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知道胡同和四合院是北京的象征，可欧庆春虽然生在京城，却一直被那种鸽笼式的单元房圈到了二十多岁，从没住过一天胡同。单从这一点看，她的北京人的生活，也显得不那么正宗。她本质上其实是一个从父亲那辈才迁进来的外地移民。
　　算上今天，她在这个招待所的阁楼上已呆了四天。透过这里的窗口，她第一次这样长久地，专注地凝视着一条典型的北京胡同，和在这胡同里来来往往的老北京人。和其他胡同不同的是家形式。把公民分为三个等级：统治阶级、武士阶级、劳动，在鳞次栉比的传统四合院和它的破坏性变型——大杂院的夹缝中，这里居然还挤着一栋两层的老式西洋楼。那西洋楼斑驳的外观看上去像有上百年的历史，大概也是西方列强当年趾高气扬的一个物证。但现在，它以同样的陈旧，协调着周围低矮的平房那波浪般层层铺展的灰色房顶，竞使人感到一种建筑群落样式的丰富与色调的和谐。

　　今天，她的差事还是照相，她再一次把镜头对准了那栋西洋楼的残败的楼门。当那个提着公文箱的西服笔挺的男人被长焦镜头牢牢套住的瞬间，欧庆春已经不再像前几天那样兴奋。她只是熟练地，甚至是机械地按下相机的快门的研究，并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解释和宣传黑格尔的辩证法。，只有快门连续发出的带着些沙哑的喳喳声，能给人带来一种隐约的快感。相机的机身已经老旧，但它硕大的镜头却显得簇新而且气派，能把那张粗糙的脸拉得近在眼前、直到李春强在一边推她：“差不多了，节省点吧。”她的快门才停止下来。

　　她放下相机，心里笑了一下，为最后一个镜头而暗暗得意。最后这张照片她拍了一幅大全景，把跟在那家伙身后往街口走的胡新民也拍得清清楚楚。天色有些黑了，但胡新民脸上的那份天生的沉着仍然触目。她想“历史”中的“布哈林”。，但愿这案子早点儿有个段落，最好别误了他俩后大的苏杭之行。
　　身高马大的杜长发和组里的几个新手这时还闪在阁楼的窗边，目送着胡新民跟着那家伙消失在街口。同时，他们都听见了队长李春强拨响了手提电话，他们都知道马处长正等着这个电话。李队和马处的通话很简短，简短得近于暗语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合理之说，遍注经书，集汉代经学之，但欧庆春完全可以听得明白无误。在李春强面无表情地收起电话之前，她已经知道了处长的决定。

　　“行了，按早上布置的，端了吧。”
　　每个人的心里都感到了几分轻松。已经四天了，他们蹲守在这间有股子霉味儿的阴暗的阁楼里，盯着下面胡同里那栋文物一样歪斜着的西洋楼，用相机的镜头捕捉着在那楼门口进进出出的每一张可疑的面孔，然后按照李春强的判断，有选择的一对一地尾随而去。四天了，从被跟踪过的人看，几乎清一色都是来这里买货的一般吸毒者。他们刻意要等的送货人却一直没有出现。今天早上，他们这组人准备出来和夜班的同志换岗的时候，处长马占福已经表示了不想再等的意思。这个意思在和李春强刚才的通话中，显然已经变成了明确的命令。大家开始默默地检查各自的武器，试枪栓，压子弹的声音此起彼伏。欧庆春只是习惯性地按了按腋下的手枪，早上出来的时候，一切都已检查过了。虽然她刚满二十六岁，但在他们这组人中，除了李春强和胡新民外，她就算来刑警队最早的同志了。

　　这里的地形不算复杂，一条笔直的胡同，一个浅浅的院落，院落里的这座孤独的西洋楼只有一个出口，极易封锁。暮色苍茫，他们一个接一个从这阁楼里鱼贯而出，横跨胡同，直扑对面的楼门。那毒贩子就住在这洋楼的顶层。李春强留了两个人把住楼门，其余四个人上楼，由庆春上前敲门。那家伙正在做晚饭，听见个女的喊收电费，毫无戒备地把门打开，他们便轰一下冲了进去。那家伙下意识地往厨房里退，李春强和另两条汉子几乎一齐拥进了只有三四米见方的小厨房里。热在煤气灶上的面条翻在地上，烫了大个子杜长发的脚，那毒贩子却惨叫了一声。行动从叫门开始，只用了十几秒钟就结束了。那毒贩子反铐着，几乎双脚离地被一路拎下楼去。李春强和庆春留下来进行搜查工作，他们居然很轻易地在屋里搜出了整整一大块还没有开包的海洛因。庆春掂了掂，大约足够一公斤，这使得李春强大为兴奋，因为超过一千克的毒品案可以算得上大案子了。

　　由于有了这个意想不到的战果，他们顾不上吃晚饭就在看守所突审了那个毒贩。更加意想不到的是，到了晚上八点半钟，毒贩突然交待黄昏时那位提着公文箱，穿着西服的最后的访客，就是他的上线供货人。而他们搜获的那包战利品，正是那位西服客刚刚送来的货。
　　这正是他们蹲了四个昼夜苦苦要等的人，李春强马上把指令呼在了胡新民的BP机上：“此人重要，务必跟出下落！”胡新民也很快回了电话，他说那家伙刚刚在饭馆吃完饭，正在结账。李春强果断地命令：“别让他甩了，要是跟不住的话，你就先拘了他！我们等你电话。”胡新民说：“我知道了，你就擎好吧。”
　　等着胡新民的电话，大家赶快吃饭，李春强没顾上打开自己那份盒饭就被处长叫去汇报。走的时候他关照欧庆春可以先回家休息。李春强自提了队长以后，对庆春一向格外关照。
　　庆春也不客气，简单收拾着桌上的东西。临走时，她没忘了向李春强确认：“我和新民后天去杭州，我们明天就歇了。明天我们两家父母和亲戚在一起办一桌，就算是个仪式了。”见李春强沉吟了一下没有认可，她又补充道：“明天我们还得到办事处去办婚姻登记呢。”
　　“怎么这么晚才登记？”李春强问。
　　“新民他妈托人查了查，明天才是个古日良辰。他妈信这个。”
　　“你们车票买了吗？”李春强又问。
　　“买了，后天下午的。我不是早和队里请过假的吗。”

　　“啊，对对，这是大事。”李春强这才想起来似的，“你们走你们的，反正这案子人手也够了。再说，新民今儿晚上要是把那小子弄住了，也算是头功了。”
　　庆春笑笑，表示领情。胡新民与李春强是同一届刑警学院出来的，都比庆春大了两届。李春强蹿得快，一年前当了队长，比较希望同辈的哥们儿在工作上能给面子，所以在功利方面对他们一向也有些倾斜。当然，他对庆春的态度从上学那阵儿即如此。
　　两个人一起走出办公室。看上去李春强像是故意要送她，庆春心里不免诚惶诚恐。在楼梯口分手的时候，李春强无微不至他说：“如果你们需要的话，明天可以把我那辆吉普拿去用。”
　　庆春说：“不用不用，明天我都借了车了。”
　　李春强发了一瞬间的呆，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用闪光纸包好的小盒子，递过来，带着几分不自然，说：“祝你们新婚愉快。”

　　庆春沉默着没有接，李春强笑一下，想把两人间的气氛搞轻松：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咱们在一块儿这么多年了。”
　　庆春接了，说：“春强，听说马处给您介绍了一个对象，怎么样？我和新民都挺惦记你这事的。”
　　李春强勉强笑了一下，“没有的事，马处只是随便提了一句。我跟他说了，我这两年不打算找对象结婚。”
　　“为什么，你也不小了。”

　　“我找不到合适的了。”
　　庆春知道他要说什么。李春强以前和胡新民同时追过她，只是当时她不喜欢李春强总是那样锋芒毕露太好强。当然这个话题是不宜再继续下去的，两人心照不宣。庆春拿着那小礼盒，说声谢谢，然后转身下楼。她知道李春强站在那里没走，但她没有回头。
　　庆春家住得离机关不算远，骑车走一刻钟就到了。这房子是父亲从地矿科学院退休前刚刚分到的。考虑到庆春要结婚，所以当时要房的时候，父亲放弃了一个坐北朝南的大三居，而要了一个两居和一个一居的单元，都是阳光不足的东西房。父亲执意要把新房布置在两居室的单元里，而自己住进一居的单元。自庆春母亲去世后，父亲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围着庆春转的。他对女儿说：“你的朋友多，有个客厅方便，我一个人也用不着占两间房，再说，你们的客厅我也可以用，反正两个门都挨着。”

　　庆春也不推却。她和父亲的关系，几乎亲如一人，完全没有客套的必要。新民没有房子，结婚必定要住过来，也不算倒插门，只是住过来而已。新房完全是按照新民的构思，她帮他一起布置的。不算厨房卫生间，两间房子加一个过道，装修费不到一万块钱，再摆上搭配得恰到好处的几件新家具，看过的人都说感觉还挺舒适。
　　婚还未结，两人合影的照片已端端正正地挂在了卧室的墙上。照片是普通彩色放大的，镶在木制的镜框里，看上去并不简陋。和她相比，新民的样子十分老气，尽管照相前把胡子刮得青青的，但站在庆春身边仍然像她的大哥或者老师。其实他只比她大三岁。他们在学校同学一年，在队里共事五年，已经数度寒暑，在几乎所有事情上都有了一种天然的默契。比如说他们一致反对照那种艺术婚纱照，倒不是为了省钱，只是觉得俗气。

　　庆春进家门的时候已经快十点了，走进卧室，依然是迎面墙上这张合影的相片最先触目。相片下的桌子上，还摆了几盆盛放的杜鹃花，把相片的色彩衬得更加鲜艳。庆春那些一起长大的姑娘们第一次见到新民的时候总会悄悄在她耳边说：“这是你男朋友吗？哟，真不配你，准是特有才吧？”是的，论长相，新民属于一般又一般的，老气横秋且不修边幅。而庆春无论在中学还是在警院，都是公认的校花。虽说岁月无情，可毕业这么多年了，除了举手投足增加了些成熟和老练外，她脸上既不擦油也不打粉，却怎么也老不下来。

　　也许就因为这张永远年轻的脸，和这股子新添的成熟气质，这两年她的疯狂追求者，不计其数。可包括才貌双全的李春强在内，都不敌一个其貌不扬的胡新民。是胡新民的稳重老到，和他的沉默无为，攻破了庆春的防线。她想要的正是一个充满智慧而又不显山露水的男人。
　　进屋的第一件事，是打开李春强送的结婚礼物。拆开外面的闪光纸，那小盒子里装着的，是一只纯金的小牛。她是属牛的，今年是本命年。她把小金牛从盒子里掀起来，发现底座上还贴着商店的价签2800元。庆春深深吸了口气，胸口怦怦直跳。2800元，这对李春强来说，不是个小数字。送这么贵重的结婚礼物，似乎已经不是一般同事之所为，庆春说不清心里是感动还是不安。

　　直到今天，庆春还没能找到结婚成家的感觉。她的下意识里，总觉得自己还是个小女孩。当她想到明天，当结婚的一切手续和仪式都结束的时候，新民就要搬进来，她的自由的单身女孩的生活，就要永远地结束了，就像旧时代的妇女盘起头发，标志着不再年轻，让人不免生出几分失落和伤感。
　　她全身松懈地躺在床上，慢慢地解着衣服扣子，又感到了不可抵抗的疲倦。她想，终归还是该有个家了，每个女人都如此，
　　迟早要痛别自己的青春！
　　趁现在她还是一个人，还可以无所忌惮地在房间里脱掉全部衣服，光着全身走来走去。她端详着镜子中自己的躯体，俏挺的胸脯和扁平的小腹，细而有力的腰部，几乎和中学毕业时没有差别。她依然像少年时那样光着脚，不理会地面的冰凉，走进卫生间。她把热水器的火力调得很大，任凭滚烫的热水自上而下长时间地冲淋。头脑在热水的包围中处在一种麻痹的状态，几乎昏昏欲睡。她没有计算这样一动不动地冲了多久，直到父亲的敲门声将她惊醒。

　　“你们队里打电话来，让你马上回单位。”父亲隔着门喊她。家里的电话是装在父亲那个单元里的，因为他全天都在家。
　　“你不用着急，他们说呆会儿来车接你。”
　　尽管父亲这样说，庆春还是匆匆擦干头发。她猜不出这么晚了还有什么事非要接她回去。是不是有什么材料锁在她的抽屉里马上要用？她想不起来。
　　她刚刚穿好衣服，车就来了。开车来的是大个子杜长发，拖着刚刚烫伤的左脚一瘸一拐。庆春上了车才问：
　　“什么事找我？”

　　杜长发支吾了一下，说：“新民。新民……出了点事。”
　　庆春倏一下紧张起来，“新民出什么事啦？”
　　“你别着急，没那么严重。刚才六里桥派出所来了个电话，新民受了点伤，让他们送到医院去了。”
　　从杜长发的口气上看，新民没有什么大事，但庆春心里还是七上八下，他们赶到医院以后庆春才知道，情况比她想象的要严重得多。新民身中两枪，其中一枪击穿肺叶。派出所是接到群众的报告才在六里桥附近的一个仓库的门口找到了他，那时候他已经流血过多昏迷过去，直到庆春赶到医院时还未醒来。闻讯赶来的人还都守候在急救室的门外。

　　庆春完全无法形容自己此时的心情，她甚至已经无法正常地思维和平静地呼吸。处里和队里都来了很多人，她被无数同情的目光包围着。人人都知道他们明天结婚！这就使得新民的意外变成了两人共同的悲剧。
　　处长马占福也已经先于她到了医院，正在面色沉重地与医生商量。新民的父母和妹妹也被接来了，在哭泣中等待亲人苏醒。李春强没有来，他带着人去六里桥现场了。那个穿西服提公文箱的毒贩开枪打倒新民之后不知去向。他是怎么把新民引到那个偏僻的仓库去的，看来只有等新民醒来才能知道。
　　庆春也想哭，但看到新民的母亲和妹妹止不住的歉歔，她就忍下了。大家都围着那对安静不下来的母女，用各种安抚的言语宽慰她们。而她，和新民的父亲坐在一起，低着头默默不语，没有人上来安慰她。也许人们在下意识里把她也当成了男人。一个当了好几年刑警的女人，应该有着和男人一样坚硬的心！
　　大快亮的时候，有人叫了新民的父亲，处长，还叫了她，了起到医生的办公室里。医生并没有一一问他们谁是谁，甚至也没有请大家坐下来，便笼统地问：“单位领导和家属都来了吧？”没等回答又接下去说：“病人的心脏已经停跳了，我们还在做最后的抢救。我们想……把情况和你们说一下，你们也要早点商量，应该准备准备了。”医生的意思是明确无误的。在这屋里只有庆春是女人，她第一个哭出来。她觉得自己身体里有什么东西骤然坍塌下来。

　　之后所有的协商和安排都是在马处长和新民的父亲之间进行的。庆春记不得自己是怎么来到新民的床前，也记不得她最后又向新民哭诉了些什么。接下来她又被人带到医生的办公室里，新民的父亲和处长都在。李春强也来了，眼睛直直地盯着她看。新民的父亲递给她一张表格，用充满慈祥的声音说：
　　“庆春，这个字，就由你来签吧。”
　　这是什么？庆春拿过来看，眼前却一片昏花，怎么也看不懂。处长过来说：“这是人体器官捐献的登记表，需要亲属签字的。”
　　庆春惊愕地盯着处长的脸，半天才说：“是新民的吗？你们要他捐献什么？我不同意，他是烈士！”
　　新民的父亲哽咽着说：“是角膜，是捐献角膜，这是新民自己的愿望。”

　　李春强走上来，用亲人般的沉痛提示她：“庆春，你忘了？小平同志逝世后，我们集体签过字的。捐献角膜，新民也签过字的。”
　　庆春愣愣地，眼睛盯着那一纸薄薄的表格，李春强把自己的钢笔递给她，又说：“庆春，我们都希望他的身体能够保留下来，哪怕只是一小部分。”
　　庆春接过笔，感激地看一眼李春强，看一眼新民白发苍苍的父亲。她一笔一画地在表格上代表新民的亲人，签了自己的名字。放下笔，她抬头对医生问：
　　“新民的角膜，捐给什么人？”
　　医生说：“捐给医院。”

　　“我想知道，你们给什么人？”
　　医生说：“现在需要角膜的患者很多……”
　　“我只要知道新民的角膜给什么人！”
　　庆春的坚决使医生有点尴尬，他和另外一位刚刚赶来的像是眼科医生的中年人小声沟通了一下，然后对庆春说：“现在我们医院里收治了一个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两眼患角膜白斑，几乎双目失明。如果没有人捐献角膜，这样一个正在上大学的年轻人就……”
　　“是男的，还是女的？”庆春打断医生。

　　“是男的。”
　　庆春点点头，是男的。她心里感到一丝宽慰。她不希望新民的眼睛换给一个女人，或者，一个七老八十，昏聩不堪的男人。
　　清晨他们离开医院时，庆春没有回家，她陪着新民的父母去了新民家。她想这是她最后应尽的媳妇的义务。和新民的家人在一起，也是克服悲痛的最好方法。同时，她也需要躲避开他们那间已经布置得一切就绪的新房。说不定父亲现在刚刚起床，开始替那问新房里的花浇水了。这是他每天照例要做的事情。她想也许该打个电话告诉父亲，那些花的香气和艳丽已经失去了意义，就让它们随着这问新房的主人一起凋谢了吧！二

　　接下来的几天，几乎全是办理新民的后事。庆春的悲痛已渐渐被麻木代替。新民的办公桌先是由队里清理了一遍，把和工作上有关的材料及属于公家的物品取走。剩下私人的物品队里叫庆春来清理，庆春拒绝了。她和新民毕竟还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法律上她无权以家属名义清理遗物。于是队里就通知新民的父亲来了。但是李春强把新民留在办公桌里的几封信交给了庆春。这都是前两年庆春出差时写给他的。李春强同时给她的，还有从新民的皮夹里找到的两张去杭州的火车票。“要我找人帮你退掉吗？还能退。”他问。

　　庆春拿过那两张票，摇摇头。这是她和新民最后的纪念，怎么能退呢。她把那两张票还有一张她本人在新民追悼会上和烈士遗像骨灰的合影，仔细地收藏起来。
　　她在那西洋楼对面蹲守的时候拍的那些嫌疑犯的照片已经冲洗出来了，最后几张就是杀害新民的那个穿西服的嫌疑人。处里从中选出一张面目相对清楚些的，印到通缉令上发出去了。毕竟罪犯没有抓住，新民的牺牲因此缺少了壮烈而完整的色彩，无法像当年甘雷。崔大庆那样热闹地公开宣传，所以开完了追悼会，把烈士的骨灰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安顿以后，一个人的生命到此为止算是正式结束了。胡新民的名字也开始慢慢消失。新民的父母取走了儿子的烈士证书、追悼会上的签名簿和写着“献爱心。送光明。功德无量”的角膜捐献纪念册，以及总共不到两万元的抚恤金和各种捐助。所有人都忽略了他的未及结发的妻子，甚至没有给她留下一件可供留念的遗物。这时庆春心里想着的，只是新民留下的那双眼睛。这是新民没有死亡的唯一的身体组织，她觉得那双眼睛就是新民的整个儿灵魂和象征。

　　她去了医院。
　　她去得也许太早了。虽然没费什么劲就在一间阳光充足的单人病房里，找到了那个病人，但是她渴望看到的那双眼睛却还被纱布厚厚地蒙着。纱布几乎缠住了那人的半个脑袋，但从那挺出的鼻尖和那轮廓分明的嘴唇上，能看出这张脸的年轻和俊朗。陪着病人的是一个年轻姑娘，不算漂亮但挺文静，庆春进去的时候她正削了苹果一块一块用叉子叉了往病人的嘴里送呢。

　　庆春也带去了一兜水果。
　　她把水果放在床头的柜子上，同他们寒暄。她的身份及与病人的关系，那姑娘似乎已从医生那里知道，脸上自然堆满笑容，嘴上说着空洞而俗套的感谢的话。躺在床上的病人看不见她，不甚礼貌地沉默着。庆春坐在床边的小凳上，和他们聊天，她很想知道那男孩子的情况。
　　“你在上大学二年级吗？”
　　病人答：“啊。”
　　姑娘替他补充道：“应该上三年级了，他这一病都快半年了。”
　　“这病怎么得的？”
　　“咳，给他们系里一个辅导员教师家里刷房子，他和另一个同学拿白灰打着玩儿，让白灰迷了眼，把角膜给烧坏了。”
　　庆春看那男孩子只露了一半的脸，似乎看不出他是如此的顽皮，她问：
　　“你在哪个大学呀？”
　　“燕京大学。”还是女的替他回答。
　　“他学什么专业呀？”她索性就问那女的。
　　“法律。他是主修经济法、民法的。”
　　“噢，那挺不错，搞这个现在挺热门的。”
　　“是吗，其实他才不适合研究经济法呢，他没那个经济脑子，又不稳重，干什么事都冲动得不行。”

　　“还年轻嘛，今年二十吧？”
　　“快二十二了，他晚上了一年学，到国外探了一年亲。”
　　“还有海外关系哪？”
　　“他爸爸妈妈是搞科研的，都长期在国外。”
　　“那你是他什么人呢？”
　　“我是他朋友。”

　　床上的病人一动不动地听着她们这样你一句我一句地当面议论自己，没有半点反应。庆春看着这张纱布脸，心里说不清是激动还是忧伤，那纱布里面就是新民的眼睛啊！她想，那双眼睛还会是那样沉稳，睿智、安详吗？
　　坐了一会儿，彼此便没有更多的话。她起身告辞，对病人说了些好好保重早日康复之类的祝福，那男孩子依然无动于衷他说：“谢谢。”
　　姑娘送她出来，为男孩的少言寡语做了抱歉和解释：“他刚和我吵完架，还赌气呢。真对不起啊，其实他真应该好好谢谢你，要不是你们捐了角膜，他还等呢。”
　　庆春说：“那倒没什么。不过你跟他说，生这种病不能总生气，眼睛上的病，最怕上火。”
　　她们在走廊上边说边慢慢往前走，姑娘说：“没办法，他就这脾气，这些年他父母一直在国外，没人管他。”
　　庆春笑笑，说：“那你管管他。”
　　姑娘很老实地说：“我可管不了，我一管，他就急。”
　　庆春站下了，看看他们这一对，都还是孩子，挺有意思。她问：“你和他是同学吗？”
　　姑娘摇头：“不是，我们两家算邻居吧。”
　　“他没有兄弟姐妹吗？每天只有你一个人照顾他？”
　　“他没有兄弟姐妹，他动手术那两天他妈从国外赶回来看了他一眼就又走了。现在只能是我一个人在这儿顶着。人没了眼睛，什么也干不了。他们系的那个辅导员卢老师倒是来过几次，每次给带点水果。罐头什么的。肖童是给他家刷房子迷的眼，他不来也说不过去。他动手术之前他们同学也来过几批，不过也就是陪他聊聊天。他们功课都挺紧的，也不能总请假出来呀。我在医院都几天几夜了，我也快顶不住了，他还冲我发脾气。”

　　姑娘文文静静地发着牢骚，精神上却透着无怨无悔。庆春想了想，说：“这样吧，我晚上来替替你，你可以回去睡睡觉。”
　　“哎呀那怎么行，这已经够谢谢你们的了，哪能再让你受这个累呀。”
　　“没事。”庆春拿定主意，“这也算为了我爱人，为我自己吧，我也希望他早点睁开眼。”
　　姑娘不知是理解了她这份心情还是确实顶不住了需要有人替换，又客气了两句便说了感谢的话，两人就这么说定了。
　　那几天队里没怎么给庆春派工作。新民尸骨未寒，他们考虑到庆春的心情，所以想让她放松一段时间，而庆春却很想找点事做，来充实新民走后的空虚。她想，这也挺好，亲自去照顾一下病人，让新民的眼睛早点睁开，这对她自己，确实是一个安慰。
　　下午她回家想睡觉，可睡不着。晚饭时她和父亲说了这个想法，父亲迟疑着没有表态。他的暧昧使庆春刚刚兴奋起来的情绪受到挫伤，她问父亲：“这样不好吗？”父亲低头往嘴里扒拉着米饭，半晌才说：“我倒是觉得，你呀，应该早点振作起来。人固有一死，更何况新民也算是死得其所，你总生活在怀念中，也不好。”

　　庆春低头吃饭，没有回答，吃着吃着眼泪珠子啪哒啪哒地掉下来，这似乎更证实了父亲的担忧。父亲宏观微观地又说了许多道理，庆春心情烦乱，似听非听。到了晚上八点多钟，她依然如约去了医院。她和那位姑娘做了简短的交接，熟悉了一下周围环境，姑娘就千叮咛万嘱咐地走了，临走前又专门告诫庆春：“他要和你发脾气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庆春笑笑：“放心吧，我这么大了，哪儿能跟他一个小孩子生气啊。”
　　姑娘走了。她告诉庆春她姓郑，叫郑文燕，一个非常非常大众化的名字，和她的相貌气质倒蛮相配。她的躺在床上的男朋友叫肖童，听上去不土不洋，可男可女，也不像是有什么特别的个性。
　　欧庆春走回病房，病人仰面朝天躺着，纱布里那双眼睛不知是睁是闭。庆春在他身边坐下来，问：
　　“吃水果吗，我给你削个苹果？”
　　病人摇摇头：“不想吃。”

　　“吃个梨？”
　　“不想吃。”
　　沉默了一会儿，庆春没话找话：“你叫肖童是吧？”
　　“啊。”
　　“我叫欧庆春，你叫我名字，或者叫我姐姐，都行。”
　　肖童应声：“噢。”
　　庆春仔细看了看这问病房，至少有二十米见方，日光灯照在雪白的墙上，既宁静又耀眼。靠床的墙上和天花板上，挂着吊着一些说不清是干什么用的医疗器械，窗户上拉起蓝色的窗帘，窗帘下摆着一只很大的双人沙发。总的来说，这是间挺阔气的病房。上次他们处里的马处长生病住院，庆春去看望过，也没有这间病房那么体面。
　　“这眼角膜，是你捐的吗？”

　　肖童突然主动问话，庆春连忙答道：“不，是我爱人捐的。”
　　“你们挺有感情的吧？”
　　这话问得既天真又老到，庆春没答，反问：“你说呢？”
　　“肯定感情特别深，不然你也不会到这儿来陪我。”
　　肖童的思维鲜明地带着青年学生惯有的咄咄逼人的率直和极端，话说得让庆春弄不清是舒服还是不舒服。她只好点点头，说：“啊，也许吧。”

　　两人的对话稍做停息，肖童又主动问：“他们说你是个警察，是吗？”
　　“没错，你对警察印象怎么样？”
　　“不怎么样，我挺讨厌街上那批警察的，没什么文化，有点权就倍儿横。”
　　庆春心中不悦，这本来是她感兴趣的话题，让他这么一说，几乎没法儿进行下去了。庆春想自己上大学的时候可不像他这么不会说话。
　　“但我喜欢女警察！”

　　肖童的这句话又使庆春心里笑了一下，“为什么？”
　　“女的干警察，肯定有点本事。女人柔弱似水，警察凶悍如虎，两者为一，挺有意思的。女警察，女当兵的，女运动员，我都喜欢。”
　　庆春觉得挺好笑：“那你女朋友呢，她是干什么的？”
　　“你说文燕呀，”肖童嘴角带出一丝不屑，“她是在机关当文秘的。”
　　从这短短的一两次接触中，庆春似乎已经能从文燕的身上感受到女人的那种多情，而从肖童的身上则体会到男人的无义。她想，现在的年轻大学生，都不讲什么感情，就更别提什么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了。
　　又断断续续地聊了一会儿，肖童再也不出声儿了。庆春一看，这孩子已经睡熟。这么大一个小伙子睡熟时竟静若处子，这一刹那庆春觉得他挺可爱。

　　早上，文燕不到七点就赶来了，她见了庆春就问：“没事吧，这一晚上他没使性子吧？”
　　庆春听得出来，文燕的语气与其说是关心她，还不如说是替肖童担忧。她笑笑，说：
　　“没有，他睡得挺早。”
　　“你没睡会儿？没事，他睡你就睡。他要上厕所要喝水自然会叫你。”
　　庆春不置可否地又笑笑，其实她晚上睡了一会儿。肖童只是早上吃早饭前让她牵着去了趟厕所，并没怎么麻烦她。早饭也是文燕带来自己照顾他吃的，文燕说医院里的饭太没味。
　　庆春直接从医院到了单位，大家都在忙着，李春强和杜长发他们几个人还盯着那个贩毒的案子。供货的人跑了，线索基本上断掉了。他们只能围在从西洋楼里捉来的那个毒贩于审来审去。看来这人并不是什么大货色，只是个搞零售的小贩子。在审讯中他交待他的货源都是由那个穿西服的人供应的。他知道那人叫胡大庆，——居然他也姓胡！——四川人，三十多岁，干这行时间不短了。都说他原来也是一文不名，因为心黑手狠，这几年靠大毒枭“罗长腿”的势力发起来了，每次审讯回来，杜长发他们都要把这胡大庆的情况跟庆春汇报汇报。也许因为这是杀她未婚夫的仇人！

　　“这小子，手里说不定有几条人命呢，整个儿一个亡命徒，活一大算一天的主儿。”杜长发的脚已经不瘸了。他抱着自己喝水的大玻璃瓶子，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他是从派出所刚刚调到刑警队来的，说话的腔调多少还带了些基层片警的味儿，“他出给那小子的货，要五佰块钱一克。按一般的行市，四号海洛因应该批四佰伍到四佰七十块钱一克，那小子不敢惹他，只能高价收。这圈子里的人，谁都怕胡大庆翻脸。不过话又说回来，也是图着他的货好，比较纯，供应也比较稳。好歹他是替‘罗长腿’跑货的嘛。”

　　向处里汇报这个案子的会，庆春参加了。尽管主要线索断了，能抓的都不过是些自买自用的“瘾君子”。但处长马占福对这案子又出现了“罗长腿”这个名字，多少感到几分奇怪。
　　“又是‘罗长腿’，”处长说，“这些年几个大案子的案犯都提到过这个人。”
　　李春强说：“所以，我们分析，这不是一般的团伙儿。可能确实有一个比较大的，组织系统比较严密的贩毒组织存在。他们可能有自己的货源渠道，有自己的运输线路，有自己的销售网络，咱们还真别小看了他们，别把他们都想成土头土脑的小混混。”
　　马处长一根一根地抽着烟，慢条斯理地谈了另外一种可能性：“也难说，这些吸毒贩毒的人，我亲自谈过几个，我了解他们。城市吸毒圈儿里的大都是手里有几个臭钱的人，发了点横财什么都想试试。而且在他们那帮人当中，吸毒贩毒，那是有身份的事。是高消费，大买卖，所以这帮人都爱自己吹嘘自己，自己神化自己。什么‘罗长腿’。‘罗短腿’，越传越神。其实也许压根就没这么个人，压根就是江湖上的一个故事。”

　　杜长发和其他几个人一一点头说没错。只有李春强没有附和。
　　处长又问：“对那个供货的，你们现在怎么搞？”
　　李春强答：“通缉令发出了，这几天还没有情况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