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这里开始
　　“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资治通鉴》第一卷
　　公元前403年，很早就将晋国基本瓜分完完毕的三家大夫魏斯、赵籍、韩虔终于正式得到周威烈王的承认。从形式到实质他们都获得了与其他诸侯的同等地位，这一事件拉开了《资治通鉴》序幕。为此司马光发了一段滔滔宏论，实际上周王朝的权威很早就开始丧失。春秋时期，郑国，卫国曾让周天子颜面无光，野蛮的楚国人也总时不时地对象征周朝统治的周鼎表现出兴趣。连司马光都承认周朝纲纪散坏，下陵上替，诸侯专征，但这些都不足以作为《资治通鉴》的开端。当周天子将传统封号赐给新兴势力时，司马光震惊了，甚至可以说，出离愤怒了。

　　然而司马光你何怒之有？名号只是个名号，对实际影响甚小，三家并不以成为诸侯就强大，也不因没有名号而弱小，世界也依然像以前一样不停地从乱套走向更乱套，被列为诸侯对三家的实际意义只不过是小小地满足了一下虚荣心，另外，对外称呼起来也方便。
　　司马光，你还是那个敢于砸缸的司马光么？不，你变了。你变得不但不敢砸缸，而且总是试图将原本已经要破的缸修好。司马光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保守派，对旧有政治制度表现出强烈的固执，他认为人们只要依照原有框架行事就万事大吉了，而丝毫不顾历史的车轮终将会把原有体制打破。在名与实之间，无疑司马光认为名才是历史进程中最核心的东西，他的逻辑是：即便缸已经破了，缸主人也不能承认缸已经破了，而是应该尽量去补，就算补不上也不能承认，因为一旦承认缸破了，缸就真的破了。

　　自幽王，厉王以降，周天子在诸侯间的地位江河日下，国家统治制度受到实力派新兴势力的挑战，这些新贵既包括遽然而兴的小国，也包括篡权自立的大臣，维护周朝统治的意识形态在现实中暗淡无光。即便如此，春秋时期由于诸侯之间的相互制约，一国独大的情况还没有出现。大国没有必要，小国没有勇气挑战周朝天子的名义统治权，而周朝君主也趁这来日无多的日子继续着他的天下主人的旧梦。

　　　周朝君主有理由继续穿着他天子的王袍。五霸虽强，行使权威的时候仍然喜欢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意识形态在外交，战争的间隙中继续残喘着，但光景却是一天不如一天。周敬王时，齐国大夫田常已经基本上窃取了齐国，周朝根本无法组织有效的力量对逆臣进行制裁，道义上的谴责或许有吧，但是又有什么用呢？田常的精明运作马上就有了效仿者，周定王时晋国魏、赵、韩三家大夫已经在事实上把曾是周朝二等诸侯的晋国分割。

　　　
　　公元前四零三年是威烈王在世上的倒数第二个年头。这一年九鼎震动，威烈王从中得到了上天悲观的启示，只好无奈地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他这样或许有两种可能。
　　一、出于斗争策略，他想通过颁发荣誉证书将新兴势力拉拢过来，以挽救周朝岌岌可危的地位。
　　二，人之将死，其言也哀。也许威烈王看到对三家的不予承认并没有影响到三家的存在和坐大，年老体衰的时候好强的神经开始松懈，觉得不如送顺水人情的好。
　　总之，最后是名也赐了，号也封了。没有换来三家大夫的效忠。换来的是列国的一致鄙夷，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里面最看不起周国的的竟是韩国、赵国和魏国，不久之后韩国和赵国就以将周分为东周和西周作为报答。
　　不用周朝宣布，他所代表地意识形态已经灭亡。周武王草创周朝之际，将有功之臣封为诸侯。比如，尚父姜子牙被封在齐国，弟弟周公旦被封在鲁国。这些诸侯国按照一定的规章制度，采用几乎相同的体制对臣民进行统治，周朝对诸侯国进行监管和指导，以文化制度和经济制度作为凝聚国家力量的手段。诸侯国政治上对周朝效忠，军事上起拱卫的作用，他们之间是权利和义务相匹配的契约关系。那时中华民族刚走进文明社会，还没有产生出君君臣臣的条条框框，周天子与诸侯国之间关系是类似于卢梭提出的契约关系。这种关系因符合人类的自然属性，所以长期以来一直有效。周朝就是凭借这种关系一次次成功地防御了来自四周野蛮民族的侵略。

　　然而自大的周幽王并不明白这层关系。他以为诸侯生而为诸侯，天子生而为天子。加之男性荷尔蒙的刺激使他一心要以倾国之力博美人一笑。于是一个古代版“狼来了”的故事上演了，从褒氏嘴角惊现蒙那丽莎式迷人微笑的那一刻起，周朝的统治就开始迈开大步向下走去，周朝的立国精神不幸在美人的一笑间灰飞烟灭，一个国家立国精神的消失会直接导致政治实体的灭亡。当希腊精神消散于城邦的利益之争中间，哪里还有地米斯托克利来抵挡罗马方阵？当罗马人不再崇尚荣誉、热爱国家，还能指望哪个西庇阿赶跑来自日耳曼尼亚的原始部落。

　　威烈王对三家逆臣的褒奖，不但是对周朝立国基础的否定，也无异于向天下有狼子野心的逆臣们表明，你们可以随便篡国，只要能够成功，寡人就大大的有赏。其实所谓的奖赏不过是一顶空壳帽子。诸侯国之间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矛盾，但在反对逆臣的立场上却完全一致，无论这些诸侯是不是逆臣出身。像魏斯、赵籍、韩虔这样逆臣出身的诸侯由于自己的切身经历会更加痛恨企图篡权的大臣，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威烈王封完晋家三大夫后，三晋对周朝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感恩。

　　2、新时代，新气象
　　周朝的不肖子孙把国家的宝器（名号）赠送给了逆臣。当初周朝创始人文王、武王建立周朝时就是靠分封诸侯，颁布名号使天下归心，使部下效命。然而这次周威烈王的照猫画虎却选错了对象，在当时纷乱的环境下这至多算一个不大不小的事件。只是被顽固保守，迷恋名号的司马光看得过重。时代的发展早就将春秋时期诸侯间的游戏规则抛弃，那时诸侯国的愿望莫过于能打着周朝的旗号把天下诸侯召集在一起，开开会、喝喝酒、当当大哥，然后看哪个诸侯国受了外族的欺负，去替他出出气。

　　而现在再没有哪位诸侯老大再爱打着周天之的旗号行事，周天子不值钱到甚至没有人“挟天子以令诸侯”，只能在仅存的一亩三分地上打法着来日无多的时光，即便这样也还不得安宁，时不时地会有诸侯惦记着他那这一小块土地。
　　春秋时期流行的是霸主主持下的集体安全，在周礼残存的那点精神照耀之下，诸侯国也能获得些许的安全感，侵略它国，篡国夺权时也会有所顾忌。战争只是在争夺霸主时才大量出现。
　　到了新时代，国际间的外交运作失去了国际法依据。国际关系成了赤裸裸的地缘政治和实力说话。具体表现在兼并的加剧和结盟的时效性，军政人才变得炙手可热、人无定主、地无常邦，仗越打越凶，国家越来越少，动员能力越来越大。一切都在告诉人们战国时代到了。
　　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像战国这样数国争雄的时期。在一个文化共同体中，二百年间阶级矛盾退居其次，所见到的是国家与国家间的精彩对话。人才市场空前发达，用人机制不拘一格，政治学术繁荣昌盛，暴君昏君概率历史最低，揭开了政治上“人性化，太人性化”的温情面纱，大地上跑出了一个个善恶彼岸的“超人”，他们激情四射、血脉喷张、张狂不羁，成为民族性格中最珍贵的一部分。

　　从这种意义上讲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精彩的特例，往后的历史虽然是同样的刀与火，但上演的角色兵与匪、民与贼，造成的结果是一夫独大或揭竿而起，而且这样的戏剧一再上演，层层叠叠堆积起来压在我们的精神上，以至于我们今天的每一项改革都能看到死去的鬼魂跳出来隐隐作祟。
　　达尔文的进化论套用在这里将非常合适。
　　让我做个对比，
　　周朝大量分封诸侯——过渡繁殖；
　　各国为争夺生存权和统治权而进行战争——生存斗争。
　　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的出现——遗传和变异

　　秦国统一中国——适者生存
　　注：作为遗传和变异诱因的标志性事件是烽火台上褒姒的一笑和新兴势力的出现。
　　3、天真的智伯
　　初，智宣子将以瑶为后。智果曰：“不如宵也。瑶之贤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鬓长大则贤，射御足力则贤，伎艺毕给则贤，巧文辩慧则贤，强毅果敢则贤，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谁能待之？若果立瑶也，智宗必灭。”弗听，智果别族于太史为辅氏。赵简子之子，长曰伯鲁，幼曰无恤。将置后，不知所立。乃书训戒之辞于二简，以授二子曰：“谨识之。”三年而问之，伯鲁不能举其辞，求其简，已失之矣。问无恤，诵其辞甚习，求其简，出诸袖中而奏之。于是简子以无恤为贤，立以为后。简子使尹鐸为晋阳。请曰：“以为茧丝乎？抑为保障乎？”简子曰：“保障哉！”尹鐸损其户数。简子谓无恤曰：“晋国有难，而无以尹鐸为少，无以晋阳为远，必以为归。”及智宣子卒，智襄子为政，与韩康子、魏桓子宴于蓝台。智伯戏康子而侮段规，智国闻之，谏曰：“主不备，难必至矣！”智伯曰：“难将由我。我不为难，谁敢兴之？”对曰：“不然。《夏书》有之曰：‘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夫君子能勤小物，故无大患。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弗备，曰不敢兴难，无乃不可乎！蜹、蚁、蜂、虿，皆能害人，况君相乎！”弗听。

　　智伯请地于韩康子，康子欲弗与。段规曰：“智伯好利而愎，不与，将伐我；不如与之。彼狃于得地，必请于他人；他人不与，必向之以兵。然则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变矣。”康子曰：“善。”使使者致万家之邑于智伯，智伯悦。又求地于魏桓子，桓子欲弗与。任章曰：“何故弗与？”桓子曰：“无故索地，故弗与。”任章曰：“无故索地，诸大夫必惧；吾与之地，智伯必骄。彼骄而轻敌，此惧而相亲。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长矣。《周书》曰：‘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主不如与之以骄智伯，然后可以择交而图智氏矣。奈何独以吾为智氏质乎！”桓子曰：“善。”复与之万家之邑一。智伯又求蔡、皋狼之地于赵襄子，襄子弗与。智伯怒，帅韩、魏之甲以攻赵氏。襄子将出，曰：“吾何走乎？”从者曰：“长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罢力以完之，又毙死以守之，其谁与我！”从者曰：“邯郸之仓库实。”襄子曰：“浚民之膏泽以实之，又因而杀之，其谁与我！其晋阳乎，先主之所属也，尹鐸之所宽也，民必和矣。”乃走晋阳。

　　三家以国人围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灶产蛙，民无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韩康子骖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也。絺疵谓智伯曰：“韩、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絺疵曰：“以人事知之。夫从韩、魏之兵以攻赵，赵亡，难必及韩、魏矣。今约胜赵而三分其地，城不没者三版，人马相食，城降有日，而二子无喜志，有忧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絺疵之言告二子，二子曰：“此夫谗臣欲为赵氏游说，使主疑于二家而懈于攻赵氏也。不然，夫二家岂不利朝夕分赵氏之田，而欲为危难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对曰：“臣见其视臣端而趋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悛。絺疵请使于齐。

　　赵襄子使张孟谈潜出见二子，曰：“臣闻脣亡则齿寒。今智伯帅韩、魏而攻赵，赵亡则韩、魏为之次矣。”二子曰：“我心知其然也，恐事末遂而谋泄，则祸立至矣”。张孟谈曰：“谋出二主之口，入臣之耳，何伤也？”二子乃阴与张孟谈约，为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杀守堤之吏，而决水灌智伯军。智伯军救水而乱，韩、魏翼而击之，襄子将卒犯其前，大败智伯之众。遂杀智伯，尽灭智氏之族。唯辅果在。

　　――――――――――――――――――《资治通鉴》第一卷
　　原先在晋国的小天地里有四股势力并存，分别是韩、魏、赵、智。其中智家势力最大且咄咄逼人，其余三家势力略小且彼此差不多。从力量对比来看，这并不是一个稳定状态，因此终究要往稳定的方向发展，最后的结果要么是智家兼并三家，要么是三家平分智家。
　　斗争的长期性使选拔继承人的事业显得格外重要。智宣子的儿子智瑶在父里以及绝大多数人的眼里无疑是最佳候选人。他长得帅、射术佳、有表演才能、言辞敏捷、强毅果敢，活脱一个大众明星。但是这表面的一切都瞒不过大臣智国的眼睛，他一眼就看出智瑶的弱点,曰不仁，在智果看来不仁是个要命的弱点，是个一丑遮百俊的弱点，接班人要的是雄才大略的政治家而不是大众明星，不仁的人是万万不能当选的。就像我们今天的官员，无论你有多大才干，只要“贪”，就应该被请下去。

　　其实智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仁的政治家成功的也有，比如秦始皇，朱元璋，智伯与他们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智瑶的最大缺点还在于他政治上的天真，这个特点马上就会在随后的事态发展中得到充分的展现。
　　再看赵简子，为了能给赵氏的未来选个以优秀的接班人，立嫡长子的传统被弃之不用，而是以德才兼备为标准考核接班人。于是小小的一卷训戒之辞便决定了两个孩子的前途。结果二儿子赵无恤因能够保存原物并能背诵当选为接班人。
　　从方法上讲虽然仍有做表面文章的空子可专，但在族权世系的背景下这种方法最起码比硬性地指定以嫡长子为接班人要强很多，训戒之辞是否真正地教育了赵无恤我们姑且不论，但赵无恤能看出训戒之辞大有来头至少也证明了其政治嗅觉要比哥哥强。司马光这么写也是要为以后的对决埋下伏笔。
　　大敌在侧赵简子表现出了狐狸的精明，为赵家的将来留下一条后路，使尹鐸守晋阳是也。赵简子是个高瞻远瞩，政治嗅觉灵敏的政治家，当时四家的统治核心主要在现在的山西南部，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地区，各家的老巢彼此离得很近，一旦发生战争，将没有战略缓冲区，消灭对手和被对手消灭都是一瞬间的事情，晋阳城的修建使赵氏有了一块大后方可做战略转移。

　　不过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既然轻徭薄役便可换来晋阳老百姓的忠诚，为什么不在赵国处处轻徭薄役，使赵国处处成为君主的保障，看来赵家老爷们还是舍不得放弃对“茧丝”的追求。
　　继位的智伯不知道先稳定三家关系再图霸业，反倒依仗自家势力的强大在酒席上侮辱了韩康子君臣。更要命的是，事后不久就强迫韩康子和魏桓子与之结盟共同功打赵襄子（赵无恤），而且三人还一起巡视军队。一旦事情有变，智伯不倒霉才怪，智伯的军事情况被韩康子与魏桓子了如指掌，甚至连他上厕所用几张手纸都知道，把这样的对手放在身边而没有察觉，这只是智宣子政治上天真的开始，但远没结束。

　　在共同对付智伯的问题上，魏桓子、韩康子、赵襄子已经有了一定利益和感情基础，但在具体实施的时候魏桓子、韩康子却又玩了一把危险的博弈游戏。按照博弈原理中的最小最大原理，魏桓子、韩康子都想以最小的付出换回最大的收获，前提条件当然是别人顶在前面，于是自己就可以在后面捡渔翁之利。按照中国的传统解释是，“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

　　当智宣子前来讨要土地，韩康子不想打头阵，于是拱手奉上，轮到魏桓子，他一看韩康子老实上交了，也不说什么，老实把土地送上，然而两人一起把目光对准了一旁的赵襄子，心说：“看你的了”。
　　轮到了赵襄子。要说赵简子的一番心血没有白白辜负，赵襄子的书没有白读。赵襄子一看，啥？跟我要土地，那还了得，土地是君主统治天下的根本，祖宗传下来的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予人，于是向智宣子说不。智宣子便领着两个半心半意的盟友前来会战。赵襄子绝对有种！赵简子九泉之下可以安息了。
　　中国历史上这样的故事实在是少，更多的故事结尾是：赵襄子一看魏桓子、韩康子都老老实实地把土地交上去了，而且假如自己不交土地他俩还有帮智伯打架的样子，于是也做了不吃眼前亏的好汉，老老实实地将土地上交上去。紧接着智伯又第二论开始讨要土地，然后第三轮……第四轮……，最后三家实在忍无可忍决定拼死一搏时，发现土地已经剩得太少了，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作为，只好俯首成臣。

　　以上演示的便是奴隶的心理。博弈学是物质世界精明算计的学问，如果用在社会领域，难免让绝大多人固守于做少数人的奴隶，因此社会要发展还是离不开“堂吉诃德”式的敢为天下先。在此让我们为人类历史上的堂吉诃德们鞠一躬。
　　　刚说完赵襄子的有种，智伯的天真又来了。智伯挖开晋水将晋阳团团围住，看到威力无边的大水，智伯感慨道：“大水原来也能灭亡别人的国家”，全然不顾赵襄子，魏桓子就在身后。说得两个人机灵打了个冷战，还用小动作互通心曲，原来是汾水可以灌魏桓子的老巢安邑，绛水可以灌赵襄子的老巢平阳。以智伯风流少爷的神经估计很难注意到两人的小动作，如果絺疵在，一定逃不过他的眼睛。难道智伯竟天真到把赵襄子，魏桓子当成自己人了？

　　智伯由于天真而胡乱说话。皇帝教科书《贞观政要》告诉我们做人主的要“慎言”。榜样李世民就做得很好，为了宣扬功绩，大臣们提议在大型歌舞《秦王破阵舞》里加上一段秦王在手下败将王世充和窦建德前面耀武扬威的场景，秦王坚决不答应，原因是王世充和窦建德是秦王帐下许多大臣的旧主人，为了照顾臣下的心理感受，贵为帝王的李世民主动放过了一次炫耀的机会。而智伯在战局不明的时候就开始率性而言。

　　除了政治上的天真，智伯还继承了其父智宣子昏暗固执的光荣传统。眼看就要胜利，赵襄子、魏桓子却面有忧色。智伯身边的心理分析大师絺疵看出两人有叛变的心思，可智伯就是不信，不但不信，还把絺疵的话告诉了赵襄子、魏桓子。到这里就不用怀疑了，智伯已经拿赵襄子，魏桓子当亲兄弟。
　　这简直天真到家了，不能再天真了，再天真就要出人命了。于是智伯死，到死他才明白，原来杀死自己的竟然是曾经当亲兄弟对待的赵襄子和魏桓子。天真的孩子会招人喜欢，天真的女人最多不过失身，政治斗争中的人物如果天真便只能亡命，谭嗣同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冤枉啊，智伯!不过请到另一个世界喊去吧。
　　智宣子在选接班人的问题上气走了智国，智伯在攻赵的问题上气走了絺疵。这两位都是见解独到，眼光敏锐，并懂得明哲保身的贤才，可惜我们的帅哥智伯却总是固守着不合时宜的天真，他们要走，只能由他们去吧。
　　4、生命的意义
　　赵襄子漆智伯之头，以为饮器。智伯之臣豫让欲为之报仇，乃诈为刑人，挟匕首，入襄子宫中涂厕。襄子如厕心动，索之，获豫让。左右欲杀之，襄子曰：“智伯死无后，而此人欲为报仇，真义士也！吾谨避之耳。”乃舍之。豫让又漆身为癞，吞炭为哑，行乞于市，其妻不识也。行见其友，其友识之，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赵孟，必得近幸。子乃为所欲为，顾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求以报仇，不亦难乎？”豫让曰：“不可！既已委质为臣，而又求杀之，是二心也。凡吾所为者，极难耳。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者也。”襄子出，豫让伏于桥下。襄子至桥，马惊，索之，得豫让，遂杀之。

　　―――――――――――――――《资治通鉴》第一卷
　　赵襄子作为消灭智伯的主力独家获得了对智伯头颅的处置权。一向表现隐忍的赵襄子终于有机会向世人展现他张狂的一面，于是智伯的头颅被做成酒器，据说帅哥的头颅含有大量必需的微量元素，以之泡酒有舒筋活络、强身健体之功效，赵襄子经常用它在公众场合饮酒，不想却激怒了一人。
　　此人便是智伯的家臣豫让。豫让要杀赵襄子为智伯报仇。
　　人的一生总是应该有所追求的。懒汉贪图安逸，吝啬鬼嗜好财富，虚荣客追求名声，仕者渴慕权力，情种贪恋红尘，当达到目的之后他们就算成功，生命也有了意义，尽管人们对人生价值的理解各不相同，但只要对得起良心，人人都会认为自己是对的。
　　虽然智伯的破灭咎由自取，但是在豫让面前智伯却是个地地道道的好领导。他拯救豫让，赏识豫让、栽培豫让、赐予他财物、官职、地位，为他提供建功立业的机会。一个家臣能有这样的待遇还能有什么不满足。豫让不是什么政治家，无必考虑什么对历史，对人民负责，他只是在历史上很渺小的一个家臣，只需对他的主人负责即可，而今对他恩重如山的主人被敌人杀死，一个家臣应该何去何从？

　　摆在豫让面前的是一个严肃的生命议题。
　　是投奔到敌人手下继续做成功人士还是为主报仇以尽为臣之道，豫让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这个信念一旦形成就占据了豫让的整个生命，活着就是为了报仇，报仇就是为了彰显为臣之道，再也没有什么能阻止豫让报答主人的决心。
　　一次不成，那就再来一次；好端端的不行，那就将身体作践；在厕所里不行，那就在桥边。无奈赵襄子总是福大命大，如有神助，无论豫让采取何种方法就是无法成功，而且赵襄子的活命之恩和慷慨大度也让他非常内疚，渐渐的报仇的火焰在豫让心中渐渐熄灭，只留下为主尽忠、彰显为臣之道的一条路可走。
　　做主人的最喜欢这样的臣子，尽管他是敌人的臣子。豫让的精神足以照亮所有臣子的心。赵襄子非常敬佩豫让，没有拿他当阶级敌人简单地处死，而是以自己地生命做赌注将他释放，当再次相遇的时候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希望能把他拉入自己麾下。
　　在两次刺杀行动中，赵襄子和豫让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赵襄子成功的向世人展示了他的重义之心和对人才的尊重，豫让也完满地诠释了什么是为臣之道。但两人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赵襄子经历了两次被豫让杀死的危险，而豫让则必须在刺杀不成功之后结束自己的生命，这几乎是个没有选择的结局。摆在豫让面前的是个死逻辑，智伯待他不薄，他必须为之献身；赵襄子对他有活命之恩，他无脸再行刺杀，所以只能豫让死。

　　豫让自杀了。虽然没有杀死赵襄子，但他的使命已经实现，生命的意义对他来说是完整的。死后，他的事迹在燕赵慷慨悲歌之士的口中久久传唱。即便在利益至上的今天，仍然让人心有悸动。
　　缅怀豫让！
　　5．魏文侯的崛起
　　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为师，每过段干木之庐必式。四方贤士多归之。文侯与群臣饮酒，乐，而天雨，命驾将适野。左右曰：“今日饮酒乐，天又雨，君将安之？”文侯曰：“吾与虞人期猎，虽乐，岂可无一会期哉！”乃往，身自罢之。韩借师于魏以伐赵。文侯曰：“寡人与赵，兄弟也，不敢闻命。”赵借师于魏以伐韩，文侯应之亦然。二国皆怒而去。已而知文侯以讲于己也，皆朝于魏。魏由是始大于三晋，诸侯莫能与之争。

　　----------------<资治通鉴>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