文书上却是甲午“清日战争刀。这种情形，使王朝号、国号，跟年号一样，造成史籍的混乱。因为谁也没有标出中国的缘故，就发生了谁在中国历史地位上是“正统”的争执，这争执由政治渗入学术，使从事历史工作的史学家，头上都好像悬着巨斧。司马光在他的编年史《资治通鉴》中，曾为此费尽唇舌，解释他何以把一些篡位弑君、罪恶昭彰的政权用它们的年号作为正朔，用它们的王朝作为正统。但他这部价值连城，被后世列为“正史”之一的巨著，如果不是皇帝为它写了一篇序的缘故，恐怕早被查禁毁版。于是集叛徒、土匪、强盗、恶棍子一身的朱全忠之类，明明只是一小块土地的割据局面，年号却成正朔，王朝却成为了正统，因而使中国产生了一种可耻的“成则帝王，败则盗寇”的史观。历史上的忠奸贤愚、是非黑白，遂大量地受到颠倒、破坏，甚至被恶毒的一笔抹杀。我们现在对所有的王朝号、国号，以及年号——包括凡是有记载的草莽英雄们，以及他们所定的王朝号、国号、年号，作一个彻底而广泛的整理，排列出来，由分类而归纳，提供出一个工具性质的参考资料，可以迅速而简便地找出所需要的答案。同时，我们更作一个从无前例的大胆尝试。即以“世纪”为单元，以公元纪年为纪年，而将王朝号、国号、年号，置于次要的地位。我们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我们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不以当一个王朝人为荣。当中国强大如汉王朝、唐王朝、清王朝时，我们固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当中国衰弱如南北朝、五代、宋王朝、明王朝以及清王朝末年时，我们仍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中国——我们的母亲，是我们的唯一的立足点。所有的王朝只是中国的王朝，所有的国，都是中国的另一种称谓。我们以“世纪”为单元叙述是强调中国永远存在，不受任何王朝影响，我们绝不认为后梁帝国是正统，而前蜀帝国是僭伪；更不认为清王朝是正统，而郑成功是海盗。唐亡，不是中国亡，只是唐王朝和唐政府的覆灭。清亡，也不是中国亡，也只是清王朝和清政府的覆灭。中国固屹立如故。

　　中国科举制度有它的功能和贡献，但它的副产品之一是，培养出来一个中国所特有的“官场”社会阶层，在这个社会阶层中，阿谀帝王成为一项主要的课题。表现最强型的莫过于媚态可掬的加到活帝王头上的尊号和加到死帝王头上的谥号（为了行文便利，我们用“尊号”包括“谥号”）。上古时候，这些尊号不过一个字两个字，如纪元前十二世纪周王朝第一任王姬发，不过被尊为“武王”。随着阿谀技术的精益求精，到了纪元十五世纪之后，如清王朝第三任皇帝福临，他的尊号是“礼天隆运定统建极英睿钦文显武大德宏功至仁纯孝章皇帝”，竟多到二十五个字，全都是从字典上挑选出来的最美丽的词汇。有些人从没有当过帝王，也会在他们头上堆砌一大堆帝王尊号，当唐王朝大祭“玄元皇帝”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就是以《老子》一书闻名于世的哲学家李耳。在史籍引叙原文的时候，这种尊号更显示出没有原则的一面，像谈到曹操，他一直到死只不过是东汉王朝的丞相，可是就在正史上，却一会称他是“大祖”，一会称他是“武皇帝”，混淆的程度，使我们不知道所说何人，又置身何地。我们当然谅解并同情古史学家的可悲处境，但我们也不掩饰我们的失望。皇后也是如此，从最简单的“王妃”到那拉兰儿“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仁献崇熙显皇后”。这个用全力摧毁自己所领导的清王朝女人，竟拥有这么漫长肉麻当有趣的尊号，使我们忍不住失笑。但我们最大的苦难不因失望失笑而消除，所以我们所作的是对中国五百五十九位帝王和若干虽没有实质上当帝王，却被加上帝王尊号的人，以及更多的皇后妃妾和他们所生的数不清的亲王、公主，作一个地毯式地搜索，将他们的头衔、年龄、在位时问以及他们在皇族中的关系位置，加以仔细的整理列出，使任何人都可以不必经过辛苦地寻觅，即可对他们的身世有一个明确的了解。

　　最后，我只能用非常少的几句话，说明我们的立场，我们立场是中国人的立场。不同于“奉旨修史”的官员立场，也不同于以王朝为主，以帝王将相为主，以统治阶层自居的立场——他们把利益所从出的王朝放在第一位，而把中国放在第二位。我们反对“成则帝王，败则盗寇”的史观，在那种史观上，很多丑恶被美化，很多可歌可泣、代表中国人磅礴刚强、澎湃活力的智慧和勇敢，却被丑化。如三保太监下西洋，传统历史责备他劳民伤财，好大喜功，以致史料所存寥寥，我们则认为他是中国第一位最伟大的海上英雄。我们坚持的标准是国家民族和人道人权，不掩饰污点，犹如美国历史不掩饰吊人树一样，同时也展示出中国对全世界全人类文明所作的尊严贡献。

　　中国人了解中国历史，应是天经地义的。可是，很多中国人对中国历史只不过知道一个片断，而这片断还多半来自小说和戏剧。中国历史书籍之多，占世界第一位，但却使人有一种杂芜凌乱的感觉。即令把正史能倒背过来，对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仍没有太大的帮助。何况我们没有时间读完正史，也没有文言文的修养去读正史。司马迁创造了一种新形式的史籍，这形式在纪元前较简单的社会还可以应付。可是史学家却被这种形式酱住，一直沿用到二十世纪。更糟糕的是，它被改为断代史。幸好中国的王朝不断变换，如果像日本那样万世一系，根据“国（王朝）亡才修史”的惯例，中国可能成为一个没有正式史籍的国家。这些国（王朝）亡了才编纂出来的正史，又不过是一大堆人物传记的合订本，而这些传记，又多半取材于该人物的墓志铭、行传、家谱之类的一面之词。以致数千年来，墓志铭在中国文学史上，占重要的地位。凡是善于阿谀死人的作家如唐王朝的韩愈，都享有相当地位和相当财富。墨索里尼的儿子在纪念他父亲的文章中说他父亲。“喜欢古典音乐，看见我开始弹钢琴时，非常高兴。他为人极为和蔼，对人更是温柔。”我们不认为墓志铭、行传、家谱之类所提供的资料，全都比墨索里尼的儿子所提供的，更为可信。所以，我们在采用正史资料时，都一一加以判断。

　　三
　　意不尽而言不能不尽，最后，我愿述及我对丛书处理的愿望。我虔敬地把第一部《中国人史纲》献给孙观汉先生。第二部《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赠给梁上元女士。第三部《中国历史年表》赠给陈丽真女士，用以表达我无穷的谢意。
　　我和孙观汉先生——这位世界闻名的物理学家，迄今还没有见过面，但我集合全世界感恩的言语都表达不尽我的内心。像我这样渺小的人物和离奇的遭遇，不过是大时代中的一粒灰尘，随风飘荡，微不足道。但孙观汉先生，亘古以来，却只此一人。有人把孙观汉先生比为左拉，但孙观汉先生比左拉更伟大更艰苦。他像大海中的一叶孤舟，为营救一个从未见过面的朋友，付出他的眼泪，尊严、时间、金钱和健康，而且十年如一日。更主要的是，他的道德，勇气，不仅是为我一个人，而是对祖国一片丹心和对人类一片爱心。西方有句谚语说：“为朋友死易、找到一个值得为他死的朋友难。”而我找到了，这是我的幸运，也是我的光荣。苍天可鉴，为孙先生，我死而无恨。

　　我和梁上元女士相识时，她还是一个发与耳齐的女学生。她第一次给我写信，那么流畅和那么有深度，使我震惊。可是九年零二十六天之后，她到台北飞机场接我归来的时候，已是大学教授了。年龄、知识、智慧和社会经验的增长，使她更坚定对我的帮助——包括精神的和物质的，也更坚定她对民族的爱、对人道的爱和对人权的尊敬。她的品格可以在一件事情上显示出来，她是一位孝女。

　　陈丽真女士是我的读者之一，十五年前她第一次来探望我之后，她就成为我的学生。在我的家庭破碎、妻离子散之际，她一直照顾我的生活，探望我，给我寄衣服食物，末了还为我作保。她为了帮助我，曾遭受到其他朋友所没有遭受到的风暴打击，几乎使她精神失常；但经过无数次恐惧哭泣之后，她没有放弃她的初衷，使我在孤寂中，仍享有人生的温暖和友。情的慰藉，那是使我活下去的最大支持。

　　四
　　丛书是我在火炉般的斗室之中，或蹲在墙角，或坐在地下，膝盖上放着用纸糊成的纸版和着汗珠，一字一字的写成。参考书的贫乏使我自惭，但我别无他法。而且心情惶惑，不敢想像这些艰难写出的书稿，会遭受到什么命运。所以不可避免地会错误百出，唯有乞求方家指正。
　　现在，总算陆续地付梓，当丛书出齐之日，我觉得我对我的民族和对我的朋友；已尽了我最大的责任和献出我最大的感恩。
　　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日于台北--------------------------------------------------------------------------------
　　第一章历史舞台
　　每一个民族都有他的生存空间——历史舞台，中国人亦然。
　　中国人的历史舞台是世界上最巨大、最古老的舞台之一，这舞台就是我们现在要介绍的中国疆土。它位于亚洲东部，介于惊涛万里的太平洋和高耸天际的帕米尔高原之间。大约纪元前三十世纪前后，遥远的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较近的印度，都在萌芽他们的古文明时，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也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中国文明。这文明一直延续，并于不断扬弃后，发扬光大，直到今日。

　　当时的中国人自以为恰恰地居于世界的中心，所以自称中国，意义是位于全世界中心的国度。又因为所居住的土地美丽可爱，所以自称中华，华的意义正是美丽可爱。至于自称和被称为汉民族或汉人，那是纪元前二世纪西汉王朝建立以后的事。在纪元前三世纪和纪元前二十二世纪时，也曾自称和被称为秦人或夏人，前者谓秦王朝之人，后者谓夏王朝之人。

　　中国跟任何一个文明古国一样，从小小的原始部落和小小的地区，不断的联合、融化和扩张，而终于成为一个庞大的帝国。截至二十世纪初叶，中国疆域面积达一千一百四十万平方公里。最西到帕米尔高原（东经74度），最东到乌苏里江口（东经135度），最北到黑龙江省的漠河县漠河镇（北纬53度），最南到南中国海南沙群岛的曾母暗沙（北纬4度）。

　　那时的中国版图像一片和平宁静的海棠叶，台湾岛和海南岛，像镶在叶柄下方的两颗巨大珍珠。南中国海诸岛，则是无数散落在碧绿海水中的小的珍珠群。
　　中华人就在这个空间上降生、成长，中国历史也在这个舞台上演出。在正式叙述他的成长和演出之前，我们应该对他先有一个了解，包括舞台的各个重要角落和全体演员。
　　一空中·马上
　　现在，让我们搭乘可以跟光速相等速度的太空船，从广阔的太平洋向西飞航。
　　首先呈现出来的是一排日本列岛，安静地斜卧在巨涛之中，它上面几乎全是山脉，而且我们还可能察觉到它不断的在颤动，那里是世界上闻名的火山地带，日本列岛正座落在上面。续向西飞，我们可以看到有日本列岛一半大的一个雄伟半岛，像一个惊叹号形状，插入日本海岛黄颜色的黄海之间。它的南端跟日本列岛的南端，隔着对马海峡，遥遥相望，这就是朝鲜半岛。中国文化的继承者之一，并由它转输给另一中国文化继承者的日本。

　　朝鲜半岛之北，是中国富庶的东北地区。朝鲜半岛之南，是长达一万四千公里，曲折而成为半圆弧形的中国海岸。北方海岸有两个小半岛——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像蟹螯一样箝住渤海的海湾。中部海岸向东方凸出，那正是海棠叶的叶柄所在。南方海岸向西前伸展，两颗珍珠岛屿，台湾岛和海南岛，清晰在目。
　　越过海岸，太空船正式进入中国上空，巨大的舞台呈现在眼底。四条悠长的大河，在巨大的舞台上，均匀地并排着，从西向东流。最北一条跟俄国交界的是黑龙江，次北一条成“几”字形的是黄河，偏南一条白浪滚滚的是长江，最南一条像手指汇到手掌一样的是珠江。
　　如果是二月天气，我们在太空船上会眺望到，最北的黑龙江千里冰封，那里的中国人还穿着皮衣皮靴，从口中吐出的热气会立刻在睫毛上凝结成冰；而最南的珠江这时却仍滔滔奔流，那里的中国人额上正淌着汗珠。两地人们如果交互旅行，仅只衣服穿着一项，便需要经过专家指导，一个人如果穿着单衣服从广州出发，当他在黑龙江畔的漠河县下飞机时，他可能立刻冻死，这说明这个舞台南北距离遥远的程度。

　　在渤海岸四处，一条黑线向西翻山越岭的蜿蜒伸展，那就是闻名世界的万里长城。长城以北是内外蒙古沙漠地区，这时仍一片隆冬景象、但长城之南却针锋相对的已大地春回，从万里长城到淮河这个一望无际的华北大平原上，全部覆盖着青青的小麦，像一座无涯的大海，城镇只不过是一群孤岛。温和的春风吹动时，原野掀起麦浪，翻腾澎湃，密接的村落在麦浪中飘浮，更像海上的点点渔舟。在南方，也就是在淮河以南，跨越长江，直到海南岛，全是一望无际的稻田，为了灌溉的缘故，那稻田被分割为一块一块，像无数宝镜在太阳光下反射出万道光芒。

　　这就是中国本部的景观，截至二十世纪初，六分之五的中国人居住在那里。
　　再续向西飞，距山东半岛约八百公里，太空船越过南北纵长的太行山，就看到地面突然隆起的山西高原。它的北方是瀚海沙漠群，静止时像一个死海，连秋虫的声音都听不见，一旦掀起风沙，人们的视线便全部模糊。山西高原不过是黄土高原的一部分，风沙怒吼时，它的威力仅次于真正的沙漠。黄土高原的居民大多数住在窑洞之中，窑洞的外貌很拙陋，但内部冬暖夏凉。

　　就在山西高原的中央城市太原，向南到洞庭湖，南北一线的上空，我们必须把手表投慢一小时，假如太空船是八时进入中国，那么在越过这一条线之后，时间却是七时。因为我们跨进格林威治时间的另一个地区，光阴正在回转。
　　不久，我们就可眺望到黄河之滨的一座古城——兰州，在它之北仍是向西延伸的瀚海沙漠群，在它之南是广大的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华北大平原跟锦绣江南的广大绿色世界，逐渐消失。我们看到的是另一种景象，除了青葱的四川盆地外，其他地区的农作物的生长，都十分困难。北方瀚海沙漠群上的骆驼铃声是最有力的响声，南方云贵高原全是惊人的山岭和惊人的河谷，它地下丰富的矿产，到二十世纪，才显出它的重要。

　　中国第一大咸水湖青海湖，在太空船下滑过去，我们看到了万里长城尽头的嘉峪关，也看到像天上繁星一样的黄河发源地星宿海和潺弱一线的长江发源地沱沱河。就在它们上空，必须再把手表拨慢一小时，因为自上次拨慢了一小时后，我们又直线前进了一千五百公里。而就在同时，我们会吃惊地发现，地面更突然间峻拔上升。假如我们以四千米的高度进入中国而一直保持这个高度不变，那么此时太空船已经撞到地面，因为我们已到了平均四千五百米以上的青藏高原——也就是世界上最高的高原，被称为世界屋脊，太空船必须升高。

　　在青藏高原上看不到什么，它在二十世纪前，是中国最寂寞的地区，眼睛所及的全是终年覆雪的山头和寒冷贫瘠的砂砾丘陵，只偶尔有长毛的耗牛在山谷中载着货物，成一个伶仃的队形，踽踽前进。农作物因气候寒冷和土壤太坏的缘故，十分稀少，只有少量品质低劣的青裸；人口更是稀少，平均每平方公里还不到一个人。在世界屋脊之北，是陡然陷下去的巨大的塔里木盆地。再北则是天山。越过天山，又是一个陡然陷下去的盆地，即准噶尔盆地。这两个盆地上的稀少人口中——二十世纪初只有二百五十万，包括了博览会般的各种民族，是中国境内人种最复杂的地区；就在那沙漠跟巨山之间的千里草原上，不时兴起诗人形容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动人场面。比起东部中国，这里显示的不是在方块稻田上生活的人们所能想像的气魄。

　　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和它所属的巨大山脉喜马拉雅山，都在我们眼下消失。太空船现在又前进了约一千五百公里，正位于塔里木盆地的中央上空，必须再把手表拨慢一次，把六时拨为五时。使人兴起一种青春倒流的惊奇和喜悦。
　　不断的时间变换，会扰乱正常的生活程序，这是疆土过于广袤的烦恼。从极东的乌苏里江口，到极西的帕米尔，时距相差四个小时。当乌苏里江口的渔夫在晨光曦微中泛舟捕鱼时，帕米尔的农人还在酣睡。一个人从乌苏里江口，于黎明时乘超光速飞行器向西飞航，他会发现天色越走越黑，当他完成五千公里的旅行，敲他住在帕米尔山下朋友的家门时，却正是午夜。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有这种奇特的景观，这少数国家是：俄国、中国、加拿大、美国、巴西、澳大利亚。

　　拨过手表，于是我们到了群山之母的帕米尔高原，它是中国最西的边界，塔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三个国家环绕在他的另一面，成为中国西陲尽头的三大邻邦。
　　空中鸟瞰之后，让我们走下太空船，跨上马背，对这个巨大舞台，再作一次了解。
　　下面表格，显示出十八世纪之前，我们如果骑马对若干重要城市作一次访问的话所需的时日。那是十八世纪清王朝，从当时的首都北京到各地驿站的官定行程（最后一项从包头到喀什，是普通的商旅行程），它说明中国人对这个庞大国度的长久凝结力量的韧度。那虽然是十八世纪清政府时的规定，但这种情况可以追溯到纪元前三世纪跟匈奴人作战时代，在交通方面，二千年间只有稍稍的改进，很少突破性的变化。

　　“限期”是驿站传递公文书时以马匹普通速度作为标准，也就是以骑马的正常速度作为标准。“加急”多半用于军事行动，凡加急的驿站递送，本身的动作就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电影镜头：驿马以四足高地的速度狂奔，铃声可传到一公里以外，下一驿站听到后，日夜都在待命的驿率，立即上马飞驰。当后马追及前马，两马相并时，马足不停，即在马上将公文书交递。驿马往往因狂奔过度而倒毙，如果五年内幸运不死的，它就成为宝马退休，由政府饲养，不再作工，以酬庸它对国家的贡献。

　　这种速度当然不适合普通的商人和旅客，但它正是庞大国土的动人标帜。东西两洋历史上只有少数帝国，如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和稍后的蒙古帝国，帖木儿帝国，可以跟中国这种马行一百零五日的情况相比。但他们都已被时间抹灭，只中国迄今巍峨独存。
　　注意两地之间的距离，里数相等，并不是说行程、日数也会相等。像山径崎岖之类的障碍，能使速度锐减。表格上的日数，是以马匹为主。如果我们从马背上跳下来，改为步行，日数恐怕要增加三倍到四倍。
　　二河流·湖泊
　　在对中国全部疆域有一个概括的印象之后，让我们分门别类地介绍他各方面的形态，这些形态构成舞台的全部地貌，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基础。
　　首先介绍中国历史上几条重要的河流。
　　黑龙江全长四千三百五十公里，但在中国境内和流经中国跟俄国边境的只有三千四百二十公里。它是中国最北的水道，流域面积达一百六十二万平方公里（包括国境以外面积），一年中有六个月的结冰期，河面像钢铁一样，重型坦克车可以任意在上面驰骋。不过在古代中国史上却没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直到十四世纪才跟中国接触，十七世纪才随着满洲人建立的清王朝的入主中国，像嫁妆一样并入中国版图。它的最大支流松花江，全长一千九百二十七公里，十世纪时称混同江，为契丹人和契丹人建立的辽帝国的主要渔猎河道，名震一时。

　　黄河 全长五千四百六十四公里，流域面积七十五万平方公里，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河流。古中国文明就在这个流域上发生和成长，大部分历史也都在这个流域上演出。这条中国第二大河发源于青海省的巴颜喀拉山，成一个“几”字形状，向东注入渤海。凡是河流，几乎都具备若干利益，如航行、渔产、灌溉。只有黄河，对它两岸的居民，帮助很少而伤害很大。它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像一条喜怒无常的巨龙，翻滚奔腾，专门制造可怕的灾难。从纪元前二十三世纪到纪元后二十世纪初叶，四千余年间，便有过一千五百余次的小决口和下表所列的七次大决口及八次大改道（包括一次人为改道）。

　　黄河每一次改道，都是一场恐怖的屠杀。而仅次于改道灾难的小型泛滥，也每次都造成人畜的可怕伤亡。所以黄河也是世界上吞没生命财产最多的一条河流。它一半以上经过黄土高原，冲刷下来的黄土和来自北方瀚海沙漠群的尘沙，使它在上游时就非常浑浊，到了三门峡（河南三门峡）以下，突然从两山夹岸中进入坡度极小的平原，河面放宽，水流速度减慢，所挟带的超过百分之六十的大量泥沙，开始沉淀。从洛阳到渤海间八百余公里长的河床，逐渐升高，最后终于超过地面，全靠人工修筑的堤防对它约束。一个住在开封二十层楼上的居民，如果开窗向北眺望，他会大吃一惊，发现黄河正在他头上数百米的高处滚滚东流。每年春冰融解和夏秋之交雨量充沛时，都是决口的危险季节。夏天仅只数百米的河面，会陡的扩张，从南岸看不见北岸，只看见一望无际的汹涌黄涛。堤防如承受不住急剧地冲击，即行溃决，一场大悲剧便告发生。黄河是居高临下的，它的决口像是巨坝突然崩裂，十公里外都听得到万马奔腾的巨响。决口处的新河道上的无数人民，从梦中惊醒，除非特别幸运，很少不像灌穴的蚂蚁一样地被洪水吞没。历史上几个主要的王朝，都设有专人和专门机构负责堤防保护和修建工作。可是政治如不修明，这种专门机构，反而成为最大浪费和最大贪污的场所。对于黄河，一直到二十世纪，中国人除了叹息命运不济外，别无他策。尼罗河泛滥后留下的是沃土，黄河决口后留下的却是一片黄沙。然而就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产生了灿烂的古中国文明。

　　长江 中国第一大河，全长六千三百公里，流域面积一百八十万平方公里。跟黄河相反，长江是一条欢愉的和慈悲的河，凡河流应有的利益，它无不具备。但在历史上却出现较迟，当黄河流域已达到相当高的文明水准时，长江流域还是一片蛮荒。①长江的地理背景比黄河更适于产生文明，而两条巨河又相距甚近，我们不知道什么契机使中国文明发生在黄河，而不发生在长江，这恐怕是人类进化史上最大的困惑之一。但长江一旦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就把中国疆土拦腰切断。三世纪时一位身兼文学家的皇帝曹丕曾说过：“上天创造长江，就是要把中国分割为南北。”习惯上长江以北称北方，或北中国；长江以南称南方，江南，或南中国。很多建

　　①这只是一种魏晋说法。有不少人认为长江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编者都在北方的王朝，一旦受到更北方沙漠地带游牧民族的攻击，抵抗失败时，往往逃到南方，在长江的保护下苟延残喘。游牧民族虽然精于马上功夫，但对船只却一筹莫展，在他们无法渡过广阔长江的情势之下，只好承认南北对峙之局。而逃到江南的残余政权却从没有一个能够奋发反击的，①也只好接受半壁河山的事实。有名的三百年大分裂时代和一百余年宋金两大帝国对抗，就是由长江的汹涌波涛，僵持而成。

　　珠江事实上它本身只有八十公里，但它拥有西江、东江、北江三大支流，而以西江作为主干，全长二千一百九十七公里，流域面积四十五万平方公里。它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最晚，流经的又多半是不能发生政治经济影响的蛮荒地区。它的重要性在十九世纪鸦片战争之后，才开始显现。
　　四大河流之外，还有一些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其他较小河流。诸如：
　　汾水 全长六百九十五公里，发源于山西省宁武县西南充满了神话的管涔山。纵穿山西高原，向西南注入黄河，它的下游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纪元前的若干古都，林立两岸。被儒家学派歌颂为至圣至贤的尧帝伊祁放勋和舜帝姚重华的国都，就建立在汾水之畔。直到十九世纪，它一直保持高度的历史地位。
　　桑干河 全长六百五十公里，也发源于管涔山，不过它是向东而流。中游之后，它的含沙量高达百分之三十八，河床高出地面二十三米，于是跟黄河一样的不断地决口和不断地改道，中国人伤心的称它为小黄河，也称它为无定河。八世纪时，这一带接近边疆，不断地发生战争，唐王朝诗人曾有悲怆的诗句：“可怜无定河边
　　①不确。南北朝有不少次南方反击北方的事件。其中刘裕做的很好——编者骨，犹是春困梦里人。”哀悼那些为国捐躯的英勇战士。十八世纪时清王朝皇帝玄烨下令改称为永定河，希望它不再生事。当它流经古都北京南方时，因河中满生声草，所以也称它为芦沟。十二世纪时，金帝国在上面筑桥，即有名的八百年后在上面爆发对日本帝国八年血战的芦沟桥。再流到天津，汇合了其他若干河流之后，称为海河，从天津经大沽口，注入渤海。

　　渭河 全长八百一十八公里，发源于甘肃省渭源县西南鸟鼠山，向东注入黄河，它的下游就是肥沃的关中盆地，中国古文明重要的成长地之一。中国最光辉的四个王朝——周、秦、西汉、唐，约二千年之久，都建都在渭河河畔的长安（陕西西安），在大一统的形势下，使中国的声望远播。渭河的支流之一的任河，发源于宁夏隆德县北六盘山，它的含沙量最高达百分之五十，黄河有这种一半水一半沙的支流，无怪它本身怎么也无法摆脱人们的诅咒，径渭二河在西安的东北合流，合流之后，产生一种奇异的现象，即河水中分，经河的速度较急，它的水沿着北岸奔驰而下，骤然进入平原，反而较为清澈；而含沙量同样多的渭河，河水沿着南岸，因速度较缓，却较为浑浊。中国有一句谚语说：“径渭分明”，即藉此比喻两个截然不同的事物，虽混杂在一起，而仍各保持特质。

　　淮河 全长一千公里，发源于河南省桐柏县西北桐柏山，向东注入东海。十二世纪时，黄河第五次改道，分为南北两支，其中南支注入淮河。十三世纪时，黄河第六次改道，南北两支全部注入淮河，当然它的泥沙也同时而至。十九世纪时，黄河第七次改道，弃淮河而向北注入渤海，但淮河下游的河床已被泥沙淤塞，无力冲刷，只好从大运河再转入长江。这条屡被强邻蹂躏的独立河流，遂跟一条愤怒的蟒蛇一样一遇上游降雨稍多，它就翻滚跳跃，淹没四野。二十世纪初黄河第八次改道，再度连同泥沙注入淮河，水患更加倍严重。与黄河、永定河，在中国历史上共称三大自然灾害。淮河跟它西方的秦岭山脉，连成一条中国经济上的南北分界线，而长江的分界线则是政治性的。淮河以北以小麦和杂粮为主食，淮河以南以稻米为主食。有一个寓言曾说明这种分界：淮河以南生长的橘树，移到淮河以北后，结出的果实会变成苦涩的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