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09-6-24 10:42:00

　　大河永恒—中华文明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解析
　　序言
　　这是最好的时代，因为承载梦想与光荣。
　　这是最坏的时代，因为充斥黑暗与愚昧。
　　当时光步入二十一世纪，面对古老中华文明呈现的错综复杂而剧烈快速的现实变化，以及未来乱花迷眼的发展趋势，“先天下之乐而乐”者断言崛起是不可逆转的潮流，我们生活在五千年未有之盛世；“先天下之忧而忧者”呐喊，中国人不能再如斯般屈辱、悲哀地苟活，要勇敢地争取自身的权利，循着人类社会进步、文明昌盛的坦途，创建属于全体炎黄子孙的伟大明天。

　　抛开双方相互矛盾、尖锐对立的观点和倾向，大家都公认一个事实，即我们这个古老伟大的民族、历经光荣与磨难的国家今天已经走到了一个历史性的三岔口。何去何从？不仅将影响当代人的一生，而且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子孙后代的命运与未来。
　　由来有在，“阳光之下，世无新事”。剔除强烈的情感、直观的感性因素，秉承冷静、客观、理性的科学精神，当代中国人有责任严肃地探讨现实，求索未来的出路，尤其是在全球民族、国家、文明激烈竞争、进化升级的宏大背景下。
　　中华文明是如何演化的？中国国家和社会的性质？中国人的特性？我们为何走到了今天？为什么是这样？我们将往何处去？
　　要回答上述一系列问题，最佳的途径莫过于全面、仔细、透彻地梳理我们的历史，借鉴全球人类文明的共同智慧，发幽探微、洞悉玄机。尽管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传统上历来长于回顾过去，却缺乏足够的探索未来的激情和冲动。
　　上下五千年，华夏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总其脉络，应用现代文明的思想结晶与利器，从组织社会学、政治经济学、心理学、行为学的角度观察，结合进化论的相关法则，我们可以大体上给中国社会来一个明晰简洁的素描。
　　离开太初的华夏文明黎明阶段，截止十九世纪末期，中国的社会发展形态可以归纳为一个超级的封建制农耕文明帝国。在西方社会进入工业文明并向全球扩散其强大生命力之前，东亚帝国社会组织和运转的主旋律近乎始终围绕中原农耕文明与边缘游牧文明对抗、互动、竞争与制衡而展开。这种宏大格局与背景现在看来主要拜地理、气候等自然因素所赐。

　　前工业时代，地理、气候等自然因素决定民族生活方式、国家演化模式，生活方式催生风俗、习惯、文化、传统，民族精神领域之倾向则决定文明进化之选择。
　　自鸦片战争伊始，传统相对自闭的中华文明被迫面对更广阔的世界背景与文明竞争。因历史原因缺乏成熟商业文明的东亚帝国在近代工商文明的强力挑战下，暴露出农耕文明的固有弊端。更为令人沮丧的是，在遭遇列强利爪突击、强袭下，伤痕累累的亚洲龙不幸迷失了自我，愤怒、沮丧、自卑、迷惘等民族潜意识充斥了社会全体。这种负面影响今天我们还能从方方面面观察到，并且隐秘而客观地决定了从辛亥革命、民国、新中国到当代，民族、国家始终未能建立高效、进步、文明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经济发展模式，完成向现代工商文明的彻底转型。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说有一个观点是非常引人关注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
　　中国的出路在于全面升级为现代工商文明。这种文明的特质客观上要求中国社会必须在行政、司法、经济、教育、科技、国民价值体系等诸要素上与传统和现状决裂。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须努力！”，伟大的革命先驱者孙文先生至死尤在呼喊国人觉醒、自强。
　　国民党、蒋中正领导的国民革命，共产党、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新中国建立前三十年的社会改造实践及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无数先烈碧血和亿万民众汗水使国家在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和显著的变化，但民富国强、中华民族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梦想离我们还有相当的距离。所以孙总理的遗言今天看来仍有迫切的现实意义，一场全面的社会革命是历史赋予十三亿当代中国人的神圣使命。这场革命不是传统意义上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受压迫民族摆脱满清统治的暴力斗争，而是一场从我做起，健全现代公民意识，争公平、正义、自由、民主、法治，本勇敢、进取和科学精神，全面推动国家、社会转型，求民族自新、强盛的新国民革命。

　　小子斗胆，试图循经济、政治、文化、军事、自然等社会要素从宏观上来研究、阐述、探悉中华文明演进的悠悠历程和未来革命之畅想，愿与四海持共同信念之同志为民族、国家之进步殚精竭智、求愚公移山之实效。
　　为便于读者理解正文描述的现象、阐述之观点，开张明义，有一个基本观察、考量原则先与大家商榷。
　　西方哲人，思想大师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划分有一个标准，即按照生产力关系来断定社会性质。此标准自问世来基本为后世的学者，尤其是社会学、经济学研究者接受并推崇，当然也有相当数量持资本主义制度倾向的学者对此不一为然。
　　小子愚昧，客观上不赞同上述标准，主张应该以相应的社会组织及运转方式为哪方主要利益集团服务为标准来判断社会性质。尽管两种标准判断的结果大同小异，却有内在极大的区别，也便于理解以马克思的标准难以解释的若干社会发展规律，尤其是现代资本主义演化的历程。当然逻辑上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个人以为大师颠倒了因果和本末关系。目的和宗旨是首要的，对任何一个社会形态而言，掌握了强力秩序机器并有能力和意愿遂行自身意志的强势上层必然会规划、设计、创立、维系有利于本集团利益的相关社会组织制度。

　　正文将循以下篇目、章节展开。
　　上篇：辉煌的帝国
　　中篇：党国时代
　　下篇：走出泥沼
　　鉴于智术短浅、思虑不及、挂一漏万、逻辑错谬之处，敬请各位方家、智者补缺、勘正。


日期：2009-06-24　10:47:46

　　上篇：辉煌的帝国
　　第一章洪荒太初
　　历史学家、专业考古人员通过他们的努力已经给我们展现了足够详实而丰富的资料描绘华夏文明洪荒愚昧时代的片段。
　　鉴于过于久远的年代和事物对于华夏文明的演化不起关键性的作用，所以不以过多篇幅讨论。无论年代久远的北京猿人、蓝田猿人、元谋猿人，还是属于晚期智人的柳江人、资阳人、山顶洞人或河套人，说到底不过说明两点而已。一、我们的国家广袤的大地在太初即有人类活动的迹象，二、这些远古的祖先可能有若干基因流传于我们的种群特征中。

　　关于旧石期时代，我们只需有个概念，人类还主要依靠狩猎或采集为生，离文明的最低标准距离甚远，而且进步极其缓慢。
　　在开天辟地后的悠远岁月了，三个关键的传说人物值得我们铭记。
　　燧人氏，钻木取火，点燃了文明的种子。
　　有巢氏，构木为巢，古人从穴居进入巢居时代，生存环境脱离原始。
　　庖牺氏，驯养禽畜，可能还与创建或引进原始农业有关，丰富了古人的食物来源与品质。
　　新石器时代开始华夏古文明有了相对可靠的推演依据，而且和其它古文明一样，呈现加速进化的特征，构成人类文明的多数要素都在这一时期浮现。

　　我们的考古工作者多年来在现代中国境内发现了大量的新时期时代遗址。早期一般规律而言，先民为了取水方便，又不至于被涨水冲毁了简易的窝巢和家当，往往聚居在离河流、湖泊距离较近、地势相对较高的地方。黄河、长江作为中国最大的两大水系，是孕育华夏各族、中华文明的母亲。
　　河南新郑县发现的裴李岗文化（大约出现于公元前5500—前4900年，准确推断年代非常困难）是目前已知的华北最早的新石器文化。出土的文物显示不仅石器、陶器、骨器及原始艺术有发展，而且有原始农业、猪、羊蓄养的迹象。而河北武安的磁山文化（约公元前5400-前5100年）可能与裴李岗文化有密切联系。
　　稍晚一点时间，斐名中外的仰韶文化（距今约7000-6000年）出现在古中华核心区域。仰韶文化分布范围很广，西至甘青，东及豫东，南抵汉水，北覆冀南，大体上黄河中游最为昌盛，其中西安半坡遗址尤为经典。考古文物表明农业已成为仰韶时期的主要生产部门（主要粮食作物为小米—粟），渔猎也很发达，猪、狗被人们蓄养。此外，仰韶文化的手工业明显上了一步台阶，木工、编织、制陶、制骨、制皮成为重要生产活动。

　　新石器时代中期，黄河下游和江淮地区（苏北、皖北）的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4300-前2500年）最为典型。出土有猪、狗、牛、鸡等家畜骨骼，还有大量精美的玉器、陶器和象牙器。而且从墓葬遗址观察可能甚至已经进入父系社会，而且明显出现了财富贫富差距。
　　长江下游流域的河姆渡遗址（约公元前5000-前3300年）则代表了当时南部中国古文明的最高水准。农业以种植水稻为主，兼为渔猎补充蛋白质，家畜有猪、狗，可能还驯化了水牛。最富特色及对中国历史影响最深的是干栏式建筑形式的出现，还发现了中国最古老的井遗址。河姆渡文化的原始手工业也表现出较高水准，尤其是骨器、象牙器、玉器给人影象深刻。

　　内蒙东南和辽西广阔区域的红山文化（约公元前4000-前3000年）遗址表明中原北翼的古文明也不遑多让于黄河、长江两大文明带。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兼牧、渔、猎并存。出现原始宗教特征，玉器制作工艺水平很高。
　　到新石器时代晚期，高水平的文化遗址，我们统称为龙山文化的聚落、原始城镇广泛分布于古华夏大地，大体上可以推断这得益于凿井技术的普及，使古人能在更广阔的天地生息，而且农业、手工业的进步、成熟能供养更多的人口、支持更丰富的社会活动。山东龙山文化、中原龙山文化、西北齐家文化、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长江下游良渚文化各呈异彩，隐隐与上古中国最负盛名的四大族群，东夷集团、华夏集团、苗蛮集团、古越集团暗合。龙山文化遗址的遗迹、文物表明，种植农业及粮食加工（酿酒）、手工业进步迅速，主要表现在更先进的农具、快速陶轮等生产工具的升级。动物蓄养也进展很大，猪、狗、牛、羊、鸡已稳定成为人类伙伴。冶铜业、早期文字符号、聚落防护沟墙等早期文明进化之花雏形绽放。

　　综观整个新石器时代的快速发展，由野外采集向田间种植管理农业的迈进无疑是至关紧要的一步，堪称最早的经济乃至社会革命。传说中是伟大的神农氏（一说庖牺氏）发明了中国的原始农业。现有的证据无法完全坐实上古的中国农业是本土独立孕化出来的，也有可能从别的文明引进，至少南方的水稻看来极有可能是从中南半岛引进的。

　　世界考古证据表明，越南北部大约公元前八千年的新石器晚期文化—和平文化已经完成了从野外采集到固定村落的原始农业的过渡。尽管学界对从古老地层中发掘的稻米遗存物究竟属于采集物种还是栽培物种存在争议，但考虑到越南高温、潮湿、多雨的自然环境很容易腐蚀、分解有机遗存物，且越南和平文化先民可能采用竹器替代陶器，以及大型农业遗址的发现，目前更多学者倾向于认为水稻在中南半岛的出现早于中国著名的时间略晚但稻作文化证据确凿的东南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

　　对水稻的起源个人倾向于这一观点，因为历史和地理因素告诉我们上古中国南方古越文化圈（东南沿海及岭南两广、越南北部地区）确实与东南亚的联系可能远高于与北部中国的交往。大概出于同样的原因，国际上普遍的观点认为现代缅甸、泰国、老挝甚至柬埔寨人的祖先与中国的西南部族先民有很深的渊源。
　　相对而言北方的旱地农业文化本土独立发展的可能性非常大，主要谷物品种为粟和黍，与西方两河文明及印度河文明的主要食物—小麦完全不同。且自然地理和交通技术条件因素决定更早成熟的两河文明或印度河文明跨越戈壁沙漠或世界屋脊向上古黄河流域渗透扩散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至于原始农业出现的过程，我们可以尽情发挥一下想象力。狩猎者或采摘者无意中发现了野生农作物的生长规律，好奇而有心的人不仅留意而且主动地做些实验，局部的成功激发了个人甚至部落更大的兴趣，终至放弃了狩猎或采集而选用这种生产效率更高、生存更有保障的生活方式。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高智慧的外星人或善良的神祗传授了先民各种先进的技术，呵呵，开个玩笑，大家轻松一下。
　　上述中国原始农业的实践可能是不同的部落或氏族相对独立地进行的，也可能是一个部落率先突破而影响了更多的族群。我们祖先的传说对此表述矛盾，古文献记载庖牺氏、神农氏、炎帝对原始农业都有贡献，而且还有烈山氏之子曰柱者据说能植百谷百蔬（一说此人即为炎帝或赤帝）。但后期整理后的神话系统将农业的创始完全归功于神农氏（注意应该是一个部落或家族而不是个人）。传说中的神农和炎帝有时被混为一人，不足为信，神农应更久远。

　　无论如何，先民对肇创了农业革命、泽及万生的部族或家族至为感激和尊崇，给神农氏创造了身尝百草济苍生的大智大勇、大仁大义的神话壮举，并奉为“万世医祖”。即使治学治史态度异常严谨的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也对神农氏赋予了极高的地位。“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这段文字透露，作为早期发明或者引进原始农业的部族或其首领，受到各受益氏族很高的景仰而尊为史前文明圈的名义统治者或仲裁人。甚至也许在五帝以前“神农氏”真已成为类似后期帝、王的大统领专用称号

　　原始农业的兴起和普及带来了全新的生活方式，大量的剩余农产品使人口的持续增长成为可能，较多而稳定的食物改善了先民的营养和体质，解放了部分剩余劳动力从事原始手工业和其它劳动，导致大规模的社会分工。而且剩余产品因有交换需要可能决定性地刺激了原始商业的问世，尽管以前猎人、采摘者和专业石器工匠可能也有零星的交易。农业本身因为有了更多的人口、开发了更多的耕地而益发繁荣。同时最古老的贫富分化或阶级分化大概也源于此项重大文明突破。而农业的出现和发展对中国历史和社会演变的巨大深远影响后面我将在更多的章节阐述。

　　制陶业很可能是农业刺激的产物，因为需要存储谷物、食物，取水灌溉（在水井和灌溉系统发明前）才驱使古人去寻找合适的容器。
　　蓄养业的情况比较复杂。可能历史更久远。古人偶尔捉到的动物幼崽、受伤的猎物，因为一时半会不吃而临时蓄养；蓄养过程中发现部分家伙有灵性，可以简单沟通，甚至对喂食者产生了奇妙的倚赖性，从而表现出顺服。而这些家伙或者可以养肥了备饥荒，甚至还有其它能帮助人的用途。大体上人类历史上驯化家畜、家禽的来历如此。据国外学者考证，人类最忠实的伙伴—狗狗，就是其祖先，个别狼因饥饿常常觊觎人类丢弃的残肉弃骨，频繁出没在人类聚栖地附近而与我们签下了永久的忠诚誓约。

　　个人观点，中国古代的蓄养业的产生应该是独立发展的。动物的习性相同、人类的天性相似，除了河马、袋鼠等特殊地域动物不可能跑到中国来被我们祖先驯养外，逻辑上看不出蓄养业需要由先发文明向我们祖先传授的必要性。而且很可能古人一旦尝到驯养动物的甜头，出于好奇和功利的驱动曾做过大量的尝试，试图驯养更多种类的动物。即使今天我们早已远离祖先那段艰难岁月，未尝亲身体验，但我们可以凭借常识和逻辑推断出当年成功驯化野生动物的基本原则：1、性情相对温顺而非凶猛或过于活泼（猛兽和兔子据此标准不宜）；2、蓄养成本低，生长迅速；3、容易繁殖；4、有实际用途，产奶、下蛋、供肉、警戒、役用等。

　　只有鸡可能是从东南亚传入中国的，另外猫显然不是中国人驯化的，从渊源甚远的中国十二属相中没有猫侧面可佐证。前面提到了早期人类驯化动物的主要取舍依据是实用，数千年后人类生活水平提高，为娱乐驯养各种希奇古怪的动物那是后话。
　　在蓄养动物的基础上派生出人类历史上另外一种重要生活方式和文明模式—游牧文明。成功驯化野马、野牛、野羊等重要大牲畜后，自然条件不允许发展农业的地方（主要自然因素涉及土壤、气温 、阳光、水分，最核心的要素是降雨或地表水系），做牧人必然是不愿简单依靠狩猎、采集为生的原始族群的不二选择。畜群需要充足的草料、饮水才能顺利生长、繁殖，于是曾经定居的人们放弃了并不安乐的窝巢，逐水草而栖。（虽然早期的原始猎人群落可能会追随兽群移动而迁徙，但我们相信多数原始人在进化到一定阶段会选择定居生活，穴居是最初的选择。）

　　即便是自然条件适宜发展定居农耕文明的地方，先民的实际进化选择也很复杂。以我民族主要发祥地关中平原为例，远古这里并非象今日般处处沃野平畴，不仅森林密布、草原广阔，而且大河纵横。长安八水中灞河、浐河今日看似温顺小河，但从其残留的宽广河道推断，当年决非等闲之辈，更遑论更雄壮的渭河、泾河。
　　大河、密林的阻隔妨碍了先进技术在散布各处的氏族、部落间的有效传播；易于泛滥的河水（多数上游在秦岭，雨后奔泻的山洪从峻岭冲入平原上狭窄的河道，必造成间歇性、小范围的洪害）经常冲毁农作物；湿润气候、肥沃土壤和充分阳光同样有利于杂草疯长。所以务农并非想象中那么简单。
　　尽管条件适宜，而且已经掌握了早期农业技术，不排除部分氏族从功利和心理倾向上愿意做牧人，因为畜牧更划算、省事、自由。当然也有相当部分氏族选择务农，或半农半牧。所以关中地区在上古呈现农牧混合经济状态逻辑上完全是正常的。
　　于是在中国的大地上，尤其是北方，两种经典的文明方式出现了，先祖们因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差异走上了定居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两条路。而两大文明以整个东亚甚至中亚为大舞台，频繁的对抗、冲突构成了五千年中华文明史最常见的脉动，直到中国社会进入近代，西式火炮、火枪帮助定居农耕者终结了游牧民族天然的军事优势。

　　马克思提到人类的萌芽阶段可视为原始共产社会。个人观点认为定性为原始社会主义社会或氏族公社更准确。人类的祖先为生存，谋求安全和更多的食物，在极其久远的时代就选择的群居方式，构成了微型或小型的社会。部落无论狩猎还是采集，目的均为促进整个族群之生存与繁衍，保证社会全体之福利，符合原始社会主义之要义。而无私产或财产、工具、食物、领地共有，不过是上述社会组织结构演化出的必然形式。


日期：2009-06-24　10:49:19

　　第二章传说时代
　　告别了洪荒，我们现在进入中国的传说时代。
　　根据我们对远古的模糊记忆和大批史学工作者的多年努力成果，我们可以确定中华文明在黎明阶段于北部文明圈大体有三大核心族系或曰集团：东部东夷集团（黄河中下游，应该是沿袭大汶口文化及其后的东部龙山文化）；中南部苗蛮集团（豫南、鄂北、汉水流域，甚至不排除豫中西地区，可能对应石家河文化）；华夏集团（秦晋地区，秦岭北麓，也许含盖甘陇，可能对应齐家文化）。远离上述中原古地的南方还有干栏文明的古越集团，北方则活动有农耕、游牧混合亚集团。

　　东夷、苗蛮应是标准的土著，客观上讲文明程度也高于华夏集团。两大集团均应进入早期的农耕阶段，东夷更是率先掌握了相对高级的冶铜技术，且社会组织形式应该较苗蛮严密、完善，而且应该人口繁盛。
　　出于我们未知的原因，可能是人口膨胀、气候灾害、环境变化等早期人类移民最常见的原因，华夏集团的先祖，秦地渭河流域的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逐渐向东、南、北方向拓展势力。传说黄帝、炎帝均出自少典，黄帝复姓公孙，名轩辕，部落在姬水附近；炎帝姜姓，烈山氏，部落在姜水活动。黄帝部落应主要以牧业为生，炎帝部落则更先进，半农半牧。前者大致上沿黄河北岸向东、向北前进，炎帝部落则沿黄河南岸向东、向南发展。

　　炎帝在多本典籍被称颂对农业贡献巨大。实际情况应为：炎帝部落为我古羌族中擅长农业的东部望族，古“姜、羌”同。追随炎帝部落的羌人后世多融入华夏，而更多的羌系部落选择继续做“西方的牧羊人”（羌之本意），或半农半牧。古羌族实为我汉族一奶同胞之古老分支，且为今日西南、西北多民族之远祖。
　　炎帝的族众在东进过程中先后和苗蛮、东夷等土著发生了冲突。组织松散的苗蛮集团中的北方族人不敌炎帝部落被迫退出中原故地，撤退到豫南、鄂北的纵深腹地。从此苗蛮集团当于华夏集团结下梁子，并在以后多次尝试收复故园而与后世的中原集团屡衅战端，因屡战不利不仅永失故土而且更深地被压迫向遥远的南方。
　　强大的东夷联盟则在大首领蚩尤的领导下和来犯的炎敌部众多次激战。掌握了先进金属冶炼技术和兵器的东夷集团打得炎帝部落落荒而逃。炎帝的败兵涌先北方（或许是向同族黄帝求援），与黄帝的下属部落发生了冲突。黄帝率众先收服窜入境内的炎帝败军（阪泉大战），再率领游牧大军和一路追杀的蚩尤角逐霸权。一场涿鹿大战，以战车、石矢和彪悍精神武装的黄帝联军战胜了蚩尤虽然武器精良、但战斗意志却落下风的农民大军，从此华夏集团成为前国家时代中华神州后崛起的强势集团。传说中黄帝请来应龙和其它野兽助战，现在看来应该是黄帝麾下崇拜相应图腾的野蛮游牧或狩猎氏族。

　　聪明的黄帝和历史上同样煊赫的波斯开国者居鲁士大帝一样，并不奉行严酷的民族压迫政策，贤明地采取“以夷制夷”政策，立东夷集团的另一贤明首领代理其利益，缓解了东夷各族的反抗。同时吸取了东方先进的文明因素，积极发展农业。想来黄帝的其他政策也很明智，加上武功显赫，所以诸侯万方拥戴为主，代替了神农氏以前的崇高地位。

　　黄帝本人及其妻子、下属据说做出了很多重要发明，宫殿、造车、造船等工程交通技术据说出于黄帝的创造；黄帝正妻嫘祖传说教百姓种桑养蚕，而且还发明了雨伞；创造古代文字的光荣也归功于黄帝的史官仓颉。公孙轩辕的声名因那场中华大地最古老的游牧--农耕大会战如此煊赫，乃至后世中华大地各民族都乐于和黄帝家族攀亲，以黄帝后裔自认和为荣。炎帝老人家也沾了黄帝的光被后世全世界华人奉为始祖。

　　断言黄帝是落后游牧民族的首领大家可能有疑义。请看《史记》 “黄帝迁徙往来无常处”、“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的相关记载。农耕民族是定居者，与黄帝的行为不符合，而且后世中国众多游牧民族更是保留了祖制，如匈奴大单于下设“左贤王、右贤王“，鲜卑、突厥习惯设左部、右部都间接证明了黄帝部落的游牧性质。
　　黄帝给古中华大地带来了相对的和平和安宁，由于某种原因又落叶归根率部族主力西归秦晋地区。传说老祖先葬在桥山，大致在陕北某处，不能明确确定是不是现在的黄陵，但这个问题不重要，后人只需不忘祖宗的功业和艰难。
　　后黄帝时代，三大集团依然奉行推举贤明者为部落联盟领袖的习俗，东夷部落的翘楚常常荣居宝座（和开化、文明程度高、人口多有关），华夏、东夷两大族系的联系也更显密切。只是势力退居现在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的苗蛮集团依然多次试图反击中原集团的压力，于是尧战丹浦、舜南巡、禹伐有苗。这一时段，中原集团和南方苗蛮集团都形成添注了文明的重要因素：法律体系与宗教。根据文献典籍记载，首先创造完整法律系统的应该是苗蛮集团。而宗教则兴盛于中原集团。

　　黄帝之后，相传帝颛顼、帝喾、敌尧、帝舜四帝相因，合称五帝。但现在看来五帝相袭的说法必有谬误。五帝说是后人整理而成，且在诸多的上古文献中还能看到帝太昊、帝少昊（均为东夷集团著名大宗）、帝挚、帝江、帝鸿的称号，甚至死后被祀为战神的蚩尤也享有帝的名号。抛开披在诸帝身上光怪陆离的神话色彩，可以判断“帝”实为对当时有较大影响力或功德的上古部族的首领称号。而能借原始民主制（实际为部落首领推举制）“禅让制”荣膺部落联盟大统领特定称号的“帝”者，一定是德高望重、智慧贤达、功名显赫且本族势力强盛的部落首领，其中帝舜可能是个特例。黄帝之后应当还有很多“帝”，只是表现特别突出，于先民影响极深者是后续的四帝，但帝统和年代上未必相连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