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1）

　　首先，我要诚实地告诉翻开这本书的每一个人，这本书不是历史，尤其不是“历史学”著作，因为我既没有历史研究的专门训练与功力，也不喜欢所谓“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而且我受过一次专业人士针扎一样的刺激。那时我已经在滇西的抗战遗迹中行走了几次，用我自己的方法辨识出了若干感天动地的故事其实是神话。真实的事情远不像风靡一时的那些“纪实文学”那样，甚至还让人悲哀。那时我有隐隐约约的念头想要把所见、所闻、所思的滇西抗战写出来，还原一部分历史的真实。但我自知是一个懒人，对自己看见和想到的事情没有传播的热情。最终促使我下决心写这本书的，是一次突如其来的祭拜。

　　那一天，是2003年的国庆节。
　　当整个云南都拥满游客的时候，这个山坡显得尤其凄凉。
　　我们站在破败的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抗日阵亡将士墓碑前，遥看着不远处的松山，那片不算大的群山，战后重生的松树覆满了山峦，雨极细微地飘洒着，雾蒙蒙的，残碑前泥泞不堪，空气中飘散着日积月累的牛粪味道，那是很淡很淡的不让人恶心的清秀的臭味。文人们常把这种独特的嗅觉体验说成泥土的芳香。
　　那一刻，我极深刻地体验到了心酸。这样阔大的一片昨日战场，在这个本应被祭奠者挤满的日子里，除了我们，竟然再没有另一个来访者。访客们并不远，他们扶老携幼，花花绿绿地游走于丽江、香格里拉、大理、瑞丽和腾冲，在地热的温泉中欢快地沐浴，满足地哼哼着，享受着无忧的岁月。紧绷的出行计划让上百万旅游者谁也没有时间来这里探一下头，来抚慰一下这残碑压着的六千多位都在青春岁月变成了鬼的异界灵魂。他们为我们的今天而死，今天的我们却不记得他们了。

　　我们打开包袱，那是昨夜敲开一家冥品店买来的，店主是两位老人家，在县城的一条陋巷中据此为生。我们说明来意后，老人惊异地睁大了昏浑的眼睛，放出一丝本应恋爱中的年青人才有的光芒。他们执意地在我们面前堆满了各种祭奠用的东西，香烛、成捆的纸钱和大量据说必不可少的杂什，他们是专业人员，我们顺从地照单全收，思量着这次采购变成了扶危济困的慈善行动。当二位老者终于在小山般的货品前停手时，我们怯怯地问：多少钱？

　　老太太期待地看着白胡子老头，老头伸出枯树枝样斑驳的食指，我们赶紧奉上一张百元钞票，松了口气。老人接过去，摸索着打开旧饼干盒，把崭新大钞压在盒底，然后背过身，就着昏黄如烛火的电灯沾着口水忙活。好一阵子，他转过身，双手递回一迭看上去皱纹比他还多的零钞，“补你钱，九十块。”那一刻，老太太站在他旁边，坚定地点了点头，嘴里很轻地溜出当地话：去松山吆。去松山吆。松山，在他们心里是不一样的。

　　我们逐一点燃一大排蜡烛和一捆一捆的枝香，劣质打火机不防风，大拇指都磨红了。一叠叠冥钞在火光中翻卷，我用树枝搅动着那堆火，望着被映亮的墓碑。透过一个甲子的岁月，多少双眼睛在与我对视，他们在想什么呢？六十年，终于有了外面人在他们坟前点起第一缕香火。墓碑前这几个中年人是谁家的娃娃？他们一定在奔走相告，早已等到心如死灰的鬼们一定相搀扶着来认人，又一定失望地叹息，阳间的我们不是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后代。


序言（2）

　　他们的子孙不会来的，即便他们中哪位真有子孙的话。那时我们的士兵绝大多数都是本就贫苦的农民，在战争岁月从自家田头或赶集路上被一条绳索捆进兵营，根本没有机会告别苦等的父母和年轻的妻子，其中绝大多数还没有长到有女人的年纪。在松山之役，他们或则拼死相搏参加敢死队，腰中缠着长官为此奖励的一把钞票；或则被督战队的枪口顶着加入密集的攀山仰攻，随后被山上坚固工事中喷出的钢铁狂风顷刻间刮走了单薄躯体中叫做生命的那点儿东西，就像一片肉脯。他们的家庭只知道他不见了，再也没有回来。没有人告诉过其中任何一位父母和妻子，他们亲人的生命终结在了何处。父母老死了，妻子改嫁了，他们无一例外成为了再也没人牵挂的孤魂野鬼，永远守在了这片美不胜收的生命绞肉机般的群山上。

　　山上的松树长得真好，在细雨中苍翠欲滴。那是中日两军将近一万战死者的躯体滋养的。当地没有人在这山上砍树，我在滇西不止一次地听说，在昨天的战场上，被斧头砍倒的树会从截断处流出红色的汁液来。
　　泥水中，孙敏、杨延康和我依次跪下，每个人对着墓碑深深地叩了三个头。跪下的那一刻，我觉得双膝很沉很沉，不是男儿膝下有黄金的古训，而是自己的肩膀上压着这几千先死者所有逝去和在生亲人的无尽哀思。那一刻，我对着墓碑喃喃低语：他们没有来，他们不知道，他们并不是不想你们。我的父母都曾是抗日军人，虽然与你们不属于同一个党派，不在同一片战场，但是你们的战友。作为抗日军人的儿子，我心甘情愿代替你们所有人的子孙给你们磕头。

　　也在那一刻，我想起了几年来我们寻访中有幸相识的每一位抗日军人。一直到今天，这些大多没有文化，仍在贫困的山乡中惨淡而黯然地苦度残生的老人们自己都不知道，六十年前，当我们整个民族的躯体行将颓倒之际，是他们共同挺起的那时还年轻的胸膛，让这个在别人眼里不知多窝囊的病夫国家竟然站了起来，最终成为与战后世界最强大先进的胜利者平起平坐的巨头之一，为我们国家赢得了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尊严和机会。

　　那一天，泪流满面的我从五十年生命中第一次跪祭的泥淖中起身的时候，我知道要动笔写这本书了。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从这本书中知道这片战场的真实故事；有更多的人能从这本书中看到我们民族的父辈们如何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了留给别的男人后代的尊严，才有了我们整个民族的新生；有更多的人能从这本书中的那些幸存至今的无一例外瘦削、苍老和油尽灯枯的老人身上，看见我们这个古老而衰弱的民族最坚硬的脊梁。

　　也在那一天，面对寂寥无人的父辈战场，悲哀的我也下决心讲出这故事中不少先人们懦弱和不光彩的段落，我不会刻意隐瞒它们，哪怕身背骂名。儿不嫌母丑，我们要是祖国的亲儿子，就不要为了自己的面子，而把含铅的脂粉抹在娘亲脸上，那疮疤是长在母亲肉上的。耻辱是最好的镜子，今天的我们最好在这个镜子前仔细地凝视片刻，辨认一下，那其中有我们自己的影子吗。

　　滇西战场，中华民族自1840年以来最光荣的不屈之地。就是这片不算辽阔的战场，我们几个人几年来也只是断续地走访了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所以，我所讲述的故事只是我们历史之镜中一粒掉落的碎屑，我期望更多的人一起来重新拼完整这整面镜子，让它能真实不走样地映出父亲们的背影，让我们对得起献身的前辈们，在我们的记录中帮助他们完成涅与重生，把在那场民族浩劫中迸发出的伟大的民族人格留给后代子孙，引导今天的我们以父辈们的生命之光照亮永续的远途。

　　此书问世之日，民族先烈的残墓前若多几缕香烟，我心堪慰。

寻找少校梅姆瑞（1）

　　这个故事开始于60年前。
　　1944年的初秋，正是远征军收复腾冲城最后的日子。由于城中遍燃战火，距城三公里的和顺乡中的张家药铺附设的相馆，成了腾冲唯一的仍在操作的照相暗房。相馆的后人也已经记不住那个确切的日子，一位似是新闻官的远征军来到店里，冲印了一堆胶卷。在不远处的炮声陪伴下，身兼摄影师和暗房师傅的店主人亲自出马，连夜赶工。只不过他多印了一套，自己收藏了起来。天亮后，那军人取走了胶卷与照片，从此再无音讯，那些照片也从没有见诸当时与后来的任何报端。

　　1999年，为了调查滇西抗战的历史，孙敏来到了腾冲。和顺图书馆的张孝仲老先生与她成了忘年之交的朋友。老人那时已经七十多岁，他就是爱书，他不需要目录，就可以精准地从某个柜子里抽出你要找的那本纸张早已泛黄的书。这个乡村图书馆并不如许多人所想象的简陋粗癖，这是一座古典的宫殿般的建筑，1930年代就有藏书2万册，从《图书集成》《万有文库》《四部丛书》《集珍丛书》《古逸丛书》《二十一史》到三四十年代翻译的西方著作。那个时候，上海同济大学的图书据说也不过2万8千册。老人只是任职于这样一个乡下图书馆，但乡里人对这个职位的敬重已经有七十多年的历史了，他由此有着外人无法体味到的尊严。

　　一次闲聊中，老人随口问了一句：“我家里有一些老照片，要不要看一下？”他拿出了92张黑白照片。那照片保存得真好，就像当天早上才从暗房里取出来，那是老人的父亲在55年前加印的那批照片的一小部分，更多的在“文革”初起的年代被烧毁了。老人拿出照片的时候有一点不好意思，他喃喃地说：“其实没有经人家允许就加印，有些不对??”然而，历史就多亏这次未经授权的加印，才不至于湮没得干干净净。老人不太能想象得到，他手中的这些照片，在日后会成为多少与此相关的家庭至为珍贵的收藏。

　　孙敏当时并没有太明白那些照片的意义，只是拣出几幅翻拍了，作为她文章的配图。于是，这些照片又一次被“收藏”起来了。
　　还记得当年看到那批照片的感觉，尤其是其中有一幅葬礼的片子，让我们明白，在抗日战争过程中，以身殉职的外国人不只是白求恩。
　　2001年，云南研究二战的学者戈叔亚发起了一件事情，他和朋友们希望为腾冲国殇墓园中的一块阵亡将士碑补上名单。那是一块竖立在中国军队墓地国殇墓园里的美国军人的墓碑，以纪念参加了那场战役并牺牲于其中的14名美国军人。那碑是1986年恢复墓园的时候重建的，上面只有一个用中文标注的名字——夏伯尔中尉，据说其他人的名字原碑上有，但在1966年被毁掉了，没有人记录下来。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在滇西战场上，除了陈纳德将军的航空队以外，还有一支规模庞大的美国陆军部队在帮助我们。它的代号是“Y”，担负着从战术指导、兵器使用和维修到地空联络；从直接的对日地面作战到兽医及粮弹补给。这支由史迪威将军的副官多尔将军任司令官的英勇的部队，竟然在我们的抗日战争史上几乎被遗忘得干干净净。

　　知恩图报的腾冲人不能让异国的英灵在献身的土地上默默无闻。他们要重新立一块碑，把被遗忘的名字找回来，刻上去。腾冲人记得他们，那种记得，不是对解放者冷冷的感激与恩情，而是像朋友、像亲人那样怀念。

寻找少校梅姆瑞（2）

　　在史迪威将军的外孙约翰?伊斯特布鲁克先生的帮助下，一份死于滇西反攻的美国军人的名单传了过来。很有意思的是，它比我们已知的那个数字多，变成了19个人，而且每一个都有姓名、军人编号、兵种、军衔、牺牲的时间和地点。说起来，问题解决了，照着刻一块碑，重新立起来就行了，但是美国人发来的名单是两部分：战斗牺牲和非战斗牺牲。问题来得很有意义，也很严肃。美国人问：你们要重新刻的这块碑上，到底要包括名单中的哪些人？

　　我们中国人就是厚道，操持这个事的我们的朋友李根志立刻回复道：只要是那个阶段在滇西死的，我们都刻上。
　　结果引发了一场讨论。在美国人看来，荣誉只能给那些应该被刻上去的。这些军人的死亡原因并不一样，有的死于战斗，有的死于工作，有的死于事故，还有的死于与战斗无关的疾病。在一块代表着荣誉的纪念碑上，难道我们不该有个清晰的标准吗？
　　好几位参与寻找阵亡名单的美国人都投入了这场讨论。那些往来的电子邮件充满了原则与激情。其中有曾亲身到中国参战的老兵，有战功显赫的将军的后代，也有和平时代成长起来的美国人，但他们对荣誉的看法惊人的一致。在他们看来，刻上去的就是历史，历史不能含糊。这一点真让我们心生惭愧，因为对我们，最含糊的恐怕就数历史了。

　　恰恰也是这些信件，让我想明白了，为什么六十多年前会有那么多舍生忘死的美国“白求恩”到中国参战。它能为勇敢的人赢得荣誉，荣誉越真实就越珍贵，它对男人的吸引力也会越大，大到可以超过生命。
　　在许多来自美国的邮件里，我知道了江汶这个名字。她是移居美国的云南人，她熟悉而且热爱飞虎队的历史，这使她成为了如今还健在的老飞虎队员的朋友。在与云南电视台讨论飞虎队纪录片的会议上，我认识了她。喧闹的会上，她几乎一言未发，安静地近于深刻，透出令人尊敬的优雅。孙敏告诉我：在寻找滇西阵亡者名单的行动中，都是她联络上的。这位看似轻柔的人，是一条联接历史的纽带。

　　从江汶转来的信里，有一封她写给一位美军阵亡者女儿的信。这个家庭的成员是她和一位叫JA的美国老兵几经周折找到的。
　　2003年7月6日
　　亲爱的芭芭拉?梅姆瑞?海德：我名叫江汶，来自中国云南昆明。我和JA一直在寻找那些在腾冲战役中英勇献身的美国军人的亲属。我们从去年11月开始，先找到了Y路军的牺牲者名单，腾冲人民非常高兴，正在考虑在纪念腾冲光复60周年时举行一个仪式，将勇士们的名字重新镌刻。我非常高兴JA找到了你，我很感谢他，他不仅60年前来到中国帮助中国人，即使今天，他还继续参与我们为后人保存中美在二战中合作历史的努力。我想对你的父亲了解更多，他的背景、服役前的生活等等。

　　我被江汶的短信所感动，也更清楚了她为什么反复地纠正国内人总期望用这件事来促进地方旅游的观念。在她的眼里，历史是有感情的，而感情不是为观光的游客准备的。
　　三天后，芭芭拉给江汶回了信，并寄来了一张年轻英俊的军官标准像，那是她战死在中国的父亲。还有一封父亲阵亡以后，他的上司斯多德上校给家里的来信。
　　少校梅姆瑞曾被告知，他已被提升为中校，他请求得到来自美国本土的徽章。但是在他牺牲前，正式的提升没有完成。芭芭拉写道：“我母亲谋求通过她的当律师的叔叔争取到这个提升，但是在当时条件下，她没有能够获得这个提升，也没有得到额外的报酬。非常感谢你们做这件事，在最近一个星期内，我所了解的我父亲，比任何时候都多。我的姐姐蓓雯丽?梅姆瑞也感谢你们。我们的母亲菲，在1996年去世，她从没有改嫁。”


寻找少校梅姆瑞（3）

　　看了这封信，人会心酸的。如果我们的寻找早几年开始，风烛残年的妻子看到丈夫仍在得到中国人经久的怀念，这份报答将足以告慰她孤独的大半生。
　　我们终于读到了一封六十年前的信件，那是斯多德上校于1944年5月21日写给梅姆瑞妻子的：
　　亲爱的梅姆瑞夫人：
　　在一场你的丈夫少校梅姆瑞牺牲的战役中，我是他的直接上司，并且在他牺牲时离他距离很近。当时的情形足以让你和你的子女十分自豪，并在将来感到安慰。这里，在不违反检察条律的前提下，我尽可能地将当时的情形告诉你。以后，如果允许，我和他在这里的其他朋友和战友希望能够将此信中没有讲的细节告诉你。
　　少校梅姆瑞是中国远征军的一个营的联络官，任务是为了训练我们的中国盟军，以及协助他们抗击我们的共同敌人日本人。我是中国师的高级联络官，他所在的营是这个师的一部分。

　　1944年5月20日，少校梅姆瑞所在的营进行了一场最艰难的战斗。没有顾及自己的安全，他暴露在一个显眼的位置，以便观察到敌人的支持增援部队的火力点。不幸，在离他很近的地方，一个中国快速火力武器向敌人开火。在敌人试图将这只枪消灭的努力中，突然朝着那个位置开炮，第二发炮弹落在离少校梅姆瑞很近的地方，尽管当时他的伤势不是致命的，他肯定牺牲于爆炸的震荡。在同一炮火中，他附近有人牺牲或是受伤。我当时位于同一山脊的100码开外，大约五分钟后来到该地点，立即将他抬上担架，同时试图唤醒他。一名美国医护人员当时在场，受了轻伤，首先来到他身边，宣布了他的牺牲。

　　在将伤员疏散之后，我安排将他的遗体抬到营地，用电台向指挥部报告他牺牲的消息。同时，师级将军和他的人员以及该营营长均迅速地向我表达了他们深深的遗憾，并对你丈夫的英勇和他对战友给予的毫不迟疑的帮助表示赞赏。确实，他的牺牲增强了这个师中国和美国军人之间的团结，这份团结为争取获得战后世界的长期和平是必须的。

　　将军设法找到一口棺材，并对安排最后的仪式给予了尽可能的帮助。这个部队的美国军人当晚守护在少校梅姆瑞的遗体旁，他在第二天上午即1944年5月21日被埋葬，在当时还处于战斗的情况下，举行了一个尽可能的全副军事葬礼，所有能参加的美国官兵均出席了。
　　他的埋葬地点是一个美丽的山间台地，旁边有一棵高大的菩提树。在没有牧师的情况下，我主持了葬礼，结束时他的战友们在坟墓上空一齐发射三轮子弹。这一地点将被登记在美国陆军部的记录中。
　　尽管我们几个月前才互相认识，我发现你的丈夫是一位最杰出的朋友和勇敢的战士，他话不多，很友善，很快活。所有认识他的人痛惜他的牺牲，但是因为他的榜样激励我们下更大的决心，我们的事业是会成功的。
　　他对你和子女的深深的爱表达在他和朋友的交谈中常常说到你们，他牺牲时胸前口袋里还有你和孩子们的照片。
　　他带到战场的个人物品很少，我将少交一件物品，那是他的军衔徽章，因为他的也在同一炮火中受伤的中国翻译想要它。这位翻译是YOW先生，将很快康复。
　　少校的钱包没有在他身上，也许他留在后方营地的箱子里了。这只箱子将以后归还给你。


寻找少校梅姆瑞（4）

　　随信附上的十元钱是由我们当中一位需要一副深色眼镜的人所支付的，他想你不会介意。
　　他的政府发给的装备已经重新分配给那些需要的人，一件多余的衬衫和一条卡其裤子也留给那些需要的人了。
　　他身着全副的军事制服被埋葬。
　　我已经建议为少校梅姆瑞的英勇战斗表现追授“杰出服务十字勋章”和“紫心勋章”，这些勋章会送给你。
　　我和你一同致哀。
　　也许你愿意和我的夫人J．H．斯多德太太联络，地址如下(略)。

　　你的忠诚的，约翰?修斯?斯多德上校
　　这封信让我们想到了张孝仲先生珍藏的那批老照片中的葬礼照片：一棵巨大的榕树下，十几位美国军人在参加一个葬礼，手持《圣经》的美国军官是主持者，一口棺木正被缓缓地放入墓穴。斯多德上校信中所说的菩提树，在当地就叫榕树！照片记录的会不会就是梅姆瑞少校的战场葬礼呢？在阵亡者名单里，只有梅姆瑞少校的罹难地大塘子生长着如此巨大的榕树。

　　陆军部提供的阵亡者名单里，梅姆瑞少校的档案记载着：
　　姓名：威廉?C?梅姆瑞。军衔：少校。部队：陆军，Y路军，作战人员。军人号码：O－288382。出生日期：1910年6月20日。身高：70英寸。体重：165磅。牙科纪录：(略)。死亡日期：1944年5月21日，牺牲于敌人炮弹火力。死亡地点：大塘子，中国。在中国的SHINLA单独埋葬，中国MENGPRIG东南5英里。
　　他牺牲在高黎贡山一个叫大塘子的地方。我们该回到战场上去，去寻找那场战争的故事。
　　2003年初冬，我、孙敏、杨延康和腾冲的文史专家李正老师沿着当年远征军光复滇西国土的路线，踏上了滇西的土地。
　　除非你是亲历，否则没有人能想到，世界上还有如此艰险的战场。高黎贡山巨大的山脉紧贴在怒江西侧，南北横亘数百公里，在腾冲一带海拔三千多米。1944年中国远征军右路军反攻滇西时，就是渡过怒江，分别从南、北斋公房翻越高黎贡山的。我们走的这条路是两千年前就有的古商道，也是60年前中国大军西行远征的路。可以用手脚感受到，古人们为了修通这条古道，把内地商品输往滇西乃至缅甸、印度花了多少力气。可这山的陡峭不是靠人工垒起的石条可以垫平的。一米多高的石磴数不胜数。假若在平地，你甚至可以窜上去，但让你从早上就开始爬，一直爬到晚，从海拔几百米爬到三千米的地方，可能四条腿一起用都很难再上一级了。这样的路，我们是在高黎贡山最好的季节走的，而60年前的中国远征军，却是在滂沱的雨季，顶着每日必至的大雨，踩着比油还滑的路面，冒着密集的炮火，穿着破烂的草鞋，一路厮杀着上来的。这几万大军中，还包含着许多中国的将军和相当数量的美国军人，他们与中国士兵唯一的区别，就是脚下穿着胶鞋。在平时为将军代步的战马，在这条路上一步都不能骑。根据美国新闻处当年的记载，反攻开始的第一个月，就在这条古道上，有260多匹驮运弹药的骡马坠入山谷而死。帮我们驮装备的两匹健硕的大青骡子，在许多狭窄陡峭的台阶前，都是卸了驮子，靠马的肩膀扛着它们的屁股才上得去。

　　这山让我们见识了战争，两千年的古道，已经被无数的马帮把路踏成了陷进山体的一道深沟。这沟恰到好处地被当成了交通壕。从山下到山顶，沿着古道又挖出密集的散兵坑、战壕和炮阵地。战争以最奇特的方式让自己连上了历史。

寻找少校梅姆瑞（5）

　　战争结束后数年，高黎贡山修通了公路，古道沉寂了下来，这条珍贵的战场之路幸运地保存了下来。在山顶旷无一人的时候，浓雾会随着凛冽的风转眼之间弥漫在你的周围，又会在瞬息间散去。每个露营的夜晚，我们的赶马人穆大哥都会讲起战后几十年山上闹鬼的传说，因为战争太惨烈，战死者太多，天阴下雨鬼魂就会出来。每一个故事他都发誓是真的，结果是让你在独处于白天的浓雾里时胆战心惊。

　　从北斋公房下来，再绕道南斋公房，在这巨大的山脉里，距离不是用公里计算，而是以天计算。
　　许多天过去了，我们没有找到梅姆瑞的线索。老百姓知道此事的可能性很小，反攻期间，他们都躲在山里，远远地看着山下的战场，只知道五条道上，每天都往山下抬送几百名伤员，阵亡者不计其数。我们甚至找到了当年为五十三军带路的保长、九十岁的田乐老先生，他亦不知此事。知道线索的参战的老军人，都已作古，而在我们的抗战史上，这一段历史偏偏被抹得一干二净。

　　大塘子在高黎贡山南斋公房古道下，当地人特指一个几百平方米的鱼塘，而在军队的战报里，它是指范围不小的一片战区。五十三军分几路攻击高黎贡山守敌，在这里经历了惨烈的战斗。大塘子阵地的海拔在1400米至1600米之间，江边海拔800米，从5月14日渡江以来，在这几百米的高程内，五十三军四个师几万人血战了十余日。
　　下面的记载摘自《陆军第五十三军由怒江至腾冲会战战斗详报》之第二章《大塘子附近之战斗》：“二十日，我一一六师攻击当面之敌，至为激烈，首以三四四营第六连施行佯攻黄顶山、鸡心山西侧高地，继令第二营营长王福林率步兵两连，迂回敌之左侧背，将黄顶山高地攻下。敌百余人向我逆袭，该营长王福林率部冲杀，身入敌阵，异常奋勇，杀敌数名，被敌乱枪射击殉命。黄顶山因之得而复失，遂以第一营加入战斗，该营长李庆仙身先士卒，遂负重伤乃奇战。因战斗惨酷，美方联络组美军官梅姆瑞阵亡，美少校军医欧阳、少校翻译姚元负伤，我伤亡营长各一，以下官兵百余员名。”

　　直到5月24日，远征军与敌决战于海拔二千米左右的地区。午后，敌人溃败，主力撤往南斋公房方向。阵地上“遗尸累累，血腥恶臭充满原野。”——摘自战报原文。
　　这个战场，这场战役，阵亡者成百上千，要打听其中具体的一个人死于何地是根本不可能的，哪怕他是美国人，战争面前才是人人平等的。
　　当年战场的路还很长，我们必须离开怒江了。怒江边的最后一顿晚餐也是在一棵大榕树下吃的。那里的榕树可以长到超乎人想象的巨大，每一棵树几乎都是一片小树林，好几部汽车宽敞地停在荫凉里，另外还完整地遮盖着一栋二层小楼和一排长长的竹棚。少校墓地旁的榕树至少也应该有这么大，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找到。
　　第二天早晨，我们结束了怒江西岸的调查。临行前，我们去看望了离宿营地不远的一位老者。孙敏与他相识多年，我也见过他两次。这位老人是中国最独特的农民，他一边在田里忙活，一边在历史中耕耘。出于对历史的挚爱，他办了一个私人博物馆，当然那博物馆可能是全世界最小的一座，因为它全部的藏品可以装进一个草绿色的美军二战时的旧子弹箱里。他最重要的收藏其实是他的记忆，而最好的展品则是他自己。


寻找少校梅姆瑞（6）

　　吴朝明老人的博物馆在自家院子的牲口棚二楼，底下已经不养牲畜了。战争期间被日本人烧了以后就没有修，直到前几年才重建。展厅约有20平方米，只是矮一点，除了靠墙的那一面，别的地方都站不直腰。仅有的那面墙上，他请人画了两幅壁画，是他记忆中的战争画面：山头弥漫着硝烟，蓝天上十四航空队的飞机在扔炸弹，在空投补给，很多白色的降落伞在画面上很抢眼。问他画面上的阵地在哪里，他转身往窗外一指：“就是那座大尖山。”画面上的战场就在他窗外。我曾与老人开玩笑，建议他把朝山那一面都装上玻璃，把飞机和降落伞都画在玻璃上，那才真实。

　　到博物馆的参观者不少，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的工作站离他家不远，因此常有来自各个国家的各个学科的专家。与前几年相比，他满口的军事术语越来越专业了。有人来他会很高兴，唱着他少年时代先生教的抗日歌曲，像介绍屋后的菜园子一样讲述发生在他家北窗外的战事。
　　老人有一份手稿，算术本写的，这一次是誊写在很薄的信笺上，是他从长辈和流落当地的老兵那里听到的战事，以及他的感想。每次来，我们都会草草地翻阅一下。这一次，如果我还没有仔细阅读的话，总有我后悔不迭的一天。
　　在小院里暖暖的冬日下，我慢慢地翻阅着他的书稿。突然，我的眼睛无法离开最后一页的几行字。我相信是梅姆瑞找到了我们！在那张已经卷了边的信纸上，老人用不太流利的字体写着：
　　“远征军攻打锅底塘，一个受伤的日军扔出最后一颗手榴弹，炸死了三个中国军官和一个美国军官。他们埋在田头寨寺院门前。”
　　在南斋公房这条战线上，整个远征军中只阵亡了一位美国军人，那就是梅姆瑞少校。我们真的找到他了。

　　日本伤兵最后一颗手榴弹或最后一颗子弹打死我们的人的故事，散见于整个滇西战场。死的人都是真的，全部有据可查，但那几乎都不是日本伤兵干的。也许日本军队的顽强给中国老百姓留下了太深的印象，凡是阵亡了重要的自己人，又惋惜于他们的死，就都把这个不幸归功于日本伤兵。如果是听老百姓口述，每到此处，他们都会加上一句：“怎么没一下搞死他呢！”

　　几个小时后，我们终于踏上了斯多德上校所说的那个美丽的山间台地。美国陆军部的档案是说少校“在中国的SHINLA单独埋葬”，SHINLA在中文的战史里写作“幸垃”。但这片台地与文件记载完全不一样，现在的地名叫“田头寨寺”，幸垃离这里还有一段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