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中考之痛
　　1995年，那是一个令人狂躁的夏天。天公似乎感染了风寒，老发着高烧，而且久久不散。总是那么炙热的烈焰，让人顾不得天空中的那抹蔚蓝。路面被照耀得散发着食人的火焰，田里的稻子和地里的玉米以及红薯挣扎着最后的生存，在几近徒劳的抗争着这恼人的干旱。河流中干涸得差不多只剩下河床，小鱼小虾在水中焦躁不安，水鸟也在宣泄愤懑似的叫嚣着飞过那些焉不拉机芦苇丛，用力拍打着水面。没有一点风，更没有人知道那些杳无踪迹的雨会在什么时候突然出现。

　　因为没有雨，整个万源城也在经历着盛夏的考验。我坐在万源市第一中学中考的考场里面，坚持着最后一堂考试，认真的翻弄着我的试卷。清贫的县城中学里，即便这还是一所全县唯一的重点，那也不可能安装得起风扇，况且那么牛逼的玩意儿，在那个年代那个地方就根本很少见，除了那批“为人民服务的官”能享用得起，一般人能饱饱眼福都可以逢人就自夸三天。考生们自然是一个个从头到脚都在冒汗。汗水打湿了衬衫，我一把一把的抹着甩干，手指间的汗渍是那么的滑腻，简直有些握不住笔杆。一方面是因为天气实在太热，另一方面是有些紧张感，毕竟前途攸关。知鸟在窗外的杨树上拼命的叫着夏天，声声刺耳，听得我有些心烦意乱，它却好像一点也不知道疲倦，叫个没完。我奋力地作完试卷，还没有到交卷的时间，就检查了一遍又一遍。突然一只小鸟惊叫着飞到窗前，砰的一声撞到玻璃上面，掉落在窗台上，扑腾扑腾的折腾了几下，然后再也就没有动弹。一种不祥的预感顿时笼罩着在心头，不是什么好鸟！我幕的惊出一身冷汗，我的心猛的往下一沉，我暗骂了一句：靠！没戏，今年，玩完!

　　也许注定从那一天起，在漫长的前程上我就步履艰难，满怀踟蹰的在一条孤独的路上无人做伴，慢慢蹒跚。我烦闷难耐的熬到了最后一刻，怀着一种难以名状的心情交了那份试卷。极其郁闷的走出考场，找我堂哥刘毅一起吃饭。刘毅是我幺爹的大儿子，仅仅比我大四十二天。我们是天生的最佳搭档，从小就注定了的谁也离不开谁的伙伴。自从我有记忆以来，无论我的什么好事坏事都与他有关。当然，他童年的任何的喜怒哀乐也都和我有牵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的血液里流淌着他的血液，他的血液里有我血液的一半。由于从小就是彼此直呼乳名，我从来没有叫过他一声哥哥，直到今天。好像这也成了一种默契，如果哪天我要突发神经叫他哥哥的话，他自己也不会习惯。那时候我们俩在同一个学校，但我和他各自在一个班，它在草坝中学九五级三班，我是四班。他是他们班上最牛逼的人物，当然在学校里牛逼就是指成绩一直超前，而我是我们班里成绩最狠的那一员。因为是同一年级里的平行班形成竞争，他那个小气的班主任因此常常对我不满。当然，客观地说那时候我个性比较强，不像他那样比较柔软，而且行事总是很直接，不爱听老师使唤，老师不能对我随便差遣。我还总是据理力争，不给老师情面，所以这可能是他那个班主任对我不喜欢的根源。不过那时也根本对此不屑一顾，他爱怎么看怎么看，反正我不管。虽然我小有脾气，我的那个班主任对我却很是喜欢，毕竟他年纪大些更懂得包容学生，对我管得不严，常常多方照管，现在想来心里还甚是温暖。

　　我们那时候吃饭是在考试前统一给学校交钱，由学校领导在城里给我们统一订饭。理由很简单，学生都是乡巴佬，几乎98%都是第一次进城，从来没有见过大世面。当然我们俩也不例外。另外这样也方便学校管。所以就是十来个人一桌一起吃饭，基本上每顿都是好吃的三下五去二就被抢完，不好吃的留在那里，然后一哄而散。我和刘毅在这种场合一般不会吃亏，因为我们从小不缺乏这方面的训练。诸如在放牛的时候我们会敷衍了事地把牛拴在树上，然后去捉螃蟹来对生活进行改善。当然，捉来之后是生吃，在那个只有家里来了客人和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顿肉的穷乡僻壤里，见了肉大家瞳孔都在发散，更不要说这种山珍海味，自然谁也不愿意吃得很慢。因此，我们俩在这方面具有要素禀赋的优越条件。虽然在只有我们两个的情况下我们必然是竞争对手，但是在遇到十几个人一桌的情况下我们就是天然的一致对外的同盟伙伴。

　　中考怎么样是另外一回事，雷也打不动要吃饭。我们联手吃完饭后准备去公园，因为前几天每堂考下来都要复习下一堂考试的功课，不可能很悠闲。压力释放完了，大家难得闲散，再加上第二天就要回老家，我们又是第一次进城见世面，就更想到处走走看看。我们从我们的住地中央党校出来，一路上都感觉比较好奇和新鲜。因为对于我们来说：

　　从小看惯了树林和青山，哪里见过修个围墙围起来之后掏钱才能看；
　　从小看惯了人字形木房和黑瓦片，哪里见过钢筋混凝土水泥砖；
　　从小看惯了牛拉犁头人耕田，哪里见过一堆红色托儿车没事在城里到处转；
　　从小看惯了父母脸朝黄土背朝天，哪里见过林林总总的麻将馆；
　　从小看惯了道路两旁的庄稼地，哪里见过马路两边那么多小摊和小贩；
　　从小看惯了院子中央的彩龙船，哪里见过看戏还要花钱到剧院；
　　从小看惯了青衣布裤羊角辫，哪里见过口红耳环和脖子上面套个圈；
　　从小看惯了贞节牌坊淑德妇，哪里见过女人见个男人就上床和要钱；
　　……
　　我们俩边走边看，寻找看有没有物美价廉的东西可以买得起。城市的奢华和迷离让我们找不到南北，那些炫目的灯光和招牌在夜空里显得那么的璀璨，看得我们直傻眼。我们俩在萼山剧院门口伫立良久，谁也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剧目在上演，是什么剧目在上演，到底有没有人去看，如果有人看，那么看戏的人又会生的怎样的容颜，是不是他们长得就和我们这些乡巴佬差得很远？如果他们长得和我们没什么两样的话，那么他们为什么能够进去看而我们却只能在剧院门口远观却不可以像他们一样亵玩焉？我们俩都想进去看个究竟，可谁也不敢上去看。

　　在萼山剧院门口长久的徘徊之后，我们又开始瞎转。到了人民商场旁边，路边有一条长龙似的小摊，一个年轻的女摊主大约二十二三，吆喝声清脆嘹亮，老远都能听见：随便走来随便看，样样东西都划算，包你满意保质量，你若嫌贵不要钱。那个摊位的人很多，从小喜欢凑热闹的我们也凑到了摊位旁边。只见那个摊主拿起一块电子手表，轻轻用手指一按。那块表立即发出清脆的声音：噔，现在时刻，晚上七点二十三。我们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生以来没见过这么新奇的洋机器零件。要知道，在那个时候我们村里能有手表的人那简直是凤毛麟角，太阳就是一天的时间。日出东方该起床，日上三竿吃早餐，日头当顶作午饭，日沉月升是晚餐。我爸爸当时有一块老上海，据说是人家送给他的，他也是把它当作最珍贵的宝贝珍藏起来，可能也是我家当时最值钱的家当。我一直对那块表偷窥已久，用心良苦的想得到它来提高我在小伙伴中的身份地位，让他们羡慕我，我也可以借此神气活现一把。可我爸一直不松口，使我根本没有任何机会。再说那个年代父母是绝对的主宰，根本没有什么条件可以和他进行商量或者谈判。经过无数次徒劳的努力之后，我渐渐对那块表心死，不过那一直是我心中的一个解不开的结。我记得小时候每次临近考试，他总是说你这次考好了就奖励你一块钱，如果考差了门后面的那些棍子是摆在那里的在等你。父母是一直信奉“棍子下面出好人”的这一道理的，就像信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样。他们把此奉为绝对真理，我想他们是从大农业时候天天背诵的毛主席语录以及他们常在我面前提及的所谓的“老三篇”中一知半解的学习了马克思主义，虽然我到现在也不真正明白那个所谓的“老三篇”是指的什么东西。这样的软硬兼施我已经习惯了，结果是一半一半。但考好了不一定会给我一块钱，考差了一定会有一顿痛打。因为我和刘毅小学就一直是一个班，我们差不多是轮流坐庄。对我们来说标准很明白：考好了的就是第一，考差了就意味着第二。因此在他们的奖励和痛打之中我逐渐习惯，有许多次我预感到我要考第一我就和他们说，如果这次我考了第一你能不能把那块表奖励给我，当然说这句话是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的，至少你要有接受一顿痛打的心理准备。在这个问题上我爸向来都很清醒，虽然他一直嗜酒如命，许多时候喝的酩酊大醉。他说如果我考上大学就把那块表给我，这句话一出我就对那块表彻底死心了。因为在我我们那边就根本没有出过大学生，能读完高中的人就屈指可数，我知道的我们村里就只有两三个高中生。原因很简单，就是没有谁家里有那么多钱供孩子读书，一家人一年到头能吃饱穿暖就不错了。如果辛苦一年能给全家老小添置一套新衣服那就足以在村子里感到自豪甚至光宗耀祖了。而且让我现在都一直记忆深刻的是1986年我们家新修房子的时候，一次修四间木房，大概有100多平方米，那年我才6岁上小学一年级。那个给我们修房子的木匠劝我爸爸不要修那么多房子，要送孩子念书上大学。我爸爸调侃地说：我们解家梁这匹梁下面都是石头，上面的土角薄，而且泥色也不好，养不起大学生。所以我对那块老上海早就不得不死心了。

　　我们俩都对那洋玩意很感兴趣，看的眼睛发直。堂哥是我肚子里的蛔虫，自然也知道我在想那块老上海给我心灵的伤害。但是我们谁也不敢对那么牛逼的玩意抱有幻想，估计也只是饱饱眼福可以回家吹嘘一下，好歹我们是进城见过世面的人，也可以满足一下虚荣，让那些一辈子老死在那片黄土地上就从来没有进过城的父老乡亲羡慕羡慕我们。虽然我们估计我们那可怜的钱袋里那点儿在父母手心里捏出了汗以至于增加了重量但不可能增加数量的钱买不起那么前卫的表，我们还是决定仔细看看，以便回家之后能更吹嘘得活灵活现。由于那种表不但能够整点自动报时，还能够学公鸡啼鸣，自然吸引很多人过来看。小摊前挤满了人，大家都很好奇的把玩着。老板一边吆喝一边说：有钱没钱，买与不买，都可以随便看，没关系的。这句话让我们如释重负，自然不会放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赶紧一人拿了一块起来反复把玩，在手腕上比了又比，划了又划，把那个报时器按了又按，听了一遍又一遍的报时，把整个表摸了又摸，戴了又戴，爱不释手。

　　俗话说：人穷志短。用我们当地的土话说是：兜里没钱往上翻，光棍没钱自己焉。看了那么久，喜爱之情溢于言表，但我们谁也不敢问价格。小摊前一个满头黄发，穿着背心短裤，脚上一双拖鞋，看起来流里流气的二十来岁的小伙子突然问老板价格。老板说要40块，我们一听玩完。要知道40块可是100斤稻谷的价格，我们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深知这个过程中的每一步艰辛。从买谷种到做温床，以及连续七天七夜不停的给温床加柴保温，还要祈求温床和谷种没有任何意外，否则功亏于溃。七天七夜的温室之后才是小秧，再把小秧栽到经过多次反复耕和耙之后的费尽周折才弄平整的秧田里，那时一般是清明到谷雨之间，下田还很冷，冻得直打哆嗦。小秧栽后还要注意田里的温度和水的深浅，同时还要施肥，将近两个月之后才成为大秧。再把大秧移栽到各个田里，当然这些田也要经过精耕细作。然后再施肥，关水，除草，杀虫，直到农历的八月收割，还要祈祷碰上风调雨顺，收割的时候和打场的还要天公作美，否则就是白辛苦。100斤谷子碾成米怎么也能有50到60斤，混着红薯或者土豆什么的足够我们一家五六口人吃上半个月。

　　小伙子开始和老板砍价，一番唇枪舌战之后结果是28成交。我们在一旁听着，听出了老板在这其中还是有较高的利润。因为我们从小就不是有钱的主，所以买卖中的砍价本领还甚是高明，说俗了就是抠门吧。这个我们还比较拿手，在小伙子扬长而去之后，又经过我们和老板的一番斤斤计较之中，最后老板或许是熬不过我们，或许是对两个穿着和说话都土里土气的穷小子动了恻隐之心，最后是16块成交。这虽然对我们来说也比较奢侈，但想想可以拿回去炫耀挣足面子，也就狠狠心各自买下了一块。

　　看看时间还早，我们在城里乱穿了一气，路过一排录像厅门口。老板很热情的拉生意，说只要一块钱，我们根本就没准备进去，老板说反正有你想看的，不来你会后悔。我们怕上当受骗，就自顾自的走，也不明白老板说的是什么意思，也奇怪他怎么知道我们想看的是什么，觉得莫名其妙。一个接一个的老板都这样在说，搞得我们一塌糊涂，想想回住的地方去也是打牌，而且那里蚊子还很多，叮得身上还有这几天留下的包。于是两个傻小子决定花一块钱进去看个究竟，看看什么是他们说的我们想看的。那个录像厅极其幽深，不知道要经过几弯几拐才能到达，老伴才带我们走了一弯一拐我们就心虚，怕被敲诈，虽然身上没多少钱，但有那块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且好不容易磨破嘴皮才痛下决心买下来的那块心爱的电子表。在进城之前父母也一遍遍叮嘱不要晚上到处乱跑，而且在我们出来之前老师也嘱咐我们出去要小心，早些回去。再说也时有听闻城里出乱子，而且听说前几天晚上就在城北的一个阴暗角落里发现了一具尸体。我们两个人想到这里更是毛骨悚然，在一个转弯处一递眼色撒腿就往回跑。可能是我们跑得太快老板还没来得及反映，或许是因为我们已经交了钱，等我们风也似的跑出很远之后回头看的时候反正是没有看见有人追赶。我们惊魂未定气喘吁吁的又跑了一截，才慢慢平息下来回到住处向那些同学仔细描述看录像的经过，那些看过录像的有经验的同学一听乐了，说我们是多虑了，那是放毛片的，我又问什么是毛片，他们给的解释是毛片就是黄色录像，然后是哈哈大笑。我似懂非懂的点点头，哦，录像还有颜色，是黄色的，为什么不是红色和蓝色呢？我没有再继续问下去，因为他们的笑声有些狂野和淫邪。那是我生命中第一次听说毛片和黄色录像。这件事情让我至今都郁闷不已，被人家笑话了一通是小事，反正我们本来就土得掉渣，关键是花了一块钱还没有看成。

　　第二章暑假之闲
　　第二天一早我们踏上了回家的旅程。从万源县城到我们赶场乡（也叫玉带乡）的路程有100多公里，顺利的话大概汽车需要五六个小时。这其中分为三段，从县城到石岸口那一段路是沥青路面，路况比较好，是国道线。从石岸口到亮垭子那一段路面属于未家到罗文公路即未罗公路的一段，那一段是泥土路面，但由于经常修整，路面也比较好，虽然路上大坑小洞不断，坐在车上有坐摇篮的感觉。从亮垭到我们乡的路即亮赶公路也是土路，基本上就是乡村机耕道，只有单行道。其泥泞就不必说了，如果下大雨经常会塌方堵路，车子被陷在路上是司空见惯。只要一辆车坏了，那么两个方向的车都只有耐心的祈祷和等待哪年哪月那天那时把那个烂车修好了再说。

　　我们的车顺着公路在丛山峻岭之中蜿蜒盘旋，爬上山，再下坡，又过河，再爬山，又下坡，又过河，如此n次循环。当然这样的路上开车是极其危险的，透过车窗你随时都能看到悬崖峭壁下的深渊，看到车轮与悬崖间那可怜的咫尺距离，他们的一个不小心就足以把我们开进天堂。你会惊叹那些司机过人的胆识和娴熟的技巧，因此那时候我常常对他们很是佩服。当车行到新桥河的时候，大家的心都绷紧了，因为已经有无数的“仁人志士”在这里抛过头颅，洒过热血。只要是下雨河里起了洪水，基本上就预言着一些人生命的终止或者说就是等待二十年之后的好汉出现。就在我们读初中二年级那年，我们草坝中学的校长在城里开会，车票都买好了，结果到了车站临时文教局通知有紧急事情要他立刻去文教局。他买票的那趟车在回来路过新桥河的时候就英勇就义了，只剩下两个生还者，其他的全死了，有许多人连尸体都没有打捞到。都说他是大难不死有后福。而且新桥河很早以来就流传着许多真实的悲惨故事，流传久了渐渐仿佛成了一个个凄婉的传说。其中的一个故事是说，就在1994年的一个夏天，连续几天的大雨之后，天气极为阴沉，那天又正好是星期天要去上学。就在新桥河附近的一户人家的孩子不愿意去上学，母亲催着女儿去，由于河里涨了洪水，母亲不放心，亲自把女儿送到新桥河的桥头上了车，看着车子在桥上摇摇晃晃的过，当走到桥的一半的时候，一个巨浪打来，车子被洪水吞没，全车人就永远的离开了人生的苦海西归极乐了。据说那位母亲纵身就往滚滚洪流之中跳去，幸好被人及时拉住，但后来积郁成疾最终精神紊乱，见人就要她的女儿。

　　我们车到了新桥河，由于前一阵也下过雨，河里面也有一些洪水。我们都不禁有些心惊胆颤，可能主要是因为有心理障碍。想起那只无缘无故死去的小鸟，我更是浑身颤栗，我似乎看见了那摇摇欲倒的从桥上被汹涌的洪水卷走的客车，依稀望见了那个满眼绝望纵身跳河的母亲，隐约听见了那个女孩在客车落水那一刹那伤心欲绝的呼喊……一辆摩托车呼啸着鸣着汽笛超过了我们的车，我顿时清醒了许多。客车在石头铺成的桥面上左摇右晃中颠簸的甚是厉害，滚滚的水流就在紧贴着车身下排山倒海的奔腾而去，仿佛要吞噬那辆可怜的客车和那座孤单的没有任何护栏的石桥。虽然惊吓出了一身冷汗，但最终还是有惊无险，个个平安。

　　客车一路前行，逐渐走完了未罗公路，到了亮赶公路。在那段基耕道上，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事发生。客车到了石窝乡政府门前，那是一段不是很陡峭的上坡，那段路一直以来都很烂，虽然就在那批父母官的眼皮底下，可他们就是宁愿打麻将，或者美其名曰下乡视察工作，实际上是到农民家杀鸡或者捉鱼吃，要不就是进城找小姐也不愿管。由于前段时间下雨，车轮经常走的那路面严重下陷，客车在做着徒劳的挣扎，车轮在下陷的左右那两条壕沟里不断的打滑空转，车身后面冒着浓浓的黑烟，加足马力的发动机隆隆作响震耳欲聋，可车子依然在原地打转，没有发生一点位移。司机一边打方向盘一边狠狠地开口大骂：操他妈的，我们年年养路费一分也不少，路烂的这个样子也没人管，石窝乡政府那些狗日的简直是他舅舅的种，就在眼皮底下也不管。乘客们有的笑，有的应和着，宣泄着心中的怨气。最后看看实在没有办法，司机冲着车上喊：车上人都先下去，看空车能不能爬上去。大家纷纷下来，结果还是不行。大家都很郁闷，司机一句接一句的骂个不停。车轮把那些松软的泥巴已经卷得很远，车屁股后面的黑烟一阵凶猛过一阵，就像火葬场在火化人时候冒出的滚滚浓烟，可这依然于事无补。由于没有方便的铁链子，所以不能往轮子上套铁链来增加摩擦力。司机在车上找出一根很粗的绳子，拴在车身的前面，然后冲着我们吼：是男人的就来出力！他然后进行了人员安排，要求我们配合他的操作，一些人在前面拉绳子，一些人在车身后面使劲推。由于那路面本来就是很泥泞，再加上车子又在那儿折腾了那么久，淤泥就足以淹没我们的脚。但为了赶路，谁也顾不得那么多，只是用力的使劲，只希望能让车子越过那道鬼门关早点回家。在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之后，在折腾了两个多小时之后，车子终于爬上了那个并不陡峭的石窝乡政府门口的那个坡。

　　到客车回到我们乡政府之后，我们还要下车之后爬两道坡，那两道坡在山下往上看的话足以望掉头上的帽子。上去之后再下山，总共需要步行一个小时才能回到家中。不过没什么行李，反正从小走习惯了也觉得无所谓。不过回到家中也已经是精疲力尽了，也快接近天黑了，父母和姐姐都下地干活回来了，他们忙着准备晚饭。我把我家那头水牛牵到后门那条水沟去喂水，我家后门挨着公路，与其说是公路不如说是一条比较大的乡间小路而已，由于一年难得会有可怜的过上几趟车，路面上长满了杂草，我们叫它露水草，牛很爱吃。公路的东边是一条排水沟，虽然那条水沟很窄很浅，但是它里面埋藏了我们童年时候很多的喜怒哀乐。喂完水之后，然后就顺便把牛搁在公路上让它吃草。人无混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从小父母就这样给我说这个道理，虽然那是牛，不是马，但道理也差不了多少。我爸爸总是对我说：猪要胀，牛要放。因此放牛成为我童年生活的主旋律，因为那个活比较轻，适合小孩子干。由于我们家人手少，没给牛割多少夜草，放牛更是必不可少。

　　晚饭上，我便滔滔不绝的讲起在城里的所见所闻，我绘声绘色的给他们描述那些富丽堂皇的建筑，描述那来来往往的车流，描述那些七吆八喝的小贩，当然也描述那些衣衫褴褛的乞丐在垃圾桶里捡饭吃，说的唾沫横飞，津津有味。我妈一边听一边笑着说，当真是乡下的狗儿上不得街，上了街回来嘴巴都要说歪。我自然是管不得那么多，当然更是自然而然的要仔细描述我那块能发声的宝贝电子表，还不断的按着那个报时器来炫耀。那还当真是个新奇的玩意，父母都凑过来仔细端详，我更是自鸣得意的讲怎么怎么用，以及我们是怎样怎样只花了16块钱就买了人家花了28块钱才买到的。他们一听我这么一说，就也觉得占了便宜，值！当然我没有描述我们去看录像那一段，因为那样会很没面子。

　　在晚饭上，他们当然也顺便问起考得怎么样的问题，不过我知道那都只是随便问问，不会当真。因为在一个所有人都考不上环境里，考不上是正常的，考上了是不正常的。当时我和堂哥报考的是中师，因为中师3年毕业之后就可以当老师。虽然当时我们那里中师毕业只能教小学，而且也很辛苦，一个老师得把语文数学音乐体育美术等等烂七八糟的所有课程包干教完，有时甚至还要同时教几个班，况且学校条件也很差。但每个月只能拿到三四百块钱，但那也比当农民好得太多，那简直就是天堂和地域的区别。我记得自我有记忆起，我爸爸就经常给我说：你要想如何才能脱掉“农”皮，只要你能脱离这个群体你就脱离了一辈子的痛苦。虽然在听得耳朵起了老茧之后不爱听，但对他的话我是深表认同的，也是深有体会的，他和母亲手上那些因为长年劳累而严重变形伸不直的手指，和我手上的那些茧巴、脚上的那些血泡以及背上脊梁骨上那磨破了皮的肌肤深刻的告诉我他的话是多么的真实和发自肺腑。他还总是经常不忘补上一句：反正我那把犁头是给你准备好了的，看你自己的造化，你愿意成龙就上天，愿意成蛇就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