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1）

　　上海篇
　　第一章
　　东渡日本
　　母亲让我走上证券生涯
　　医生的诊断非常明确，母亲是癌症晚期，余下的日子没几个月，这个瘦弱的身躯再也无法为我和我的兄弟姐妹遮风挡雨了。在母亲希冀的目光中，我最终没有放弃东渡日本的机会——只有学到更多的本领，得到更多的力量，我才能让母亲安心地放下她承载了多年的重担。

　　身后的目光
　　1987年秋天，我背着简单的行囊离开了家，前往日本进行为期一年的研修。能够通过重重选拔和考试获得赴日研修的机会，这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但是我离开家的时候，心情却十分沉重，因为此时，我的母亲已经确诊为癌症晚期。
　　在那个没有网络、电话也不普及的年代，出国后唯一能和家中保持联系的方式只有往来缓慢的书信，而研修期间也不能随意地中断学业归国。所以我非常清楚，一旦我决定赴日研修，那么我和母亲就将从此天人永隔。因此，在得到医生的正式通知之后，我决心放弃这次研修机会，陪伴母亲度过她最后的时光。
　　就在这个时候，我的母亲却作出了一个改变我命运的决定，她坚决不让我放弃这个机会，命令我去日本完成研修学业。她让家人、同事轮番劝我，列举了诸如：医疗方面有医院和医生，照顾的人有亲戚朋友，日本离上海不远、有事随时可以回来等等理由。这些勉强寻找出来的理由，在我对母亲的深厚感情面前是那么苍白无力，无法撼动我留下来陪伴母亲的决心。

　　但是，有一个理由我无法反驳——在母亲心中，我是这个家庭的希望，在她即将离去的时候，我有责任接下她身上的重担。
　　第一章东渡日本
　　在街坊邻里眼中，我母亲是个瘦弱而贤惠的女人，但是在我们兄弟姐妹心中，母亲却是这个家庭的脊梁。1966年的一天，我父亲单位的一群造反派青年工人来我家抄家，父亲事先得到消息没回家，于是我母亲被拉到台上去替我父亲挨批斗。躁动的人群中，母亲本来就单薄的身躯更加瘦小，她那么驯服，让低头就低头，让做什么就做什么。即使这样，还有人不满意，让母亲用脖子夹着一张纸，连续几个小时保持这样的姿势。家被抄了以后，父亲没有了工资，只能靠母亲四处打零工让我们这个家庭挺过最艰难的日子。

　　说来奇怪，每次我想起母亲的时候，眼前总是浮现出她拼命低头用脖子夹住那张纸的样子。也许，这种让人感到屈辱的姿势却恰好诠释了母亲的伟大——忍辱负重，竭力保护自己的子女和家庭。
　　医生的诊断非常明确，母亲是癌症晚期，余下的日子没几个月，这个瘦弱的身躯再也无法为我和我的兄弟姐妹遮风挡雨了。在母亲希冀的目光中，我最终没有放弃东渡日本的机会——只有学到更多的本领，得到更多的力量，我才能让母亲安心地放下她承载了多年的重担。
　　我离开家的那一天，家里的气氛很平和。尽管我心中已经明白，此去很可能就是和母亲的永别，但是心中还是存有侥幸万一的想法，不愿意做出生离死别的样子。当时，母亲已经卧病在床不能起身，而我收拾行李时，回想起我去北大荒双河屯插队前和母亲的告别，难抑心中的悲痛。
　　我报名去北大荒，事先没有征求家里人的意见，因此当学校敲锣打鼓送来“喜报”时，家人都惊呆了。很快，我的城市户口注销了，似军装非军装的服装也领回来了，那段时间家里失去了欢笑，母亲流着眼泪为我准备行装，并悄悄往我的行李里装香肠和火腿。出发的那天，我和父亲跟母亲约定：到时候谁都不能哭！但我还是看到母亲满脸的泪水，我赶紧回转身，怕他们看到我已夺眶而出的眼泪。


第一章（2）

　　下乡时期，右一是我
　　我无法忘却母亲为我送行的那一幕，当载着我们的客轮驶至江心，码头上送别的人群已辨认不清，泪眼蒙眬中，我看见一个瘦小的身影不断地挥舞着一根扁担，我知道，那是我的母亲。
　　这一次告别，躺在床上的母亲再也不能往我的行囊里偷偷塞火腿和香肠了，再也无法拼命挥舞那根扁担为我送别了……
　　走下楼梯的我，不敢回头，只能一步一步走向等候我的汽车。
　　到日本之后，每次我写信回家询问母亲的病情，总是能得到一些让我感到宽慰的消息，虽然心存怀疑，但是感情强迫我接受这些“好消息”。直到两个月后的一天，我从噩梦中惊醒，悲痛不已，哽咽声把隔壁的同学都惊醒了。此后，我依然不断接到母亲好转的消息。一年的研修结束后，我回到家，才知道母亲就在我噩梦惊醒的那几天，因伤口突然大出血而去世了。是我的同事和朋友帮助我的家人料理了母亲的后事，他们约好对我隐瞒实情，因为他们知道，我如果中途返回，就意味着放弃了研修。

　　家人告诉我，我出发去日本的那一天，在我下楼后，已经久病不起的母亲硬是让人把她从床上扶起来，站在窗前，静静地凝望着我一步一步地远去，直至我的身影消失，也不愿离开窗前。
　　是母亲的决断，让我走上了证券业这条充满荆棘与光荣的道路。而此后20多年的证券业生涯，无论何种困难和艰辛，甚至是牢狱之灾，都无法让我退缩，因为无论何时，我的身后总有一双充满慈爱、希冀和鼓励的目光。
　　赴日研修生选拔
　　在我被推荐到北京去参加出国研修生的考试之前，甚至那之后，我都不知道要去日本研修什么。只是我的条件刚好满足被推荐的要求，而我的经历和习惯，让我无法放弃任何一次可能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这次出国研修属于中日两国青年的交流项目。在1979年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中日两国的关系处于较好阶段，两国领导人互访时提出了“中日青年友好21世纪”的目标，两国之间从此开始开展青年交流项目。主要由中国青年联合会选派中国青年，送到日本作为研修生，学习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备的知识和技术。因为机会难得，又是国家组织的项目，因此选拔的过程非常严格。先要经过层层筛选，接着要通过相关科目的考试，再进行一段时间的集训之后，才能最终前往日本。

　　当时，对参加这次考试的人员的要求是：年龄35岁以下，科级干部，大学学历，懂日语，当然最根本的要求是政治可靠。
　　我出生于1952年11月，满足35岁以下的年龄限制。
　　而我于1979年进入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杨浦区办事处工作。1984年，工商银行成立，我又转到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宝山区办事处工作。我当时的职务是党委成员、计划信贷科科长兼信托分公司和信息分公司经理，主要负责整个宝山区的工商信贷，包括现在大名鼎鼎的宝山钢铁总厂的信贷工作。因此，科级干部的要求，我也符合。
　　在1978年年底我从北大荒回到上海之后，通过在银行专科学校的学习取得了大学学历，也达到了选拔标准。
　　我唯一不怎么有信心的，是我的日语水平。其实，这次赴北京的考试主要就是考察日语水平。我很清楚，我的日语水平应付一般的考试问题不大，但要到北京跟来自全国各省市的高手们竞争，总感到有些底气不足。因为我的日语主要是靠自学，我从北大荒回到上海，没什么正事，正赶上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日语广播课程开课，我就每天一早一晚跟着广播学，学完了日语广播讲座教材一至四册。后来，我又参加了一个夜大日语培训班，学了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日语教材一至四册以及日语会话等教材。


第一章（3）

　　尽管有些心虚，但是当领导询问我的意愿时，我没有任何犹豫就答应去北京应考。当时我工作的工商银行宝山区办事处是个存差行，日常资金沉淀量较大，有钱腰板硬，日子过得是比较舒服的。而我们为了提高行里的资金收益率，出入上海资金市场，开展银行间资金拆借，并通过信托公司在江、浙等省开展补偿贸易、设备租赁、委托贷款等业务，工作也是干得红红火火、顺风顺水。因此，银行里也有人担心考得不好，反而影响今后的前程，于是放弃了推荐机会。而我能这样干净利落地作出决定，可能和我的性格和经历有关。

　　我是最后一批返城的知青，直到1979年3月才把户口关系转回上海。生活现实让我只能努力为每一个能改变自己命运的细小机会去拼搏。像这样充满风险但能改变自己命运的考试，我其实已经经历过一次了。从北大荒返城后，上海市政府给返城知青提供一次安置机会，但是每个人只有一次机会选择一个职位。当时只有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招干，而招干必须经过非常严格的考试，相比之下，招工就非常简单了。尽管办事处一些干部好心劝我，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索取了招干申请表。此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几乎把能够找到的复习资料全部温习了一遍，语文、数学、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学等。在得知还要考会计之后，我又到图书馆借了会计书，把几乎从未接触过的会计分录、会计科目恶补了好几天……我现在依然能记得，在很多考生感觉考得不好、纷纷放弃后续课程考试的情况下，我是怎样硬着头皮考完了全部课程。

　　北京的选拔考试对我来说，只不过是另外一次招干考试而已。所以，在接到上海团市委发出的赴京考试的正式通知后，我利用几天时间，把学过的日语教材全部重新翻了一遍，然后提着一包书，坐上火车就去了北京。
　　赴京赶考
　　到了北京，我和其他考生就住在北京前门大街10号的共青团中央机关招待所。这是用一个地下防空设施改造的招待所，进门就要低着脑袋往下走，每个房间住七八个人。由于地下室空气很潮，所以每个房间都放了一台抽湿机，一天24小时运转，每隔一段时间，蓄水的盆子就满了，需要自己去倒掉……不过，再艰苦的条件也不能影响我们这些年轻人的热情，很快，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名考生就打成了一片，简陋的招待所变得异常热闹。

　　第二天，全体考生被集中到团中央机关会议室。时任国际联络部部长的邓亚军第一次与我们见面并介绍情况，其讲话的核心内容是外派研修生工作的重要意义，告诉我们，这是加强中日青年交流的一项重要外事活动，活动的目的就是实现两国领导人提出的“中日友好21世纪”的目标。富有口才和国际交往工作经验的邓亚军还强调说，选拔出国研修生是一项政治性、业务性很强的工作，共青团中央领导对这项选拔工作要求很高，被送出去的是最优秀的青年，他们在国外是民间友好使者，回国后将成为现代化建设急需的人才。

　　邓亚军还介绍了那一轮选拔研修生的工作情况。为选拔那一年赴日的研修生，团中央在全国各地设了多个考场，北京考场是其中之一。总体要求是优中选优，最后入选的名额不足百人，将被分为半年期和一年期几个班。虽然邓亚军也鼓励了大家，但是这么低的录取比例，已经让很多人的心开始冷了下来。

第一章（4）

　　第一天的日语笔试，对我来说难度不大。第二天的口试，我被分在第一组。一般来说，考试时大家都不愿排在第一个，都希望前面有人探探路，可我自告奋勇要求排在第一个，因为我清楚，这么多人参加口试，老师提的问题只会越来越难。我进去后，考官提的问题果然不难，都是一些诸如姓名、年龄、在哪里工作、哪天从上海过来之类的问题，就像日常聊天。我回答得也比较流畅。我一边回答，一边看见两个考官同时在我的姓名下画勾，我估计是答题正确的符号。一路下来都很顺利，等我从考场出来，一批学员就忽地把我围起来，唧唧喳喳的，探听口试情况。看到他们焦虑不安的神情，我感到一阵轻松和得意。我考完了，我完全放松了。

　　回到上海，家人和同事都向我打听考试情况，我觉得录取的把握不大，后来工作一忙，也渐渐忘了考试的事。两个月后，我意外地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告知我经过选拔和考试，成为了中华青年联合会派往日本的第五届研修生，将赴日学习一年。
　　“洋插队”的生活
　　研修期间对人的最大考验是要耐得住寂寞。在返城之前，我曾经在东北插过队，我就把土插队和洋插队的生活作了比较，结论都是艰苦的，但艰苦的性质不同，前者是物质生活贫乏，后者是精神生活贫乏。
　　到东京“下乡”
　　此次研修的形式主要是到日本的对口企业去学习。在日本的研修费用由日方提供，每人每月8万日元左右，国内的工资待遇照旧。我当时在银行每月104元，在同龄人中已经属于高薪阶层了，而8万日元当时约折合人民币4 000多元，我们不了解国外的生活水准，一度有点“发洋财”的兴奋。

　　但是，团中央负责培训的老师告诉我们，日本是一个消费水平很高的国家，如果我们想带回“四大件”和“四小件”，这点钱还得省着花。所谓四大件和四小件指的是电视机、冰箱、音响、摩托车等大件产品和手表、小型录放机等小件产品。国内当时还不能大量生产这些商品，进口的商品加上关税后，价格奇贵，不是一般工薪阶层能承受得起的。而当时国家规定，凡在国外生活半年以上的归国者，可以免税带回四大件和四小件外国商品。老师还提醒我们，在日本，去理发店理发一次需3 000日元以上，相当于我们国内一个多月的工资，希望我们带些理发工具去，同学之间互相帮助一下，为此，在出国的前一天，大家又忙着为自己增加装备。后来又听说，日本很多场合必须着正装，当天晚上很多同学又开始互相讨教领带的系法。

　　我们那批研修生分为两个班级。我们班由日本当时执政的自由民主党下属青年组织——东京青年会议所负责接纳；另一个班级由日本最大的在野党——社会民主党的青年会议所接纳。到了东京，接纳我们这批研修生的日本两大政党暂时摒弃前嫌，在东京一家五星级宾馆为我们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宴会。
　　会议的议程先是主人致辞，接着是政要讲话，然后是邓亚军以中华青年联合会国际部部长的身份讲话，最后是研修生代表致答谢词。我们班的班长是上海团市委青工部的部长杨启祥，他自知日语不行，于是让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外事办的副主任苏阳登台致辞，苏阳是日语专业出身，不料日本人还是听不懂，只能临时请了翻译。会议中，中日双方都提出，要求全体研修生尽快过语言关。


第一章（5）

　　坦白说，对于会场上的这些致辞、讲话，我只能听懂点意思，因此当时暗下决心，要用最快的速度解决语言障碍，毕竟日方不可能为每个研修生都配上翻译。
　　生活很好，学习很累
　　在欢迎宴会后，每个研修生都被指定了对口企业，我和来自内蒙古东胜市工商银行的张世林，被指派到蓝泽证券株式会社去学习证券业。
　　蓝泽证券是个家族制企业，由当时的社长蓝泽基尔先生的祖父创立，到1987年已有70年的历史。公司本部设在东京都日本桥兜町街，靠近东京证券交易所，如果从东京成田机场到市中心，沿着高架路走，就能看见蓝泽证券公司的大楼。蓝泽证券在日本属于中等规模的综合类证券公司，在日本全国设有近30个分支机构，拥有3 000多名员工。1986年，蓝泽证券的利润在日本行业排名中排在第14位，可以说行业地位不低。蓝泽基尔社长当年50岁不到，个子不高，常年西装革履，非常绅士。他是东京青年会议所的成员，这也是我们去该公司研修的原因。

　　在我和张世林去之前，蓝泽证券已经对我们的生活作了精心安排。我们住在公司位于目黑区都立大学附近的寮里。在日语中，寮就是宿舍。那是一幢二层日式木结构小楼，我和张世林住在楼下，每人一间卧室，卧室旁边有卫生间、运动室、管理人房间、食堂和浴室。在我们的楼上，住着公司的四五个单身青年职员。
　　公司为了照顾我们的生活，还专门请了一对来自日本四国岛的老夫妇，为我们做早饭和晚饭（休息日除外）并打扫屋子。尽管是日本餐，却也丰盛可口，其他同学对我和张世林都很羡慕。
　　尽管有这些贴心的照顾，但是研修生活的紧张和艰难程度还是让我们终生难忘。
　　我们每天6点起床，7点准时出门。途中换乘东横线、日比谷线和银座线轻轨和地铁。8点多到公司本部综合部报到，8点半准时在公司培训室听课，12点在公司吃完便当后就开始下午的课程。到晚上6点专业课结束后，我们还要接着补习日语。公司为我们请了东京外国语大学一个学中文的大四学生，帮助我们过日语关，每天两个小时课程。日语补习结束后，我们还要回到公司综合部，这时公司往往还有很多人在加班，我们也不好意思直接回宿舍。日本证券公司的员工都是工作狂，一般###点之前不会离开公司，而且与邻近公司比着干。因此，等我们回到宿舍，一般已是晚上10点左右。在吃饭、洗澡后，我们还要写当天的研修报告。日本方面规定，我们每天必须要填写“研修生每日行动报告”，用日语写满一张纸，第二天交给老师。研修报告写完后，我们还要给家人写信、复习当天学过的专业知识和日语，每天都是深夜12点之后才能休息。

　　有一个周末，负责照顾我们的老夫妇休息，我和小张必须自己做饭。浑身疲惫的我们连做饭的力气都没有，只泡了碗方便面对付了一下。结果，第二天，公司综合部长谷川先生把我们叫了去，严肃指出我们不该吃方便面，因为那是最没营养成分的食品，无法提供足够支撑研修的营养！
　　用一句话概括，我在日本研修的感觉就是：生活很好，学习很累。这种长时间紧张的生活节奏和学习压力，在当年我国的国内机关是难以想象的。当时，我经常感觉自己累得爬都爬不起来，如果在国内，完全可以递上一张假条休息一天，可在日本，我们不敢放松自己。

第一章（6）

　　漆岛课长和几位“老乡”
　　除了上述的紧张生活，研修期间对人的最大考验是要耐得住寂寞。我曾经在北大荒插过队，我就把土插队和洋插队的生活作了比较，结论都是艰苦的，但艰苦的性质不同——前者是物质生活贫乏，后者是精神生活贫乏。当年在农村，物质生活异常贫乏，但一大帮同龄人相聚在一起，每天海阔天空地胡侃一阵，并不觉得日子难熬。可在日本最初的3个月，从国内去的每个人都感觉时间流逝得异常缓慢。

　　班里有位去大阪研修的同学，在大阪生活了才两个月就受不了了。他浑身不舒服，怀疑自己得了什么病，闹着要回国。日本方面把他送到医院做了全面检查，医生认为他没病，主要是对陌生的生活环境的无法适应引起了精神问题。于是，国内指示班里一定要做好工作，让他坚持研修，不要半途而废。但这位同学最终还是没能坚持下来，提前回国，这也是我们班里唯一放弃学业的同学。

　　很快，日本方面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特地安排了几次班级活动，看日本相扑，游富士山、箱根，让大家从紧张的研修生活中走出来，放松一下。而蓝泽证券公司有活动时也会带上我和小张。很快，我们在日本也结识了几个朋友。
　　我和小张的带班老师是综合部的漆岛课长。个子不高、满脸严肃的漆岛先生做事特别认真，他每天会用红笔在我们的研修报告上批注修改意见，并让我们改正。初期，研修报告还有内容可写，时间一长，每天就得挖空心思才能完成这份研修报告。这些研修报告由带班老师上交给东京青年会议所。
　　漆岛先生来蓝泽证券之前是政府公务员，充满日本人的优越感，我们与他的初期交往并不是很愉快。每看到什么，他就喜欢问我们这东西中国有没有。小张为人老实，常常直接回答说中国没有这东西。我有些生气，提醒小张，以后你应该说这些东西你们东胜市没有，而不能说中国没有。
　　时间一长，漆岛先生自然对我和小张有些态度不一，我和漆岛先生之间的关系火药味渐浓，最终我俩的冲突在一次测验中爆发。那次测验题是日本证券从业资格考试的内容，漆岛先生的目的是检验我们的学习情况，并不是什么重要考试。我和小张的答案差异不大，漆岛先生却有意在评分上给我们拉开了距离。联想到他一段时间对我的态度，我再也无法忍耐，把两张试卷甩给了他，质问他这样评判分数的理由。这种事在日本是极少见的，因为日本人对上司向来是逆来顺受。漆岛先生哪里见过这样叛逆的学生，自然暴跳如雷。可第二天，漆岛先生却意外地找我交心，向我致歉，说他对中国不了解。此后，漆岛先生对我们的态度都变得非常友善。

　　在日本结交的朋友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三和铁器的西川先生。西川先生比我们大几岁，有中国情结。“文革”期间，他就曾悄悄跑到中国来当红卫兵，到中国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并不懂中文，却会唱很多当年的革命歌曲。西川先生对中国人非常友好，我们这批研修生中，我和张世林更是得到他不少照顾。
　　在神奈川县厚木市研修时，我还遇到了少年时在我国东北生活过的小杉先生，因为我有在东北插队的经历，小杉先生与我一见如故。当时他刚抛售了4年
　　日本研修期间，左起：张世林、漆岛先生、我

第一章（7）

　　前买的“大都工业”股票，扣除手续费和交易税后赚了1亿日元，兴高采烈之下请我们好好地喝了几回。
　　收获梦想
　　既有热情，又有冷漠，偶尔还有怀有敌意的异国人士，我们似客、似学生，又似被布施的对象。虽然天天欢笑堆在脸上，但是对家人的思念，对祖国前程的苦思，却整天交织在心头……
　　把证券听成政权
　　20世纪80年代初，野村证券在上海办了两期证券学习班，我也参加了学习，但没有特别深刻的体会。事实上，那个年代，很少有人听说证券业务，而我们读书时有门主课叫政治经济学，课本上，股票和股票交易所仍被认为是腐朽的资本主义产物。当时“文革”已经结束，人们的思维日渐活跃，上课时师生之间常常会就教材中的经济理论进行激烈争论，股票和证券交易也是争论的问题之一。虽然争论较多，但大家始终没弄明白股票和股票市场对社会的积极意义到底是什么。

　　因此，当宣布每个研修生的研修课题时，我的研修课题引起了小小的骚动。
　　“阚治东和张世林，研修证券。”
　　“政权？怎么还研修政治问题？”我听到旁边有人小声嘀咕。
　　虽然我没有把证券误听为政权，但是我还是觉得一片茫然。但到日本之后，这种茫然很快就被强大的日本证券业及相关金融行业转化为一种震撼。
　　蓝泽证券位于东京中央区日本桥，尽管日本桥没有商业街那样喧嚣，可它是与纽约华尔街齐名的金融街。

　　在日本桥那一带，坐落着世界最大股票交易市场之一的东京证券交易所，还拥挤着日本70多家证券公司的总部。从日本最大的投资银行野村证券大楼，到名不见经传的小证券公司聚集的证券大楼，一眼望去皆是证券公司的招牌。
　　日本桥那一带，还是日本的证券情报中心。那里聚集了日本主要证券金融报纸、期刊的总社。通过一张张无偿或有偿的情报传递网络，投资者不仅可以随时了解日本股市、债券、兑换市场行情以及与这些市场相关联的经济信息，还随时可以了解世界各大证券市场的行情。
　　日本桥那一带，还有日本最大的证券情报资料库。里面存放着日本证券行业完整的历史资料，包括各时期的证券法规、证券交易统计资料、上市公司资料及各种报刊杂志档案。
　　日本桥那一带，还有无数与证券业相关联的公司。如结算登记公司、证券金融公司、证券抵当公司、证券投资信托公司等。这些公司依靠证券交易而存活，而证券交易又由于这些公司的存在而变得便利。
　　从蓝泽证券本部大楼走10多分钟，就可以到达东京证券交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