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07-10-21 2:56:00

　　将军的人性
　　我大概十岁时开始看开国将军自己写的回忆录，所有文章都集中在一本叫《星火燎原》的书里。那时我识字不多，每天装模作样翻翻，内容没看懂，名字可记住不少。文革时我爱看报纸，中央每有重要活动都要详细登出在京的解放军三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的名单，每个名字我都认真看，认真记，百分之九十九的名字都是五五金星。
　　在空军大院时，我喜欢倒卖将军皮鞋，喜欢光顾将军家的小院，观察树上接着几个梨几个桃，那是我晚上行动的目标。我盼望过有一天，父亲也成为将军，登上报纸；当兵后我曾梦想过自己当将军，也曾看上过将军的女儿•••，如今人生快走到头了，干什么都是擦肩而过，“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对我来说，还是不行，不行。

　　我如今实在想不清为什么五五将军多年对我有着这么大吸引力，是他们的革命意志，还是对党的忠诚，是他们勇敢顽强，还是机智善战，都不是，对我最大的吸引力就是他们的命。他们不论多荣多苦，在信仰第一的前提下，能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保护自己；他们在战场上绝对不会是逃兵，却能躲过枪林弹雨，神奇地到战斗结束；解放后他们中许多人活到了八十多岁，相当多的抗日干部都活不过他们，一句话，有命。

　　这个命就是人性，人的天性，人有生命就要顽强地活着，如果拿自己的生命当儿戏，恐怕就没有机会见到五五金星了。那么，革命要干，自己又要顽强地活着，这是对立的统一，生命的辨证法，唯有巧妙地游离于两者之间，才是人性的真谛。
　　很可惜，在众多的将军回忆录中很难看到对这种人生真谛的真实描写，相反看到更多的是样板型，脸谱型描写，像这样一类书，出版早的还有人买，再往后一定是束之高阁了。最近电视剧《亮剑》刚走出一点俗套，就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其实，李云龙这个人物还可挖掘，不过离真正将军的人性只有一步之遥了。
　　文革初，我观看过两位空军将军在办公楼前对骂，一个骂另一个贪生怕死，有脱党逃跑行为，后来这两位将军都长寿，好像骂人怕死那个活的时间更长一些，因为他看得出谁要逃跑，更加懂得生命的意义。
　　将军也是人，都有本能地保护自己的行为，而且还十分必要。很可惜随着政治的需要被写成了贪生怕死，最典型的是出现在罗点点写父亲罗瑞卿的书中。书中说，在延安时，一天罗瑞卿随林彪外出查看地形，突然出现枪声，这时只见林彪本能地朝庄稼地奔去躲了起来，这种行为被罗瑞卿说成胆小怕死，女儿还写进了回忆录。
　　我是解放后出生，长于文革乱世，大半辈子下来，都觉得人生不易，其实同这些五五金星实在没法相比。前半段不用说了，光是两个庐山会议就把许多将军整得死去活来，前一个温和些，牵扯面小些；后一个涉及面宽些，壮烈些，悲壮些。不少人长期没有住房，生活没有着落，没有好的医疗条件，他们中大多数还是顽强地活下来了，吴老将军刚去世，好像江腾蛟还活着。这些五五金星还真是长命，有一个北京军区的将军，因庐山会议华北组问题，被贬到大西北，可能不会像空军那样抄家赶出北京，在西北居然六十得子，整出了新生命。

　　最近我在《强国》网上见到了这位小奇人，他同我说今年只有三十一岁，我称他为小沧海，他可算是五五金星最后的最后。小沧海古词填得很好，刚一见面，就用古词在我栏上猛轰，我虽熟读唐诗三百首，叫他这么一轰，我真想搬出同学护驾。
　　小沧海在西北生，西北长，了解父亲，也理解父亲，可能长得也像父亲，林彪事件以后才出生，想不到他对林彪问题也感兴趣，还是用古人的话说，福兮祸所兮，祸兮福所福。还好华北组问题没有同林彪问题连成一条线，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一点也不糊涂，改革开放不久，沧海的父亲就官复原职了。
　　小沧海爱父亲，想父亲，也感谢父亲给了他生命，到后来他思念父亲，写父亲，写出了父亲的人性，将军的人性，我想看到的将军人的人性：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中期，西路军有位年仅十六七岁的身经百战的军人,在历经了大西北一场惨无人道血战后,除了他及几个战友幸存下来外,他所在的部队近一个师的将士全部战死。他与幸存下的战友一路要饭找大部队,在路上收留了一个仅十岁的孤儿叫化子。后经过几番周折找到了大部队。
　　无论是战前战后这个军人都把这个孤儿视为亲弟弟,再往后甚至给他找了对象，为他办了婚礼。四十年代后期的解放战争,这个军人已经是统率一支军队的高级将领,那个孤儿是他手下的一个主力团团长已生有儿子。在攻克大西北最重要门户---某大城市战役中这位将领是这场战役攻克这座城市唯一的大门---某山战役的总负责。但这场战役关系到整个西北大局,如攻克下来就等于整个大西北一举可定,如攻克不下来,会严重影响全国大陆统一大战略。

　　故此敌方把部队精锐的精锐布置在这座山上,还有许多措拖,困难程度可以想像到的是一场血战。他审势了一下，必须付出绝大牺牲代价才能打开这个大门，但自己已没有攻进城市的力量了。军令限制的时间不多,他把他半个弟弟--团长叫了过来,面无表情地命令他带一个连的决死队员夜里偷袭敌高山指挥阵地,说破晓时分他会亲自带领全军后援。

　　团长什么也没想就带人攻过去了,一百六十几个决死队员战到只剩二十几个人。到了约定的时间拂晓时分，没见到他尊爱的兄长上司的大军增援,只有无数炮弹向团长和残存决死队员及被他们吸引牵过去的敌防守军主力头上飞过来。几个小时后，己被炮弹炸死的团长的兄长上司带领大军一举攻克了某山后又一口气攻下这个大城市---这个这位高级将领以欺骗他带大的不是亲弟弟但胜似亲弟弟的团长为诱耳的代价才一举攻克下这座关系整个西北大局的大城市。

　　后来这位高级将领追杀敌残军至一座只有几万当地回民及几千回民残军的镇子,那座小镇残军已打出白旗乞降,但他只下了一道命令:集中全军炮火三面围绕小镇,破晓时分向小镇全面开炮,在枪杀了一个不执行的部下后，开始了这场残酷的屠城--几乎没有一个完好身体从小镇走出来---他是为了给十几年前几万战死的战友复仇。
　　后来一统大陆,经过抗美援朝战争后，他成为开国将军中的一员,上世纪六十年代先后历任拱卫京津安全的三支集团军主官,从来沉默少言,也亲手枪决了几个部下---但他早把战死的团长的儿子认养为义子在家中带大。
　　小沧海最后再三说，当时那个几乎没有人性的军人，在他的记忆中是个极慈祥忧郁的老人,总是不杀生,光明正大,是一个完美的男人；又说，父亲去世后，当年父亲的老部下们宴请过小沧海也曾列队给小沧海敬过礼。读完之后我还是直起鸡皮儿疙瘩，难道所讲这事所提到的人性，就是我们东方人所说的“人无完人”，西方《圣经》所说“世人都是罪人”，感谢小沧海，让我看到了历史的真实。

　　从此，我再也不想父亲成为将军，上报纸，父亲虽为革命立过大功，但不是李云龙那种。自己不再梦想当将军，也不再想娶将军的女儿，听将军老丈人讲胡编的战斗故事，不爱听，选真实的讲，又直冒冷汗。还是将历史的真实留给下一代，让他们自己评判吧。
　　10/18/2007

日期：2007-10-21　3:07:29

　　作者：潘涌 提交日期：2007-10-5 4:47:00
　　历史的疑点
　　一九五五年克什米儿公主号事件以后，中央可能感觉到情报专家的重要，专门从总参三部抽调了五名师团级专业干部到外交部工作，很可惜这五名优秀干部最后都没有在外交战线闪光，只有一个七十年代做过驻非洲塞拉利昂大使，我想主要原因是卷入了文革初期外交部的派性斗争。与三部不同的是，从其它单位调到外交部的干部许多都成全国上下曙目的外交明星，有一个最近为“土豆烧牛肉”正了名，我看这事儿还要永留翻译界史册。

　　这个人叫王殊，多年从事驻外新闻记者工作，后来做过驻德国大使和外交部副部长。他属于胆大型人物，在德国波恩当记者时就敢直接用外语同德国政界交谈我国当时的对外政策。幸亏他写的德国问题政治报告对当时毛周的口味儿，也是我国后乒乓外交急需的，最后都转到了毛泽东手里，要不然中间哪位领导插一杠子，那个年代，告个里通外国，或者来个不遵守外事纪律，我看政治生命早就结束了。

　　王殊上中央文件的时候，我正好在浙江空军的一个基层单位当兵，在自学英文，看到王殊能从一个记者一夜成为我国对德建交谈判首席代表，对我是莫大的鼓励，每天学习更起劲了，总想找个机会同外国人练练英文，也梦想着会有这一天。文革时，我国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个人不得私自用外语与外国人交谈，一旦发现这方面的人和事，公安保卫部门要认真查处。

　　机会终于来了，一九七五年部队派我到西安空军工程学院学习，在那里我见到了非洲军事学员。当时空工有个外训大队，专门培训友军工程机务人员。我猜那些非洲学员是讲英语，就千方百计同他们接近，有一天向他们说出了平生第一句英语：How are you? 没想到对方听懂了，尽管后面说的啥一句没懂，那天我还是有点高，激动得半晚上没睡着。

　　当时的院领导对部队来的学员会讲英语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在请示上级后还是决定认真查处。一天夜里，学院没有吹熄灯号，反而是全体学员紧急集合，传达院党委决定。那天领导没有点我的名，只是说从浙江空军来的一个战士违反学院规定，私自与外国学员接触，有里通外国嫌疑，本想按退学处理，后考虑是初犯，记录在案，学习结束后回原单位后再处理。我那时最担心的是这事影响提干，只好忍气吞声打扫了三个月厕所。后来学院一直把我这事作为反面教材教育新来的学员，一九七七年我再次到空工学习，领导在入学典礼上又讲了这件事。

　　我们大家都应该感谢王殊，他最近的文章写明了当年“土豆烧牛肉”一词的由来，要不然我一直把土豆烧牛肉当成了共产主义呢。为什么这么想呢，因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牛肉可不是一般的中国人能吃到的。北京的市场上，牛肉是专门供给回民，凭票供应，汉人不卖，不过汉人可以到前门外的熟肉店买酱牛肉，北京统一价格为一块三，前门牛街一带的酱牛肉最好吃。

　　我一九七五年左右在浙江衢州当兵的时候，牛肉还属于特供，不是特供给领导干部，而是特供给回民。当地一个挺有来头的居民曾找过我，想托我买几斤鲜牛肉，说你们当兵的有办法，当时当兵的在老百姓眼中都是能人，我问清了清真肉店的地址就找了过去，一进店，我看见几个人刚把一条大牛宰完，我问阿訇在哪，一个人回答说在这。我说我是部队管食堂的，刚调来几个回回，想吃点儿肉，那位阿訇想都没想对握牛刀的人说，给这位解放军割二斤。当时这种计划供应的牛肉很便宜，比猪肉便宜得多。

　　土豆烧牛肉之所以在中国家喻户晓，除了当时全国人民正在吃社会主义的清汤大锅饭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被名人运用政治化了，赫鲁晓夫向匈牙利人民保证，到了共产主义可以天天吃上古拉希（土豆烧牛肉），毛泽东写诗：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更是吊足了我的胃口，什么时候才能吃得上啊。说句明白话，七十年代军人生活还是相当不错的，特别是地勤灶，已经出现肥胖战士的现象，只不过是牛肉吃不上。中国广大地区，尤其是东北地区，生活实在不行，出差都不愿到那里去。怪不得毛远新当上辽宁省革委会付主任后，一位老工人对他说，你吃啥，我们不问，叫我们每天有大葱沾酱就行。其实毛远新当时胆子小，应该说一句，我保证让你们天天吃上猪肉炖粉条。

　　转眼到了八十年代，我做了父亲，看到小赢赢刚出生的时候严重缺钙，骨头很软，脖子自己抬不起来，肋骨外翻着，当时很着急，我突然想起了土豆烧牛肉，也许这玩意儿管事。这时的北京牛肉已价格放开，我买来牛肉，大致想象了一下土豆烧牛肉的可能做法，因为从小到大只是听说没有见过，应该有洋葱和西红柿，我试着做了一下，味道真好啊，是难得的美味。后来赢赢就是吃土豆牛肉长大，骨骼棒棒的，没有任何问题，我也吃习惯了。当年要是翻译翻成了古拉希，可能赢赢的缺钙问题不会这么容易就解决了。

　　美国的New Haven是个集世界各民族文化为一体的国际小城，很多人把她当成第二故乡。住在New Haven才知道各国都有一种取料简单味重厚实当家菜，早年人们创业，重体力劳动多，大多家庭都很清苦，所以能吃上这些菜就相当满足了。现在这些菜大部分已经消失，有的是过家乡节的时候拿出来吃一下。这些菜都有美国人熟知的英文名字，像早年广东人带来的Chop Suey,这种炒杂碎已经消失。爱尔兰人带来的Cabbage and Cornbeef,这种洋白菜烧咸牛肉只是在St.Patrick’s Day那天晚上爱尔兰酒吧里才卖，八美金一小盘，味道咸重，目的让大家吃完多喝啤酒。还有不少没有英文名字的当家菜，波兰人传统吃一种酸洋白菜炖香肠，当年也算土豆烧牛肉一类美味佳肴。和吃土豆烧牛肉想赫鲁晓夫一样，每次我只要一吃这种波兰菜，首先想到的就是波兰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后来他当过波兰总统，干了几年才发现国不好治，保证波兰人吃上酸白菜炖香肠还真不容易。

　　王殊曾再三解释，当年翻的“土豆烧牛肉”一词不太准确，对中国人民有些误导，和共产主义划上了等号。其实，古拉稀翻成“土豆烧牛肉”也没有什么不好，翻成一个油巴巴的词，画个饼充点饥，让大家有个盼望。要谈起翻译误导，我想对中国人民误导最大的要算建国初期的那场朝鲜战争了。
　　朝鲜内战爆发，美国和联合国参与，贫穷的中国当时又与世隔绝，情报资料极为贫乏。对中国广大人民来说唯一的消息来源就是政府公布的几句口号了，这些口号当年可能刷的满街满墙都是。特别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句口号更造成了美国随时都可以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大陆的感觉，好像中国不出兵，不把美军赶出朝鲜，会出现“唇亡齿寒”，说不定哪天就亡国了呢。

　　那么，美国到底有没有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大陆的企图，我在美国重点查阅了韩战早期的英文资料。令我惊讶的是美国官方的早期韩战资料很少提到“中国”两个字。现在可以找到唯一一个可靠的证据就是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一次“乐观，爱国，狂妄”的讲话，麦克阿瑟将军说：圣诞节前美军要饮马鸭绿江。这句话，麦克将军的全意是，圣诞节对美国来说十分重要，从目前战势看，美军能够在时间表内攻下朝鲜全境，美军撤退回国过圣诞，剩下的事情由南朝鲜军队自己做。

　　在中国方面当时能够接触到美国第一手英文资料的都是些什么人，他们的英语水平到底如何，在没在美国生活学习过。我有个感觉，美国的政治英语很难，特别是政治家说的俚语，如果没有一些背景知识是很难把握得当的。同时，翻译这些至观重要的资料一定不能带有“阶级感情”，再加上文字师爷们火上加油，改成“美帝国主义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言外之意，美国侵略中国只是时间问题了。

　　关于是否出兵参战，我想当时中国老百姓是不敢说不字的，就连中上层高级干部也不会有人敢说不字，谁都不愿意被扣上贪生怕死不爱国的大帽子。这边有全中国老百姓火一样的表面激情，最后看最高决策层的表态，就是决定不出兵，我们大家都落个好名声，这些从大量回忆毛岸英的文章里可看到。从现在解密的资料看，中共最高层有一些将领曾反对出兵，最主要的理由是国内刚打完打仗，需要修整，但没有一个人提出美国从来没有侵略中国的打算这个极为重要的看法。

　　不准确的翻译和情报分析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疑点，它不仅给中国老百姓带来了舆论误导，整个上层都对美国产生了错觉，最后战争造成了仇恨，这种两国人民的仇恨敌视状态一直延续到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有人会说，中国决定出兵，有来自苏联的压力，我个人认为毛泽东从延安开始就没有把苏联放在眼里，他的千军万马是不会为苏联卖命的。

　　这里还有历史疑点的疑点，最后不顾众议拍板决定出兵的毛泽东的真正动机是不是把入朝作战看成了培养毛岸英的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毛泽东对爱子岸英说，你当过农民做过工，还没打过仗，本来想送你打蒋介石，没想到又跨得那样快，看来只有送你去打美帝国主义了。党的十大时，毛泽东向全党推荐介绍王洪文的时候，又重复了这番话，王洪文当过农民做过工，当过兵，在朝鲜打过仗。我一直认为十大前后的毛泽东在王洪文身上似乎看到了毛岸英当年的影子，出人意料地突然提出让王洪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

　　中国有句俗话叫“顺藤摸瓜”，研究历史，分析疑点是不是也应该这样呢。
　　10/03/2007

日期：2007-10-21　3:08:30

　　我七岁时的空军大院
　　最近几年“大院”一词开始走红，我看主要是源于晋商，老祖宗发了才，在家乡盖起了大房，后代们接着盖，接着住，久而久之形成了大院。不少大院里还有各种店铺，专供大院里的居民吃喝拉撒睡，不过这已是一百多年前的事了。我现在说的“大院”是指中共建政以后，在各大城市特别是首都北京建立的集办公生活为一体的军队大院。这种军队大院起始于一九四九年以后，文革前多数已形成巨大规模。北京从公主坟往西一直到万寿路全部是一个接一个的军队大院，所有大院中空军大院规模最大。先是只有幼儿园，后来办了小学，文革后又办了中学。年代久了，由于能到大院生活工作的人原是各路各地精英，他们把当地文化带进了大院，逐步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大院语言和文化，一种新型的现代的源于社会又浓于社会的大观园。

　　记得是一九六零年初夏我们全家到了北京城里的空军大院，对外称鼓楼大院，因为一说北锣鼓巷，知道的人不会很多。那时干部搬家没有家具，家具属公共财物，损坏要赔，走时要上交，我们家只带出一个小碗柜。全家住进了七号楼，好像是个部级干部楼，全部是大校和上校，住房是个四间房的单元，分到的家具是两个大木床，一个小床，几把椅子，连个吃饭的桌子也没有，两年后分到一个旧沙发，我喜欢在上面跳，没多久弹簧就露出来了。当时的空军大院家属楼不多，除了七号楼外，还有五号楼和九号楼。记得五号楼和七号楼前有个小花园，四周都是小樱桃树，大院纪律很好，樱桃熟了掉在地上也没有人去捡的，我像发现新大陆似的，经常扒开树丛找樱桃吃。一九七七年我到空后军械部找杨菊坤助理联系器材，发现那些樱桃树还在。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空军二级部部级干部特别是司令部全部是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的干部，年龄在四十岁左右，他们文化水平很高，很多都是从团作战参谋干起，全盘指挥很有一套。处级干部多是抗日后期干部，参谋干事都是参加过解放战争的。北京王府井的中国照像馆最爱给空军的将军部长们照像，因为他们长得太帅了，个头在一米八上下，又是共和国功臣，三十多岁，扛着大校上校的牌子，今天的帅哥哪是对手，那才是空军一道了不起的风景线呢。王娜宁手中有一张那时空军将军们的合影，对我说，他们当时的帅劲儿，后来人包括他们儿子没有能比得上。父亲比这些部长们要小几岁，能进入他们的行列，主要是在侦听方面建有奇功,成了共和国最年轻的上校。大院这些部长们的长子都比我大几岁，再加上我的智力比同龄的孩子发展得快些，所以每天开心在一起的都是这些大孩子了。顺便说一句，在研究中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些将军部长的第二代无论从长相才干以及后来的事业很少有超过他们父亲的，当然文革是一个原因，我想当年这些将军部长的婚姻全部都是组织安排，讲究政治纯洁性，个人选择余地很小，这是不是也是个原因。

　　我到空军大院那年正好赶上育鹏放暑假，这些大孩子都放假在家，王黑子说，大家都特别喜欢我，说我当时自称是蒙古人，讲话结结巴巴，南方口音，说我小不点的时候，就显得很宽容，跟谁都能玩到一起。我现在只记住了魏京生大黑子，大黑子说哪只这么两个，多呢，梁建英，石新民，韩小春，吕匡义，莫汉文，候小明，都是。魏京生有个大哥叫魏小蓝，把我训练得最好，我们以口哨相约，不论多晚，听到哨音，我也要跑出去，不过他多是向我要零花钱。

　　五号楼后面是个大工地，打好了地基准备盖房子，不知为何停了工，不见一个工人。我现在分析起来可能是遇到国家财政紧缩，资金跟不上而下马了。那个工地可是我每天流连忘返的地方，我们把工地的砖搭成了炮楼，比在幼儿园搭积木要好玩多了。这时我注意到一个五岁的小女孩，我清清楚楚记得她是住在五号楼，她每天没有上幼儿园，而是看着我们在工地上玩。有一天我发现她掉进了挖好的地沟里，虽然只有一米多深，想自己爬上来恐怕还不行。那天是个早晨，别的孩子还没有来“上班”，她见了我说，大哥哥，能给我拉上来吗？我没有太费劲儿就把她给拽了上来。那个小女孩儿挺有心计，第二天仍在那条沟的旁边蹲着等我，看我到了，站起来从衣服里拿出一把餐刀，看样子是从家里偷出来的，要送给我。我刚到北京，没有见过餐刀什么样，说你这刀怎么这么钝啊，她说那是吃面包抹黄油用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家里用餐刀吃饭的恐怕不会很多，也可能她的父亲去过苏联。那把餐刀我一直当宝贝似的放在家里。

　　空军大院的孩子同我一起玩过有过交往的很多，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文革。文革中不少将军部长反目为仇，大家都“你方唱罢我登场”，我同他们的孩子反而玩得更好了，在我眼里从来没有“黑帮子女”概念。用大黑子的话说叫“包容性”好，我看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叫“同情弱者”。张小祥张小春的父亲文革初期挨整，我同他们玩得很好；尉小欧的父亲挨斗，我一天至少找尉小欧两趟；华建国张宁生黄述海的父亲隔离审查，多年我们一直相处很好；对戴抗初星火也是一样，好像我对邢兵力也不错。顺便要提一句的是到尉小欧家，他父亲挨斗的那段时间，每次我进去，他母亲都要拿出窝头咸菜当着我的面吃，开始我有些感觉，怎么部长家每天吃窝头咸菜。后来我才明白，原来是暗示我，叫我出去宣传，部长家生活艰苦朴素，由此可见，当年我这个孩子，在大人眼里也是显得挺重要的。

　　当兵以后一旦有机会回到北京，去的最多的地方我看是大雅宝和东郊民巷了，那里有我众多的儿时的小伙伴。在那里经常可以碰到“梁文的几个妹妹”，有一个碰到最多，也就是从小到大不穿裙子喜欢穿短裤的那个，笑眯眯地常在家门口站着。听说池小东家买了一个二十寸的大彩电，真想进去看看，彩色是什么样。这是大雅宝也可能是全空军第一家人买彩电，当时一台彩电两千九百元，一个高干不吃不喝一年的工资。记得有一年母亲再三嘱咐我去打磨厂看看梁建英的母亲赵阿姨，好像还带了点水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