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幕：帝国的两次崩溃
　　第一章：草原乱世——动荡的北元
　　第二章：一载帝国——也先的可汗梦
　　第三章：亦真复亦幻——达延汗的中兴
　　第四章：将刀剑付与香烟烛灰——俺答汗的佛缘

　　第五章：末世绝响——林丹汗的挣扎
　　第六章：“持教法王”家族的兴衰——和硕特汗国
　　附录：血浸袈裟——罗卜藏丹津反清起义
　　第七章: 步履蹒跚的圣战者——叶尔羌汗国
　　第八章：游牧民族的终极亮剑——准噶尔汗国
　　第九章：迁徙时代的终结——土尔扈特汗国

　　第十章：冰海雪原的孤独卫士——西伯利亚汗国
　　外一篇：蒙古的“波斯帝国”——伊儿汗国史话
　　篇头语
　　如果没有人们的后见之明，一些可震烁古今的大事件，原本都平平无奇。
　　1206年，在蒙古高原的斡难河畔，一个游牧民族的首领在他百万子民的拥戴下成为可汗。一个新的游牧国家诞生了。

　　一百万人口，在当时的世界上，太不值一提了。何况，这稀少的人口所组成的国家，又是那么贫穷和落后。
　　除了他的宗主国——金国会有一点反映之外，“直把杭州当汴州”的南宋，早已偃武修文的西夏，哀叹霸权不再的西辽还有正在疯狂扩张几乎要成为第二阿拉伯帝国的花剌子模，没有人会愿意往那蛮荒之地投放一点点关注。而更为遥远的斡罗斯、阿拉伯、拜占庭以及罗马教庭和西欧的国王们，更连听说其事的可能都没有。
　　若不是这个被称为“成吉思汗”的男人日后把对自己或不屑一顾或懵然不知的世界搅得天翻地覆，谁又会记得那条叫斡难的河流和在它身边推举首领的那个叫“蒙古”的民族呢？
　　历史是势利的，因为成吉思汗以及他的黄金家族率领着蒙古人让无数民族和国家在苦难中改变了自己的走向；因为在他们面前，13-14世纪的其他英雄都成为陪衬。所以，那场斡难河畔的“库里台大会”便被定名为“改变世界的大事件”。
　　历史又是公平的，在帝国崩溃之后，在巨大版图破碎后的残片上，蒙古人在作些什么？那个曾经给所有人带来噩梦的民族是如何衰落的那么彻底？人们又不再关心了，因为，他们已经不再重要，不再是那条让人胆寒的“上帝之鞭”。

　　辉煌的历史让人激动，而黯淡的历史则让人回味。也许我们该把注意力更多投向那些黯淡的历史中去。
　　序幕：帝国的两次崩溃
　　“要让青草覆盖的地方都成为我们的牧马之地”。
　　成吉思汗的这句豪言在他的孙子，帝国第四任大汗蒙哥汗时几乎变成了现实。世界上的国家只剩下已经征服和即将征服两类。大汗坐镇蒙古高原，察合台、窝阔台、钦察三大汗国即如坚盾般护卫着帝国的安全，又如出鞘的利剑随时准备向任何地方攻击。
　　空前辽阔的疆域，空前巨大的财富，空前强大的军队激发着着空前蓬勃的征服欲望。
　　从斡难河开始，帝国的铁蹄踏过黄河、锡尔河、阿姆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伏尔加河、多瑙河。此时的蒙哥汗，希望能够跨过另外两条著名的河流——长江和尼罗河。

　　（一）折鞭钓鱼城
　　尼罗河，蒙哥汗交给了自己的弟弟旭烈兀。1252年，旭烈兀率两万名蒙古骑兵出发西征，挡在路上的亦思马恩派宗教国、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亚美尼亚、安条克等国家要么被荡平，要么主动归附。随后，叙利亚的大马士革也被攻陷，向埃及前进的道路已经畅通无阻。
　　而长江，蒙哥汗留给了自己。躲在长江身后的，是无比富庶而又历来柔弱的南宋，这是一场势在必得的战争。
　　1258年，蒙哥汗兵分两路大举南征。宗王塔察儿（成吉思汗弟斡赤斤之子）统率东路军攻打荆襄、两淮，而攻打四川的西路军，则由他亲自率领。
　　这是一支4万人的劲旅，在当时的世界上，超过2万人的蒙古军队，就足以让任何敌人遭到毁灭。何况，这还只是两路大军的一路而已。
　　踌躇满志的蒙哥汗在进军的路上就已经开始考虑战后的缴获分配了。

　　踏上征程的时刻，没有人会告诉他，从祖父开始的辉煌会在这次看似必胜的征服战争中走向黯淡。
　　可汗的荣耀，结束在一个名叫“钓鱼城”的弹丸之地。
　　在蒙哥汗一路强攻之下，从七月到十二月，剑门苦竹隘、长宁山城（今四川广元西南）、蓬州运山城、阆州大获城、李居山（今四川南充市）、大良山、隆州（今四川仁寿）、雅州（今四川雅安）先后陷落。
　　而此时，塔察儿率东路军攻打长江中游的樊城，却几乎无功而返。于是，蒙哥汗改命弟弟忽必烈统率东路军进攻鄂州（今湖北武昌）；派遣元帅兀良哈台自云南包抄南宋。
　　两路大军成为三路，而且是战略大包围，南宋命运岌岌可危。

　　1259年初，蒙哥汗的兵锋，迫近四川东大门合州钓鱼城。
　　钓鱼城坐落在今四川省合川县城东5公里的钓鱼山上，其山突兀耸立，相对高度约300米。山下嘉陵江、渠江、涪江三江汇流，南、北、西三面环水，地势极为险要。
　　这座要塞是南宋名将余玠创建的山城防御体系中的核心堡垒，并经过现任守将王坚的进一步完善。城分内、外两城，外城筑在悬崖峭壁之上，城墙都系条石垒成，坚固无比。外城之外还修建有一字墙，守军可以用之阻碍城外敌军运动，而自己却可通过外城墙运动至一字城墙拒敌，与外城墙形成夹角交叉攻击点。
　　城内有大片田地和四季不绝的丰富水源，周围山麓也有许多可耕田地。可谓外有天险可抵御大军强攻，内有粮秣可供长期坚持。
　　在南宋将士的心中，这里是坚不可摧的。
　　守将王坚斩杀了蒙哥汗派来的劝降使者，督率所部准备决一死战。

　　从成吉思汗以来，不知有多少城池的守将宁死不降，而最后的结局，都是人与城玉石俱焚。对这样的强硬，蒙哥汗毫不在意，下令攻城。
　　2月7日，战斗开始。
　　随着炮声轰鸣，飞箭如蝗，蒙古军如潮涌般攻向钓鱼城。他们首先遇到了一字城墙的阻截，死伤惨重，被迫退兵。
　　2月9日，蒙古军又猛攻镇西门，依然不克。同日，蒙古东道军史天泽率部也到达钓鱼城参战。城下蒙古军已增加至七万之众。
　　人数上的增加并没有使攻城变得顺利，越来越多的人战死城下，钓鱼城仍未攻破。

　　3月，蒙军攻东新门、奇胜门及镇西门小堡，均失利。
　　4月，大雷雨持续二十余天。雨停后，蒙古军重新组织进攻护国门。24日夜登上外城，与守城宋军展开激战。双方死伤枕籍，蒙古军因后援不继，被推出城外。
　　5月，攻城战继续进行，蒙古军伤亡日甚一日，而钓鱼城仍然屹立不倒。
　　时间一天天过去，蒙哥汗的恼怒和焦躁也一天天累积，他不断的指挥部队进攻，可除了留下更多的尸体，战局没有任何进展。
　　大将汪德臣、董文蔚相继死于军中，硬攻已经明显行不通了。到了6月，天气逐渐炎热，军中疟疠、霍乱横行，士气低落。蒙哥汗无奈，召集众将商讨对策。

　　大将术速忽里提议留少量军队困扰，而以主力沿长江水陆东下，与忽必烈等军会师。
　　这是比顿兵坚城之下好得多的策略，但蒙哥汗没有采纳，他无法容忍一个小小的要塞竟然让自己无计可施，无论打上多久，死伤多少人，他也要拿下钓鱼城。
　　这个决定，让蒙哥汗付出了的生命代价。
　　是年7月，蒙古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此次南征的总指挥蒙哥汗死于金剑山温汤峡（今重庆北温泉）。
　　有记载说他是身患痢疾，有记载说他是被炮石所伤[1]。但重要不是原因，而是结果。

　　随着蒙哥汗的死，蒙古帝国的征服巨浪迅速退潮，率东路军包围鄂州的忽必烈，从云南经广西北上进至潭州（今长沙）城下的兀良合台相继退军。远在西亚的旭烈兀听说大汗死讯后，也率主力东返，留守在叙利亚的部队被埃及马布留克王朝军歼灭。
　　蒙古军没能挺进尼罗河，也没能跨过长江。非但如此，蒙古帝国自己却开始分崩离析。
　　分裂，源于同时举办的两个“库里台大会”。
　　蒙古没有先王指认继承人的传统，每位大汗的即位都要由贵族宗王召开“库里台大会”进行推举。
　　这样的民主形式，在小国寡民时还能勉强运行，而来决定一个大帝国的统治者，往往出现危机。成吉思汗而后的三位大汗，或多或少都要有些麻烦，甚至要有人丧命。
　　这一次，危机是最严重的。
　　蒙哥汗死后，其留守帝国都城和林(今蒙古国后杭爱省额尔德尼召北)的幼弟阿里不哥在留镇漠北的宗王阿速台(窝阔台后王)、玉龙答失(蒙哥之子)、昔里吉(蒙哥之子)、阿鲁忽(察合台后王)、木哈儿(旭烈兀之子)、阿兰答儿、脱里赤等大多数蒙古正统派的支持下即大汗位。
　　而与此同时，与蒙哥汗一同南征的忽必烈返回开平，在合丹(窝阔台之子)、阿只吉(察合台之子)等西道诸王和忽必烈弟末哥、诸王塔察儿、移相哥(成吉思汗弟哈撒儿之子)、忽剌忽儿(成吉思汗弟哈赤温之子)、爪都(成吉思汗弟别勒古台之子)等东道诸王的推举下，即大汗位。
　　一夜之间，帝国出现了两位大汗。按照蒙古传统，选汗的“库里台大会”应在斡难河之地举行，而且必须有各系宗王参加。阿里不哥没有召集所有宗王会议，有违传统，而忽必烈在汉地自行集会选汗也有违传统。两个都不太名正言顺的大汗，只能要靠实力来证明谁是正统了。
　　兄弟二人同室操戈，各汗国、宗王也分别加入双方阵营，经过四年内战，阿里不哥败北，被忽必烈终身监禁。
　　大汗总算只剩下了一个，但经过这场动乱，蒙古四大汗国中的三个都开始各自为政。除了亲弟弟旭烈兀建立的伊儿汗国坚持臣属之外，忽必烈统治区域仅限于中国、蒙古本土和西藏。西方很多史家干脆称其统治的区域为“忽必烈汗国”，降格到与其他汗国平等的位置。
　　这是蒙古帝国的第一次崩溃，那座小小的钓鱼城，是名副其实的“上帝折鞭处”。
　　（二）重组帝国的努力——忽必烈的“大元朝”

　　一生以草原游牧文明为本位的成吉思汗，可能做梦都不会想到，自己日后会成为农耕文明的皇帝，被自己的孙子追认为“太祖武皇帝”。自己的建立的“也客.蒙古.兀鲁斯”（大蒙古国）也演变成了“大元王朝”。
　　对于他来说，忽必烈是典型的不肖子孙——一个违背了传统，违背了他的箴言的孙子。
　　当然，忽必烈是决不会承认自己的不肖，他不止一次的努力将那些不听话的堂兄弟们拉回自己的控制范围，与窝阔台汗国海都征战，坚持对于察合台汗国汗王的册封，尽力维持对伊尔汗国的宗主权，都是在彰显自己是蒙古帝国的合法大汗。
　　但在现实中，他知道自己已无法回到祖、父、兄的时代，那个依靠传统、武力和血缘维系的帝国已经一去不返。他必须找到新的方法来重组帝国。
　　他需要法统，一个新的，从根本上确定他地位的法统。
　　在东亚，谁也不能否认，中国皇帝是“天子”，是中央之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谁拥有皇帝的称号，谁就是万邦之主。这代表代表文明、神圣、传统的称号具有极大的号召力，是现成的法统。

　　一向被称为“天朝”的中国不是即将被自己所征服了么？一向被称为“天子”的中国皇帝不是就要成为自己的俘虏了么？这个古老而神圣的法统自己为什么不能接手呢？
　　成为天子，成为皇帝，就可以既稳固汉地的统治，又给自己帝国大汗的身份带上新的光环。
　　于是，在坚持自己是正统的“蒙古大汗”之外，忽必烈颁布即位诏，提出要“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2]，成为了中国皇帝。
　　勒内•格鲁塞在《草原帝国》中说,忽必烈“使蒙古帝国成为中国帝国。……他就成了具有15个世纪悠久历史的帝国的合法君主。他的王朝……只希望追随以往的22个中国王朝的步伐。”
　　这话有些道理，但与其说忽必烈是把蒙古帝国变为中国帝国，不如说他是在把两个帝国用并行的方式合二为一，并借此将蒙古帝国从新组装。
　　既然是并行，作为最高统治者，也就不得不身兼二职。
　　而身兼二职，尊号就不得不麻烦一些。忽必烈将自己之前的蒙古可汗全部追认了皇帝庙号，成吉思汗为“太祖”，窝阔台为“太宗”，贵由为“定宗”，蒙哥为“宪宗”，亲生父亲拖雷虽然只做过监国，也被追认为“睿宗”。自己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自然是“世祖”。
　　而为了表明“蒙古大汗”的身份，汗号也不能废除，忽必烈汗号为“薛禅汗”。以后诸帝一体因循，元成宗铁木尔，汗号“完泽笃汗”；元武宗海山，汗号“曲律汗”；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汗号“普颜笃汗”；元英宗硕德八剌，汗号“格坚汗”••••••
　　1279年，南宋灭亡，中国皇帝也只剩下一个，忽必烈正式定国号为“元”，一切似乎都大功告成。
　　可惜，在武力来决定法统的时代，任何华丽的外衣都只能是装饰。忽必烈从始至终，都只能做个不太名副其实的蒙古大汗——那些兄弟汗国根本不买他新建法统的账，在手中的只有一个虚名。
　　虚名就虚名吧，至少别的兄弟连虚名都没有，他们只能去做自己的“金帐汗”、“察合台汗”和“伊儿汗”。而他自己，也只能专心地作好更实在的工作——大元皇帝。

　　可是，可汗和皇帝是不同的，可汗属于放牧的草原，属于铁血的战争，属于残酷的征服；而皇帝，属于耕作的原野，属于书册典籍，属于礼仪教化。
　　做皇帝，是要汉化的。
　　这，原本不是问题。忽必烈曾经极为仰慕汉文明，蒙哥汗时受任掌理漠南汉地，便大力延揽汉族儒士，推行汉化。在他的“金莲川幕府”中，有着成群的汉人儒士，刘秉忠、杨惟中、姚枢、郝经、王文统等便是其中精华。在他们的辅佐下，他正纪纲、定法度、立省部、明黜陟、宽赋税、轻徭役、绌债负、重农桑；在他们的策划下，他违背传统与阿里不哥争位；在他们的簇拥下，他成为了大元皇帝。

　　而在他的军队中，汉人史天泽、李璮、张柔、严忠济等都是手握重兵，独当一面的大将，也是他得以定鼎天下的重要保障。
　　然而问题还是存在的。
　　蒙古人在进入中原以前从事比较单纯的游牧-狩猎经济。这和拓跋鲜卑、契丹、女真（满族）等民族在南下前长期附塞居住，与农业社会有较多接触相比来说，蒙古人对农业文明几乎全无接触和了解。要认识农业经济的重要性、接受相关的一套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他们要困难得多。
　　北魏、辽、金等朝代建国后，所接触唯一成体系的先进文化就是汉文化。而蒙古建国后，除汉文化外，还受到吐蕃喇嘛教文化、中亚伊斯兰文化乃至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对本土文化贫乏的蒙古统治者来说，汉人儒家文化并不是唯一的治国良方。
　　再加上忽必烈以“蒙古大汗”自居，一直不放弃对四大汗国的宗主权，就必须保持漠北草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子孙们自然也很难摆脱草原本位政策的影响，去做一个彻底的皇帝而不再作“大汗”。
　　有这样的问题，只要一点点变乱，那汉化的脚步就会骤然停止。
　　何况，作为一个武力征服的王朝，变乱总是不能避免的。
　　1262年，在忽必烈刚登上帝位，正在与阿里不哥鏖战之时，他所信任的江淮大都督李璮以山东全境反叛，而这李璮的岳父又是他所倚重的中书平章政事王文统。

　　虽然在忽必烈的派兵进剿下，李璮仅坚持了五个月便身死族灭，王文统及其子王荛也以同谋罪被杀。但内外两个深受重用的汉臣竟会叛乱，这大大打击了忽必烈的汉化热情。
　　趁此机会，一直对忽必烈重用汉人不满的色目人群起进言：“回回虽时盗国钱物，未若秀才敢为反逆”[3]。色目人善于理财，没有汉人儒士那么多的礼教大义，又和蒙古人一样是外来者，只要在帮助皇帝搜刮财富之余满足自己的私欲，便不会有什么野心。感到汉人终究与自己不一条心的忽必烈开始重用色目人。任命中亚费纳客忒人阿合马领中书左右部，后又兼诸路都转运使，和左右部并入中书，最后超授阿合马为中书平章政事，列于相位。

　　将“屡毁汉法”的阿合马拔擢为宰相，标志着忽必烈停止了汉化进程。有元一代，蒙古传统的分封采邑制、官工匠制、驱奴制、朝会滥赐制、商业上的斡脱（高利贷）制等原封不动的保留了下来。
　　这些落后的制度和在中原实行的税粮制（包括地税和丁税,规定地税多者交地税,丁税多者交丁税）以及在江南实行的两税制（夏秋两季缴税）同时施行。国家财政、地方财政、贵族食邑互有交叉，奴隶制与商品经济同步运行，出现的抵牾和混乱，可想而知。
　　忽必烈时的元帝国最为强盛，强盛得将种种问题掩盖。但这一国多制却是一粒种子，一粒帝国再次崩溃的种子。
　　（三）一粒种子的成长
　　1294年，元世祖、“薛禅汗”忽必烈驾崩。因为太子真金先他而死，皇太孙铁木尔继位，是为元成宗，“完泽笃汗”。
　　成宗即位后，在诏书中宣布自己将奉行先朝的成规，但也对爷爷留下的政策作了许多调整，首先便停止了对安南（今越南）的进攻，释放安南使节，同时又拒绝了大臣继续讨伐日本的建议，派使节出使日本，恢复邦交。从而专心治理内政。
　　在位十三年中，成宗的表现基本是一个皇帝的仁慈与文治，与金戈铁马的帝国可汗几乎不沾边。

　　为了与民休息，他屡屡下诏减免赋役，规模较大的便有1294年减免所在本年包银、俸钞，以及内郡地税和江淮以南州县当年的一半夏税；1295年停止一切非急需的工程营建，免除本年五月以前积欠的钱粮；1296年要求权贵豪绅交纳所隐匿的江南田租，以减轻小民负担；1298年因水旱成灾，下诏减免受灾郡县当年田租的十分之三，受灾严重地区全部减免，老弱残疾及人丁稀少的民户免除三年差税，同时停止当年的一切土木工程；1299年免除当年内郡包银俸钞和江南夏税的十分之三；1304年下令天下官员体恤民情，减省刑罚，免除灾民差税一至三年不等。鉴于江南佃户田租过重，在过去减过十分之三的基础上再减十分之二，且永为定例。同时开放山场、河泊，任民采捕。

　　为了有一个高效的行政班子，他施重手整肃吏治。即位的第二个月便下诏各道廉访司及时追查转运司官员欺隐奸诈的案子，以防止管财政的官员贪污中饱。同年十月，要求中书省臣约束属宫官，凡对公事敷衍塞责者处以笞刑。1295年7月，下诏告诫全体官吏，有再犯贪赃之罪者，罪加二等。不久，又将对贪赃罪的处理改为罪加三等；1302年，因江南朱清等贪污贿赂案发，成宗当年便罢免贪官18473人，审理冤案5176件。

　　为了避免宗王干政，他一面多次赏赐诸王、公主、驸马，增加官员俸禄，一面下诏禁止诸王擅自干预地方行政。
　　唯一能让他看起来像一个成吉思汗子孙的，是在1300年发兵征讨八百媳妇国（今泰国北部、缅甸东北部，治京泰国清迈）。第二年，又因金齿（今中国云南西部和缅甸腊戍一带）诸国阻击元朝的征缅归师，下诏征伐金齿诸国。但随着战局不利，他很快便停止了用兵，同时与反对自己为正统的察合台汗国可汗笃哇、窝阔台汗国可汗察八儿达成和解，使得从忽必烈时代便开始的，延续几十年的西北战乱得以平息。

　　成宗不通汉语，读不懂汉文典籍，但他的所作所为却几乎符合一个理想的汉人皇帝的标准。唯一遗憾的，是他不能，也不敢改变爷爷忽必烈留下的一国多制。他所能做的，只是让这颗不详的种子慢些发芽，在他的手中不要成长起来。史书评价他“垂拱而治，可谓善于守成者矣”[4]，应该是公允之论。
　　1305年6月，成宗立自己的独子德寿为皇太子。岂料，仅半年过后，年轻的皇太子便病逝。此时的成宗也已重病在身，这打击更使他缠绵病榻而不能起，只得由皇后卜鲁罕执政，朝中大事委于右丞相哈剌答孙。
　　1307年正月，元成宗、“完泽笃汗”铁木尔病逝大都宫中。因为太子早死，帝位传承便成了问题。
　　以血缘来说，最有资格继承帝位的，是成宗兄弟的儿子们。真金太子有三子，长子甘麻剌，次子答剌麻八剌，三子便是成宗。甘麻剌有子也孙铁木儿，答剌麻八剌早逝，但留下两个儿子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
　　既然成宗有三个侄子，随便挑那个都可以定社稷安人心，可事情总不是那么顺利。
　　成宗的卜鲁罕皇后不喜欢三个之子中的任何一个，而属意于真金太子之弟忙格剌之子安西王阿难答，左丞相阿忽台也鼎力相助。
　　这位阿难答久镇边关，麾下有二十万大军，实力雄厚，再加上是忽必烈直系孙子，原本继位没有问题。但阿难答是一个极为虔诚的穆斯林，命令自己的属下全部信仰伊斯兰教。一旦成为皇帝，可说是必然会使大元朝伊斯兰化。这引起了众多大臣的不满。
　　右丞相哈剌达孙便是反对最激烈的一个，一面将玉玺、官印以及府库钥匙藏在自己手中拒不交出，一面派人请答剌麻八剌之子海山回京继位。

　　海山在元成宗时一直镇守边关与察合台、窝阔台两汗国作战，一度取胜，甚至击毙窝阔台汗国可汗海都，使得两国不得不求和，可谓立有大功，被成宗封为怀宁王。他血统高贵，又有边功，是大多数贵族大臣属意的帝位继承人。
　　但他毕竟距离遥远，得到消息后率兵回大都，难以猝至。而阿难答此时正在大都，随时有继位的可能。为了占得先机，哈剌达孙催促时在怀州（今河南沁阳）的海山亲弟爱育黎拔力八达进京。
　　爱育黎拔力八达自幼跟随太常少卿李孟学习儒家经典，深谙汉学，但也有些优柔寡断，闻讯后犹豫不决。幸亏老师李孟进谏，才下定决心和母亲答己夫人前往大都。进京后，联合哈剌达孙软禁卜鲁罕皇后，囚禁阿难答，处死阿忽台，稳定局势。
　　此时，大都已经掌握在爱育黎拔力八达手中，他完全可以登基为帝。但因深受儒家教诲，他坚持等哥哥海山回京登基。
　　因为弟弟的谦让，海山顺利继位，是为武宗、“曲律汗”。作为对弟弟的报答，他封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约定兄终弟及，叔侄相传。
　　元武宗喜欢大修庙宇、行宫，对于朝臣滥赏无度，导致国库空虚。手头没钱，便滥赐爵位。史书称其“故其封爵太盛，而遥授之官众，锡赉太隆，而泛赏之恩溥”[5]。虽只在位四年，那粒成宗未敢触动的种子已经茁壮成长。
　　1311年，元武宗病逝，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继位，是为仁宗、“普颜笃汗”。

　　仁宗受过儒学熏陶，“天性慈孝，聪明恭俭，通达儒术，妙悟释典”，懂得“修身治国，儒道为切”的道理，自然想做一个“圣君”。一登基，便着力想根除那粒已经成长起来得种子。他下诏取消尚书省，减裁冗员，整顿朝政。还在1314年实行“创举”——开科举取士。
　　在武功上，他出兵西北，击败察合台汗国可汗也先不花，稳定边关，也算有所建树。
　　但仁宗的母亲答己太后却特别宠信铁木迭儿（野史言二人有私情），对仁宗处处掣肘。而仁宗又是个孝顺儿子，不敢违逆母亲，所谓“事皇太后，终身不违颜色；待宗戚勋旧，始终以礼”[6]，结果很多改革措施中途流产，无法推行下去。
　　作了九年皇帝后，仁宗不得不但着遗憾离开人世，在此之前，他违背了和哥哥武宗的约定，没有立武宗之子为储君，而是将自己的儿子硕德八剌立为皇太子。这也算是其于理有亏。
　　1320年，仁宗之子硕德八剌继承皇位，是为英宗、“格坚汗”，这位年仅17岁的少年天子爆发出勃勃生机，力图破旧立新，扫除弊政。对铁木迭儿等佞臣一律拒斥，对处处干预朝政的奶奶答己太后也不假以颜色。1322年，答己太后和铁木迭儿相继病死，英宗完全掌握了朝政大权，以拜住为右丞相，开始推行改革。
　　拜住是成吉思汗身边智将木华黎的后裔，又是忽必烈时丞相安童的孙子，此时年纪也只有二十出头，其人深谙儒学，心怀大志，全力辅佐英宗进行改革。

　　由于君臣二人的雷厉风行，不足两年之间，新政迭出：
　　推行助役法，民田百亩抽三，以岁入助役；
　　颁行《大元通制》，督责国家政制法规，推行汉法；
　　裁撤冗职，节省浮费，减免赋役，以舒农力；
　　广泛起用汉族官员和儒士，如张珪、吴元珪、王约、吴澄等；
　　发布《振举台纲制》，要求推举贤能，选拔人才；
　　罢徽政院及冗官冗职，精简机构，节制财用，行助役法并减轻徭役。
　　一时间，天下为之风动，海内称颂，政治为之一新。

　　然而，英宗的改革过于操之过急，蒙古守旧贵族的实力又没有被削弱，朝中立即集结其巨大的反对势力。以御史大夫铁失、知枢密院事也先帖木儿、大司农失秃儿为首，可以拉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前平章政事赤斤铁木儿、前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完者、铁木迭儿子前治书侍御史锁南、铁失弟宣徽使锁南、典瑞院使脱火赤、枢密院副使阿散、佥书枢密院事章台、卫士秃满及诸王按梯不花、孛罗、月鲁铁木儿、曲吕不花、兀鲁思不花等等。

　　别人都还不算什么，可反对集团的首脑铁失不仅是英宗的妻舅，还掌握着禁军大权，这对英宗来说是极为危险的。可英宗因为与皇后感情甚好，不忍加罪，结果引来大祸。
　　1323年5月，英宗与拜住从上都返回大都时，驻于上都西南二十里的南坡驿，铁失等人趁夜深人静，暴起发难，杀死拜住，并弑了英宗。史称“南坡之变”。
　　英宗壮志未酬，便死于逆臣之手，史书称英宗“果于刑戮”，才会导致“奸党畏诛，遂构大变云”[7]，其实，若英宗真的果于刑戮，将原本就是铁木迭儿党羽的铁失等人斩尽杀绝，又哪里来的“大变”？
　　英宗之死，根除那粒种子的希望再次破灭，大元王朝也走向了由盛转衰的不归路。
　　（四）两都之战与三帝更位

　　英宗死后，铁失等人商议另立新君，在众人的相互妥协之下，遂决定迎此时坐镇漠北的真金太子长子甘麻剌之子也孙铁木儿为帝。
　　也孙铁木儿在铁失等人谋弑英宗之时，早就与闻其事，但为了皇位，隐而不发。待到木已成舟，便顺利率军进京，继承皇位，是为泰定帝。
　　泰定帝虽然将谋杀英宗的众多大臣处死，但他任命回回人倒剌沙为丞相，自然不会再继续英宗的改革，一切恢复旧观。他在位五年中，既无善政，又无恶行，政局尚且平静，所谓“天下无事，号称治平”[8]。但那种子长出的树苗越发精神，引得民间的自发反抗此起彼伏，泰定帝四处扑火，虽然没有成燎原之势，可也预示着大乱将至。
　　1328年7月，泰定帝病逝于上都，丞相倒剌沙秉政，这位回回人没有马上将泰定帝之子拥上皇位，一连几个月政由己出，甚是潇洒。
　　但“国不可一日无君”，倒剌沙的潇洒使得朝野上下议论纷纷，人心浮动，终于引起大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