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09-5-28 17:46:00

　　第一章帝国的经济
　　一、明帝国的经济危机出现的原因
　　在万历年间,明帝国在册田地到底有多少亩呢？一共有7亿多亩田地[注1]。
　　当时的明帝国政府从这7亿亩田地中，平均一亩地收取二十斤米，这一共会收取多少斤米呢？答案当然非常简单，它一共是140亿斤米。
　　当时一石米折合现在188.8市斤[注2]；那140亿斤米相当于当时多少石米呢？答案同样非常简单，它相当于当时7415万石米。

　　当时一石米值0.7-1两银子[注3]。我们按一石米七钱银子计算，这7415万石米相当于当时多少白银呢？答案同样非常简单，它就相当于当时5190万两银子！
　　通过这些简单之极的计算，我们就可以知道，当时明帝国政府只需要向每亩地平均收取20斤米的赋税，一年就可以获得五千多万两白银、或与此相当的经济物资。
　　如果明帝国政府向每亩地平均收取20斤米的赋税，相信谁也不能说帝国政府横征暴敛吧；但就是如此，明帝国政府一年可以筹得五千多万两白银、或与此相当的经济物资。
　　当然了，这五千多万两白银（或与此相当的经济物资）里面，还仅仅是来自于农业方面。明帝国当时人口保守估记已超过一亿，更有学者估记当时已达到两亿；在这样大的一个人口基数上，来自其它方面（工、商、矿、盐、铁等）的收入同样是个绝不可低估的数字。但这里，我们权且忽略不计，[注5]即使如此，帝国一年收取五千万两白银（或与此相当的物资）也绝不是什么难事。

　　但？明帝国政府显然从未收取过如此高额的赋税；即使在最后最穷凶极恶之时也是如此的。明帝国政府如果一年真收取这样多的物资，一年就收取五千多万两白银（或与此相当的物资），那崇祯之时也就用着天天喊缺钱了。
　　当然了，即使明帝国政府真的收取如此高额的赋税；那农民肯定没事就偷偷乐了；因为这负担实在太轻了。一年一亩地平均交出二十斤米，其余的都归农民自己，这种负担实在太轻了。
　　问题是：明末农民，怎么可能就这么点负担呢？
　　如果明末农民真的就这么点负担，那立足于小农思想而言，“共产主义”又该是什么样子呢？泪痕敢说，在他们心目中所追求的“共产主义”也不会比这么更美好！
　　我们现在许多人分析明末历史时常常眼界太窄了；因为我们常常把区区几百万两白银当成天大的数字；好象这也能成为帝国灭亡的重要原因。以明帝国那样庞大的经济基数，当时就是从一亩地平均收取三斤米，将会是多大一笔银子呢？

　　7亿亩田地，一亩平均收取三斤米；那就是21亿斤米，折合成当明普遍的计量单位，那就是1112万石米；按当时一石米七钱银子计算，这就是是778万两银子。崇祯十年以前，明帝国政府所加的税，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数字。
　　如果帝国政府一年向每亩地多收二三斤米，就足以导到帝国的经济危机；那我们也把明帝国灭亡的经济原因看得太简单了。举一个浅显的例子，当时哪个地主收取的地租会是这样小的一个数字呢？如果帝国政府向农民多收取二三斤米，都足以导至帝国的经济危机；那普遍地主一亩地向农民收取二三十斤米，五六十斤米、七八十斤、一百多斤米的地租又算什么呢？[注4]

　　我们假设，如果当时的明帝国是一个能把自己意志强加于整个社会之上的政府；那它把田地产量的50%据为己有；一年将会获得多少白银、或与此相当的经济物资呢？这最保守估计也会达到二亿多两白银、或与此相当的物资。当然了，明帝国如果真的征收如此高的税额，那可真是称得上横征暴敛了；问题是：如果劳动人民所受的盘剥只是来自于赋税，那赋税额就是真的达到50%，它也不会把帝国经济搞得破产了！

　　但我们必须得知道，地租是地主阶级的的利益根源所在，帝国政府无论表现的有多么了不起，他也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帝国的皇帝无论表现的有多少了不起，他也无力征收田产量50%以上的高额税收。因为如果帝国政府占据了田地产量的50%以上，那普遍地主能收取的地租还会有多少呢？这岂不是要侵犯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
　　地租、赋税合起来征收的极限，就是得保证农民得留有生存的口粮。（这个极限，怎么也得停留在当时田产量的20%以上；农民留有这样份额，再辅助以全家人从事力所能及的各种副业、零工，才能保证生存）。地租、赋税通常不会超越这种极限的，如果硬要超越这种极限，那就意味着要损坏了帝国、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了。
　　当然了，当地租、赋税加起来接近这种极限之后；那赋税再想增加，就自然而然的会受到整个社会的反对。地主阶级想维持自己的已得到的地租份额、农民阶级想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力。从阶级利斗争的角度去看，帝国反对加税的声音之所响彻天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也威胁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在他们的支持下，这种声音才会响彻天空。

　　为什么泪痕要如此说呢？因为，反对帝国政府加税的声音响彻天空；但比这更危及农民生存的高额地租，但显然比赋税数量大十几倍、几十倍的高额地租，却显然很少有人把它归结为帝国灭亡的重要原因，这种观点永远也成不了当时社会中的主流思想，因为这种思想，他是威胁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思想，在地主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里，他永远不会在当时成为主流。

　　从政府的角度去看，反对加税的声音之所以会响彻天空；那是因为帝国政府已彻底官僚化了；官员们遇事都是大说漂亮话，就是不干一点实事。我们首先必须得清楚，帝国政府为什么要加税；那是因为帝国政府财政发生了巨大的危机，最显而易见的表现就是帝国政府的军队已开始成天欠饷了，在外敌日益强大、并开始蚕食帝国的背景下，这种问题是必须得解决的。

　　解决这种问题的最简单办法，自然是恢复从前供养军队的经济基础；其次是清除军事系统内部的贪污、腐败。但谁有能力做到这一切呢？谁敢自告奋勇的去做这一切呢？显然是没有一个人的，所谓的邪党、阉党、阉党余孽自然没有这种人才，就是所谓的东林党中，也不会有这种人才。
　　既然如此，那帝国军队成天欠饷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皇帝听到反对加饷的话，通常反应是非常讨厌；因为这种漂亮话谁都会说；问题是，帝国现在存在的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做为官员如何不顾这个最基本前提，就成天大说漂亮话有意思吗？
　　所谓皇帝拿出私房钱，就能解决帝国军事系统存在的问题；那纯粹是把政治当童话去讲的；且不说明帝国灭亡后，崇祯皇帝绝不可能有三千多万两的私房钱，就算他真有这样一大笔私房钱，拿出来就真的能挽救帝国的命运吗？我们现在分析一下这笔银子是多么大一笔数字；3000万两银子，按一石米0.7两银子，能买多少米呢？大约能买不到4286万石米；这些米推在7亿亩田地中，一亩地平均多少斤米呢？总共不到12斤米罢了！如果把这些银子平均在17年中，一年无非是每亩少征收0.7斤米罢了。（我们只想知道，随便拉出一个地主所收的地租，会是这个数字的多少倍？）就这样一个数字，就真足以挽救帝国的灭亡。

　　帝国经济的大窟窿，绝不是这样一个小的数字可以补上的！
　　不要说皇帝没有这样巨大的一笔银子了，就是真他真的有，面对帝国经济存在的巨大窟窿也只是杯水车薪。人们之所以肆意夸大这笔银子的数量，及其作用；无非是英雄史观的一种表现罢了；在英雄史观中，历史的变迁好象就是几个人可以决定的；但实际上历史哪有这样简单！一个人的力量再大，当他出现在历史大潮流之中时，他也是渺小之极的；历史的变迁是受各种利益群体搏奕的合力推动的！

　　我们许多人在分析明末历史时，常常眼界也窄得太厉害；好象某笔区区几百万两、或一千多万两银子（三饷）的何去何从，就是导致帝国灭亡的重要原因。但事实上，以明帝国那样庞大的经济基数，某笔区区几百万两银子的何去何从，实在意义太小了！真正造成帝国灭亡的原因，显然是一个远远大于这个数字的经济物资流出了帝国政府的控制范围。

　　随着土地兼并的日益无可抑制，明末的地租份额，与明初相比；那实在不知道翻了多少倍？帝国的经济资源的50%、60%以上都通过这种渠道流向地主阶级手中； 这笔经济资源是帝国政府无力支配的；这笔经济资源也是普遍百姓无福享用的。仅此就已够可怕了，更主要的是这笔庞大的经济资源，他已走向了帝国政府、社会的反面；地主阶级利用这样庞大的经济实力，更肆无忌惮的继续侵蚀帝国社会、政府所剩的、越来越少的经济资源。于是帝国经济危机遂越来越无法挽回。

　　这才是帝国经济出现危机的根本原因。
　　但？在经济上占有统治地位的阶级，在思想上也必然占有统治地位。所以在明末之时，所谓忧国忧民的学者、官员伙矣，但谁敢把帝国政府经济危机的根源归于这种原因呢？所以在分析明帝国灭亡之时，哪个学者敢把帝国灭亡的根源归于这种原因呢？
　　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所谓皇帝的私房钱遂被传得越来越神；也正是这种背景下，所谓的“三饷”被说得越来越神；好象帝国的灭亡，真这点银子造成的，也是这么点银子就可以挽回的！
　　[注1]；由于广大农民的辛勤劳动和明政府实行垦归己，“永不起科”的奖励政策，大量的荒田得到开辟，只是到了嘉靖年间开始，直到万历时，全国土地得到清丈，才有了准确有数字，总额达到700万顷，又在这个数字的基础上实行了一条鞭法，按亩征银，“无田不税”，从此“永不起科”政策宣告废除，直到明末，耕地数字一直保持在700万顷以上。毛佩琦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明代卷》。

　　[注2]；明代1石米重120斤， 但明代的“斤”比今天的“市斤”重一些,据文献和考古证明，明代1斤约合今天1.5733斤，接近1斤6两。那么，1石就等于120斤×1.5733，约合现在的188.8市斤。
　　[注3]到了明朝万历年间及其整个中晚期，米价涨了。1石米的价格浮动在7钱至1两银子之间，
　　[注1]、[注2]出自网文《明清物价初探》作者不详。
　　[注4]；明代地租有分成制、定额制；租率均在50%以上。、、据《日知录》记载，明代江南地区的亩产量多者不过3石，少者仅1石多。平均以亩产以2石计算，每亩租额至1石2斗或1石3斗，多者达1石5斗，地租率达到60%至70%；每亩收租至1石6半、1石8斗甚至2石的；地租率达到80%至90%，个别的甚至达到100%。《百卷本、中国通史、中国明代经济史》。

　　[注5]我们在分析明末历史时，主要以农业经济为主。虽然加上其它的经济，会使我们更容易感到所谓几百万两银子，那真是区区几百万两银子。但它却会使文章的观点淹没在太多的史料之中，所以我们只有单拿农业经济来论证观点。

日期：2009-05-28　20:42:20

　　二、统治阶级的利益是神圣的
　　在万历四十六年到崇祯三年那13年间；帝国政府所加的辽饷，最多时只是五百二十万两，平均一亩地加9厘银子罢了；这九厘银子按当时物价等于多少斤米呢？（一石米0.7-1两银子），能买现在不到2.5市斤米。
　　从崇祯3年到崇祯10年，辽饷一共加到650万两；[注1]一亩地平均加银一分二厘罢了；这一分二厘银子按当时的物价能买多少斤米呢？大约是3.2斤吧！
　　当时还没有出现所谓的剿饷、练饷。
　　如果政府向每亩地加这么点银子；就足以让帝国陷入经济危机之中；那普遍地主收取这十几倍、几十倍、甚至近百倍的地租又算什么事呢？
　　剿饷，征收于崇祯10年，一年二百八十万两。在崇祯十二年时结束。

　　练饷征收于崇祯12年，合计七百三十余万两。
　　所谓三饷，就是在帝国征收最穷凶极恶之时（那时帝国已乱得一蹋糊涂了）；也无非是每亩地平均多收了五六斤米罢了（大约折合当时一千五百多万两白银）。而且这仍然是以米价7钱银子计算的，事实上当时米价哪有这么低的？当然了，这也是以帝国政府能够足额征收而言的，事实上帝国政府当时哪还有这种本事呢？
　　做为一帝国，真的有可能亡于帝国政府一年一亩地多收了二三斤米(六七百多万两白银)、五六斤米之上（一千三四百万两白银）？如果我们真相信这一切，那也实在是把政治当童话讲了。如果政府向每亩地多收这几斤米，就足以成为帝国灭亡的原因，那普遍地主征收远高于这种数额十几倍、几十倍的地租，又算什么事呢？
　　导致帝国经济陷入于危机之中的主要的原因，是伴随着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而出现的越来越高的、越来越普遍的地租。帝国的经济资源，50%以上都通过地租的形式流入了少数控制土地的既得利益集团手中（皇室、贵族、官僚、上层太监、庶民地主、缙绅、大商人）；这已足够可怕了，更可怕的还在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依靠手中越来越强大的经济资源，却是仍肆无忌惮的扩张着自己的利益；他们向上肆意蚕食着政府手中“横征暴敛”来的资源、向下肆意侵蚀着普遍百姓手仅剩的经济资源。

　　垄断性的、高额的地租所占帝国经济资源的比例越来越大；这才是帝国经济危机的根源所在。这实际上是非常显而易见的。这笔从劳动人民手中掠夺走的经济资源，实际上是所谓“三饷”的二三十倍。
　　但对此，据说最忧国忧民的东林党人，恐怕最多也只是含糊其词，谁也不敢对此去深究。如是他们敢那样，实在等于站在了统治阶级的对立面；如果他们敢这样做，他们实在是不想在社会上混了。
　　一个人得罪皇帝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一个开口闭口说皇帝“贪财”闹得国将不国，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如果你敢得罪统治阶级、敢这样非议统治阶级，那后果可实在太严重了。一个敢大呼这种言论，那肯定是想自绝于人民！
　　但在明末，有一个不信邪的人叫李琎。崇祯9年，他向皇帝上书说现在社会的财富都到了少数有钱人家里（在小农帝国中，当然普遍是源于地租），如果制定种种法令让他们拿出钱来，那帝国的财政危机马上就可以解决了。这种论调，一下子把地主阶级给打晕了；这种论调竟然会出现在帝国的主流社会之中；这不要造反吗？
　　于是他们对于这个妖言惑众的李琎恨不得一棒子打死；东林一系的钱士升更是激动的大呼小叫，好象这种论调敢出现，真是国将不国了；好象如果不把李琎这种妖言惑众的家伙抓进牢里、或是砍了头，那帝国就会要大乱了。[注3]

　　虽然是皇帝是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但对于李琎那种可以解决帝国财政危机言论也是深以为然的。但皇帝终究是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他实在不敢采用李琎这种要得罪整个地主阶级利益的观点。
　　李琎还算幸运，他这种妖言惑众；按清流士大夫的意见，恐怕最次也得抓进大牢里面，会不会被杀头，恐怕只有求上帝保佑了；因为清流士大夫给他上纲上线定的罪是：“或疑此辈乃流寇心腹，倡横议以摇人心，岂直借端幸进已哉”？（《明史、钱士升传》）
　　但李琎有幸遇见了残暴的崇祯皇帝、著名的奸臣温体仁；事实上只有残暴的皇帝、祸国殃民的大奸臣，才会想法保护这种死有余辜的狂徒。当然了，皇帝与温体仁也绝不敢公然说李琎这种妖言惑众无罪（如果这种公然挑战统治阶级利益的言论都无罪，那发表什么言论才算有罪呢？），皇帝与温体仁只是说如果惩罚进言者，那以后谁还敢进言呢？

　　就是皇帝、宰相都认可这种言论，他们也只有把这种认可压在心底；谁也不敢公然支持一下这种言论。至于普通的官员、百姓谁敢发表这种言论、公然支持这种言论，那肯定是不想在社会里混了。
　　一个人想非议皇帝，说皇帝应该拿出私房钱，说皇帝贪财好色弄得国将不国；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因为皇帝实在不敢把你怎么样了，就算皇帝敢把你怎么样了，这以后也是你在政坛继续混的资本。但你敢这样非议统治阶级的利益，后果一定很严重。
　　对皇帝的利益扩张（收取矿税），你如果大发反对之声、大肆阻挠，，就算皇帝敢降你的级、免你的官、甚至让你进监狱。但？整个社会（当然包括整个上流社会）都会支持你；这种东西通常总会转化成无形的政治财富。
　　但对地主阶级的利益扩张（日益普遍的、越来越高的地租），你如是敢大发反对之声、大肆阻挠，就是皇帝非常认可你、欣赏你，你也注定是要进监狱的，因为你这种言论是注定要得罪整个上流社会的。区区一个皇帝，哪敢为你去得罪整个统治阶级呢？
　　你别看所谓的清流士大夫一副清高之极的样子，但他们、他们的亲朋好友，有几个是“躬耕于南阳”的？有几个不是靠地租相关的东西维持体面生活的？至于所谓的贪官污吏、皇亲国戚、地主恶霸就更别说了。你说日益普遍的、越来越严重的地租，是导致帝国灭亡的根本原因，他们谁会支持你呢？

　　泪痕也非常相信钱士升的观点；因为皇帝如果真敢采用李琎这种妖言惑众的观点，那帝国恐怕真国将不国了。这个帝国不过是地主阶级统治的工具，皇帝不过是地主阶级利益的总代表罢了；如果帝国、还有皇帝敢站在这个统治阶级的对立面，那崇祯皇帝他真是不想继续往下混了！
　　在经济上有统治地位的阶级，必然在思想上也占有统治地位。所以威胁地主阶级利益的观点（比如李琎那种异端邪说），在当时主流社会中永远也没有敢响应；甚至有人敢表达这种思想，所谓的清流也恨不得拿刀杀了他。东林一系的钱士升对李琎反应更是激烈异常，他认为应该马上把李琎关时监狱去。
　　而对地主阶级利益构成帮助的思想（比如反对帝国政府加税、让皇帝拿出私房钱）永远会在社会中上响彻天地；因为这种思想，对地主阶级利益没有任何害外，相反在地租与赋税的竞争中，对地租继续保持、扩张有着显而易见的帮助；那当然了，更主要的是他们在打着为帝国百姓利益的旗号。
　　但我们也必须得知道；帝国的赋税如果不增加；是不是地主的地租就会原地踏步不增长，甚至会适当减少呢？如果我们不是把社会当童话看，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从这层意义上，帝国政府赋税的增加，只是侵犯了地租扩张的空间；即使政府的赋税不增加，农民的收入还会因为地租的扩张继续缩小。
　　既然帝国普遍的人都认为帝国加税，已把农民逼到绝路上了；所以他们一个劲的反对加税。但手中握有的众多田地人们，可不可以少向佃户收点地租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这年头，在政府横征暴敛下，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
　　就是那些最自命为百姓利益呼喊东林党；他们、他们家族、他们密切来往的圈子，不是靠地租维持体面生活的人恐怕也没有几个。比如后期最为著名的东林党人钱谦益，泪痕虽然不清楚他家到底有多少田地，但从他奢华的生活来看，他家田地应该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注1]。他们是不是会收取比当时低很多的地租呢？显然是不会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他们没有理由不大肆宣扬自己的这种善举。

　　在利益面前，是没有温情可言的！
　　那些成天喊着老百姓穷、老百姓可怜的大善人们，那些成天喊着如果这样下去，帝国就会国将不国的大明白人们，他们家如果有大片的田地（通常他们家里面总会有大片田地的），他们真会向农民少收点地租、甚至不收地租吗？如果我们不是把政治当童话看，那显然是不可能的。当然了，他们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的，因为这年头地主家也没有余粮的，为了生存他们也没有办法啊！

　　从理论上，帝国政府加税，并不足以对帝国经济构成实质性的威胁；因为我们前面已分析过；帝国政府加一千万两白银，也无非是向每亩地平均多收取四五斤米罢了。如果增加这么点税收，就足以对帝国经济构成实质性的威胁，那也实在太不符合我们的常识了。而且如果多收这么点赋税，就足以对帝国经济构成实质的威胁，那普遍土地所有者收取比这高十几倍，几十倍的地租，又算什么事呢？

　　再从理论上讲，帝国政府加税，只有向田地加税罢了；而田地普遍都在地主阶级手中；这种税只地使地主阶级利益受到点损失罢了，这种加税法，还会使地主阶级扩张的脚步放慢呢！杨嗣昌在大谈加税时，大约就是抱着这种观点。[注4]但利益面前，理论永远是苍白的。有句老话早就说尽了，羊毛他永远出在羊身上，指望他出在狗身上，那怎么可能呢？

　　经济上处于强势的阶级，在剥削下层阶级时；通常都是贪婪的没有节制的。只要下层阶级除生存之外还有剩余，他们就不会停止剥削的脚步。在资本主义初期，社会生产力不知比从前提高了几十倍，但社会普遍无产者依然每天需要工作十四五个小时、甚至十七八个小时（一天不过是二十四个小时罢了）；却只能取得维持温饱的工资。[注5]

　　但无产阶级是大工业时代的产物，他在维护自己利益、监督政府方面，绝不是封闭、孤立、分散的小农阶级可以比拟的！所以劳资之间的利益可以通过相对和平的、理性的方式解决，而无产阶级利益被压榨到近于极限也只是存在于资本主义初期。
　　但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却显然实在太难和平的、理性的得到缓和。虽然在农民利益高额地租下逼得已走到了生存边缘；但他们之间却无法达成任何可能缓解的方式；甚至而言，整个社会都没有人敢把地主阶级高额的地租归为帝国经济崩溃的主要原因。他们只是把一切矛头指向了帝国政府，把帝国皇帝的私房钱、帝国政府加的税归为帝国经济崩溃的主要原因。

　　但帝国的税不加可以吗？显然是不行的；因为帝国财政的大窟窿，是明摆着存在的；而不加税却显然无法补上这个大窟窿；至少所谓的“阉党”、东林除此之外都没有办法补上这个大窟窿。
　　而且帝国不加税，是不是地租数额就会停在原地不前进、甚至减少呢？显然是不会的。只要土地兼并的步伐不停止，地租的数额就不会原地踏步，更别说指望他减少了。既然如此，一个劲的反对帝国加税；有什么意义呢？他真能挽救帝国的灭亡吗？
　　至于皇帝的私房钱，我们在第一节中也论证过；这笔钱即使真有人们所说的那样大（3700万两白银），但它对于整个帝国的经济而言，也是杯水车薪的。
　　在地主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人们自然不敢把帝国灭亡的主要原因归为高额的、垄断性的地租越来越充满整个帝国。他们只有从此之外寻找帝国灭亡的原因。当然了，把这矛头他们敢指向皇帝、指向政府，就是不敢公然指向地主阶级（因为这个阶级是帝国所有强势群体的联合体）。
　　我们习惯性认为，帝国吏治的败坏是帝国灭亡的重要原因。但帝国的吏治为什么地败坏呢？当然了，最简单的、最省事的方法就是把一切归于官员们的道德；但这种分析历史的方法，永远不可能触及到历史的本质。因为唯物物史观不是有句名言吗，是环境决定意识，而非意识决定环境。
　　[注1]万历四十六年，“亩加三厘五毫，天下之赋增二百万有奇。明年复加三厘五毫。明年，以兵工二部请，复加二厘。通前后九厘，增赋五百二十万，遂为定额。”崇祯四年，“乃于九厘之亩复征三厘，共增赋税百六十五万四千有奇。”
　　[注2]那些富贵之家日常必需品的消费所占比例显然会大大低于普通家庭。他们除了吃穿用度相对奢华外，还会将更多的钱投入文化娱乐以及奢侈品的消费中。比如，明末的钱谦益，曾以一千二百两的高价购入宋版“两汉书”，后来，娶柳如是后，因建绛云楼资金不足而以千金之价转让给了鄞县的谢象三。

　　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四十六《书旧藏宋雕两汉书后》，四部丛刊本。转自余新忠《明清家庭史》
　　[注3] 无何,武生李琎请括江南富户,报名输官,行首实籍没之法.士升恶之,拟旨下刑部提问,帝不许,同官温体仁遂改轻拟.士升曰 :"此乱本也,当以去就争之 .《明史、钱士升传》
　　[注4]嗣昌曰：“无伤也，加赋出于土田，土田尽归有力家，百亩增银三四钱，稍抑兼并耳。”（《明史、杨嗣昌传》）
　　[注5]里昂是法国丝强工业的中心，约有九万名工人。他们深受工厂主和包买商的残酷剥削，每日工作15到18个小时，但工资仅有十五个苏，只能买一磅面包。女工和童工的工资更少。
　　摘自《国际工产主义运动史》

日期：2009-06-01　19:02:44

　　第二章帝国的吏治
　　帝国的吏治（上）
　　帝国初期，通常都是刚经历完大战乱后；所以帝国政府容易掌握众多无主的田地、荒地，他可以很容易的保证普遍农民都有自己的耕地；如果帝国皇帝再对开国功臣、社会的豪富阶层进行强有力的打击，那新兴的地主阶级就更难成长起来了。
　　从某种意义上，帝国初期它是一个以自耕农为主体的社会，地主阶级还处于非常弱小之中。[注1]
　　吏治的败坏，对普遍孤立的、分散的、弱小的自耕农而言，实在没有多少利益可言，所以他们不会极力推动吏治全面败坏的，而且他们也无力推动吏治全面败坏。

　　从这层意义上，在小农帝国中，如果社会中是以自耕农为主要利益群体，那它的吏治自然容易得到保证。
　　但吏治的败坏，对于普遍贵族、上层太监、官僚、缙绅、庶民地主、社会强势个体而言，却显然存在着太多显而易见的利益。基于自身的利益，他们显然会极力推动吏治的败坏！逃避赋税、转嫁赋税；兼并土地、压榨农民；依靠经济优势欺凌底层民众；侵吞国家财产；这一切在吏治败坏之时，才可以最大限度的得以实现；如果吏治严明，他们从哪获取这种利益呢？

　　从这层意义上，在小农帝国中，如果贵族、官僚上层太监、官僚、庶民地主势力越来越大之时，那它的吏治就难以得到保证。
　　一个帝国吏治的好坏，通常与官员的道德水准无关；一个只要自命为唯物史观的人，就不应该动则把吏治的好坏归于所谓官员的道德。因为唯物史观有一句经典的话：“是环境决定意识，而非意识决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