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0-3-10 14:11:00

　　前 言
　　吴思先生总结出了一个官场“潜规则”的概念，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近年来，“潜规则”一词的使用频率大得出奇，大有被用滥之势。这也说明官场中确有一个不为人显见却又为人所默认的“潜”在的“场”，这个场中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游戏规则。我无意拿潜规则再说事，只是在这里尝试从官场的历史出发，去探寻其背后的文化形态。中国人讲究“百变不离其宗”，说到底文化才是官场历史的源代码，现象只是无关痛痒的瞎热闹。潜文化形态造就了许多官场特性，既然研究官场，那我们就绕不开官场文化的潜意识形态。

　　以一名旁观者的身份来关注官场历史，不是因为猎奇，而是因为内心的不安。我之所以能坚持将这本书写下来，不是因为官场而是因为历史。翻阅中国二十四史，我们会发现五千年中华历史其实也就是一部官场史。
　　中国的官场不简单，对于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形成、维持并延续着的大一统超稳定结构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官场作为整个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规则严谨、等级分明、森严壁垒、自成体系。
　　翻阅历史，我们会发现在东汉后期，曹丕称帝以后，制定了九品官人法，即九品中正制。这个制度就是通过品评，将人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朝廷任命中正官到各地主持品评；被评为上等的人士将被推荐到各级政府中去做官。这一制度赋予中正官考察各地士人的权力。在初期，他们在品评人物时也还比较注意人才优劣和舆论的褒贬，使朝廷多少能够掌握一些选官权力。所以沈约在《宋书•恩幸传序》中评论九品中正制是“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不过，他的评价是指九品中正制的初行阶段，反映了庶族士人向门阀世族争夺选举权力的企图。所以九品高下，只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差别。

　　曹魏后期，九品中正制开始发生变化，它很快就被势力雄厚的门阀世族所把持。这些豪门大族世代为宦，把持了所有的高官显职，各级中正官也由他们任命或直接担任。在世族们极为注重家世、谱系的情况下，九品中正制也就把门第出身作为品评的惟一标准了，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从此，九品中正制就成了豪门世族手中的工具了，反而为他们操纵品评、把持选官大权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

　　待续待续

日期：2010-03-10　14:12:41

　　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看到新科进士们从端门列队而出时，非常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尽入我吾彀中矣！”，这句话就是说：“天下的有为青年，都已进入了我的圈套了！”在他看来，科举制度是使天下英才为其效力的手段而已。
　　　科举制度作为选拔官吏，笼络知识分子的手段，是成功的。它首先使“以文乱法”的儒生套上了笼头。使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读取圣贤书，货予帝王家”成为一种思维定式。“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成为人生的最高追求。从而也使中国的知识精英，作为权力的附庸，难以产生俱有独立人格，独立精神和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精英荟萃的古代官场上，精英们的聪明才智被大量运用于“做官”上。从而使许多传统的优秀文化，被嫁接运用于统治争权术。例如古代兵家总结出来大量的计谋范例，基本上围绕“兵不厌诈”的主旨而产生。这在你死我活的军事斗争中，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但作为官场人物，将其大量运用于政治斗争，运用于人生争斗，权谋成为一种基因正以显形和潜形方式渗透到古代官场的权力文化中，并获得了生生不息的超强遗传能力。

　　待续待续

日期：2010-03-10　14:15:21

　　源代码一：权力血统论
　　公元548年八月，这一年正是南梁太清二年。江南方过“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时节，建康继续沉浸在“五十年江表无事”的太平虚幻中，最高统治者萧衍继续沉湎于舍身闹剧，高官贵族们继续玩弄清谈和五石散的游戏，似乎南朝的繁华已是定数，玩转乾坤。
　　乍起霹雳一声，西魏降将侯景反叛，这头萧衍圈养的猛虎，一夜之间张牙舞爪，扑向了主子。梁军不堪一击，侯景飞渡长江天险，破采石、占慈湖，势如破竹。萧衍仓皇布置建康防务。侯景兵临城下，皇亲萧正德开门纳贼，侯景进攻内城台城。萧衍依仗名将羊侃，率众固守。侯景屡攻不克，于是大掠建康，抢夺钱粮，胁迫民众数万人从军，又招募城中奴隶千余人，侯景势力大振。次年，台城破。萧衍饿死。

　　侯景之乱对江南的破坏无以复加。攻台城军粮不足，便捕人为食，破城后，告诫道部下将领：“破城后，必须杀个干净，好使天下都知道我的威名。”侯景军遂专以烧杀抢掠为乐事，人口二十八万户的大都市建康，至此荡然无存。后破吴郡，民众不是被屠，便是被贩卖北方，遗民几无留存。公元550年，侯景军占领广陵，捕城中居民，不论老少，埋半身入地，侯景兵纵马射击，八千人悉数罹难。

　　侯景之乱虽被平定，然而世称的魏晋风度随着赫赫南梁，一起无可奈何花落去了。
　　追根溯源侯景之乱根子还是在南朝的门阀贵族制度。以门第取士，世族垄断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九品官人法，毫无疑问这成为“选士制度的大倒退”，是对汉代任官制度的背离，是封建官场中一种腐朽的选人、任官制度。
　　1、“官N代”，权力流氓化
　　鲁迅先生曾在《流氓的变迁》中这样说到，从先秦到两汉的文武之士：孔墨都不满于现状，要加以改革，但那第一步，是在说动人主，而那用以压服人主的家伙，则都是“天”。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儒者，柔也”，当然不会危险的。惟侠老实，所以墨者的末流，至于以“死”为终极的目的。到后来，真老实的逐渐死完，止留下取巧的侠，汉的大侠，就已和公侯权贵相馈赠，以备危机来时作护身符之用了。

　　翻阅史书，越到后来越觉得索然无味。中国的历史人物，大都是越到后世越觉得缺乏光彩。先秦时敢于舍生取义的武士，到了汉代就成了热衷于结交权贵的“巧取的侠”，而“守死善道”的文士则逐渐蜕化为趋炎附势的官僚。孔孟为代表的先秦诸子曾经有一个共同的政治理想：软禁皇权。
　　秦汉之后，这个理想显然是破灭了，至高无上的皇权成了出栏的政治老虎，不仅压迫着普通百姓，也威胁着士人这个精英集团——事实上，他们也许更害怕这个“老虎”择肥而食。皇权专制，不断挤占着国民的自由空间，使所有国民都落入了别无选择的生存困境。关于皇权对士人阶层的影响。
　　待续待续

日期：2010-03-10　14:16:25

　　大一统的专制皇权中被这批人发现了一个漏洞，那就是握有无上政权的天子，固然可以在政权的占有上一丝不让人，但是幅员辽阔的天下，却不能一手经营。他虽则未始不想凡事亲理，天子还是人，还是有实际的限制，所以他不能不雇佣大批官僚。在皇权专制的社会，成为官僚，不光是士人以求自保的必然选择，也是那些既想改善地位，又不敢觊觎皇位设法“取而代之”的平民们的惟一出路。因此，尽管“伴君如伴虎”，大家还是要“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争先恐后地去做皇帝的臣仆、工具。

　　如果考察两汉之后士人人格尊严与独立精神的逐步丧失，魏晋时期的著名诗人陶渊明应该算是个具有代表性的，甚至是无法回避的人物。这是因为真正能够做到洁身自好，拒绝权力与仕途的种种诱惑，主动归隐田园的士人实在是太少了。对于士人阶层来说，魏晋时期，是继先秦之后对士风、士节产生重大影响的又一个关节点。那时，“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的科举制还未出现，士人还没有完全被皇家一网打尽、锁入牢笼。在汉代，进入官僚阶层的途径是察举、征辟制，在魏晋是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是继汉代察举制和征辟制之后发展起来的一种人才选拔制度，大体上应该是在东汉末年曹操家族掌政的时候萌芽的。
　　这个制度创始者严格上讲应该是曹操，到曹丕时正式形成制度，并由当时的人事部长陈群具体行文执行。老曹家的声望一直不太好，这主要还是拜罗贯中先生的大作《三国演义》所赐，由于罗先生的文笔实在是很好，所以曹操总是京剧中的几大经典白脸角色之一（另外最有名的两位应该是宋朝的潘仁美和明朝的严嵩）。这也没办法，谁让曹操的家世挺招人骂的，因为他干爷爷有一个说出来很提神的职业——太监。

　　其实不是所有在宫廷服务的人都能得到太监这个称呼，普通的小角色通常只能称之为苍头，或是黄门，只有其中的佼佼者才有资格称为太监。 我一直认为，能主动来干这行的人，基本上属于那种敢把脸不要的主，再加上能混到一等大太监的人，就更是生猛了，所以曹操的干爷爷名声也就格外差。
　　不过名声差不要紧，曹操的老子倒是托了他干爷爷的福，历任全国最高行政长官与最高军事长官，通过在这两个职位贪污受贿大肆捞钱，为曹操后来的发家致富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正是由于曹操有着如此“显赫”的出生，当时的士族就很不买他的帐，那时候的士人们并不需要依附政府就能够得到很大名望，而且他们往往不愁吃不愁穿，有的甚至还非常的有钱，吃饱了没事做就走街窜巷四处骂曹家用来消食，曹操和曹丕实在拿他们没办法。
　　待续待续

日期：2010-03-10　14:17:53

　　曹操在汉末群雄割据、军阀混战之中，企图剪灭群雄，一统天下，不拘一格起用人才成为一个迫切的课题。同时，曹操也从汉代的选人制度中发现了察举不实和过分注重品德的弊病，因此提出“唯才是举”的主张。曹操曾数次发布求贤令，他明确指出，即使是“不仁不孝”之人，只要是“高才异质”，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就可以起用他们来治国安邦。这无疑是对当时用人标准的一次有力纠正。这一指导思想的改变，带来了“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的盛况，从而为建立新的选人制度创造了条件。

　　曹操死后，曹丕采纳了礼部尚书陈群的建议，把曹操“唯才是举”的方针制度化，于是九品中正制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选拔官吏的制度。
　　具体作法是：在各郡设置中正官，各州再设大中正官，中正官的职责是评议人物，根据人物的道德和才能给予概括性评价，再结合家世和才德的评价给出人物的综合品级，分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和下下共九品。一品不给，所以二品为最高评价，三品以上叫上品，以下称下品。这就是九品最早的来源。
　　中正评议结果上交司徒府复核批准，然后送吏部存档，作为选官的根据。当官职出缺的时候，就在这些档案里面找人补充。但是，九品中正制的最大缺点在于做官要依靠个人的名望，要得到当朝大臣的肯定。而名望这玩意是个比较虚的东西，获得名望的最可依赖和最便捷的方式就是出身于高门之家。
　　待续待续

日期：2010-03-10　14:19:13

　　中正官给的评定品级非常重要，称之为“乡评”，乡评高的当官起点就高，升迁也快，低的自然起点就低，升得也慢。以后将各官职都给定品级，我们现代人都知道县令时七品，知府是五品之类的，当九品中正制废除之后，对官职品级的划定却没有消失，反到进一步发展细化，到宋代每一品又分从正之分，比如二品有正二品和从二品之分，就是所谓的九品十八级。甚至在每一级里面又分上下，如从二品下、正三品上等达到36级之多。北宋正一品十部授人的，神宗改制之前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是标准的宰相，也才从一品，各部尚书不过从二品，到了清代，连各部尚书都是一品了，各朝不太一样，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官分品级。

　　为了让你有一个直观的印象，下面我就以马甲同学为例来简单说说这个叙述起来很复杂的官员选拔制度。
　　比如说，朝廷招考官员通知下发后，马甲同学准备参加考试，他的身份是某乡侯之子，家中世代为官，应该算是“官N代”。而他的朋友镇关西同学就被取消了考试资格，因为镇关西他爸是村东头的郑屠户的二小子，将来只能子承父业，想当官，门都没有。
　　马甲在家里混到了二十出头，大字不识一箩筐，窃玉偷香的本事倒是非常精通，老爹虽然也没什么文化，但家族还是繁衍下去，于是就让师爷（那个时候称谋士）面授机遇，带他去参加三年一度（跟科举考试的循环年限基本一样）的官员选拔。
　　在这之前复习功课已经不是重要的，因为有比复习更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找个包装公司给马甲同学宣传造势，让父老乡亲都能达成共识，马甲同学是个好人。
　　待续待续

日期：2010-03-10　14:20:43

　　跟眼下名目繁多光怪陆离的造星活动一样，马甲会在他所处的郡县内进行各种活动，虽然之前他是一个品行不端甚至是地痞流氓式的坏人，但经过包装公司的一番折腾，戴上儒士巾，学会微笑只露六颗牙，再加上偶像派的宣传后，立刻就变成了一个胸怀大志的纯情少年，如果再开下粥棚拿点散碎银子赈济下灾民，假装流下两滴同情的泪水，效果会更好。有才有德，举世无双，最关键的一点是人家生在干部家庭，家里不差钱。

　　这个时候，马甲在其家乡就已是路人皆知，紧接着，就是“跑部钱进”了，毕竟给官不给官，给个什么官都是上面人说了算，不是老百姓说了算。
　　到底是世代为官，到哪都是熟人，在京城七大姑八大姨的到处打点，钱送出去不少，人也认识了很多，称兄道弟下来，终于混了个脸熟，特别是在那几个很有可能成为主考官的老爷子心里留下了好影响。
　　转眼间，考试开始了。
　　主考官（学名：中正）一般是从二品官员里担任，这是个肥缺，也是个很为难的缺，因为官员空缺就那么几个，而各个宗族里的人繁殖力又超强，虽然朝廷不停的增加各种拿钱不干事的虚职，却总是供不应求，一到这个时候，这也要考虑那也要协调，弄好了，大家皆大欢喜，弄不好，山水轮流转的，指不定哪天就栽别人手上了，的确很为难。

　　等到考官大人来到了地方，就要准备考试了，考试科目没有科举考试那么多内容，也不需要把儒家经典横流倒背，就三样，家世、道德、才能。
　　这下大家知道为什么出生寒门的人没指望了吧，第一科审核家世就让卷铺盖卷回家了。
　　至于道德，那个时候的领导好象不兴下去搞调研，所以道德这个东西的定位非常的虚无缥缈，路人甲先生虽然恶名昭彰，但由于前期做了大量的工作，又花钱请了几个群众演员来丰富背景，于是自然也就顺利过关。
　　待续待续

日期：2010-03-10　14:35:53

　　考试完了以后，考官会对考生作一个评语（称为“状”），一般都是非常简明扼要，历史上最经典的评语当属曹操的那句“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了(不过曹操的评语不是考试得来的)。
　　再然后就是对路人甲的成绩打分了，成绩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个等次（这就是九品中正制得名的由来），有点像小学生成绩本上A+A-的打分。
　　一般来说，上上品是虚衔，除了很牛的人死后会被追封这个等级以外，活着的人基本上是没指望的。九个等次又分为了上品和下品，一般二品（上中）和三品（上下）为上品，其他的均为下品。
　　像马甲这种钱送得多关系硬或是考官看着顺眼的人，考官会给一个称呼“清官”（这个“清”字不作两袖清风解），这意味着今后会飞黄腾达，而其他的人则被称为“浊官”，得到了这个称呼，这辈子基本上就可以像浑浊的烂泥一样别指望会被糊上墙了。
　　这就是九品中正制，当然，我这也是往简单里了说。
　　有人说相对汉代举孝廉的选拔制度，九品中正制是一种先进而又时髦的玩意。

　　举孝廉是每一个地区，按户数每年都要举荐德才兼备、做事清廉、孝顺父母的人作为备选官员，当官职出缺的时候，就从这些孝廉里面补充。这样做的弊端是地方逐渐把持选官之权，在地方上会形成世家豪强，地方势力逐渐强大脱离中央的控制。所以东汉末年各州郡因平定黄巾起义而获得募兵之权，最终纷纷割据，汉朝中央毫无权力威望，名存实亡，献帝搞得连饭都吃不上的地步。

　　九品中正制由中央任命各州郡的中正官，而中正官须向中央负责。就不同于汉末名士私人操纵的乡闾评议。是解决朝廷选官和乡里清议的统一问题，是对汉代选官传统的延续，也是对曹操用人政策的继承。
　　待续待续

日期：2010-03-10　14:37:12

　　但是，到魏晋之交，因大小中正官均被各个州郡的“著姓士族”所垄断，他们在评定品级时，偏袒士族人物，九品的划分，已经背离了“不计门第”的原则。此后的三百年间，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门阀士族垄断政权的局面，而九品中正制就逐渐成为保护士族世袭政治特权的官僚选拔制度。地方上确实不会出现强大的割据势力，但是由于选官之权被世家所把持，就会形成门阀世家逐渐把持中央政权。

　　九品中正制的初期，确实包含了“唯才是举”的精神，但由于中正官大多由享有政治和经济特权的豪门大族人士担任，于是品评的标准逐步转向由家世（门第高下）来决定，豪门大族把持了人才选拔的大权，渐渐形成魏晋时期的“门阀制度”，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到东晋末年，九品中正制为门阀世族所操纵。他们世代为宦，占据了所有的高官显职，也控制了各级中正官。在门阀势力的重压下，九品中正制走上了歧路：品评人物的标准不再是德和才，而是门第的高低和个人的关系。这样，品评出来的人物自然不可能是治国贤才。可是，由于品评出来的人可以得到官职，而取得上品的人更可以享受高官厚禄和许多优遇、特权。因此，许多士人为争得高品位不择手段，多方钻营，公然贿赂，甚至伪造家谱，依附阀阅。

　　从组织演变和动态管理的角度来看，九品中正制实际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环境的变化，荐举制的一个变种。不再是乡举里选，而是一种普遍考评，相当于制设一张通用的人才普查表，从而锁定一个目标群体，然后根据评测结果相应安排人才的工作。此制度优点在于组织可以拥有一个庞大的人才信息库，缺点在于容易被表面现象蒙蔽，仅依靠印象或关系来评价人才。如此的结果，清谈盛行，裙带众多，真才匿迹，实干空乏，致使长达三百多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仅没有出现一个盛世，反而是政权并立，更换频迭。

　　待续待续

日期：2010-03-10　14:38:30

　　2、来自上品的斗争
　　中国官场上层构筑除皇帝之外，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基本可分为以下几种势力：储君（太子）、宗室诸王、女后、外戚、宦官、武将、权臣（主要指文官，尤其是宰相）、分封贵族、世家大族。他们都曾经是最高统治集团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君主维持统治的主要依靠力量。然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旦君主失去对他们的控制，这些势力就会反过来成为君主及君权继承的重要威胁。

　　在君主制社会，虽然名义上最高权力是君主的天然属性，但实际上君权属于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激烈斗争的胜利者，统治阶级的中下层和老百姓并不会（也不能）因为君主不能行使大权就起来造反，所以君主在很多时候只是君权的象征，而非君权本身。
　　必须区别君主与君权：在专制社会，不受约束的专制君权始终是存在的，但并不只是君主在使用它，任何篡夺了君权的人都能行使它。
　　因此，君权继承之所以总是不能顺利进行，固定继承顺序之所以总是被打乱，除了君主自己往往就是一个破坏因素外，其余则是因为这些势力的干扰。
　　——权力制衡的“三角定律”
　　封建皇朝是家天下，皇帝虽然自称天子，宣扬皇权天授，但是自己心里明白，皇权或者说自己统治的理由是靠武力征服天下而得来的，因此如何防范他人谋反篡位也就成了皇帝的头等任务。但办天下事要用天下才，皇帝还得依靠臣子来替他管理天下，于是，在利用与防范之间就得有了一种制衡。所谓制，就是要让臣子心存畏惧之心，不敢谋反；所谓衡，则是在管着的同时也需要给臣子们一点发挥的空间。

　　待续待续

日期：2010-03-10　16:56:04

　　西汉初年，六国旧贵族如齐国田氏，楚国的昭氏、屈氏、景氏以及燕、赵、韩、魏的后人，还是几股很强大的地方势力。刘邦建国不久，在兴建自己的陵墓长陵时，听从谋士刘敬的建议，将六国贵族以及其他豪杰名家10万人迁到长安附近。这样一来，既可以充实关中人口，又将六国贵族放在身边以便控制。
　　六国旧贵族势力消弭之后，朝中比较大的三股势力变为功臣、宗室与外戚，那时宦官还不像后世那样得势。三股势力的争斗可以说贯穿整个西汉王朝，但在不同的时期也有不同的特点：建国初期功臣势力最大，所以刘邦主要的工作是杀功臣；到文景时期，宗室成了心腹大患，最后酿成七国之乱；而汉武帝实施推恩令后，宗室带来的威胁大大缩小，基本上就是外戚把持朝政，后来发展到极致，就是外戚王莽篡了西汉的江山，自己做皇帝。

　　西汉刚刚建立之时，丞相的权力相当大，既管百官，也管皇帝的家事。比如汉文帝十分宠幸的邓通，对丞相申屠嘉礼意怠慢；申屠嘉发檄文让邓通来丞相府，准备惩罚他。邓通接信之后，不敢不去，与此同时赶紧叫人去给汉文帝通风报信。最后，汉文帝出面才把邓通从丞相府带出来。邓通见到汉文帝，第一句话就是：几为丞相所杀！但就是这样，汉文帝也不能拿申屠嘉问罪。

　　汉景帝时，母亲窦太后提出皇后兄王信可以封侯，景帝却说这事得同丞相周亚夫商议。周亚夫认为，按照传统制度无功不得封侯，皇后的哥哥也不例外。景帝无言以对，只好作罢。当时在同皇帝商量事情时，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是坐着说话的，叫三公坐而论道。丞相的意见备受尊重，一般都是照准的；推荐官员，甚至一出仕就可以充任九卿、郡守品级的大官。朝中群臣甚至像内史（京都的最高官员）这样的高官，丞相认为有过失的都可以先斩后奏。

　　待续待续

日期：2010-03-10　17:0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