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四十岁的男人，我突然有种要写点什么的冲动，这种冲动像痔疮一样，不拉出来憋得难受，拉出来又相当疼痛。
　　这不是自传，真正有人读的自传都是不需要自己写的。
　　从三十岁以后，我那坚固密实的牙齿开始松动，吃点肉类蔬菜就会从牙缝里分流一部分，只好恶俗地用牙签去掏。而记忆力松动得比牙齿还厉害，过去四十年的经历，正被时间一点一点地掏走。还有读书的习惯，但是读来的东西，就像做豆腐一样，好东西都流走了，剩下来的，是一堆豆渣。
　　必须得先对我自己当前的状况作一个简单的说明。我这个名字，拜我那嗜好古典文学和中国历史的老父所赐，起得有些晦气。陆沉舟，船都沉底了，只能眼睁睁地看千帆竞过，自己却一动也不能动。还好，大凡沉船，总有些金银珠宝古董跟着也泡在水里，所以我混得不算太惨。
　　基本上，我属于被称为有钱人的那一类，在这个城市有若干套或出租或空置的房子，我甚至也有别墅，不过除了我跟老婆没有任何人知道，包括儿子----虽然这栋别墅的户主其实是他。

　　别墅也是空置的，我们现在住在一个半山腰上的小区里。不住别墅的原因很复杂，比如方便儿子读书、比如不想招人嫉妒、比如环境好空气新鲜，另外就是习惯了邻居们点头微笑打招呼的热情友好，孩子们也有玩伴。而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是商人。
　　作为一个对老客户依赖度极强的商人，我不能让我的客户发现我已经住上别墅而他却仍然住着三室一厅。
　　人都有这种心理，愿意给弱者做救世主，却不愿意让别人肥上添膘，尤其是这身肥肉里还有他的贡献的情况下。这好比兄弟几个把你扛到游行的花车上而你只顾着对欢呼的人群挥手却忘了拉兄弟一把。
　　我能有今天，并非有什么背景或者祖传，而是来自于我不算太差的悟性、十多年的坚韧以及过得去的运气。推而广之，除了太子党，任何在经济仕途有所斩获的人，悟性、努力和运气三者都是不可或缺的。反面教材古今中外比比皆是，孔子的脑子好不好用？周游列国一路艰辛够不够努力？最后一个烂运气就逼得他去做了一辈子教师—虽然是最了不起的教师，跟他的远大志向完全是南辕北辙。

　　虽然自认仅仅混到家境殷实，跟成功搭不上一根丝线，但我有幸跟许多的成功人士一样有着相同的坎坷曲折。有趣的是，我也跟他们一样，记得最清楚的，都是精彩得意的部分，而失败或者惨痛的经历，就像垃圾车里的烂白菜一样，闷在罐子里，不掀盖子，别人和自己都闻不到它们散发出来的阵阵恶臭。人都会选择性记忆，这不能怪我。我要用文字来记录过去的四十年，除了炫耀精彩的部分，不可避免地要掀一下盖子，即便臭气熏天，也只得权且忍它一忍了。

　　九十年代初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一个大型国营轮胎企业。
　　那时候的大学生已经不包分配，一般是个人自己找接收单位。好在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在那时候很拽，大家都奔着政府机关或银行这些地位高收入高的地方去，普通企业即使需要也很少能招到应届生。
　　我本来按父母安排准备去银行，在参加例行公事的考试时，我发现跟我竞争这个工作的，竟是我关系最好的同学。我对这兄弟太了解了，以他临毕业还在为学位证补考的水准跟经常辅导老师上机的我竞争，不是没有机会，而是完全没有机会。
　　当然，最终是他如了愿，因为那天考试我几乎是交了白卷。这事到今天我这个死党以及我父母都不知道。
　　最后我禁不起系主任的忽悠，置同学们奔赴机关的热潮于不顾，毅然决然去了这个工厂。随后被厂里以电脑也用电为由，分配去车间做了一个电工。

　　在跟行车、空开、电磁阀相伴大半年之后，我终于痛苦地承认自己以先进技术改造落后工厂的宏志大愿是在被驴踢了脑袋的情况下的狂乱想法。除了偶尔跟师弟师妹们（都是一起分配来的大学生）谈笑能缓解一下，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忍无可忍。
　　如果你想坚持，障碍和麻烦总是如影随形，而如果你想放弃，老天从来不吝提供充足的借口。
　　那天我没赶上厂里的交通车迟到了，一向看我不顺眼的车间主任大声对我说：“以后再迟到就不要来了，我打你旷工！”霎时间我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当着全车间的人我以更大的声音对车间主任吼到：“你现在就可以打旷工，老子不干了！”
　　我当了两百八十三天国家职工，然后摇身一变成了无业游民。
　　揣着怀才不遇的怒火，我决心要做给厂里那些人看，我要赚取巨大的财富然后去收购那个工厂，把跟我过不去的人都开了，让他们后悔不已，然后来求我给口饭吃。
　　一边在心里意淫，一边着手开始干。我跟父母借了五千块钱，找了两个死党一共凑了一万块钱，我去注册了一个计算机经营部，经理是我，员工也是我，钱少，注册不了公司。

　　在一台COMPAQ电脑进价二万八千的情况下，我的一万块在交了房租、买了办公用品后剩下的钱大约只够买一个硬盘了—如果他们肯拆开卖的话。
　　做不了大生意，就从小生意做起，我不是怕吃苦的人。然而在其后的半年时间里，经营部除了偶尔一点磁盘生意以外，最大的单子就是同学介绍的给某单位油印资料，很快我发现靠这样一身油一身汗地干，发财致富固然是空中楼阁，连交房租都大成问题。
　　看清形势后，趁着还剩两三千块钱，在一个风高月黑的晚上，我找了几个人把所有办公用品搬了出去，很不厚道地欠着房东五百块房租落荒而逃，结束了我的第一次老板生涯。
　　几年以后，当我几经周折找到房东，把五千块钱放在她手里的时候，老太太数了五百块钱出来，把其余的塞回我手里，然后带着嘲弄的笑容对我说：那天晚上你搬家的时候，我正好起来上厕所。。。。。。
　　我决定去深圳，从打工做起。

　　九十年代初期，深圳特区处于高热状态，我很快就发现，深圳最热的地方，不是国贸大厦、不是罗湖口岸，而是人才市场。
　　在人头攒动的求职大军中，原来的自负一点点被蒸发，剩下的除了焦急，就是惶惑。
　　五块钱一张表、十块钱一个盒饭，带来的一千多块钱就像沙漠里小小的池塘，看着看着就要干涸了。幸好住宿不要钱，我住在大学同学李向东的宿舍里。虽然睡沙发、虽然对李向东显失热情的接待颇有不满，但跟其他人还得月付两百到五百不等的租金相比，我勉强忍了下来。
　　然而李向东显然没有意识到我的忍耐，有天晚上他绕山绕水说了半天，我才明白，他的意思是说，我在客厅睡了二十多天，他女朋友不方便来很有怨气。
　　相比而言，找女朋友远比找工作难，这个道理我还是懂的。事实上，即使我去睡马路边，跟他有什么关系？他并无义务为保证我食宿无忧而冷落女友。
　　想清楚这一层，我对他说，以一个月为期，到时间无论是否找到工作我都会走。

　　接下来的几天奔波依然是徒劳无功，钱袋却日渐羞涩。免费的住宿要取消了，而每天保证两个盒饭的二十块钱是必须的，我必须请求李向东的资金支持了。这时候我才发现，世间最难的事，莫过于借钱。
　　我说过，作为沉在水底的烂船，我还不算特倒霉的那一种。就在我犹豫再三、斟酌再四怎么跟李向东开口的时候，郭子建在电话那边出现了。
　　人类几千年勘不透偶然与必然的关系，所以只好归为一个字：命。很多看似必然的东西，在一切成了定局之后，我们才发现，这个结果竟然是由一系列的偶然所导致。人类的疑神疑鬼就是这样产生的。
　　历史这艘巨舰常常因为那些被称为“偶然”的礁石而改变航向，后人则在遍查支离破碎残缺不全的各种典籍后，洋洋洒洒地开列出一个长长的叫“必然”的清单来证明历史从来都只有一个航向。这是何等可笑的傲慢与偏执！
　　或者可以这么比喻，一块石头从山头被推下来，它滚落到山脚是一种必然，但滚落到山脚哪个地方以及滚落的路径则取决于沿途的偶然。

　　郭子建这个电话就来得极其偶然。昨天在跟他的女朋友我的师妹刘颖通电话的时候得知我在深圳的。也许是厚道的性格使然、也许是身处异乡的孤独使然，他追着让刘颖打听我在深圳的联系电话，并在拿到电话号码后立即打给了我。
　　电话里郭子建热情地邀请我去他所在的地方，那是一个叫安平的小镇，紧邻深圳，不过一小时的车程。
　　以我当时的状况，当务之急是找工作，有了稳定的收入之后才顾及得上做呼朋唤友这种事，但是在深圳将近一个月的逗留期间，我已经意识到这是一项艰巨而且耗时的战斗，斗志和自信心都遭受了严重打击，而日见干瘪的口袋则让我陷入了退无可退的境地。
　　应该承认，我答应去找郭子建，会朋友的动机在我的思想回路中所占的比例实在不高。我更明确的想法是，也许跟郭子建借钱比跟李向东借来得容易也好开口一些。
　　郭子建这个邀请，不仅彻底改变了我打工之旅的路径，同时还改变了好几个人的生活，也给他本人赢得了一个转机。这一切，在我坐上前往安平镇的中巴车时完全料想不到的。十二年以后，在听说郭子建的公司陷入财务危机的时，我当即让出纳取出五十万现金并亲自交到他手上。这戏剧化的一幕，郭子建根本想不到竟然起因于他当初的一个电话。

　　如果一切后果都可以被预计，人生未免太过无味。而往往是那些最没有功利心的善行，会结出让人惊喜交加的果实。
　　以上是前几天就写好的，贴出来很容易。接下来的就要现写了。
　　然而现在我没有办法去做记忆碎块的拼接这项必须心静如水才能做的工作，因为我的对面坐着一个漂亮的年轻女人，她双肘撑在桌面上，用手掌托着头，正用一双美丽的大眼睛深深地看着我。
　　比眼神更深的，是她胸前的那条沟。
　　子霖，什么时候你开始习惯了我的冷淡甚至无视？就像你现在坐在我的对面，不用我体贴地招呼、甚至不需要我抬头看你。

　　我现在是在自己的咖啡馆里，这个咖啡馆并不是我的经济来源，相反倒是我的资助对象，因为它经常赔本，一方面因为我对咖啡豆品质的要求到了不计成本的地步，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不喜欢吵闹，说话大声的客人都让我指使服务员得罪光了。我做它，泰半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己每天能安静地喝杯像样的咖啡，我喝不惯普通咖啡馆里那种像被水稀释过的咖啡，而来光顾的客人，我猜多半也有跟我相似的癖好。而喜欢安静并且懂得咖啡的中国人，实在寥寥。所以我的咖啡馆生意也是寥寥。

　　每天我都会来坐上两三个小时，让吧师冲一杯咖啡来喝。品出这杯咖啡用的什么豆，是我的乐趣之一，同时也是对吧师的考核----如果我喝不出来，吧师就需要反省了。
　　陪伴我的是一台小巧的笔记本、一盒香烟、一个火机、一杯咖啡，和一个等我收兵的叫徐子霖的漂亮女人。
　　徐子霖在等我喝完咖啡后去浴城。冲洗一下，要个一张大床的包房，再各自叫一个按摩师，按摩完了，按摩师们会知趣地锁门走人，由着我们在包房里胡天胡帝。
　　徐子霖曲线玲珑的身材、光洁如玉的皮肤是我的最爱，而我更爱的是她ML时全身心的投入和令男人血脉贲张的呻吟。
　　死党阿伟有段高论令我高山仰止，他说，年轻的时候第一眼看女人的脸蛋，第二眼看胸部；三十岁后第一眼看女人的腰，第二眼看女人的PG；四十岁后第一眼就能看出女人裸体的全貌，第二眼就能想象出她在床上的表现。

　　我在写这些充满邪恶的文字时，并不担心对面的美女探过头来看。子霖没有普通女人那种好奇心，她温柔、安静，从不违逆我的任何意图，甚至ML她也并不以高潮为第一目的，她的第一目的是让我快乐。而她认为我最大的快乐来自她在我身下婉转承欢。
　　我喜欢子霖，但并不爱她。
　　爱和喜欢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码事，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却完全是两回事。对我来说，喜欢是功利的爱，而爱则是不功利的喜欢。
　　为了不让子霖久等，我要稍微提前一点收工。尽管我不以ML为最爱，但作为一个男人，让女人快乐毕竟是自己的责任，何况，承担这个责任本身的确很快乐。
　　依然是老套路，洗澡、ML、散伙。激情迅速迸发又消退，然后，百无聊赖。我的精力一向过剩，运动完之后毫无疲惫感，一面轻抚着恹恹欲睡的徐子霖绸缎一样的肌肤，一面神游天外。

　　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把喜欢的女人捧在手里、供在心上，我毫无觉察。偶尔送点小礼物、ML的时候坚持到对方高潮以及事后的夸赞和抚慰，已经变成了心不在焉却能极大满足女性的例行公事。这样的举重若轻在十六年前的我看来，绝对是一种无耻和疯狂。
　　算一算，我正是在十六年前认识依思和阿仪的。
　　郭子建一个电话把我招到安平的当天，就拉了他几个朋友一起吃晚饭。按我认识的顺序分别是：
　　依思，广告公司主管，身材丰满皮肤微黑的美女，福建人；韩爱国，建筑项目经理，大嗓门豪爽男人，湖北人；娜娜，韩爱国的女朋友，身份后面再说，身材一流，相貌平平；阿仪，年龄身份籍贯不详，有一点可以肯定，她和依思关系很好；还有一点可以肯定，她比依思更漂亮。
　　酒是人类很怪异的一种发明，既不能充饥又鲜有营养，却成了不同地域不同人种的共同爱好。无酒不成席，似乎并不限于中国人，或以之佐餐或以之助兴，这种人造液体自有妙用。然而我坚持认为爱酒的人只是喜欢喝高之后那种程度不同的飘忽失控感，其效用与K粉甚至海洛因并无多大不同，区别仅仅是前者不易成瘾而已。而我极其讨厌无法自控的状态，推而广之，对不会控制自己行为和情绪的人多少有些不良看法。

　　依思倒不属于我讨厌的范畴，虽然很能闹，但可能因为年龄小，给人的感觉不仅不令人生厌，反倒显得可爱，这可以从桌上其他四个人的反应就能看出来，尤其是两个男人，完全的把她当小妹妹一样逗乐。
　　这顿饭一直吃到晚上九点半，桌旁已经堆了二十多个啤酒瓶，在娜娜的劝说下才告收场。依思显然还没有尽兴，嚷嚷着还要玩，郭子建提议去唱歌，立即得到了众人拥护。
　　出去拜了一圈年又回来了。商场上是有这样的潜规则，逢年过节总要给重要的客户、关节部门头头意思意思。不过有时候也是自己心甘情愿的，比如今天去拜访的一个环保局局长，在原则范围内给了素不相识的我很多方便却从来不占便宜更不会伸手要，对她我极为尊敬，可惜这种人太稀有了。
　　又有几位发言，我认为回应是必要的尊重，不过打你们的ID好麻烦，我又是个懒人，所以以下就不提名字了，反正你们看得出来是回的谁。
　　咖啡和茶是我二十年来的嗜好，为此每年我都要去洗牙齿。大多数咖啡豆都有它自身的特点，长期认真去品，分辨产地并不是高不可攀的事，不一定非得出国，而且出国也未必就做得到。
　　四十岁的男人最缺少的是投入。男人到这个年龄，性情已经变得深沉至少需要装得深沉。对事对人会不动声色地先衡量一遍，他们很难再对某人或某事全情投入，不计回报的事不是他们干的。如果跟这种老男人有纠葛，你可以相信他的技巧，万勿相信他的感情。
　　现在的人，尤其是80后90后的年轻人，很难体会当年卡拉OK厅里的那种乐趣了。时下去唱歌无非两种情形，一是邀朋结伴唱歌喝酒，二是宴请之余飙歌泡小姐。无论哪种，都是在包房里进行的，而在卡拉OK刚流行的九十年代初，是所有人都在一个大厅里按点歌顺序登台演唱，唱得好的人，会得到一片掌声，很能找到明星的感觉。
　　唱歌是我的长项。还在大学的时候，作为系里分管文体的学生会副主席，每周定期的舞会是由我组织的，除了用系里那个四喇叭录音机播放外，我不时还得为跳舞的人们伴唱，歌声甚至为一向被女生们鄙视为老古董的我挣来些许好感。
　　卡拉OK厅里早已人满为患，还好依思有个在这里做主管的朋友，在边上临时给我们加了个座，一行人才安顿下来。
　　刚坐下，依思迫不及待地填了单找她的主管朋友加塞，没一会就得到了登台表演的机会。
　　唱卡拉OK的人分为三类，一类称为技巧派，这类人唱歌水平比较高，他们有强烈的表现欲，特别享受别人的掌声，但目的也仅限于此；第二类是深情派，他们唱歌的水平一般，但以歌传情，非常投入，一曲歌罢，往往歌不醉人人自醉；第三类是发泄派，这类人往往五音不全却嗓门奇大，他们唱歌的目的只在于宣泄自己的激情，对虐待别人耳朵这一事实则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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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思看来是属于第一类，唱功不错加上又是美女，一曲陈慧娴的《红茶馆》唱罢，场内甚至有男生吹起了口哨。依思在掌声中得意洋洋地走下台来，我甚至担心小丫头会不会因为头抬得过高而脚下拌蒜摔跟头。
　　走回我们的座位，韩爱国赶紧递上一杯啤酒，赞扬声中几个人又是一阵痛饮。
　　他们对酒精的耐力和胃容量之大，令我和阿仪的艳羡之情溢于言表，两个人各自端着一杯饮料相视而笑，虽然没有太多的交流，但同为极少数派的处境，让我们颇有同病相怜的感觉。
　　郭子建放下啤酒杯就点了我的将，在老家的时候我们偶尔也去卡拉OK，他对我自然了解。依思听说我也唱得好，马上不依不饶地要我填单。我知道依思的热情里不仅有友爱和爽直，多少也有一点比拼的意味，是完全没有恶意的好奇。
　　我没有马上填单，只是告诉依思等一下我想想唱哪首。事实上，我今晚唱歌的心情实在欠奉，如果可以，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在这嘈杂的场子里找一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躲起来。

　　我怀疑有这个想法的人其实不止我一个，阿仪虽然一直保持着微笑，但从她不时失去焦距的眼神上看，她的灵魂是否还驻扎在美妙的身体里，需要打一个相当大的问号。
　　那天晚上，我只唱了一首歌，是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收获了一大片掌声和一点惊异，因为我不会说粤语却能用标准的粤语唱歌，郭子建见惯不怪，依思他们几个大吃一惊。其实这不奇怪，在异国或者异乡语言的应用中，唱歌从来都是最标准的，没见过老外唱中国歌?唱的时候字正腔圆，一说话就结结巴巴怪里怪气。
　　人与人之间的好感或者恶感通常是在长时间相处之后形成的，但偶尔也会因为一个不经意的举动或者一件小小不然的事情骤然催生。
　　阿仪和依思后来都跟我说起这个晚上，形象平庸如我，用这首歌给自己披了件虽然不华丽却也很体面的外衣。现在我当然知道，吸引她们注意力的不过就是我唱歌时候的投入---我唱歌一向是很投入的。
　　男人通常给女人粗率笨拙的感觉，如果偶尔表现出与这个评价不相符的东西，比如天真、细腻、软弱，对女人反倒有致命的吸引力。

　　说起吸引力，以男人的好色本性，在正常情况下这两个美女中的任何一个都足以左右我眼球的转动。依思的可爱与丰满和阿仪的雅致与窈窕，男人若毫不动心，要么眼睛有问题，要么心理有问题。
　　我没有动心、我的眼睛很健康，所以，我的心理有问题。我心理的问题不在于性取向，在于我正处于失业和断粮交相辉映的状态。
　　女人们说，男人有钱就变坏。其实男人不是因为有钱才变坏，而是本来就很坏。做坏事也是有成本的，没有钱，能坏到哪里去？
　　我原本的打算是跟郭子建借笔钱就回深圳继续找工作，踌躇两天始终开不了口。脸皮和肚皮吵得如火如荼的时候，郭子建兴高采烈地跑回来，进门第一句话就问：愿不愿意在这里工作？我嘴上慢悠悠地问他怎么回事，心里想的是这当口上难道我还可以选择吗？
　　九十年代初期，私营企业的生存空间极其狭窄，独立注册都说件很难都事。通行都做法是找一家国营企业当干爹，在它下面注册自己的公司，是为“挂靠”。这不仅是工商注册都需要，更是赢得客户认可的需要。
　　安平电脑公司就是这种现实状况下的产物，它的干爹是镇工业总公司。郭子建办事时路过，偶然看到他们的招聘广告，于是赶回来劝说我去应聘。
　　虽然紧邻深圳，但小镇上要招一个程序员，与一个程序员在深圳找工作的难度相去不远，这就不难理解三个老板对我登门应聘表现出来的异常热情了。
　　公司刚接下镇上一个四星酒店的计算机管理系统，这也是急于招聘程序员的原因。三老板刘宝人如名字一样朴实，他把最复杂的前台收银部分交给我并寄予厚望，因为公司还没有一个正宗软件专业出身的人才。
　　与他的厚望不太配合的是我肚子里的叫苦声。软件专业出身不假，但之前我只用过foxbase，而这套软件要求用foxpro来写。这两种数据库语言，看起来是几个字母的差别，其实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东西。
　　当然，我肚子里是一叠连声的叫苦，脸上却是一副成竹在胸的表情。一方面我要求一个星期以后报到，装得跟重任在肩似的，这给我赢得一些磨枪的时间；二来我对自己的基础和学习能力还是有自信的。

　　回来见到郭子建，汇报了应聘的情况，然后跟他借了五百块钱直奔深圳，我得赶紧买来资料开始学习，一个星期以后，我必须以专家的身份出现在电脑公司。
　　我的确是以专家的形象走进公司的，这从公司的一、二、三、四号人物在我入职的第一天就分别召见我这件事情上看出端倪来。我说的这个四号人物按现在的流行语叫“疑似”，因为他来自总公司派驻，是电脑公司的会计。这个被称为黄生的会计是本地人，如果不是一口四环素牙破坏形象，他完全可以称得上英俊小生，或者广东话说的“靓仔”。

　　我在这个疑似靓仔身上费点笔墨，是因为后面很多事情会涉及到他，需要稍作交代。
　　公司四个高层分别召见我，除了甚多嘉勉，一直围绕专家对公司就要有专家级的贡献这个主题展开论述，在并未按专家的待遇支付给我报酬这个事实却惊人一致地选择了忽略。随后我就明白了老板们的用心良苦。
　　三老板刘宝亲自给我安排了工作：一个月完成前台收银部分的代码编制和调试。后来据说当时三个老板在这个工作安排上还是有一些分歧的，三老板也是写程序的，说这个工作量相当大，一个月很难完成，但搞硬件出身的二老板高自强和大老板何光一致认为工作量太小是对专业人士的侮辱。三老板当然拧不过一、二号首长，于是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我不是初出茅庐的菜鸟，当然想象得出这部分代码的工作量有多大，然而事实证明我仍然高估了自己的想象力。原来前台收银并不是一个单独的模块，而是牵涉到客房、酒吧、歌厅甚至洗衣等部门，总之就是但凡有收费项目的部门都跟我有关。这意味着我必须先花大量的时间去了解酒店的经营和管理，并且衔接好其他模块之后才能写自己这部分。

　　这时候我有三个选择：
　　一、硬着头皮干；
　　二、提出抗议要求减量或者延时；
　　三、溜之大吉。
　　无论做什么事，总是只有少数人成功，多数人失败，我相信这绝不是上帝掷骰子的结果，因为在面对困难、危险、不公平的时候，只有少数人能扛过去。
　　年轻的我也许并不一定懂得这个道理，但我的选择是一，或许我当时只能这样选择也未可知。
　　接下来是炼狱般的一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