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幕　威胁—老的、新的、永恒的

　　大家都叫他神箭手。这是一个荣誉头衔，虽然一百多年前，他们在领教了火枪之后早已抛弃了弯弓。这个名字一部分反映了斗争的永恒性。西方侵略者（他们是这样看待这些人的）头一个是亚历山大大帝，接着又来了更多的人。这些人最后都失败了。阿富汗部落里的人认定他们抵抗的原因是伊斯兰信仰。然而他们那顽强不屈的勇气，跟他们那无情的黑眼睛一样，都是从祖先那儿传下来的。

　　这神箭手是个年轻人，又是一个老年人。他在山溪里洗澡的时候，谁都能看到他那三十岁的身体上肌肉平滑，充满青春活力。这种人爬上一千米高的光秃石岩，就象到邮政信箱那边去蹓跶一趟似的，不过是生活中的小事一桩。
　　他的眼睛却已经上了年纪。阿富汗人本来很漂亮，但是他们那笔直的体型和好看的头发很快就被风、沙和太阳弄坏了，往往使他们比实际岁数要显老。对神箭手来说，他倒不是被风弄坏的。三年以前；他还是一个数学教师，在这国家里公认是一个有够足资格念《可兰经》的大学毕业生。他按当地习惯早婚，做了两个孩子的父亲，但他的妻子和女儿都被苏霍伊-24型战斗攻击机发射过来的火箭炮打死了。他的儿子也失踪了，是被绑架的。苏联人在出动空军炸平了他妻子老家的村庄之后，地面部队开过来，杀死了留下来的所有成年人，将孤儿悉数运往苏联，在那里用另一种现代化的方法对他们进行教育和训练，神箭手回想，都是因为他妻子想让她妈妈临终前看一眼外孙和外孙女，都是因为碰巧一个苏联巡逻兵在村外几公里处被人打死了。在得知噩耗当天（离事件的发生已一个星期），这位代数学和几何学教师把书籍整整齐齐地堆在桌子上，就迈出加兹尼这个小镇，进山里去了。一个星期后的黑夜，他带着另外三个人回到小镇，并且证明自己无愧于民族传统，因为他已经杀死了三个苏联士兵并缴获了他们的武器。现在他仍然带着那第—支喀拉什尼科夫式冲锋枪。

　　这还不是他以神箭手出名的原因。这个“自由战士”小分队的队长是一个观察力敏锐的领导人，人们不因为这个新来的人在教室里度过青春、学洋玩意儿而瞧不起他，也不因为这年轻人没有自发的宗教信仰就抓住这一点反对他。教师参加组织时，对伊斯兰教只有最粗略的了解，队长还记得，当阿旬劝导这年轻人信奉阿拉时，他泪如雨下。一个月之后，他成了队里最有铁石心肠和最有能力的人，是真主旨意的最明白体现者。队长又选派他去巴基斯坦，利用他的科学和数学知识学习使用地空导弹。那个严肃寡言的美利坚斯坦（阿富汗人以自己的习惯把美国叫成××斯坦。）教官用来装备自由战士的第一批地空导弹正是俄国自己的SA－7，俄国人都知道这个名字的原意是“箭”。这种“可携式”地空导弹，使用时要有高明的技术，效果才特别大。只有少数人能掌握这个技术，其中以这位数学教师为最好。由于他善于使用俄国“箭”，组织里的人都爱叫他“神箭手”。

　　此刻，他手里正拿着一只新式导弹在打埋伏。这是一种名叫“毒刺”的美制导弹，但是队里人（实际上整个地区）现在把一切地对空导弹都只叫做箭：给神箭手的工具。他躺在一个刀刃般的山脊上，离山顶一百米处，从那里可以俯视水川河谷。身旁是他的观察员阿卜杜尔。这名字差不多等于“仆人”，因为这十几岁的小伙子替射手背着两只备用导弹更重要的是用鹰似的锐眼替他瞭望。他眼里燃烧着怒火，他是一个孤儿。

　　神箭手带着要战斗一千年的表情，用眼睛察看山区地形，特别是那些山脊。神箭手是个严肃的人。尽管非常和善，但很少见他笑过，看见新娘子也显得没什么兴趣，甚至对新寡的妇女也不去说几句孤寂哀愁的同情话。他生活里只容得下一个单一的感情。
　　“瞧！”阿卜杜尔指点着，轻声地说。
　　“我看见了。”
　　在下边山谷里，当天最激烈的一次战斗已经进行了三十分钟，正是苏军从山那边二十公里外的直升飞机基地取得支援的时候。米－24机首的玻璃罩在阳光下短暂地一闪，正好让他们能看清它在十英里外的上空紧贴着山脊飞行。更远的上方，远在他的射程之外，一架单翼安东诺夫-26双引擎运输机在盘旋，机上装满了观测仪器和无线电，来协调地面和空中的行动，但是神射手的眼光只盯住米-24，那是一架辛德型的攻击直升机，装有火箭炮和加农炮弹，正在从盘旋着的指挥机上获得情报。

　　“毒刺”导弹的出现使俄国人大为吃惊，他们每天改变空中战术，以对付新的威胁。这里山谷很深，而且异乎寻常地狭窄。飞行员要想攻击神箭手的游击队弟兄就得直落下来钻进山谷的岩石夹道；可是害怕下面步兵中“毒刺”导弹部队，又得同谷底至少保持一千米的高度。神箭手盯着直升飞机，只见那飞行员为了视察地面选择道路，正在曲曲折折拐来拐去地飞行。正合所望，飞行员离开背风方向朝这边飞来，想让风速把水平螺旋浆的声音推迟几秒钟。这几秒钟可能是紧要关头。在上空盘旋的运输机会把无线电调到自由战土使用的同一个频率，这样一来俄国人能侦察出游击队追击的警报，同时又指示导弹部队可能在什么地方。阿卜杜尔的确带了一个无线电机，他连忙把它关上，揣进怀里。

　　神箭手慢慢举起发射器，把双元瞄准器对准飞过来的直升机。他的拇指滑向一旁，按在启动电门上，把颊骨紧贴着传导键。发射器的自导系统发出欢快的尖叫声，他感到很满意。那飞行员已作好估计，选定目标。他靠着远处的山谷边缘，刚好是导弹射程之外的地方往下飞，开始头一轮俯冲轰击。这辛德型飞机的机首下指，坐在飞行员前方稍稍靠下的炮手已向自由战士的地区瞄准。谷底升起了烟尘，那是苏军用迫击炮弹指示他们的死敌在那里，于是飞机稍稍改变了一点航向。差不多是时候了。火焰从直升机的火箭吊舱喷射出来，第一轮齐放的火箭炮倾泻而下。

　　另一股黑烟升起，那烟冲上天空时，辛德直升机朝左边一偏，一点也没有碰着它，但肯定说明面前有危险，或者飞行员是这样想的。神箭手紧紧握住发射器。现在直升机向他侧滑而来，填满了瞄准器的内圈。进入射程了。他用左拇指使劲按住前面的按钮“放出”导弹；让它的红外线导引头对准那米—24涡轮轴发动机喷出的热气流。从颊骨传到耳朵里的声音改变了。导弹现在已经盯住了目标。辛德直升机飞行员决定打击向他发射“导弹”的地区，他让飞机更向左转，轻轻地拐弯。他警惕地观察刚才发射火箭那个地方的岩石，无意中把喷气孔几乎完全暴露给了神箭手。

　　导弹尖声嘶叫，表示它现已准备妥当，但是神箭手仍然按兵不动。他设身处地想了想，判断飞行员在向可恨的阿富汗人射击之前还会让飞机靠他更近一些。果然如此。当那辛德直升机距离他只有一千米远的时候，神箭手深深吸了一口气，抬眼看了看，喃喃念着简短的复仇祷词，那扳机就象自觉自愿似的拉响了。
　　发射器在他手里猛然后坐，“毒刺”导弹在落下去把目标送回老家之前，轻轻地往上飞去。尽管它后面拖着一条让人看不清的浓烟尾巴，神箭手那双锐眼还是能看到它。导弹按照它本身的电脑（象邮票般大小的一块微缩集成电路板）发出的指令展开它的调动尾翼，让他们微微转动几个丝米。高处盘旋的安—26飞机上，一个观察员看见了一小团尘土，伸手去拿麦克风传达警报，但是，他的手刚刚碰到那塑料家什的时候，导弹已经命中了。

　　导弹一直钻进直升飞机的一个发动机并且爆炸了‘飞机马上成了残废。尾浆的传动主轴被打断了，机身向左侧猛烈打转。这时飞行员在狂乱中看见了一块平地，试图使飞机自动旋转着陆，炮手则用无线电尖声呼救。飞行员让引擎慢车转动，紧抓油门变距杆以控制转矩，眼睛死盯住一块网球场大小的平地，切断了电源，开动了机上灭火系统，跟大多数飞行员一样，他害怕火胜于一切，虽然他不久就会发现这是一个错误。

　　神箭手看着米-24倒栽葱撞在离他五百英尺下面的岩石边上。令人惊奇的是，机身摔裂了，却没有着火，飞机非常危险地横着打滚，尾部向前折断，打在机头上，然后才在一侧稳定下来。神箭手飞跑下山，阿卜杜尔紧跟在后，一共只用了五分钟。
　　飞行员被他身上的安全带倒吊着，正在努力挣扎。他身上疼痛，但他明白只有活着才会有疼痛感觉。这架新型直升机装有经过改进的救生系统，他靠这些，或者靠他自己的熟练技术，才能在这次坠机中逃出活命。他的炮手就不行。他稍稍注意看了一下，那个吊在他前面的人已失去知觉，双手无力地垂向地面。飞行员顾不上他了。他的座椅弯曲了，座舱罩破碎。它的金属骨架现在成了飞行人员的监牢。应急投放锁门失灵了，应急爆炸投放栓点不着火。他从肩上皮套里取出手枪，开始向金属构架射击，一次能打下一片。他不知道安-26是否收到了紧急呼叫，基地的救援直升机是否已在途中。他的呼救机在裤兜里，他一逃出这残骸就开动它。飞行员在橇开金属架时划破了手，露出白骨，但总算得到了一条逃命的通道。他打开牢笼，爬出飞机，脚踏岩石大地的时候，他再次感谢命运，没有在一个机油熏蒸的烟柱中结束自己的生命。

　　他的左腿折断了。一根顶端呈锯齿形的白骨戳露在飞行服外，虽然他在极度惊恐中不觉得怎么疼，但看见这受伤的样子也害怕起来。他把空手枪放回皮套，抓起一根零散的金属条作为拐杖。他得离开此地。他一瘸一拐走到崖边，看到一条小径。离友军只有三千米了。他正要下去，听见后面有声响，连忙回头。顷刻间，希望变成了恐怖，飞行员这才意识到，刚才要是猛然焚毁倒是一件幸事。

　　神箭手在感谢“阿拉”声中，把他的战刀拔出鞘来。
　　瑞安心想，她留下来的东西不会很多了。船身还基本完好，至少表面上是这样，但是你可以看见她身上那些粗糙的焊接斑痕，就象佛兰肯斯坦创造的怪物身上的针脚一样清楚。他心想，这倒是一个非常贴切的比喻。人类造出了这些东西，总有一天他们会在一小时之内把那些制造者毁灭掉。
　　“哎呀，我的天！从外面看它们是多么大啊……”
　　“难道从里面看却是这么小吗？”马尔科问道。语音里深含哀愁。不久以前，苏联海军舰队的马尔科·拉米乌斯艇长亲自指挥把他的船开进了这个干船坞。他没有亲眼看见美国海军技术专家们象病理学家解剖尸体一样宰割她，拆卸下导弹、反应堆、声纳、船上电脑及通讯装置、潜望镜，乃至厨房炉灶，拿到遍布全美的基地去进行分析研究。他不在场，是他自己提出的要求。拉米乌斯恨苏维埃制度，但还不至于恨那个制度造出的船。这条船他驾驶得很顺手，何况“红十月”还救过他的性命。

　　瑞安也是这样。杰克用手指抚摩他额上的十字形伤疤，不知道他们把舵手控制台上他留下的血迹擦干净了没有。他对拉米乌斯谈了他的意见：“我觉得很惊讶，你不想把她带出去了。”
　　“不想了。”马尔科摇摇头。“我只想说一声再见，她可是只好船哪。”
　　“是够棒的。”杰克轻声地表示同意。他看着那左舷上被“阿尔法”级潜艇上的鱼雷打穿的、还没有完全修补好的破洞，摇摇头，没做声。真够棒的，鱼雷袭击时是她救了我的小命。这两人默默地注视着，站在那一边的是水手们和海军陆战队队员们，他们从去年十二月以来保卫了这个地区的安全。干船坞正在灌水，从伊丽莎白河来的脏水冲进这水泥盒子。他们今晚就要把她拖出去。六艘美国快速攻击潜艇现在还在诺福克海军基地东边的大洋里进行“消毒”；表面上是还有几艘水面舰只参加的整个演习的一部分。夜里九点了，没有月光。把干船坞灌满水需要一小时。一个三十人的船员小组已经登船。他们发动柴油发动机，把她驶出去作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航行，到波多黎各的北边的大洋深沟区去，在那里，她将被凿沉在二万五千英尺的水底。

　　瑞安和拉米乌斯瞧着，水已经淹没了支撑船体的木墩，近一年来第一次打湿那潜艇的龙骨。水进得更快了，爬上了漆在船头船尾的载重线标志。潜艇甲板上，一些穿橙红色反光救生衣的水手们在那里到处走动，准备解开那十四根把她牢牢系住的粗壮的系泊缆绳。
　　那船纹丝不动“红十月”没有欢迎那水的样子。瑞安自言自语：这可能是她知道什么命运在等待她的缘故吧。这是一个愚蠢的想法——然而他也知道，几千年来，水手们把他们服务的舰船都赋予了人格。
　　她终于有些活动了。水把船身从支撑木墩中漂浮起来。
　　水下有一连串的沉重响声主要是感觉而不是听到的；你看她从那些木墩中升起得那么慢，而每次都要前后摇晃好几英寸。
　　几分钟后，船上柴油机轰隆作响，船上和船坞上管缆绳’的人开始收卷缆绳，船坞靠海那一头的帆布帐幕取下来了，大家都能看见外边海上雾气迷天。行动的条件好极了。条件必须十全十美；海军已经等候六个星期7，等的就是切萨皮克湾一年里令人烦恼的时刻：月黑天加上季节性大雾。当最后一根缆绳滑下的时候，潜艇绪板上一个军官拿起号角响亮地吹了一声。

　　“开船。”随着他的口令声，船头的水手降下船首旗，放下旗杆。瑞安这才第一次注意到那是一面苏联国旗。他微笑了。这是精采的一笔。在踏板后端，另一个水手升起苏联海军军旗，那鲜艳的红星装饰着红旗和北方舰队的盾形图案。这个一向重视传统的海军，向站在他旁边的人举手敬礼。
　　瑞安和拉米乌斯看着潜艇以她自己的动力开行，她那一对铜螺旋桨缓缓地开着倒车退入河里。一只拖驳帮助她转向北方。过了不到一分钟，船影消失。只是从这海军修造厂的油污水面上，传来了她那依恋不舍的柴油机声。
　　马尔科擦了擦鼻子，眨了好几下眼睛挤掉眼泪。他从水面转过脸来，语调坚定：
　　“那么说，瑞安，他们让你从英国飞回来就为了这个？”
　　“不，我好几个星期以前就回来了。有新任务。”
　　“能告诉我什么任务吗？”马尔科问道。

　　“武器限制他们要我协调谈判小组的情报工作。我们在一月份就得飞过去。”
　　瑞安对潜艇命运的悲伤心情，被他对于为什么而建造潜艇的思考冲淡了一些；他记得一年前在导弹舱里，第一次同这些可怕的家伙靠得那么近的时候，心里是怎样反应的。杰克接受了这个事实：原子武器维持和平——如果你真的能把世界现状叫做和平的话——但是跟大多数考虑这个问题的人一样，他希望有一样更好的方法。对了，这不过是减少了一只潜艇，减少了二十六枚导弹和一百八十二个弹头。瑞安对自己说：从统计的角度看，它是无足轻重的。

　　但这还是有所得的。
　　在一万英里之外海拔八千英尺的地方，麻烦的是气候不合季节，变化无常。这地方在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风从南方吹来，还带着印度洋的水气，落下来便是令人难受的毛毛冷雨。这里冬天来得早，往往灼热的，不透气的夏天刚刚过去，真正的冬天便接踵而至，整个变成寒冷和白色。
　　工人们大多数是年轻、热情的共青团员。他们被带到达里来参加一项建设工程，这工程是1983年开工的。其中一人，莫斯科国立大学的物理学硕土研究生，擦去眼睛上的雨水，直了直腰以减轻后背痉挛的痛苦。莫罗佐夫心想，这简直不是利用一个有前途的青年工程师的办法。他本来可以在实验室里研制激光，用不着摆弄这测绘员的仪器，可是他想成为一名正式的苏共党员，更想逃避服兵役。在校期间缓役和共青团工作二者加在一起，大有可能帮他达到目的。

　　“啊？”莫罗佐夫转过身去看一个在现场的工程师。他是一个土木工程师，自称是水泥专家。
　　“我看这方位是正确的，工程师同志。”
　　那年长的人弯下腰从观测镜看了看，说道：“我同意。这是最后一个了，谢天谢地。”远处传来爆炸声，他两人都跳了起来。红军的工程兵又在环形栅栏外消除了一处岩石暴露部分。莫罗佐夫暗想，你不用当兵也能看出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你使唤光学仪器干得很漂亮。或许你也会成为一名土木工程师了，呃？为国家建造些有用的东西？”
　　“不，同志。我是学高能物理的——主要是激光。”
　　“这我可不知道。”土木工程师带着一个知情人的微笑，回答说，“我从来不认识天文学家。”

　　莫罗佐夫心里暗笑。他终于猜对了。他们正好是绘制了可以安装镜子的六个点的位置。它们都同一个中心点成等距离，这中心点设在有持枪守卫的一个建筑里。这么精确，他知道只能有两个用途。一个是作天文台，那是收集从天上下来的光。另一个用途就是涉及把光射上天去。这位年轻工程师对自己说，这正是他要去的所在。这地方将会改变这个世界。 　


第一章　 党的招待会

　　情报活动在进行。有各式各样的情报活动。那里的每个人都知道它的内容，那里的每个人都是它的一部分，那里的每个人都需要它。然而那里的每个人都在以这种或那种方法制止它。对于在大克里姆林官圣乔治厅的每个人来说，这种两重性是生活的一个正常部分。
　　参加者主要是俄国人和美国人，他们又分为四类。
　　头一类是外交官和政治家。人们很容易识别，从他们那中上水平的衣着、端庄的姿态、随时准备好的机械的微笑、多次祝酒后还能小心措词就看得出来。他们是主宰，自知这点，他们的举止也表明了这一点。
　　第二类是军人。武器谈判少不了这些管武器的人，他们对武器维护、试验、溺爱总是认为那些管人的政治家们永远不会下令使用。军人们身着制服，多数按相同的种族或兵种三五成群地站在那里，每人抓着一只斟得半满的酒杯和餐巾，那茫然没有表情的眼睛扫视全屋，好象是在一个陌生的战场上搜索某种暗藏的杀机。对他们来说正是如此。一旦政治家们不能自制，生气了，失去远见了，不再可惜断送年轻的生命了，那么，今天这个不流血的战场就会决定将来真正战场的性质。军人们相信一个人只是相对的，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对身穿不同颜色军服的敌人，比对衣着舒适的主子们更信任一些。你至少知道另一个军人的立场，可是你总也摸不透政治家们的立场，即使你本国的也不行。他们安详地互相交谈，注视着在听话的对方，偶尔才停下来很快喝上一者可以说，象那些被自称为主宰的人们牵着的一群猎狗。

　　要军人们承认这个，也是困难的。
　　第三类是记者。他们也能从衣着上识别出来，他们乘飞机时衣箱小东西多，不断地装进去取出来把衣服弄得皱皱巴巴。他们没有政治家们的那种高雅的神情和面带的微笑，而是象孩子们的好奇爱问，还有些放荡不拘。他们多数人左手端酒杯，有时拿的不是餐巾而是一个小本子，还有半遮、半掩的一文笔。他们东走西窜，象一些捕食的小鸟。有的找到了愿意谈话的人；有的远远地跟人打招呼，然后走过来打听消息。旁观者从记者们那么快地奔向另一个采访对象，就知道那消息是多么有趣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来，美国和西欧记者同他们的苏联对手很不一样。后者多半象往日得宠的伯爵们那样紧紧围在主子们的身边既表现了他们对党的忠诚，又可以作为挡住西方记者的缓冲屏障。总起来说，他们是这场戏剧表演的观众。

　　第四类，也是最后一类，是暗藏的、不能用简易方法识别的一种人。那就是间谍和跟踪他们的反谍人员。他们不同于安全保卫官员，后者只是在屋子四周的墙边上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每一个人，而他们跟那些端着沉重银盘、水晶玻璃怀里盛着罗曼诺夫王室特制香槟和伏特加、来回走动的侍者们一样不显眼。当然有的侍者也是反谍人员。他们在房间各处巡围，竖起耳朵听取一言半语，也许有那么一个太低的交谈声或者跟当晚气氛不协调的词句。一个四重奏弦乐队在角落里演奏着室内音乐，没有谁认真听它，但这也是外交招待会的特色，缺少它反而使人奇怪。屋子里有一百多人，每个人有一半时间在说话，所以人声嘈杂。靠近四重奏的人为了能彼此听到谈论，不得不提高嗓门去压倒音乐，所有这些声音都装在一间二百英尺长、六十五英尺宽、有镶木地扳和灰泥硬墙的大舞厅里，声浪在里边反射回落，达到了能把小孩耳朵震坏的程度。间谍们利用这嘈杂声音和隐蔽身份进行活动，成为宴会上的幽灵。

　　这里有间谍，大家心里都明白。在莫斯科，任何人都能告诉你关于间谍的故事。你要是偶尔遇见一个西方人，为了某件事作一点正常的接触，那你还是以去报告为妥。假如这种事情只有一次，一位莫斯科民兵的警官（或者是一位带着公文包四处蹓跶的红军军官）在旁边走过，他就会转过头来看看，并作下记录。这可能出于好奇；也可能不是。当然，自从斯大林上台以来，时代变了，但俄国还是俄国，对外国人和他们的思想不信任，是比任何意识形态都要古老的观念。

　　这屋子里大多数人都想到了这个问题，但除了那些真是在玩这种特殊游戏的人，没有推去认真考虑它。外交家和政治家们在注意遣词用字，此刻也不过份关心。记者们只觉得这挺逗乐是一个跟他们没有真正关系的、传说中的把戏。（虽然每一个西方记者都知道，他或她事实上已被苏联政府看成是一个间谍。）军人们大多数都考虑这个问题，他们懂得情报的重要意义。他们需要情报，重视情报，也看不起那些为尚不成熟的事搜集情报的人。

　　究竟哪些人是间谍？
　　当然有一小部分人，他们只能归入不易辩明的那一类——或者可以归入好几类。
　　“您对莫斯科印象如何？瑞安博士？”一个俄国人问道。杰克正欣赏那座美丽的圣乔治钟，听到这话转过身来。
　　“恐怕是，又冷又暗。”瑞安吸了一口香槟后，这样回答，
　　“我们好象没有机会去看点什么了。”他们也不愿去。美方小组来到苏联才四天多，全体会议之前的这个技术性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他们就要飞回美国去了。

　　“那太糟糕了。”谢尔盖.戈洛甫科发表意见。
　　“是呀，”杰克赞同，“如果您们的建筑都这么好，我倒愿意花几天功夫来欣赏。不管是谁造的，这房子倒有它的风格。”他看着那闪光的白墙、拱形天花板和黄金制成的门窗页扇，赞赏地点头。其实他认为有点过份了，不过他知道，俄国人有一种把许多事情做过头的癖好。对于难得有什么足够东西的俄国人来说，“足够了”意味着比别的任何人都多，更恰当的说法是比其他的每一个人都多。瑞安认为这是一种民族自卑感的表现，他提醒自己：凡有自卑感的民族，都带病态地愿意否定自己的认识能力。这个因素影响着武器控制进程的一切方面不能只用逻辑性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

　　“这颓废的罗登诺夫家族，”戈洛甫科特别指出，“这一切都来自农民的血汗啊。”瑞安背转身去笑了。
　　“嗯，至少他们收的税金还花了一些在美丽的、无害的、并且是不朽的东西上头。您要问我的看法，我认为这胜过花钱去买十年后就要报废的丑陋的武器。有一个想法，谢尔盖．尼古拉维奇，我们将政治经济竞争改弦易辙，从核武器竞争改变为美的竞赛。”
　　“那么，您们对谈判进展感到满意了？”
　　情报活动。瑞安耸耸肩，继续看那屋子，“我说为我们已经谈妥日程了。下一步，壁炉那边那些人会把细节弄好的。”他盯着一个巨型小品枝形吊灯；他不知道多少人花多少年才能造好这个东西，不知道把小汽车一样重的东西吊起来该有多么滑稽。
　　“那么您对核实的问题也感到满意罗？”

　　确定无疑了。瑞安微微一笑，心里这样想。戈洛甫科是格鲁乌（GRU）的人。“国家的技术工具”’这个名词意味着间谍卫星或其它用以监视外国的手段，在美国是中央情报局（GIA）的范围，在苏联则由格鲁乌即苏联军事情报局管辖。尽管有现场检察的暂行原则性协议，确认是否遵守协议主要还是靠间谍卫星。那该是戈洛甫科的地盘。

　　杰克为中央情报局工作，并不特别保密。也用不着这样做，因为他不是外勤官员。他参加武器谈判小组是一个逻辑的结果：他最近的任务是追踪苏联境内的某些战略武器系统。为了签定武器条约，双方都首先要说服本国的那些偏执狂人，让他们相信对方不会在他们身上玩弄阴谋诡计。杰克就是按这个路子去劝告谈判首席代表的。杰克提醒自已这位代表是费了很大劲儿才听信他的话的。

　　“核实，”他停顿一会儿，回答说：“是一个技术性很强、很困难的问题。我恐怕不是真正熟悉这个问题的人。你们的人对我们关于限制地面系统的建议看法如何呢？”
　　“我们比您们更依赖陆基导弹。”戈洛甫科说。由于讨论到苏联立场的要害，他的声音变得警觉起来。
　　“我不明白为什么您们不象我们那样看重潜水艇呢？”
　　“可靠性。这您是很清楚的。”
　　“什么？见鬼了！潜艇是很可靠的嘛。”杰克故意引诱他，一面又去看钟。它很精美。一个农民模样的人把一把剑交给一个小伙子，要他去战场，杰克心想：我这个主意不算新鲜，就有把青年人骗去送死的屁话了。
　　“说起来很遗撼，我们出了一些事。”

　　“是的，那艘Ａ级在百慕大沉没了。”
　　“还有别的。”
　　“喂？”瑞安转过身去，好不容易才忍住没有笑出来。
　　“瑞安博士，请不要侮辱我的智力‘红十月’的事，您跟我一样清楚。”
　　“那是什么名字呀？哦，是的，你们的人在卡罗米纳外海域搞丢的那艘‘台风’。那时我正在伦敦。我一直没有得到过这方面的报告．”

　　“我认为这两次事件正好说明我们苏联人面临的问题，我们不能完全信赖我们的导弹潜艇，跟你们不一样。”
　　“晤。”驾驶员就更别提了，瑞安心想，注意着不让险上露出一点表情来。
　　戈洛甫科契而不舍：“我可以问一个实质性问题吗？”
　　“当然可以，只要您不指望得到实质性的回答。”瑞安抿嘴笑了。
　　“您们的情报界会尽对草约上的建议吗？”
　　“嗅，我怎么就该知道这个答案呢？”杰克停顿一下，反问道：“您们的人意见如何？”

　　“我们的国家安全机构都是叫怎么做就怎么做的。”戈洛甫科向他保证。
　　瑞安心想：对了。“在我们国家里，如果总统决定要一个武器条约，并认为能得到参议院的通过，就不管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是怎么想的——”
　　“可是您们的军—工联合企业……”戈洛甫科打断了杰克。
　　“天哪，你们这帮人真的喜欢为那事没完没了，是不是？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您应该知道得更清楚。”
　　可是，戈洛甫科是一个军事情报官员，他可能不知道，瑞安想起来已经太迟了。美国和苏联彼此误解的程度，是既可笑而又极其危险的。杰克不知道，这儿情报界的人是象中央情报局现在经常做的那样，要把真象搞出来呢？还是象以往中央情报局常干过的那样，只是要说些头头们想听的话？他想，可能是后者。俄国情报机关无疑是政治化了的，中央情报局过去也是这样。穆尔法官做的一体好事，就是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使这种现象得以结束。他没有想当总统的特殊愿望，这使得他同苏联对手不一样。克格勃的一位领导人在这方面已登峰造极，至少还有一位也想这样做。这样就把克格勃变成了一个政治动物，很影响他的客观性。杰克向酒杯里叹了一口气。如果能消除一切错误认识，两国间的问题虽然不会就此结束，但至少会更好处理一些。

　　有些可能。瑞安自己也承认，同别的种种办法一样，这也不是什么万应灵丹，但是它毕竞从来没有试过一试啊。
　　“我可以向您提一个建议吗？”
　　“当然可以！”戈洛甫科答道。
　　“让咱停止谈本行。在我欣赏香槟的时候，您给我讲讲这间屋子，好吗？”这可以在明天写接触情况报告时，使我们两人都能节约许多时间。
　　“我给您添点伏特加好吗？”
　　“不用了，谢谢。这种起泡的东西妙极了，本地产的？”

　　“是的，格鲁吉亚产的。”戈洛甫科得意地说，“我觉得它比法国香槟还好一些。”
　　“我倒想带几瓶回家去呢。”瑞安承认。
　　戈洛甫科笑了。由于想表示逗乐和他的权力，他大声喊叫了一声：“一定办到。就这样这宫殿建成于1849年，耗资一千一百万卢布，当时可是个大数目啊。这是最后建成的一座大宫殿，同时我认为，—这是最好的……”
　　瑞安当然不是唯一参观这大厅的人。美国代表团大部分人都不曾见识过。俄国人厌烦了宴会，引他们各处走走看看，边走边讲解。大使馆的一些人紧紧跟在后面，漫不经心地关照着一些事情。
　　“好了，米沙，你对美国女人印象如何？”国防部长雅佐夫问他的助手。
　　“往这边走来的那几位相当有魅力，部长同志。”这位上校发表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