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丁第一次见到罗晶晶是在平岭世纪大饭店的发型表演晚会上，罗晶晶第一个出场，她那天晚上的艳惊四座让韩丁一生难忘。
　　在此之前他没想到小小的平岭竟有如此华丽高雅的晚会，在这座并不出名的城市里，竟会藏着如此赏心悦目的女孩。
　　这一天他记得很清，因为这是二十世纪最后一个春节假期的最后一天。假期现在成了北京一年中最为干净的一段时间，没有了尾气污染的天空刚一放亮就蓝得耀眼。出租车在空旷的机场高速路上开得意气风发，途中延绵不断的枯槐写意出冬天特有的迷离。韩丁赶到机场时才发现自己到得太早，才想起用手机打电话向爸爸妈妈告别。爸爸妈妈利用假期去海南岛晒太阳了，明天才能回来，他在他们的电话里留了言，告诉他们他去平岭市出差了，可能有半个月不在北京。这是他从大学毕业应聘到中亚律师事务所之后的第一次出差。爸爸妈妈大概不难在他的这通留言中听出他声音中的兴奋。

　　打完电话，他又到机场大厅的书店里转了一圈，买了本刚刚新鲜出炉的《时尚》杂志，封面上那位不知名的女孩的脸上，挂着韩丁在见到罗晶晶之前最让他觉得自然顺眼的微笑。他站在国内旅客入口的显眼处，差不多把那一脸微笑看烦了，林必成才摇晃着骨瘦如柴的身板，拖着一只和他的体重不成比例的大皮箱，像个刀螂似的来了。林必成是中亚律师事务所的元老，也是事务所的合伙人之一。事务所草创时那七八个成员都是合伙人，除了董事长兼执行总裁兼管委会主任老齐外，其余人排名不分先后。

　　他们这个事务所成立至今，也只有七八年的历史，那七八个创始人到现在也不过三四十岁的年纪。林必成最大，今年四十一岁，比韩丁大十九岁，韩丁叫他叔叔不为过，叫大哥也凑合。好在所里人互相都以老小相称，他叫他老林，他叫他小韩，既亲切又正规，韩丁觉得这样挺好的。
　　韩丁看见林必成来了，就收起《时尚》叫一声老林。林必成漫不经心地回叫一声小韩。两人一起办完登机手续，走到候机厅，坐在指定的登机口前，林必成才清清嗓子，向韩丁交待此行的任务。
　　“咱们这趟去，是平岭保春制药厂的一个案子。去年年底他们厂有个女孩在厂里的扩建工地上被人杀了。那女的是浙江绍兴去的民工，才二十一岁。十九岁出来的，想挣钱，才两年，钱没挣着，人倒搭上了。嗐！”
　　林必成在所里是很出名的滥情书生，身边常常女人如云。韩丁一直纳闷以他这种性格这么多年的律师是怎么当的，天天替那些杀人越货的罪犯开脱辩解，不知那丰富的情感都给谁了。他笑笑说：“既然这女的这么不幸，那咱也别给那杀人犯辩了，辩了半天不也得枪毙嘛。咱干脆省了这趟回家得了，把二十世纪最后一个春节过完了再说。”

　　“杀人犯？”林必成摆摆手，“哪儿啊，这案子还没破呢，咱们接的是民事赔偿这一块。这女的家属要求制药厂赔四十万，制药厂不承认有责任，一分不想赔。法院已经调解一次了。现在工地上一帮绍兴籍民工闹得很厉害，法院最后再调解一次，调解不成就进入诉讼程序开庭判。我这都是第二次去平岭了。”
　　韩丁是昨天下午才接到老林的通知让他跟着去一趟平岭的。听林必成如上一说他倒有点奇怪：“这女的不就是一民工嘛，有多少家底肯花钱到北京请律师打这种没底的官司？”
　　林必成又摆摆手：“哪儿啊，咱们是受保春制药厂的委托，和受害者的家属办交涉去。”
　　韩丁这才明白过来：“噢，咱们是被告。”
　　这一天首都机场候机厅里的乘客并不拥挤，飞机准点离港。韩丁歪在座位上，把早上没有睡完的觉睡完了，醒来时飞机已经降落在平岭机场。走出机舱门走下舷梯韩丁才发现平岭的天空阴云密布。从机场到市区的路上，可以看到沿途的田野已被化雪渗透，在满天的阴云下显得又黑又潮。他们乘坐的那辆车子的玻璃上，也结了一层似雾似霜的水汽，和窗外的道路一样，看上去格外肮脏。

　　这是一辆半新不旧的奔驰轿车，车子里面保养得倒还干净，脚下还垫着厚厚的小毛毯，在阴冷潮湿的天气中，让人觉出几分干燥和温暖。来接他们的是制药厂董事长罗保春的办公室主任，姓王，是一位四十多岁外表沉稳的本地人，一见面就口口声声代表罗总欢迎欢迎，罗总正在医院吊盐水呢，要不然他会亲自来接你们。老林也一通客气：哟，罗老板生病啦，不要紧吧，要不要先去看看他？好在那位王主任把老林的这份关切确实当成了客套，连声说不要紧不要紧，我们罗总心脏不大好，公司里事情多，这几天那帮民工又来闹，从早上就堵在大门口，罗总是走后门才去的医院。我是送完了罗总又赶过来接你们的，幸亏飞机晚点了，要不然可真就接应不上您二位了。

　　互相客套着，他们进了市区，拉到了老牌的平岭宾馆。下午韩丁和老林就在客房里看材料，材料主要是上次法院调解时形成的一些文字记载，还有死者亲属写给制药厂领导的信，以及对方律师的律师函，还有前一阶段平岭的新闻媒体对这个案子的一些报道等等。不过在飞机上老林就说过，报纸上那些耸人听闻的描述看不看两可。平岭市公安局负责这个案子的小头目恰巧是老林中学的同学，上次他来平岭时还找这位同学打听情况来着，与小报炒作出来的那些新闻驴唇不对马嘴。

　　他们到达平岭的第一顿晚饭是和制药厂的董事长罗保春一起吃的。这位罗董事长虽然有心脏病，但不顾王主任劝阻，依然要了白酒和他们频频干杯。这顿饭大概是韩丁吃过的最丰盛的晚餐，鱼翅龙虾都上了。酒过三巡，罗保春开始和老林交谈这个案子，韩丁听得出来，他是坚决不打算向死者家属让步的，而且言语腔调相当激烈：“那些绍兴人，简直就是黑社会！他们是存心敲诈我。他们的头头叫大雄，私下里跑来和我做交易，让我出十万块摆平这件事，说只要给他们十万就可以放过我，就不再帮四萍的家属闹事。我这个人做事光明磊落 ，虽然我这个厂现在很困难，但只要是该赔的，我卖房子卖汽车也会赔。四萍是我们工地上的民工，她的丧葬费补助费我都按规定出了，她又不是工伤死亡的，凭什么要我出四十万赔她！就算公安局最后查出是我杀了她，我赔她命，也不赔她钱！”

　　这位罗董事长说这话时已喝了数杯猛酒，脸孔蹿红，眼睛也红着。老林原打算说几句劝他让步的话，看他的神经已被酒精搞浑了，只好含糊地点着头，顾左右而言他。
　　这顿饭除了罗保春借着酒劲儿发泄愤慨之外，别人并不多话。韩丁在大家眼里还是孩子，更没有说话的份儿了，只是默默地倾听，拘谨地吃饭，吃完了饭草草散席。王主任匆匆招呼韩丁和老林去世纪大饭店看发型表演，说有很多名模参加，还请了日本著名的理发美容大师到场助兴，一定盛况空前。这场大型表演的赞助品牌之一就有他们厂的保春口服液。保春口服液是专门养颜乌发的天然药物，所以和发型表演正好紧密结合。罗保春又特别补充地向老林和韩丁介绍了他和这场表演的关系：请你们去看，最主要的是因为今天表演的模特里，有一位就是我女儿，她个子高，所以从小喜欢干这个。

　　王主任也不无溜须地添彩道：“我们罗总的女儿，在我们平岭算得上头牌名模了，在全省都数得着的！”
　　老林赶紧应景地做出惊讶状：“哟，是吗，那我们一定要看看，一定要看看。”
　　于是他们告别了罗保春，由王主任陪着，驱车前往世纪饭店。据说世纪饭店不仅是平岭市，也是全省版图内最豪华的涉外饭店，才盖好，刚营业，报了五星还没有批下来。世纪饭店里有一个世纪堂，发型表演晚会就在这间可以容纳六百多观众的大厅里举行。在世纪堂的门口，竖着一幅巨大的广告牌，上面依序写着十几家赞助企业或赞助品牌的名单。韩丁他们赶到时表演已经开始，他们匆匆交了票进去，根本无暇顾及广告牌上有没有保春口服液的字样。大厅里的灯光刚刚转暗，音乐乍起，昏暗中可以看到这里几乎座无虚席。韩丁跟在王主任和老林的屁股后面，正低头找座，T型台上突然亮起一束强光。一位头顶梳着高高的扇形发式的少女，金裹银束，梦幻般地出现在T型台的天幕下。她踩着音乐，迎着光束，向突然静下来的观众，向几百双惊讶的眼睛，款款走来。韩丁在那一刹那全身僵直，每一根神经都被台上迎面而来的少女牵住，他敢说这是他一生中经历的最心动的时刻。和一般模特相比，那女孩的身材略显娇小，但那张眉目如画的面孔，却有着令人不敢相信的美艳。在强光的照射下，少女脸色苍白，眉宇间顾盼生烟，进退中的一动一静不疾不徐，目光中的一丝冷漠若隐若现，看得韩丁目不暇接，颇有灵魂出窍的感觉。

　　韩丁想，但愿她就是罗保春董事长的那位千金。
　　韩丁昨晚没有睡好，饭前就已哈欠连天，原本对看什么发型表演毫无兴趣，老林要来，王主任又盛情，他就舍命陪君子地来了，没想到今夜会如此不凡。他们好不容易在后排找到了座位，挤着坐下来，伸着脖子从人缝中往前看。转眼之间T型台上已是佳丽如云，个个发型奇异，风情万种，虹云流转般地来去如仙。韩丁看得脖子发麻，腰背发酸，才又盼到第一个出场的女孩重新登台。那女孩一亮相台下便隐隐骚动，那一头如扇的长发又变成了刺猬似的短发，极尽新奇怪异之至，步态表情也与发式一样，刻求欢快活泼至极。韩丁的目光片刻不离地追随着她，他肯定他的感觉百分百地代表了台下每个男人的心声：这女孩的扮相无论古典还是新潮，在满台五光十色的模特中，她无疑是最为光彩夺目的一个！是全场注目的中心！

　　韩丁鼓起勇气，向王主任打听：“哪个是罗总的女儿？”他问这话时已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说不定就是台边上最难看的那个，那个发式平庸的女孩身材高大挺拔，脸却像个丑角。
　　王主任手往台上一指：“就是那个。”
　　“哪个？”
　　“那个！像个小刺猬的那个……”
　　像小刺猬的那个？真的？
　　韩丁心里狂跳起来，他本能地觉得今晚也许是他人生中的一个奇缘。

　　韩丁从小生得唇红齿白，打从上小学开始就是周围女孩们秋波频送的目标。在中学和大学时期，更是学校里的大众情人。他上中学时的外号叫做吴奇隆，上大学后又变成谢霆锋，好多朋友都怂恿他去电视台玩一把谢霆锋的模仿秀呢。好在韩丁自懂人事起便不近女色，对泡妞一向没有兴趣。说好听点是洁身自好，说难听点是在这方面还没开窍。可以说，在平岭这个发型表演的晚会前，他还从没对哪个女孩动心过。

　　从世纪大饭店看完发型表演回到宾馆，韩丁很晚没有睡着，除了老林鼾声的骚扰外，就是那张标致如画的脸，总在眼前飘，闭上眼也看得见的。这个夜晚他始终焦灼地翻动身体，在床垫弹簧隆隆作响的声音中盼着黎明。因为按照日程的安排，天一亮王主任就要接他们到罗保春家去商议参加法院调解的具体方案。罗保春家除罗保春之外，当然还住着罗保春的女儿，所以日出东方就成了韩丁的一个期待和幻想，在这个幻想中，事情正顺着一条最快的捷径浪漫地发展。

　　黎明前他搞不清是怎么睡着的，还莫名其妙地做了一个杂乱无章的梦，似乎梦见了那个女孩，但面目已模糊不清，梦的情节在他被老林摇醒时也忘得一干二净。他睁开眼，看到天已大亮。连忙肿着眼下床洗漱，洗漱完毕跟着老林在楼下的咖啡厅吃了早饭，早饭完毕看到王主任的车准时开到了宾馆门口。韩丁拎着装满文件的一只公文箱，跟在老林身后上了车。车在早已热闹起来的街道上三拐两拐，出了市区，再沿一条康庄大道行驶五分钟，便进入了有名的黄鹤湖风景区。正值深冬时节，前几天的那场落雪早就化了，湖面虽然没有结冰，但在清冽的寒气中也被冻成一潭死水，深沉得看不见一丝微澜，只有道路两旁的树林因化雪的潮气滋润，抖搂出几分生机，隐约蒸发出一点早春的气息。据王主任说，现在并不是黄鹤湖的最佳季节，所以沿湖而行的道路上，看不到多少游人。他们的车子在依山临湖树木环抱的一个小院前停住，院内有一幢老旧的双层小楼，楼前楼后种了几棵阴森的古槐，虽然老皮生鳞，悬根出土，却依然枝桠峥嵘，华盖遮天……王主任在路上就介绍了，罗董事长的家是解放前国民党平岭市警备司令的官邸，后来是解放军攻打平岭的一个前沿指挥所。半个世纪弹指而过，黄鹤湖风景依旧，小楼却已然成了文物，现在归风景区管理处所有，去年被罗保春长期租下来，做了罗家的别墅。罗保春原本在城里有个住处，租下这幢老房后，就一直住在这里，主要是图个清静。

　　韩丁从下了汽车，走进院子，走进这幢老旧别墅的那一刻起就心无旁骛，只惦记着能否见到那位梦中女孩。但出来招呼他们的，除了刚刚睡醒两眼浮肿的罗保春外，就是他家那位瘦小干枯的老年保姆。老保姆给主宾四人倒了四杯泡不开的茶水，又给罗保春端来煮好的稀饭和两碟咸菜，便退出客厅。罗保春边吃边谈，态度一如昨天酒后那样激烈，对老林试探着提出在坚持不承担赔偿责任的基础上也适当做些让步，给死者亲属一些道义上的援助，以软化对方态度的建议，竟不假思索地予以否定。他把粥碗重重地放在茶几上，粗声说道：“这么多年我办这个厂，白手起家，我吃了多少苦，熬了多少夜，我才四十多岁你看我这头发，还有几根黑的！我太太病了，病得死了，我都没钱救她！钱都押在这个厂子里了！这么多年，谁给我道义上的援助了？谁！保春制药厂的每一分钱，都是我的血汗！现在，保春口服液的牌子打出来了，消费者认了，这时候谁要是想整垮我，没那么容易！他们是土匪！我要是冲他们软一下，他们就会没完没了地吃上我！所以我不能让步。我不让步，他们又能怎么样？我不相信法律会向着他们。对我们这种民营企业，法律应该是大力保护的！”

　　他这样说，老林也无奈。韩丁昨天看过材料，对这案子的来龙去脉已大体清楚。被杀的女孩名叫祝四萍，是保春制药厂雇的临时工，在制药厂厂区扩建工地上搞统计，去年年底发现被人杀死在工地的办公室里。韩丁手中的材料只是这个案子民事赔偿纠纷的相关文件，对四萍被杀的细节并无太多说明。但从这些材料的只言片语中，仍可了解四萍死得相当悲惨。这个二十来岁的女孩先被木棒重殴头部，然后身中三刀而亡。她的父母都是下岗工人，来自江南古城绍兴，他们把刚刚成年的女儿送出去挣钱，接回来的却是孩子的一捧寒灰。其情其景也确实令人同情。但韩丁心想，他们不是来扶贫的，他们是律师，他们的任务就是要让死者的亲属知道，尽管四萍是死在厂区，死在办公室里，但要认定厂方因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且必须支付四十万元巨额赔偿，是缺乏法律依据的。韩丁记得前不久在北京一家迪斯科舞厅的厕所里发生了一件客人被杀的案子，死者的亲属要求舞厅赔偿，舞厅认为自己并无责任而拒绝赔偿，结果闹到法院，审判的结果是死者的亲属最终败诉。这件舞厅杀人案和四萍被杀案在性质上十分相像，所以老林也认为四萍的亲属以及那些助威同乡的诉讼要求法院一般不会支持。但上次他来平岭参加第一次法庭调解时，已经感觉到平岭市法院显然希望保春制药厂再额外补加一些抚恤，花钱买个太平，平息事态，而不希望激化矛盾，给社会安定增加隐患，所以这次调解也难保不在钱的方面向着弱者一方说话。四萍的父母现在连下岗工资都不能按时拿到，他们的生活状况也确实非常不好，法院对有困难的一方给予一些调解上的倾斜，是很可能发生的情况。

　　老林把他的担心说了，但罗保春不听。他固执地认为这年头困难的人有的是，法院要都管，管得过来吗？我还困难呢，我厂里的产品积压太多卖不出去，资金周转不过来，贷款到期还不上，谁援助援助我呀！法院要杀富济贫也杀不到我的头上。要是我的厂子倒闭了，市里的税收减少了，上千工人失业了，找政府闹事要饭吃去了，给我供货帮我销售的企业拿不到钱拿不到货都受影响了，本钱小的也跟着倒闭了，法院是不是都援助啊？法院难道惟恐天下不乱吗？

　　罗保春越说越气，脸色涨红，就像昨天晚上喝多了酒一样。老林也就不再多说，律师在民事诉讼中只是受当事人委托担当代理人而已，只要不违反法律，都要按当事人的意愿办事。韩丁也不多嘴，他这时的念头，只盼着能在这里见到罗保春的女儿。他隐隐听到隔壁屋里，总有一个轻盈的脚步在不时地走动；在客厅通往后院的走廊上，好像也常能看到一个依稀的影子在墙上薄薄地掠过。在老林与罗保春交谈时，韩丁始终神不守舍，始终幻想着也许下一秒钟那女孩便会穿过走廊，或者推开与客厅相通的某一扇屋门，步履轻捷地走出来呢。

　　可惜直到时间接近中午，他们谈完了话，喝光了茶，起座与罗保春告辞并且乘车离开这幢别墅的时候，也没见到什么人从走廊端头和那些紧闭的屋门里走出来。在返回市区的路上，韩丁忍不住问王主任：这么大一个别墅，就罗董事长一个人住吗？他也不嫌寂寞。王主任笑笑，说：你们也应该看出来了，我们罗总，脾气很古怪的，特别是他太太几年前病故以后，就更听不进别人的话了，自己想定的事，十头牛也拉不回来。我们也劝他，一个人住这么远太不方便，也很不安全，万一有个急病什么的，周围连个帮忙的人都没有，身边就那个只会做饭的老太太，有什么三长两短非耽误了不可。

　　王主任的这一席话，终于让韩丁有机会把他最想问又最不便开口的话问出来了：“那他女儿呢，他不是有个当模特的女儿吗，不和他住一起？”
　　“啊，你是说罗晶晶呀，她住在城里，罗总在城里有房子。”
　　老林笑笑，插话道：“确实有这么一种人，孤僻惯了，连老婆孩子在身边都烦，就喜欢一个人独处，有这种人。”
　　王主任也笑：“那倒不是，罗总对别人烦，可是最心疼他这个宝贝女儿，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百依百顺，要怎样就怎样。是罗晶晶自己不喜欢和她爸爸一起住，她爸爸也只好随她去。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受管束。”
　　老林深有同感地随声附和：“对呀，现在的年轻人，哪会为大人想那么多！你们应该劝罗总，年纪大了还是得找个老伴。生老病死身边还是得有个人伺候，孩子再亲也没用。《红楼梦》里的‘好了歌’早有定论：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子孙谁见了！”

　　王主任也感慨：“劝也没用。事业成功的人，生活上都是最难伺候的，有成就的人都是既孤僻又孤独……”
　　两人越说越投机的样子，替古人担忧似的长吁短叹。韩丁对罗保春怎么样防病怎样养老毫无兴趣，他心里想的是罗保春的宝贝女儿罗晶晶，她究竟住在城中的哪个角落呢？一个独居的女孩，一个漂亮的模特，一个有钱人家的孩子，她每天过的都是怎样一种生活？她有男朋友吗？她年纪这么小一个人怎么照顾自己呢？他真想走近她，走近她的日常起居，仔细看个究竟。

　　在回城的路上，在汽车里，韩丁看着窗外的残冬心不在焉，路边一些春暖的迹象也令他无动于衷。春天还早呢，他想，可心里却很不安分地蠢蠢欲动。他那时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料到大约在二十个小时之后，也就是在第二天的早上，他真的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场面下，见到了那位在T型台的聚光灯里让他一瞬间着了迷的女孩罗晶晶。
　　二
　　人生难料，世事如梦。韩丁碰上的都是难料的事情。
　　那天下午他们按约定的时间准时来到平岭市城北区人民法院，参加法院主持的庭外调解会。在这里韩丁看到了那位死难女工的父母和陪着他们一起来的十几个同乡。那十几个同乡都是和死者一起到平岭来打工的年轻人，为首的一位粗壮汉子，年龄略大些，也不过三十岁模样。韩丁听到那些人都管他叫大雄，据王主任在老林耳边的嘀咕，这位大雄就是制药厂扩建工地上的一个工头，也是那些绍兴籍民工的首领。大雄这天穿了一身西服，还打了一根领带，但他和他的那帮临场助阵的民工还是被法警拦在了法庭的门外，只放了死者的父母和他们的律师进去了。对制药厂方面的人，则未加阻拦，一行四人全部放入。在法院狭窄的走廊里，这帮高高矮矮的民工看着罗保春和王主任鱼贯而过，个个怒目而视，连对老林和韩丁，也是一副绝不饶恕的神情，恶狠狠地目送他们走进了那间并不算大的调解庭。

　　韩丁在大学实习期间参加和观摩过一些案件的庭审，但还从未经历过法院的调解过程。今天庭上的气氛与他原来的想象相比，远没那么正规。首先是这间被称做法庭的屋子，实在寒酸得可以，其破旧程度在韩丁看来简直有损法律的尊严。二是主持调解的那位法官年纪太轻，几乎是一个比他大不了多少岁的小姑娘，样子还不如做记录的那位同为女性的书记员显得成熟。调解双方隔着一张掉了漆的长桌左右而坐，年轻女法官居中发问，口气刻板得几乎像一个学生在课堂上背书。她说：今天叫你们双方当事人来，咱们就祝四萍抚恤赔偿的问题再做一次调解。上次调解过一回，但双方态度都不太好。这回希望你们都能本着解决问题的态度，多站在对方的角度换位思考，多想想对方的困难，也多为社会的安定团结考虑，让国家、单位、个人，都尽量不受损失，或少受损失。啊，怎么样，你们双方这些天都是怎么考虑的？要想解决这件事双方都要有让步的态度，打官司对双方都没好处。我们现在大案子都忙不过来，我们也不希望你们没完没了地拖下去。

　　法官的开场白刚刚说完，几乎不留空隙地又开始做双方的劝导工作，她先面向四萍的父母：你们二位这么老远跑到平岭来，吃住都要花钱，打官司也要花钱，拖长了对你们没什么好处。女儿不在了，我们也很同情，厂里也很同情，但你们也不能狮子大开口，提的要求不合理也不一定能办到。我上次把道理都跟你们说了，你们这次是怎么考虑的？

　　法官看着他们，等着回答。四萍的父母一看就知道是小地方来的穷苦人，做父亲的很壮实，体力劳动者的样子。做母亲的很瘦弱，面目善良忧郁。他们都把目光投向他们身边的律师。那律师是从本地请的，男的，四十来岁，开口代言：我觉得这个事情吧，其实挺简单，赔多少钱不是最主要的。这件事首先要弄清的是，保春制药厂对自己雇佣的工人在厂里工作时被人杀死，是不是一点过错都没有，一点责任都不承担？厂里的保安措施是不是绝对没问题，工人在厂里工作的人身安全是不是完全有保障，四萍死在厂里是不是完全属于她自己负责的事，和厂里无关？这些问题是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必须先说清。至于到底应该赔偿多少数额，厂里到底有什么困难，能不能给这么多，这个当然可以商量，可以商量。

　　法官的脸又转向制药厂这一方，老林咳嗽了一下，刚要发言，罗保春却抢了先。他虎着面孔冲对方的律师说：刚才你在外面的走廊上被人杀了，你说是让凶手赔你，还是让法院赔你？
　　罗保春的话一下子把调解的气氛变成了吵架的气氛。对方律师毫不示弱地同样抬高了腔调：如果是在公共区域发生的事情，法院可以不负责任。如果是在法院的工作区域，比如在这个会议室里，我被杀了，那就要看法院的保安警卫工作有没有漏洞。如果法院的保安警卫工作和你们保春制药厂一样有那么多漏洞的话，当然要承担责任！
　　调解还没开始就如此剑拔弩张，似乎连法官都没想到的。老林一看这架势，试图把对方律师的话接过来，但此时罗保春脸色已经涨红，像喝了酒似的，情绪已经失控，他大声吼道：哪一个地方的保安没有漏洞，犯罪分子要成心杀人，在哪里下不了手？你们就是想借着死人对企业进行敲诈，我不是出不起这四十万块钱，我们保春制药厂的总资产，加上我们的品牌声誉无形资产，有一两个亿，我不是赔不起这四十万！前几天你们不是还有人私下里找我，让我出十万块就摆平这个事吗？我不出！合理的赔偿，我一百万也出得起；不合理的赔偿，我一分钱都不出！这些人，说难听了简直就是黑社会，我就是不相信政府和法院对我们民营企业的合法权利会不保护！

　　对方律师两手张开，看着那位有些手足无措控制不了场面的年轻法官，表情和声音都表现出极度的愤慨，他说：四萍和这些民工远离自己的家乡亲人到平岭来，为保春制药厂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最后死在工作岗位上，连把她从小养大的父母都没能见上一面。保春公司作为一家知名的民营企业，竟然如此没有同情心，没有起码的道义！为了不赔钱，不但不对这个年纪轻轻的女孩遭遇这么不幸的事表示怜悯，不对家属表示同情，反而还要污蔑他们是黑社会的。你再这样讲，我们要控告你诽谤侮辱公民的人格。我的当事人虽然很贫穷，他们死去的女儿和她的伙伴虽然也很贫穷，但他们也有人格，也有保护自己名誉的权利……

　　随着律师的强烈抗议，四萍母亲的脸上热泪纵横；四萍父亲的额头青筋毕露，他用带着口音的粗声大嗓吼叫起来：你们还是人吗？你们还能代表共产党吗，啊？
　　罗保春毫不客气地回绝过去：我只代表我的厂，我又不是政府，我不代表共产党！
　　四萍父亲声嘶力竭：你那个厂，还……还他娘的是共产党的天下吗？你他娘的比资本家、比过去的恶霸地主还狠，你的良心让狗吃了吗？啊！
　　四萍的母亲一边流泪一边劝阻丈夫：……你不要讲，让律师讲，你讲不清楚的……
　　而丈夫的情绪已经难以控制：我有什么不清楚！我就要问问他们还讲不讲公理！

　　罗保春也尽全力把声音抬高：给你钱就是公理吗？不给你钱就是不讲公理吗？你就是公理吗？
　　会议室被争吵和哭声搞乱了套，年轻的法官终于表现出迟到的果断，她厉声说道：既然你们双方是这么一个态度，说明你们没有调解的诚意。我最后再问你们一次，请问原告方有没有调解意愿，有没有新的调解方案？
　　对方律师也已非常激动，死者父母的骂声哭声更激起了他的义愤，他像吵架似地回答法官：我们的立场刚才已经做了陈述，如果被告一方是这样一种无赖的态度，我们只好把官司打到底了！
　　法官不多啰嗦地把最后的问话转向制药厂一方：被告方还愿不愿意调解，有没有新的调解方案？
　　不容老林开口，罗保春拍案而起：我奉陪到底！我们法庭见！
　　法官被罗保春的态度激怒，正色地喝斥道：罗保春，这里就是法庭！不是你的办公室，你拍什么桌子！

　　罗保春喘着气，愣了一下，居然没有顶嘴，又坐下了。
　　法官皱着眉，满脸不快地说了收场的话：好，我宣布，祝四萍死亡赔偿案第二次调解失败，本案依法进入诉讼程序。请原告方将起诉书在规定时间送交本院，择期开庭！
　　法官话音刚落，四萍父亲骂声又起，罗保春起身离座，板脸就走。老林和韩丁面面相觑，大概连老林这种有点资历的律师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调解：作为一方的律师，他连话都没有来得及说一句，调解便结束了；他和韩丁甚至都来不及咂摸一下滋味，局面便已不可收拾。他们当然想不到更严重的还在后面，在大家纷纷离座的混乱中，在死者父亲越来越难懂的骂声中，他们看到罗保春走向门口的身躯突然晃了一下，脚下打了个趔趄，手往前伸着像是要抓住什么东西似的，但什么也没抓住，整个人便轰地一声倒下来了，连带着弄翻了几把木制的椅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