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09-10-9 13:57:00

　　楔子
　　一
　　传说中，美人或可一笑倾城；现实中，金融之媚却真的蛊惑天下。
　　或许，先贤可以超脱铜臭的诱惑，但古往今来金钱始终是正常人追求的目标。很俗，还是很高尚？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有钱人的日子好过，也正伴着这种对财富的向往人类才一步步走出洪荒。毕竟金钱这东西它不是粪土。歌颂也好、痛斥也罢，追求金钱或许不怎么高尚，只能说这是一个很现实的目标。有了钱，灰姑娘也可以变为公主；为了钱，杨志也可以去卖刀。

　　世界上每个人挣钱的手段并不一致，正如每个国家金融体制度迥然相异。金融学也许是一个囊括万象的学科，因为决定金融体制的不仅仅是经济发展，还包括技术和制度发展，更深层次的则是民族文明，在目不暇接的当代金融变革背后是文明发轫的密码，它赋予了金融改变世界的魔力。正如货币是经济的灵魂，当铅华洗尽，蓦然我们会发现金融制度便是传承人类文明血脉。

　　在人们的印象中，历史充斥着各种考证，经济学则以晦涩的数学模型著称。然而在金融历史中，现实远比这些考证和模型精彩。透过纷繁的历史，我们会明白金融发展本就在诠释人类文明，没有文明底蕴的金融市场永远不可能跻身强者之列。金德尔博格博闻强记，可我们没有这个本领，更无意效颦一本中西金融史，或依靠稗官野史将货币史升格为战争，只希望摆脱繁杂的金融工程模型、枯燥的数据，以一种轻松的方式展示金融雾绡般的轻裾，亦或是惑主的狐媚。

　　由于笔者的经历所限，选择了以学术材料作为原始资料，据此讲述人类文明发轫以来的金融发展，其中当然有我们从个人观点对文明渊源的诠释，有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我们无意颠覆某个历史人物形象，也不可能在短短数言中完成这个使命。
　　这么说、这么写，只是因为历史曾经这么真实存在。
　　二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诚然，历史是当代人思想中的历史，但每一代人都按照自身生存条件诠释历史。当代史是在民族历史的基础上形成的，历史传承中形成的思想、习俗、传统始终对后世有不可忽略、甚至是决定性影响，经济、政治、生活各个层面概莫能外，金融当然也在其中。所谓历史宿命不过是这些传承的产物，当然也包括金融史。最终的结果是，金融发展最终并不以个人、民族、国家的意志为转移，有其内在发展密码，这是规律，也可以理解为“天道”。

　　破译金融发展密码，解析历史当然是一个很好的视角。
　　人类源远流长的文明演进历程，不是按金融工程模型计算好了再去发展，而是发展之后人们再去诠释。金融的内涵远远超出了经济学的承载，金融不仅记录着财富，更为深邃的是她记录着人类前进的每一步，体现了人类文明的演进历程，是地理环境、技术、文字、宗教、经济体制、甚至政治体制的总汇。作为文明的高级体现形式，金融事件的背后都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是一个总的爆发。

　　对治史者来说，每段历史都独一无二，每段历史都是不可复制的佳人。从经济学的观点看，历史却是规律的不断重复，经济学始终试图寻找美人降生前的神旨。
　　按新古典经济学的语言，无论汇市、股市、期市，目标只有一个：“有效配置资源”，就是要把钱（资源）放到最能挣钱（有效率）人的手中，让他挣更多的钱。虽然我们沿着学术路线前进，但却未界定“金融”或者“文明”的概念，只要您（或者我们）觉得所写是文明或者金融，那就姑且称其为“文明”或者“金融”吧。

日期：2009-10-09　13:58:18

　　五
　　从精美的古希腊神话中走来，人类似乎寄予金融更多期望，马可•波罗曾惊讶于唐朝飞钱的神奇，现代东方却又拜倒于金融市场色彩斑斓的K线。希腊神话已在古罗马隆隆铁骑中逝去，现代金融市场中却依旧传说着刀光剑影，如果说冷兵器时代骑士断缨是一种英雄末路的凄美，那现代金融市场的纵横捭阖则是投资者是没有硝烟的战争，是国家间的谋断与征伐。

　　这里不再有蓬断草枯、凛若霜晨，却同样是利镞穿骨、蹙决生死，代价不再是地域征服，却是远比之残酷许多的经济统治。
　　金融体制一旦出现就会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以她独特的准发展。她是天使，可以无翼而飞，无足而走；她是罪恶之源，似乎人类的每一个恶魔都是她的奴仆。
　　透过贝壳、珠玉等史前货币，我们看到了社会分工，人类终于告别茹毛饮血，从那一刻起人类便不再是大同世界，尽管私有制下出现了残酷的奴隶制，但人类却从此走出洪荒。
　　尽管新莽发行了光怪陆离的28种货币，而且还声称自己“事古”，但正是这些后世金石爱好者手中的玩物毁掉了王莽新朝。尽管基督教指责高利贷是“违背了上帝的旨意”，中世纪银行雏形却维持了王室甚至教皇的收支，促进了公司制乃至大陆法系的形成。
　　路易十四曾慨叹“战争中，最后一枚畿尼总会获胜”，他却没能提醒法兰克的后人，约翰•劳的融资方式让法国人对银行心有余悸，禁绝银行近150年，终于在与英国的百年战争中失去了欧洲霸权。
　　1997年，有人将东南亚金融危机讥为“一江祸水向东流”，然而正是东南亚国家自己一系列的措施挖好了祸水流淌的沟渠，只不过最后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体现。这里，我们看到了原市场教旨的失误。

　　原来，金融可以成为魔鬼。
　　2006年，印度宣布“开放资本项目在即”，我们看到这头亚洲象试图凭借国内金融市场的高成长吸引外资，从而走出一条与中国、东南亚新兴市场国家制造业不同的路径，透过高涨的孟买指数我们看到了金融成长的魔力，曾经的英属殖民地试图与世界霸主一争雄长。
　　原来，金融可以成为天使。
　　就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我们再次目睹了金融危机，甚至现在我们还难以估量次贷危机给世界带来的损失，正如东南亚金融危机，在次贷危机背后是美国二战后经济政策、民族文化弱点，乃至这个“建立在宗教上的国家”危机的一种总爆发。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成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日期：2009-10-09　14:00:29

　　第1章幻灭的帝国
　　（先秦、秦汉，雅典城邦、古罗马）
　　一
　　齐刀无锋，楚贝非盾
　　好了，由此开始吧。
　　大致在公元前500～300年（在具体时间上可能不一致），亚欧各地逐步向封建城邦体制过渡，随着青铜及人类技术积累，人类生产能力有所提高。有人生产粮食、有人干手工活，分工造成交换，交换需要媒介……

　　于是出现了分工，于是产生了私有制，于是产生了货币。
　　在这段历史中，虽然金融与武力征伐相比实在不算什么，但后世金融都深深打上了这个时代的烙印。因为，货币虽然简单，却是时代的结晶，物质、技术和文明发展的点点滴滴总要在货币上有所体现。
　　最初的中国货币是贝壳、珠玉或者黄金（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从考古学来看，出土的陶器图画中古人把贝挂在脖子直到腰间，一挂为一朋，大概二十朋贝可以换三亩田。最初贝壳的用途可能是王侯、贵族的装饰品，可能他们在交换中率先使用了贝壳，带几朋贝壳总比几麻袋粮食轻松，而且贝壳总比粮食容易储存。

　　当时用作货币的贝壳是海贝，产地集中于今山东和马尔代夫群岛，指望在河道里弄几个河蚌皮蒙事是不行的。即使你很有诚意，到海边弄几车贝壳也照样不行，因为，把贝壳从海边弄到居住地是很昂贵的。
　　所以，海贝数量及其有限，而且绝无仿造可能。于是，第一代货币诞生了。
　　生产总在向前发展，春秋各国开始设驿道，交通逐渐便利。大概个别不厚道的人发现从海边弄几车贝壳回来换成土地已经不是很困难，贝壳越来越多，也就失去了炫耀性装饰的价值，当然也就不可能成为货币。青铜、金、银包括白玉在内的币材开始充当了货币主角，金属铸币开始逐步替代贝壳和各种实物货币。那个时代没有良币、劣币之分，主要是青铜贝币和铜饼，货币到底值多少，直接用秤。贝壳、青铜作为货币是经济自然演进的结果，在货币襁褓期没有发行人信用概念，货币流通靠的是自身的使用价值。

　　春秋以降，铜已经为主要币材，华夏民族开始呼吸到浓重的铜锈。
　　随着西周井田制逐步解体，独立农户、手工业者大量出现，交换范围和层次都有所扩大，市场分布也更为广泛，社会上出现了自由的商人阶层。事实上，中国此时根本就没有“重农抑商”的概念，齐桓公创霸业主要的助手管仲本身就是一个大商人，当时的商人相当牛，可以不服徭役。商人，同是那个时代中国居民的典范，他们可以自由迁徙，这一点无论对金融还是社会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唯有居民有权选择居住地，才敢跟世俗权力叫板。

　　惹不起，躲，还是可以的。
　　而且，春秋各城邦特点并不一致，在中国货币史上就此出现了多元格局，从中可以清晰看到文明的演进路径：代表三晋中原特征的布（铲）币、东方齐国的刀币和荆楚地区的铜贝。
　　三晋地区包括黄河中游、关洛等地，这是自古以来的农业区，晋国空首布耸肩尖足，是当时一种农具“镈”的袖珍版，前期空首布上多有“田”字。透过空首布我们看到了三晋先民在黄土上日出而做，日落而息的图景。
　　齐国可能比较穷，是个飞鸟不至的地方，《史记》总结了齐国地形特点“海泻卤、少五谷、人民寡”，这地方都是盐碱滩，没法种粮食，不太适合人类居住。用现代的语言就是“勇敢、勤劳的齐国人民经过长期的总结和积累经验，丝织业和渔业成为当地支柱产业（极技巧，通鱼盐）”，但渔业和丝织不能当饭吃，因此齐国又大力发展了商业，“终于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当时齐国建制共分二十一乡，其中六乡为工商，可见商业之发达。

　　齐国的刀币就缘起于当时一种渔猎工具，而非一种武器。恰如发轫于齐鲁的儒家学说，刀币外形平稳周正、丰满、圆润，凹背而凸刃、外圆而内方。孔子故乡先人们的构思确实精巧：刀币（一般为18厘米左右）几乎是人手的长度，如果将6枚刀币首尾相接，可组成一个圆环。
　　相对于中原腹地，荆楚由于山林水泽的限制生产相对落后，因此金属货币形态模仿了第一代货币贝壳的形态，不过这次是铜铸贝壳。同样由于水路的原因，荆楚一带商业在那个时代几乎是最发达的，东南亚、中亚都曾出土国楚国的漆器。正是在这种贸易背景下，那个时代的金银几乎全部集中于楚国，所谓“黄金出于楚”。
　　在上述这段历史时空中，人类还没有走出生存最低要求，作为当时的人，最主要的目标仍然是不至于被饿死。而且，我们侃侃谈货币，其实当时货币主要集中于贵族阶层。即使在春秋后期，主要交易还是依靠实物交换完成的。
　　这个时代，财富真正的贮藏手段是人口，当物质积累到一定地步人口就会扩张，无论人多笨，必须够数，才能应付依然残酷的自然。虽然发达的商业能催生货币，但国力之间的竞争并不取决于货币金融，首先得有人替你玩命，替你玩命的人得吃饭，从而“金融”强未必国强。商业发达的齐国、楚国败给秦国，并非源于偶然的一两次战术失误，战争从一开始考验的就是国家调动资源能力。在开战的一瞬间，睿智的孔子学说还不能阻挡敌人的铁骑，齐、楚商人没能抵挡秦国农夫手中的空首布。

　　此时，齐刀无锋，楚贝非盾。在远古的货币争辉之后，人们开始努力寻找到曾经的启蒙。
　　“商”的由来
　　货币的起源始于交换，也就是贸易商业，后世金融工具则皆源于货币。在鸿蒙初开的时代，货币是唯一的金融现象，溯及货币必然要提及贸易交换。春秋战国时代古中国人开始铁器和耕牛，生产剩余随之增多，因此列国之间贸易也逐步增多，这一阶段贸易主要以粮食和生活奢侈品为主，较为普遍的是粮食贸易。《史记•货殖列传》、《国语》中就记载了一批商人，如范蠡、白圭、子贡等。

　　现在大街上的个体商铺，很多供奉着手持着青龙偃月刀的关羽，站在那里招财进宝，至于关羽生前是否很能挣钱，《三国演义》并没有告诉大家。其实，在正统道教经文里的财神是由范蠡(公元前536—公元前448)担任的。关于范蠡的传说很多，比如范蠡和西施。
　　公元前473年，范蠡解离开越王勾践，带着西施云游天下（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后来定居于齐国（今山东定陶）。虽然离开了吴越之地，范蠡深知吴越之战还会继续，因此需要马匹。
　　卖马到吴越，一定很挣钱。路上不太平啊，倒腾北方马匹去吴越，很有可能被绿林好汉们黑掉。范蠡不混黑道，但他有自己的办法。
　　范蠡居住地有个姜子盾（不是姜子牙），据说很有能量，黑白两道通吃，跟那些好汉们称兄道弟。范蠡没有按惯例登门拜访并缴纳一笔保护费，反之他在城门贴出一张榜文，承诺免费提供马队向吴越运送货物。姜子盾同志只跟姜子牙差一个字，就从钓鱼变为被钓了，主动找到范蠡申请使用免费马队。果然很顺利，商品马匹顺利到达了吴越，范蠡同志成功的赚到了钱。

　　范蠡被奉为财神的原因并非他通过贩马开创了“协同竞争”的先河，而是范蠡的商业思想。
　　商人作为货物流通的承载者，最重要的是信用，富而需有德（好行其德者也）。范蠡在与秦国的贸易中在货物上标明“商”，作为自己区别于其他人的标志，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LOGO，后来这个LOGO变为汉语中贸易的代词——“商”。据说，范蠡还是十六量秤的发明者，十六两秤上有福寿禄三星，缺一两损福，缺二两损禄，缺三两就损寿命了。

　　信用不但对商人重要，而且是金融的生命，如果没有信用金融体制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可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实物交易远比货币重要，在世俗权力不具备信用的前提下，个人信用便成为当时贸易的关键。人们信任商人，而不是所谓的“无奸不商”，讨价还价是没错的，任何商务谈判双方都有底线。靠权力、靠关系逼迫交易对手退步，是很无耻的，这不是“商”，是抢劫。

　　范蠡之后，又出现了一位中国古代史上著名的商人，白圭（公元前370年—前300年），他的经营思想，显然比范蠡同志更具有鼓动性，被成为“治生之祖”。总结起来，他认为经营应该“人予我取，人取我与”，在市场必须智、勇、仁、强（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从原生性商品市场到高级的金融衍生工具市场，一个亘古未变的真理是把握买卖机会，用白圭自己的话就是“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在最初级的贸易中，尚能有如此领悟，如果他生于今天目睹金融市场，必定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因此《史记》给了白圭一个不低的评价“白圭其有所试矣，非苟而已也”，意思是白圭只要出手，必然能挣很多——这也是现代中国股民的梦想。
　　什么最赚钱
　　吕不韦同志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对秦国来说是伟大的一生，《史记》曾这样评价吕不韦“秦灭六国，盖始于魏冉，而成于吕不韦、李斯”。但是，如果说吕不韦对国人乃至中国文化的侵蚀，把他千刀万剐都难辞其咎，因为，他实在卑鄙无耻。
　　吕不韦本是卫国商人（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与范蠡相比，吕不韦有着完全不同的一本生意经：首先结交权贵，靠权势压榨牟利；然后囤积居奇，囤积居奇其实并没错，有错的是以弱者为剥夺对象，以买者的生命作为代价换来财富。据说他早年发家就是因为囤积了粮食，然后在卫国荒年卖高价，终于换得了第一桶金。
　　然而，吕不韦不地道的地方，是在一个合适的地点、合适的时间，碰到了一个合适的人，用一种无耻的方式回答了“什么最赚钱”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改变了吕不韦的一生，但吕不韦始于斯，也终于斯。
　　当时诸侯经常结盟，只是这种盟约往往很不靠谱。盟国之间往往不信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往往要把一个王子或王孙放置于对方国度居住，就算作为人质押给对方。

　　当然，这个被质押的贵胄肯定会比较郁闷。
　　吕不韦年轻的时候，秦国跟赵国是盟友。鉴于秦国野心勃勃，按照惯例，赵国同样要求秦国质押一个王子，这个秦国王室子孙叫做子楚。秦国子楚虽然是王子，却是庶出（秦诸庶孽孙），而且呆在赵国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秦安国君似乎并不怎么在乎子楚的生命，经常派兵问候赵国城池（秦数攻赵，赵不甚礼子楚）。子楚的生活自然过的不怎么样，终于混的连车马都坐不起了。

　　直到有一天，他在大街上遇到了吕不韦。
　　遇到子楚后，吕不韦很兴奋，回家后跟父亲商议，主题是探讨如何赚钱。
　　吕不韦：“您说投资农业利润咋样”。
　　吕父的回答比较离谱，“我觉得怎么着也得10倍吧”。
　　吕不韦显然不以为然，但他并没有纠正父亲的错误，而是继续提问，
　　“那投资珠宝呢？”
　　吕父以后的答案显然没加思索：

　　“我觉得怎么也得100倍”
　　吕不韦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
　　“那我要是培养一个王子登上王位，能赚多少倍”
　　这次，吕父终于进行了思考，并很快得出了答案
　　“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多得难以计算了！”
　　在吕氏父子的这次对答中，出色的回答了“干什么最赚钱”这个问题，答案是：投资世俗权力最赚钱。
　　然而，世俗权力的钱并不好挣，显然，投资现任权力所有者成本很高，国王富有国家，不会在乎你的投资。这就要求选对投资方向，投资者要有战略眼光，能选中没有发轫的绩优股，否则不但很容易血本无归，而且有可能掉脑袋。吕不韦结交子楚，并非因为与子楚有共同的理想，准备共同写本《商本论》。吕氏开始就将子楚的王位之路作为一笔生意，将子楚作为“奇货”，并称呼子楚为“异人”。

　　按照上述逻辑，吕不韦父子进行了可行性分析。
　　秦国安国君有20多个儿子，异人不是长子，他的生母夏姬也不受宠爱，似乎继位的可能性不高。异人自己肯定也知道自己继位的可能性不高。正因为如此，这种投资一旦成功，收益无穷。
　　理论上秦国应该从华阳夫人的子嗣中册立王子，问题是，华阳夫人没有亲生子嗣。结论其实是没有意义的：秦国新一代领导人必然从现有王子中产生。不过，如果安阳夫人能赏识子楚，继而将其收于门下，答案就有意义了。
　　吕不韦好像跟子楚的交情还不够深，以比喻的形式提了向子楚一个问题，
　　“我想让您把门修的更大”，
　　子楚对修大门的问题似乎并不感兴趣，

　　“你要修就修你自己家门，别拿我做试验”
　　吕不韦见子楚不能参透机关，于是直言不讳：
　　“我想帮您登上王位”
　　估计最初子楚对吕不韦并不怎么相信，不过反正也混的也不怎么样，你要帮我，总不是坏事。吕不韦以自身财力为赌注开始了艰苦的公关（以其物献华阳夫人），终于让子楚在华阳夫人处获得了欢心，并最终登上王位。
　　总体上，方法是无耻的，公关是成功的，收益是丰厚的。

　　更丰厚的收益还在后面，因为，子楚儿子中有一个人叫做嬴政。嬴政当权后，吕不韦一跃成为一代权相，终于做成了这笔最赚钱的生意，却开了商人恶劣的先例——依靠世俗权力谋利。
　　公平的说，吕不韦奉秦相后确实做了一系列提高秦国国力的事。但他显然不厚道，由他开始抑制商业，提倡农战，农人地位从此开始高于商人。货币本是源于贸易流通，吕不韦的施政注定会扼杀货币活力，重农抑商在先秦货币争辉图景中留下了一摸不祥的先兆。

日期：2009-10-09　14:02:03

　　二
　　秦始皇统一了货币吗
　　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嬴政灭齐，六国最后一个绊脚石也被踢开。自此，战国的狼烟渐次散去，秦统最终一六国，中国形成了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庞大国家。秦以降的2000多年，无论豪强割据还是外族入侵，中国总是能归于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国家，从此开始了封建历史。由此，国王改称皇帝，嬴政则自称“始皇帝”。
　　“国王”与“皇帝”听起来都是最高职务，实际上两个词汇含义截然不同。国王始终是有约束的，而皇帝是天子，只要他愿意就没有任何约束。“始皇帝”也是一个更牛的称谓，希冀自己子孙永远统治这个国家。
　　当然，是做梦。
　　大地在我脚下，国计掌于手中，那个再敢多说话！高高在上，诸君看吧，朕之江山美好如画；登山踏雾，指天笑骂，舍我谁堪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