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本书
　　海湾战争之后美国人的战争方式和军事理论几乎成了各国军队竞相仿效的对象，而本书作者则用他们潜心多年的研究成果，对此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质疑。
　　这是所谓世界上最先进的军事理论，在前苏联解体后遇到的首次强力挑战。提出这一挑战的是两位中国空军的大校军官。不过，这两位军官并不满足于对别国的军事理论说长道短，而是始终将自己的准星瞄在日益临近的全球化时代及其战争这一更高目标上。作者以充满灵感的语言、精深独到的见解、逻辑缜密的思考，向我们描绘出一幅即将伴随新世纪出现的广义战争的图景，其结论和言判令人警醒。

　　在此前提下，作者提出了因应新型战争的对策—超限战。这一崭新的概念涵括了战争与战法两个方面。作者认为，这是一种可以超越实力局限和制约的战争方式，因此，它对处于强势和弱势的国家都具有同样的价值和意义。如此自信在当今世界各国的军事理论界并不多见。所以不管是否同意作者的观点，都值得每个关本书注战争和全球化问题的人一读。

　　序论
　　每个经历过20世纪最后十年的人，都会深刻地感受到这个世界的变化。相信没有人敢说，历史上还有哪个十年，发生的变化比这十年更大。促成沧桑巨变的原因当然数不胜数，但只有为数不多的原因被人们反复提及。其中之一就是：海湾战争。
　　一场战争改变世界。把这样的结论与一次发生在局部地区并且仅仅持续了42天的战争联在一起，似乎有些夸大其词。不过，事实的确如此，无须一一列举1991年1月17日之后开始出现的所有新名词：只需举出前苏联，波黑，科索沃，克隆，微软，黑客，英特网，东南亚金融危机，欧元，还有世界上最后的也是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这些就足够了。它们差不多构成上，我们有理由把毁损度决不亚于一场战争的索罗斯们对东南亚的金融攻击，本·拉丹对美国使馆的恐怖袭击，以及奥姆真理教徒对东京地铁的施毒和小莫里斯之辈在互联网上的捣乱，认定为准战争、类战争、亚战争，即另外一种战争的雏型。

　　不管如何称呼它们，都无法使我们变得比从前更为乐观。我们没有理由乐观。因为纯粹意义上的战争作用的缩小，并不意味着战争的终结。即使身处所谓后现代、后工业时期，战争也不会被彻底的解构。它不过是以更复杂、更广泛、更隐蔽、更微妙的方式重新侵入人类社会罢了。就像拜伦在悲悼雪莱的诗中所说的那样：“什么都没有发生，不过是经历了一次海水的幻化而已。”经过现代技术和市场体制幻化的战争，将更多地以非典型性战争形态的方式展开。换句话说，在我们看到军事暴力相对减少的同时，青定会看到政治暴力、经济暴力、技术暴力的增多。但不管是何种形式的暴力，战争就是战争，外观的变化并不妨碍任何战争对战争原理的遵循。如果我们承认新的战争原理将不再是“用武力手段强迫敌方接受自己的意志”，而是“用一切手段，包括武力和非武力、军事和非军事、杀伤和非杀伤的手段，强迫敌方接受自己的利益”的话。

　　这就是变化。战争的以及由此引起的战争方式的变化；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变化？以及怎样的变化、向何处变化和如何面对这些变化？这是本书试图触及并揭示的课题，也是我们决定撰写本书的动机。
　　1999年1月17日，时值海湾战争爆发八周年。
　　上卷 论新战争
　　序
　　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司马穰苴
　　科学及与之相联系的技术进步通过一系列革命步骤—向前的巨大步伐，给了我们一幅关于自然界 的全新图景。

　　—伯纳德·科恩
　　技术是现代人类的图腾[1]。
　　[1]O·斯宾格勒在他的《人类与技术》一书中说，“技术是像我父上帝一样永恒和不可变化的，它像上帝之子一样拯救人类，它像圣灵一样照耀着我们。”哲学家斯宾格勒对技术一如神学家对上帝般的崇拜，正体现了人类进入大工业时代并在后工业时代愈益兴盛的另种蒙昧。
　　在功利主义的熏风吹拂下，技术比科学更受人们青睐是不足为奇的。科学大发现的时代，已经留在了爱因斯坦以前的岁月。现代人则越来越倾向于：在我活着的时候，就看到一切梦想实现。这使他们在为自己的明天下注时，大都透过上千度的近视镜片去乞灵膜拜于技术。如是，在不太长的时间里技术得到了令人瞠目的爆炸性发展，给急功近利的人类带来了数不胜数的好处，而我们自豪地把它称之为技术进步，却不知此时自己正置身于一个迷失了心性的技术蒙昧期[2]。

　　[2]在这方面，法国哲学家兼科学家让·拉特利尔有独到见解，他认为，科学技术对文化既有破坏效应，也有诱导效应。在这两种效应的综合作用下，人类很难保持对技术的清醒判断。常常在技术狂热或是“反科学”运动的两极中摇摆。硬着头皮去读一读他的行文晦涩但思想艰深的《科学和技术对文化的挑战》，会有助于从更广阔的角度去观察技术对人类社会多方面的影响。

　　技术在今天已日益变得令人眼花缭乱和不可控制。贝尔实验室和索尼公司不停地推出新奇的小玩艺，比尔·盖茨年年开启他的新视窗，克隆羊“多莉”证明人类已经打算替代造物的上帝。俄制令人生畏的SU－27战斗机还没在任何一场战争中派上用场，SU—35就已经登台亮相[3]，而SU－35能否在战场上出尽风头后再功成身退也是件大可怀疑的事。技术就像套在人类脚上的“魔鞋”，在被商业利益拧紧了发条后，人们只能随鞋起舞，按照它给定的节奏飞快地旋转。

　　[3]尽管超视距（BVR）武器的完善，已使空战的基本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毕竟没有完全取消近距格斗。能做“眼镜蛇”机动的SU－27和能做“钩子”动作的SU－35，都是迄今为止最出色的战斗机。
　　瓦特、爱迪生的名字几乎是技术大发明的同义语，用这些技术巨匠去命名他们的时代可以说理所当然。不过，从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一百多年来无法数计的五花八门的技术发明，使得任何一项新技术的出现都很难在人类生活的领域中妄自称大。如果说“蒸汽机时代”、“电气化时代”这些提法在当时还可谓名至实归的话，今天，当种种新技术像不断拍打时代堤岸的涌浪，使人们连短暂的欢呼都来不及，便被淹没在更高更新的技术潮头之下时，仅以一种新技术或一位发明家就命名一个时代的时代已成昨日黄花。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我们把当今时代称之为“核时代”或“信息时代”的话，仍会让人有以偏概全之感的原因所在。

　　毫无疑问，信息技术的出现是人类文明的福音。因为它是迄今为止唯一能给从潘朵拉盒中放出去的所有技术“瘟疫”注入更大能量，同时又加上一道紧箍咒对其进行控制的手段。只是谁又能为它也戴上道紧箍咒眼下还是个问题。悲观的论点是，假如这一技术朝人类不可控的方向发展的话，最终将使人类成为它的牺牲品[4]。如此可怕的结论却丝毫没能减弱人们对它的热情。它本身显示的乐观前景对渴望技术进步的人类具有更强烈的诱惑性。毕竟它所独有的交流与共享的特性，是我们可以期望的引领人类走出技术蒙昧的灵性之光，尽管这还不足以让我们与那些一叶障目的未来学家们一样，用它的名字来冠名整个时代。它的特性恰恰使它无法取代大量已有的、正在出现的和即将诞生的各类技术，特别是像生物技术、材料技术和纳米技术这些与信息技术彼此借重、彼此推进直至彼此共生的技术。

　　[4]弗·格·容格是最敏锐的技术悲观论者，早在1939年，容格就已经认识到了现代技术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包括技术统治的增长和环境问题的威胁。在他看来，技术已经变成一种无可匹敌的、魔鬼般的力量；它既掠夺大自然，也剥夺了人类的自由。马丁·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把技术称为“杰出的荒谬”，要求人类回归自然，以避免作为最大危险的技术。最著名的技术乐观派是维纳和斯泰因布赫，在维纳的《控制论》、《上帝与机器人》、《人有人的用处》和斯泰因布赫的《信息社会》、《哲学与控制论》等著作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所描绘的人类社会在技术的推进下呈现出的光明前景。

　　三百年来，人们早已习惯于在技术领域里盲目的喜新厌旧，对新技术的无尽追求成了解决一切生存难题的灵丹妙药。人们沉迷其中而渐入歧途。就像为掩饰一个错误通常会再犯十个错误一样，为解决一个难题人们也常常不惜为自己带来十个难题[5]。如为更便捷的代步人们发明了汽车，但紧跟在汽车屁股后面的一长串问题—采矿冶炼、机械加工、石油开采、橡胶提炼、道路修筑等等，又需要同样一长串的技术手段去解决，直到最终导致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挤占耕地、交通事故等更多更棘手的问题出现。到头来，以车代步的原始目的与这些派生的问题相比，倒似乎显得无足轻重了。技术的无理性膨胀，就是这样让人类不断地把一个个初始目标遗失在枝杈横生的技术之树上而迷途忘返。我们不妨把这种现象称作“枝杈效应”。所幸的是，在这个时候，现代信息技术出现了。这肯定是技术史上最重要的一场革命。其革命性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本身是一项全新的技术，更在于它是一种能轻松穿透技术间的重重壁垒，把看似毫不相关的各种技术联结在一起的黏合剂。通过它的黏合，不但可能派生出许多非驴非马又亦此亦彼的新技术，而且还给人类与技术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全新思路：人类只能站在人类的角度，才能认清技术的工具性实质，才不至于在解决自身面临的生存难题中，成为技术—工具的奴隶。人类完全可以充分展开自己的想像力，在使用每一项技术时穷尽其潜能，而不必像熊瞎子掰苞米那样，只会不断地用新技术去淘汰旧技术。在今天，单项技术的独立使用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想象。信息技术的出现，为各种新旧技术以及高新技术间的匹配使用，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无数事实证明，技术的综合运用甚至比技术的发明更能推动社会的前进[6]。

　　[5]在戴维·埃伦费尔德的《人道主义的僭妄》一书中，列举了许多这样的事例。施瓦茨在《过度巧妙》中说，“一个问题的解决会产生一批新问题，这些问题最终会排除那种解决。”热内·迪博在（理性的觉醒》中也谈到了同样的现象。
　　[6]E·舒尔曼在《科技时代与人类未来》中指出，“在以现代技术的爆炸性发展为基础的当代文化的动态发展中，我们将越来越多地面临多学科合作的事实……一门特殊的科学无法足够科学地指导实践。”
　　单声部引吭高歌的局面正在被多声部大合唱所取代。技术的大融合正在不可逆转地导致全球化趋势的上升，而全球化趋势又反过来加速了技术大融合的进程，这便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
　　这一特征必会将其特点投射到时代的任何方向上，战争领域自然也不会例外。任何一支渴望现代化的军队都离不开新技术的喂养，而战争的需要从来就是新技术的催产士。海湾战争中有500多种80年代的高新技术登台亮相，使得这场战争简直就像是新武器们的表演场。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新武器本身，而是武器发展和使用中的系统化趋向，像“爱国者”拦截“飞毛腿”，看似用霰弹枪打鸟那么简单，实际上要牵动部署在大半个地球上的许多兵器：DSP卫星发现目标后，向澳大利亚地面站传送警报，经美国本土的夏延山指挥所再把信息发给利雅得中心指挥所，然后是命令“爱国者”操作员进入战位，光是在90秒钟的预警阶段，就要依赖空间系统和C3I系统的多次传接配合，真可谓“一弹动全球”。众多武器间超距离的实时合作，形成了前所未见的作战能力，而这正是信息技术出现之前无法想象的事情。假如说，在第二次大战之前，单件武器的出现还可能引起军事革命的话，那么在今天，已经没有谁能独领风骚。

　　技术综合－全球化时代的战争，取消了武器对战争的冠名权，在新的基点上重新排列了武器与战争的关系，新概念武器特别是武器新概念的出场，使战争的面孔日渐变得模糊。一次“黑客”侵袭，算不算敌对行动？利用金融工具去摧毁一国经济，能否视为一场战争？CNN对美军士兵曝尸摩加迪沙街头的报道，是不是动摇了美国人充当世界宪兵的决心，从而改变了世界战略的格局？以及对战争行为的判断是看手段还是看效果？显然，从传统的战争定义出发，已经无法对以上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当我们突然意识到所有这些非战争行动都可能就是未来战争的新的构成因素时，我们不得不对这种战争新模式进行一次新的命名：

　　超越一切界线和限度的战争，简言之：超限战。
　　如果这一命名能够成立的话，那么，这种战争意味着手段无所不备，信息无所不至，战场无所不在；意味着一切武器和技术都可以任意叠加；意味着横亘在战争与非战争、军事与非军事两个世界间的全部界限统统都要被打破；还意味着已有的许多作战原则将会被修改，甚至连战争法也需要重新修订。
　　但是，战神的脉博是难以把握的。要想谈论战争，特别是谈论发生在明天晚上或是后天早晨的战争，你别无它法，只能屏息定性，仔细号切战神在今天的脉相。
　　第一章　总是先行到来的武器革命
　　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
　　—恩格斯

　　武器革命总是比军事革命先行一步，当革命性的武器到来之后，军事革命的到来就是迟早的事了。战争史在不断提供这样的证明：青铜或铁制的矛造就了步兵方阵、弓箭和马蹬为骑兵提供了新的战术[1]、在使用黑火药的枪炮中萌生出了整套近代战争的模式……从圆锥子弹和来复枪[2]作为技术时代的尖兵登上战场的时候起，武器干脆就在战争的胸前缀上自己的名字。先是钢甲巨舰充当海上霸主，开启了“战列舰时代”，再到它的兄弟“坦克”名冠陆战，然后是飞机称雄天空，直到原子弹横空出世，昭示“核时代”的来临。今天，大量的高新技术武器不断涌现，使武器俨然成了战争的首席代表。当人们谈到未来战争时，已经很习惯地用某种武器、或是某项技术去称呼它，叫它“电子战”、“精确武器战”、“信息战”。在思维轨道的惯性滑跑中，人们还不曾察觉，某种不显眼但很重要的变化正在悄悄来临。

　　[1]恩格斯说，“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武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P19）
　　关于马镫对改变作战方式的作用，可以参阅顾准的文章“《马镫和封建主义—技术造就历史吗？》译文及评注”，“马镫……它立即使白刃战成为可能，而这是一种革命性的新战斗方式……很少有发明像马镫那么简单，但很少方面在历史上起过像它那样的触媒作用。”“马镫在西欧引起了军事—社会一系列改革”。（《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P293－309）

　　[2]“在1850－1860年之间发明的来复枪和圆锥形子弹与任何先进的新式器技术发展相比都具有最深刻的直接革命性影响。……20世纪出现的高爆弹、飞机、坦克对当代产生的影响肯定比不上当时的来复枪”。详见T·N·杜普伊著《武器和战争的演变》中，第三部分21节“来复枪、圆锥形子弹和散开队形”。（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年，1938－250）

　　没有谁能拥有战争冠名权
　　武器革命是军事革命的前奏。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即将到来的军事革命，将不再被一两件单一武器所推动。大量的技术发明，在不断刺激人们对新武器心向神往的同时，也迅速消解了每一种武器的神奇。以往只需要数件武器或装备的发明，像马镫、马克沁机枪[3]，就足以引起战争样式的改变，现在则需要上百种武器构成若干个武器系统，才能从整体上影响战争。然而武器发明得越多，单一武器在战争中的作用就越小，这是隐含在武器与战争关系里的悖论。就此意义上说，除了全面使用核武器这一越来越不大可能出现的情况可以称之为核战争外，其它任何一种哪怕是极富革命性的武器，都已不再拥有对未来战争的冠名权。

　　[3]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索姆河会战中，1916年7月1日英军对德军发起进攻，德军用马克沁机枪向密集队形的英军扫射，使英军一天伤亡6万人。从此，密集队形的冲锋逐渐退出了战场。（《武器与战争—军事技术的历史演变》刘戟锋著，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1992年，P172－173）
　　或许正是因为人们认识到这一点，才有了“高技术战争”和“信息战”[4]的提法，意在以宽泛的技术概念替代具体的武器概念，用模糊学的方法解决这道难题。可这似乎仍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4]如果不把维纳关于战争游戏机器的看法，当成是对信息武器的最早论述。那么，汤姆·罗那在1976年所说的一句话，信息战“是决策系统之间的斗争”，就使他成了“信息战”这一术语的最早提出者（美《军事情报》杂志1997年1－3月号道格拉斯·迪尔斯“信息战的内涵、特点与影响”）。曾有过十余年服役经历的我国青年学者沈伟光通过独立研究，于1990年出版了《信息战》，这大概是研究信息战最早的专著。托夫勒借“第三次浪潮”的声势，在他的另一本畅销书《权力的转移》中，把“信息战”概念推向全球，而海湾战争恰好成了这一作战新概念的最精彩广告。于是，谈论“信息战”成了一种时髦。

　　细究起来，最先出现在美国建筑业中的“高技术”[5]一词，实在是有点语焉不详。什么是高技术？它针对什么而言？从逻辑上说，高和低只是相对概念。而用一个可变性很大的概念，刻舟求剑式的为干变万化中的战争命名，本身就很成问题。当一代所谓的高技术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低技术时，我们是否还准备把接下来出现的新鲜玩艺儿再次命名为高技术？而这是否会给我们在技术大爆炸的今天，称呼和使用每一项新出现的技术带来混乱和麻烦？何况是否高技术，究竟应以什么为标准？就技术本身来说，每一项技术都是具体的，因而也就有它的时限性。昨天的“高”，很可能是今天的“低”，而今天的“新”，又会成为明天的“旧”。相对于M－60坦克、“眼镜蛇”直升机和B－52这些60－70年代的主战兵器，“艾布拉姆斯”坦克、“阿帕奇”武装直升机、F－117以及“爱国者”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是高技术；而在B－2、F－22、“科曼奇”直升机和“杰斯塔”联合监视目标攻击系统面前，它们眼看着又要成为明日黄花。如此说来，始终都是一个变数的高技术武器概念，岂不成了“新娘子”的头衔，随着“年年花开人不同”，只剩下空壳一样的名分，不断地戴在那些正在成为“新娘子”的女人头上。那么，在接连不断的一环环战争链条中，每一种武器都在随时随地地由高变低、由新变旧，时间之矢不肯在任何一点上停留，也就没有一种武器可以久居高技术的王座，既然如此，所谓的高技术战争，究竟是指哪一种高技术？

　　[5]国外专家认为“高技术”是一个没有完全固定下来的概念，也是一个动态概念，不同国家对高技术的侧重点各异。军事高技术主要包括，军用微电子装置技术、计算机技术、光电子技术、航天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隐形技术、定向能技术。军事高技术的最主要特征是“综合性”，即各项军事高技术都是由多种技术组成的，是一个技术群。（详见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外军资料》1993年69期）

　　泛泛而言的高技术不能成为未来战争的同义语，作为当代高技术之一的、几乎在所有现代武器的构成中都占有重要地位的信息技术，就更不足以用来命名一场战争。即使在一场未来战争中所有武器都嵌上信息元件而被充分的信息化，我们仍不能把这种战争称作信息战争，充其量也只能称之为信息化战争[6]。因为不论信息技术如何重要，它都不能完全替代每一种技术本身的功能和作用。比如，已经充分信息技术化了的F－22战斗机仍是战斗机，“战斧”导弹仍是导弹，而不能笼统地把它们称作信息武器，用这些武器进行的战争也不能称作信息战[7]。广义的信息化战争和狭义的信息战完全是两回事。前者是指被信息技术所强化并伴随的各种形态的战争；后者则主要是指以信息技术为手段获得或压制信息的作战。此外，信息崇拜制造的当代神话，使人们误以为它是唯一的朝阳技术，其它的一切都已经日薄西山。这种神话可以给比尔·盖茨的口袋里带来更多的钱，却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信息技术的发展也同样依赖于其它技术的发展，相关材料技术的开发直接制约着信息技术的突破，如生物技术的进展就决定着信息技术未来的命运[8]。说到生物信息技术，我们不妨回到前面的话题，再做一个小小的假设：如果有人用信息制导的生物武器打击了生物计算机，它应该算是生物战呢还是信息战？恐怕没有人能用一句话答得上来，但这却是完全可能发生的事情。其实，人们根本不必为信息技术能否在今日坐大煞费苦心，因为它本身就是技术综合的产物，它的第一次出现及每一次进步，都是一个与其它技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融合过程，而这正是技术综合－全球化时代最本质的特征。这一特征当然也会像钢印数码一样在每一件现代武器上留下它的典型印记。我们并不否认在未来战场上，某些先进武器仍会起主导作用，但对于决定战争的胜败，已很难有谁还能占据独一无二的地位。它可能是主导的，却不是唯一的，更不会是长久不变的。也就是说，没有谁还能把自己的名字大言不惭地冠于某一场现代战争的前面。

　　[6]关于“信息战”的定义，至今仍是众说纷纭。美国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所下的定义是—在保护己方的信息、信息处理、信息系统和计算机网络的同时，为干扰敌人的信息、信息处理、信息系统和计算机网络以取得对敌信息优势而采取的行动。美国陆军FM100－6号野战条令认为，“国防部对于信息战的认识偏重于信息在实际冲突中的影响”，而陆军的理解是“信息已渗透到从和平时期到全球战争中军事行动的各个方面”（军事科学出版社，中译本，P24－25）。“广义信息战是利用信息达成国家目标的行动”，美国空军大学教授乔治·斯坦对信息战下的这个定义，气魄显得比陆军要更大一些。布莱恩·弗雷德里克斯上校在《联合部队季刊》1997年夏季号上的文章中提到，“信息战是一个超出国防部范围的国家性问题”，这也许是对信息战之广泛性的最准确表述。

　　[7]“信息战”概念的内涵越来越扩大的情景正相反，美军中一些有头脑的少壮军官对“信息战”概念，提出越来越多的反话。空军中校詹姆斯·罗杰斯指出，“信息战并非新事物……那些断言信息战技术和谋略将必然取代‘兵器战’的人们是否有些太过自信了。”（美《海军陆战队》杂志1997年4月）罗伯特·古尔利海军少校则提出了“信息战方面七个误区：（1）滥用比喻手法；（2）过分夸大威胁；（3）过高估计自身实力；（4）历史的相关性与准确性；（5）回避批评的反常企图；（6）毫无根据的设想；（7）不规范的定义。”（美《纪事》杂志1997年9月号）空军少校玉林·怀特海德在《空中力量杂志》1997年秋季号上撰文指出，信息不是万能的，信息武器也不是“魔法武器”。对信息战的质疑并不限于个人，美国空军的文件《信息战的基础》对“信息时代的战争”与“信息战”作了严格区分，认为“信息时代的战争”是使用信息化武器的战争，如用巡航导弹攻击目标；而“信息战”则是把信息作为独立领域和强劲武器。同样，一些著名学者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埃略特·科恩提醒道，“同核武器并没有淘汰常规力量一样，信息革命也不会淘汰游击战术、恐怖主义或大规模杀伤武器。”

　　[8]用生物技术设计生产的大分子系统是更高级的电子元件生产材料，如蛋白分子计算机比现有计算机运算速度和储存能力高数亿倍。（《跨世纪的军事新观点》，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P142－145）
　　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与打什么仗造什么武器
　　“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与“打什么仗造什么武器”，这两句话道出了传统战争与未来战争的明显分野，也点明了在两类战争中武器与战法的关系。前者反映了处于自然状态下进行战争的人类对武器与战法关系的不自觉或被动适应，后者则预示了进入自由状态时人们对同一命题的自觉或主动选择。自有战争史以来，人们一直遵循的一条不成文的通则就是“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往往在先有了一种武器之后，才开始形成与之匹配的战法。武器在前，战法随后，武器的演变对战法的演变具有决定性的制约作用。这里固然有时代和技术的局限因素，但也不能说与每一代武器制造专家们都只考虑武器自身性能是否先进而不论其它的线性思维无关。或许这就是武器的革命总是先于军事革命的一个原因。

　　尽管“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这句话就其本质而言是消极的，因为它的潜台词所折射的是一种无奈，我们却无意贬低它在今天所具有的积极意义，这种积极意义就是立足现有武器，寻找最佳战法。换言之，就是力求找到最能与既定武器相匹配的作战方式，从而使其性能的发挥达到最大值。今天，从事战争的人已经在有意无意间完成了使这一法则从消极向积极的过渡。只是人们仍然误以为这是落后国家在无奈中唯一可能采取的主动。殊不知就是美国这样的世界头号强国，也同样需要面对这种无奈，即使富甲天下，也未必就能用清一色的高新技术武器去打一场费用昂贵的现代化战争[9]。只不过她在新旧武器的选择搭配方面有更多的自由罢了。

　　[9]即使在被人们称为是新式武器实验场的海湾战争中，也有许多老式武器和普通弹药发挥了重要作用。（详见《海湾战争—美国国防部致国会的最后报告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