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06-12-18 9:01:00

　　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
　　又是一年即将过去。
　　在天涯诸位网友的支持下，我的明史已经杀青，先贴出，非常诚恳地希望大家斧正一下，提提硬伤，教我诲我，共同提高历史水平。随着民族主义的伟大复兴，我觉得，大家肯定会对我们自己的历史越来越感兴趣，越来越投入，所以，回顾历史的经验，钩沉历史的往事，反思历史的成败，肯定对今天的我们有所裨益。
　　纵欲的困惑
　　——明朝灭亡的历史悖论

　　回首当年，绮楼画阁生光彩。朝弹瑶瑟夜银筝，歌舞人潇洒。一自市朝更改。暗销魂，繁华难再。金钗十二，珍履三千，凄凉千载！
　　这首《烛影摇红》丽词，乃明朝南都陷落之际松江美少年夏完淳的感时伤怀之作。绮楼盛境，帝国繁华，转瞬间皆成梦忆，不能不让人扼腕慨叹。
　　明朝，是一个欲望自始至终都勃勃膨胀的年代。其实，欲望，绝非一个贬义词。人之所以为人，欲望乃基本的原始驱动力。中国社会，从历史的经验大体上讲，一向对“人欲”采取优容的态度。遥想圣人孔子，曾侃侃言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肯定了人生的基本欲望。即使是给后世人以刻板说教印象的理学宗师朱熹，他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原本的指向是要求帝王敬理克欲，并不是板着面孔训斥一般士民来压抑基本的欲望。而且，明代以来，“童心说”、“性灵说”、“情教说”等哲学思潮，都是不断呼吁人们要打破禁欲的桎梏，鼓励众生去追求人生的欢乐，并竭力尊崇人之为人的情感意志。可惜的是，抛开明代后期非君抑尊思想的进步意义不讲，明朝社会，自上而下，由始至终，爱恨骋意，倨傲以狂，狂放自适，喜乐贪欢，最终皆归并成为个体欲望和群体欲望的无限放纵。

　　个体性和社会性欲望的无限膨胀和放纵，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明太祖朱元璋刑网四布的统治欲，明成祖朱棣骇人听闻的杀戮欲，明英宗朱祁镇、明武宗朱厚照毫不负责任的嬉乐欲，明世宗朱厚璁、明神宗朱翊钧爷孙财迷心窍的贪攫欲，明熹宗朱由校放任自流的淫乐欲，明思宗朱由检刚愎自用的控制欲，同时，在这些迷狂帝王的欲海中，李善长以营党欲，朱高煦以篡夺欲，王振以虚荣欲，刘瑾以把持欲，严嵩、张居正以求权欲，魏忠贤以变态欲，李自成、张献忠以残虐欲，吴三桂以私情欲，无遮无掩、放荡恣肆地在近三百年间狂暴地躁动，横溢泛滥，莫有止息。最终，欲望湮没了一切，家倾国亡，同归于尽。

　　明朝的“纵欲”之风，完全是“贵已贱人”的放纵。此种纵欲，竭性慢人，既非兼爱，又非尊身。各种人群在追求一已之利的同时，聚滴成潮，最终成为淹没一切的天下大害。而且，在这个纵欲成风的时代，人的价值并非因追求有所升华，个体缺失反而成为整个时代的人性普遍特征。纵观“社会良心”的士大夫阶层，负性、好刚，使气、矜夸、孤傲、浮躁，成为最为显著的性格特征。即使在他们淋漓挥洒的诗文中间，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戾气而不是霸气，是狂狷任性而非个性张扬，是浮躁阴鸷而非明朗任侠，是纵情放荡而非率情求真。

　　于是，在纵欲快感喷射之后，迷惘、孤寂、苦涩、失落、忧郁、凄苦一涌而上，理性与克制成为了真空，道德感被从社会人群中抽离几尽。内忧外患之中，网罗高张之下，酒醉金迷之间，危机日甚，直至于亡。
　　万历年间《顺天府志》中所描写人欲横流、穷奢极欲的社会现象，即使对于今天也极富警省性；“风会之趋也，人情之返也，（开）始未尝不朴茂。而后渐以漓，其流殆益甚焉。（社会）大都薄骨肉而重交游，厌老成而尚轻锐，以宴游为佳致，以饮博为本业。（人民）家无担石（之储）而饮食服御拟于巨室，囊若垂罄而典妻鬻子以佞佛进香。（更）甚则遗骸未收，即树幡叠鼓，崇朝云集。噫，何心哉！德化凌迟，民风不竟。”

　　明朝一代，自1368年至1644年，共277年历史（明朝年代计算有多种说法。崇祯帝死后，南明有福王、鲁监国、唐王、桂王等政权一直延至1662年。如果算上奉明正朔的台湾郑氏政权，即可延至于1683年。但从“大一统”观念看明朝，其终止年代应为1644年）。近三百年间，处于晚期封建社会嬗变时代的明王朝，仍然有它本身自盛而衰的宿命过程：自洪武元年（1368年）至“土木之变”（1449年）的八十余年间，为社会经济重构期；自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到正德末年的七十多年，是明朝统治经济自我修复和调整期；自正德、嘉靖相交之际到万历中前期，乃商业经济新变化社会相对稳定的变革期；自万历中后期到崇祯末年（1644年）的半个世纪，乃社会土崩瓦解一步一滑落的溃决期。

　　总体上讲，除了朱棣“靖难”篡位内战以及最后十几年内外交困大战的两个时期外，明朝二百多年间的对外武装冲突和境内离叛都不算严重，持续时间也不长。从“大局”上观察，明帝国社会大多时间段内处于稳定和平稳发展之中。明朝中央政权对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营积极有效，对内政令推行顺利，商品经济发展迅速，文化传统方面极具总结性并传承空前。

　　但是，明帝国政治、文化、经济的发展，如果放置于当时世界意义的大舞台上观察，就难免显得逊色。特别是在火器制作、天文地理、历法运算等自然科学领域，大明王朝因中央帝国固步自封的意识，已经大大落后于时代。而且，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的全球，是世界性的地球大发现和大航海时代。当郑和的辉煌远航被当作滥费国帑而遭故意尘封之后，中国人的冒险意识和进取精神，逐渐皆为泱泱大国心态和科举场屋钻营所遮蔽。放纵享乐的低俗欲望，取代了原先勃勃拓展的高尚萌动。

　　成熟文明的崩溃，并非在于社会与个人陷于纵欲状态下的麻木不仁。而且，所谓的王朝宿命周期性也仅仅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暗喻。明朝的灭亡，同样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渐进的过程。但它在僵卧不动的边缘没有坚持太久，突然奇来的内部崩坍和蛮族外力结束了在旧时代的 踽踽独行：农民战争的巨大消耗与女真蛮族令人瞠目结舌的突然崛起，终于把大明王朝在极短时间内推入了历史的鸿沟之中。一种长期平稳发展的文明，终于沦为充满暴力与自腥的末世。这个并不十分邪恶的旧时代，被白山黑水之间的屠龙骑士们最终用刀剑刻划上了句号。

　　值得注意的是，明帝国灭亡前连一个让人喘息的回光反照时期都未曾享受过，但它也非经历过五代十国那样长久的“末世”期。满清统治者汲取了蒙古统治人群的失败经历，在使用短暂而骇人的血海恫赫之后，他们手持儒家传统的幌子，开始了庞大帝国处心积虑的经营。
　　可悲的是，大明王朝的文明之火并未被移置于一种更为广大的空间，这种毫无新意的平移置换，使中原王朝迈上了一种看似辉煌其实是原地踏步的停滞之途。古老的中华文明，并未在改朝换代中和“异质文化”的浸染下得以凤凰涅磐，而是陷于一种新统治者有计划、有目的精神圈囿的窒息氛围。大辫子们这种“柔性”的精神摧残，表面上看似粘合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地理与文化间的裂痕，究其实也，于汉民族而言，这种摧灭对中华核心价值的腐蚀性和以及由此导致的民族衰退的可怕性，超过十个“扬州十日”。

　　万马齐喑中，在无尽的高压之下，我们的民族性格同趋变得消沉、靡顿和繁琐，昔日天真率直、极富文明创造力的人民，日益成为柔懦和忍耐的“顺民”。这种消极影响，持续至今日也未全然散尽。
　　明王朝的丧钟响起之后，中国步入一种昏噩的长久的假寐期。令人泫然悲哀的是，明亡之后，经过又一个近三百年时间的轮回，继之而来的，是命中注定的更严重的分裂和混乱以及类西方“文明”蛮族的野蛮侵略。赫赫中央帝国的臣民，在手持刺刀和新式武器的外夷士兵眼中，竟成了荒诞可笑的脑后拖着猪尾巴小辫的“土著”。
　　可悲的是，当满清龙旗在紫禁城的黄昏中被扯下之后，时光又过了快一个世纪，我们不少人心中的“辫子”，仍然顽固地悬浮在脑后。
　　大明王朝的赫赫人物，当然不是滚滚历史车轮中机械僵硬的“部件”，更不是教科书中枯燥呆板的平面人物。拭去民间艺人和戏剧演义的垢腻油彩，挥退尘封久远的历史沉积，我们会恍然发现那些已经格式化的并渐渐消隐于历史隧道中的面孔，却是那么新奇和陌生：
　　朱元璋看似暴戾无情的帝王人生，其实他在立国“道德”层面上却无可指摘，得国最正；朱棣看似治国有道的雄才大略，却真正种下日后女真崛起于东北的深祸至忧；王振公公看似误国误民导致英宗皇帝被俘的“土木之变”，一切的一切竟然是出于乡儒衣锦还乡的虚荣心；明武宗看似嬉乐荒唐的不可饶恕的游戏生涯，其实有过赈灾免赋的为善之举；严嵩大学士看似“罪恶满盈”的一生，其实都是他桑榆之年的失误，而青年时代的严嵩原是一位好学上进的士子；嘉靖年间看似喧扰一时的沿海“倭患”，真正的罪魁祸首竟然是葡萄牙人和中国海盗；明神宗看似贪敛暴虐的统治年代，竟然也有“三大征”的进取（当然还包括由此导致的巨额开销）；魏忠贤看似只手遮天的阉人阴险，其实暗中籍助了不少本性卑劣的阁臣士大夫之力，党争的病态使得士人内哄一发不可收拾；努尔哈赤、皇太极统据中原的“雄才大略”，仔细推究却发现大都源于投附汉人奴才们的怂恿；李自成、张献忠看似“进步”的农民“革命”意绪，其实不过是出于下岗驿卒和弃伍士卒的怨毒；吴三桂、李成栋看似皆“冲冠一怒为红颜”，原来各有各自的难言隐衷……

　　汤传楹在其《闲杂笔话》中这样写道：“天下不堪回首之境有五：哀逝过旧游处，悯乱说太平事，垂老忆新婚时，花发向陌头长别，觉来觅梦中奇遇……然以情之最痛者言之，不若遗老吊故国山河，商妇话当年车马，尤为悲悯可怜。”伤痛悼惜之中，回首明朝，风流如梦，绮华成空。
　　苦涩之余，仅以陈子龙一诗述怀：
　　独起凭栏对晓风，满溪香水小桥东。始知昨夜红楼梦，身在桃花万树中。
　　是为序。

日期：2006-12-18　09:03:47

　　从头收拾旧山河
　　——朱元璋的个人“奋斗史”
　　朱元璋，今人言及这位大名赫赫的皇帝，往往和“骇人听闻”四字成语联系起来，人们总是指斥他诛杀功臣的千古凶暴和个人性格方面的阴骘沉猜。确实，这位明朝的太祖爷以酷治国，尽揽朝中所有大权于己手，建立锦衣卫皇家特务组织，禁锢百姓思想。为了诛除功臣，他机关算尽，大肆罗织，戕害无数无辜人命。在朱元璋时代，帝王皇权不仅仅是被神化，也被推至于至高无上、不容置疑的顶尖地位。同时，文臣士大夫再无“尊严”可讲，随时会被皇帝或者太监一声令下，按在朝堂上当众击打“杀威棒”一样的“廷杖”。看见众臣士大夫在殿下哭滚哀嚎，朱元璋脑海中很有可能幻化出他自己青少年时代的影像：一位步履匆匆、惊惶四望、衣衫褴褛、手提打狗棒、四处乞讨的和尚。所以，看见自己的臣下们狗一样地被卫士们用大棒乱打，老朱那变态的心中，肯定会涌起无限的快意。

　　但无论如何，朱元璋皇帝在开国者最基本的“道德”方面，却无任何让人指摘的地方：明朝得国，正大光明！
　　中国历史，自上古三代之后，得国最正的，只有汉朝与明朝。刘邦与朱元璋，皆平头百姓出身，一刀一枪拼打出国家，化家为国，由匹夫而成为天子。其兴兵之始，本来就是荒乱末世活不下去，原意并无欺上造反之心和狡诈乱世之意。而且，他们两个人又不似曹操、司马懿、刘裕、萧道成、赵匡胤之流，那些人凭借在朝中的掌国大权，篡夺老主人的国家。

　　当皇帝后，朱元璋忌讳多多，惟独不忌讳自己“匹夫”身份的苦出身，在诏书中多次自称发迹前是“准右布衣”，总忘不了把他自己以刘邦自比。也甭说，史书上记载，朱元璋“先世家沛（地），徙句容，再徙泗川。父（朱）世珍，始徙濠州之钟离。”不知是否是老朱授意还是当时记实录的史臣“希旨”，连这位爷“老家”也与汉高祖刘邦同籍。

　　当然，时代在进步。史臣笔下，朱皇帝他妈不是像刘皇帝他妈是被“神龙”摁在地上弄那事才怀孕，而是“（朱妈妈）梦神授药一丸，置掌中有光，吞而后寤，口余香气”，改吃神仙大力丸了，似乎朱老爹没做啥事就有了朱皇帝。古人每当涉及记载皇帝之生，想象力总是贫乏，刚刚在“神龙”“神虎”梦奸帝母的叙述上有些“改进”，笔势一转，又归流俗：“（朱元璋）及产，红光满室。自是夜数有光起，邻里望见，惊以为火，辄奔救，至则无有。”这些当然纯属瞎编滥造。老朱家穷得叮铛乱响，不可能连夜烧柴煮鸡蛋。果真数夜屋里发光，也早被元朝政府的“村委会”上报加以铲平。

　　无稽之谈，帝王附会，人们只得是信真疑假了。

日期：2006-12-18　09:13:02

　　“我”的奋斗―――――――――――朱元璋发迹史
　　朱元璋自濠梁起兵以来，定东南，平“汉”、灭“吴”，击降方国珍，打败陈友定，收取两广，而后收拾队伍，鼎力北伐，平秦晋，取大都，继而收蜀取滇，十五余载苦战经营，终成大一统元明朝。“明太祖崛起布衣，奄奠海宇，西汉以后所未有也”。
　　早岁已知世事艰：濠梁起兵
　　读过宋史、元史的人都知道，元朝的武力之盛，自古罕匹，亚欧大陆，无数帝王、国王、部落酋长，皆在蒙古铁蹄下颠抖。然而，这些黄金家族的爷们统治中国才几十年，由于蒙古人“马上得之”，继而“马上治之”，致使国祚日衰。昔日赫赫雄武，竟沦变为不堪一击。特别是元顺帝继位以来，天灾人祸不断，自广州朱光卿和汝宁的“棒胡”造反以后，全国动乱峰起，按下葫芦又起瓢，最终闹出了刘福通等人的“红军”，一时间忽变为燎原之态，元朝灭亡，已成必然之势。

　　朱元璋，这个名字是他投附郭子兴后由郭爷取的，他原名叫朱重八。朱重八的父亲，也不叫朱世珍，原名朱五四。朱元璋的妈妈，叫陈二娘；朱元璋的大哥叫朱重四，二哥叫朱重六，他本人排行老三，所以叫朱重八。看见这么多“数字”，我们当代人可能奇怪，这老朱家难道是“数学世家”，咋起名字都是按数码排列？老朱家当然不是数学世家，数代都是土生土长庄稼汉。清朝人俞椒春在他的《春在堂随笔中》写道：“元制，庶人无职者不许取名，止以行第及父母年齿合计为名，此于《元史》无征，然证以明高皇（朱元璋）所称其兄之名，正是如此”。他又举当时绍兴乡间为例：“如夫年二十四，妇年二十二，命为四十六，生子即名‘四六’；夫年二十三，妇年二十二，合为四十五，生子即名 ‘五九”，五九相乘，四十五也。据老俞钩沉，明朝大将常遇春的曾祖父叫常四三，爷爷叫常重五，父亲叫常六六；大将汤和的曾祖叫汤五一，爷爷叫汤六一，父亲叫汤七一，等等，皆为佐证。猫三狗四，日后皆成为人中龙虎。

　　元顺帝至正四年（1344年），淮河大灾，水旱蝗灾祸不单行，活人一个个倒下变成死人，速度快得不及掩埋，就当然爆发传染病。老朱家虽然在朱重八小时候夜夜“冒光”，此时却无任何“异兆”，与常人凡家无异。几天内，朱元璋的父亲、母亲、幼弟均病死，贫不能殓，只得用草席一裹随便挖坑埋掉。又过几天，朱元璋二哥朱重六也染病而亡。无奈之下，年仅十七岁的小朱只得就近入皇觉寺为僧。他并非信佛，只图有口饭吃。仅仅一月刚过，庙里粮食被僧人食尽。树倒猢狲散，小朱重八只得身着僧服，步行西至合肥，在光州、固州、汝州等处辗转流浪，化斋乞食。

　　三年下来，天天辛勤奔走，只为饱腹活命，朱元璋熬过人生一大劫难，终得不死。
　　大饥荒之际，淮西地区动乱的种子已经遍布。当地最活跃的“革命家”，当属游方僧出身的彭莹玉，人称“彭和尚”。此人到处散播“弥勒教”，以烧香拜佛为名，奉“弥勒佛”和“明王”为大神，称为“明教”。彭和尚属“明教”南宗一系。北宗一系是家在河北栾城的韩山童。韩家几代人皆为白莲教教主，世为土豪，一直想趁天下大乱时机成王成帝，便也称“明王”要出世，暗中加紧准备。

　　明教，其实最早叫“摩尼教”，乃波斯人摩尼在公元三世纪创立的一种揉合佛教、袄教、基督教为一体的混合宗教，武则天时代传至中国，一度在汉人与回鹘地区大盛，信众人数颇多。唐武宗时期毁佛，顺便也把“明教”禁了。转入地下后，本来就是大杂烩的“明教”很能适应地方生活，道教及民间淫祀诸神和原始传说日益添入其中，最终形成了类似会道门的邪 教组织。北宋时期，明教一度大盛，特别是江南地区，明教斋堂比比皆是，其中供奉摩尼和耶酥（夷数）的画像。由于明教人戒吃乳葱，以菜为食，又供“魔鬼像”（当地当时的百姓见画像中人皆黄毛绿睛，以为是鬼），不在教的人就称明教为“吃菜事魔”。但凡邪 教发展到一定地步，都会和go-vern-ment叫板。日后，明教与白莲教合流，在缺少经济联系的广大农时地区如火如荼发展，多次起事，也多次被镇压。元顺帝时，天灾频频，人心思乱，正是邪 教流出手之机，于是信徒们纷纷暗中串连，号称弥勒佛降生，明王出世，蠢蠢欲动。1337年，陈州人胡闰儿（棒胡）起事，就是“明教”规模很大的一次暴动。1338年，彭和尚的弟子周子旺在惠州起事，自称“周王”，率众五千人造反，但很快被元朝平灭。彭和尚由于擅用符水“治病”，为当地民众掩蔽逃走，跑到淮西潜伏起来。

　　元末大乱，除了各种政治、经济原因以外（可以参见拙作《帝国如风》），导火索是黄河水灾。时任元朝宰相的脱脱知难而进，非要起国内几十万人工治理黄河。他在至正十一年初夏发调民工，开河二百八十里，以贾鲁主持河政，勒黄河入故道。此举此行，“利在千秋”，患在元朝。一直寻摸起事机会的韩山童得到消息后，暗中凿刻了个一只眼睛的石头巨人，派人埋于黄陵岗开河必经之地，并派遣徒众四处散布谶谣：“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于是，韩山童以及得力助手刘福通、杜遵道等人四处活动，大肆宣传“明王”出世的消息，开始打起复兴宋朝的旗号。

　　结果，石人挖出，数万黄河挑夫、兵士亲眼所见，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本来就遭受元朝重重压迫的汉人百姓均闻言思乱。
　　于是，韩山童自称宋徽宗八世孙，刘福通自称宋将刘光世后人，大家齐推韩山童为“明王”，聚众起事。不料，人多嘴杂，消息泄露。元朝地方go-vern-ment派出几百人，在“开幕式”上把韩山童逮个正着，押住这个邪 教头子立马送县府开斩。刘福通、韩山童之妻杨氏与其子韩林儿好不容易才得脱。
　　依理讲，擒贼先擒王，韩山童都被杀掉，大事应该不成才对。但刘福通有勇有谋，振臂一呼，旬日之间，得河工数万人为兵。这些人均头缠红巾，一哄而起，杀掉元朝监工，四处攻掠。由于红巾军很快攻下朱皋这个大粮仓（今河南固始），开仓放米，马上吸引饥民十余万来入军。这样一来，江南大震，义军四起。
　　彭和尚闻讯，当然不会闲着，推徐寿辉为主，拉起队伍，攻克沔阳、武昌、江陵、江西等多处府郡。几个月时间内，数支“红军”几乎占领了西至汉水、东至淮水之间的所有土地，成为元朝的“国中之国”。

日期：2006-12-18　09:15:55

　　元末士人叶子奇在其笔记《草木子》中，给我们描述了这样一幅元末社会的图景：
　　“元朝末年，官贪吏污。始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耻之为何物。其问人讨钱，各有各目，新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官吏们）漫不知忠君爱民为何事也。”
　　当然，这种景象并非元末才有，实际上自始至终贯穿于整个元代，只不过“发展”到末期，“名目”得到更细的划分。
　　政治上自不必讲，元朝“四种人”的划分，是毫无遮掩的民族压迫。经济方面，蒙元的破坏可谓“馨竹难书”。北方中原地区的汉族人民最为悲惨，几个世纪以来，契丹、女真、蒙古，一次又一次浩劫，人口锐减不说，大部分良田变成荒地，昔日衣冠之邦，长久沦为豺狼异域。蒙古人成为中原大地的主人以后，不仅“继承”了宋、金留下来的大片“官田”和“公田”，把战争中死亡人户的有主土地划为“官田”，还强行侵夺当地汉人正在耕种的良田，没为“公田”。然后，慷慨至极的蒙古大汗和皇帝们很快把这些田地分赐给宗王、贵族以及寺庙。这些奴隶主领主，各拥赐地，俨然是独立王国的土皇帝，大的“分地”（蒙古贵族在“赐田”以外还有“分地管辖权”），可广达方圆三千里，户数可达二十万之多。由于“分地”有免役特权，寺庙又免纳租赋，最后一切沉重的负担，均转嫁到所谓的自由民身上。特别在初期，蒙元贵族不喜欢定居的生产生活方式，上万顷的土地被故意抛荒，使之成为他们思慕梦想中故乡的“草原”，以供放牧之用。而在其间，供他们残酷役使的“驱丁”，则完全是没有任何人身自由的奴隶。在中国南方，除大量人口被掳掠卖到北方做奴隶以外，当地汉族人民要忍受与蒙元上层相勾结的汉族“功臣”或投附地主的压迫。这些人并不因为自己一直身处南方而在剥削方面稍显温情，他们甚至仿效北方那种压榨“驱丁”的方式盘剥佃户。元朝的佃户与前后朝代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整家整家地可以被田主任意典卖，他们所生的后代仍是男为奴仆女为婢，完全是农奴制的一种另类表现形式。 即使在大罗网中星星点点分散些少量的自耕农，仍旧被蒙元沉重的徭役和赋税压得喘不过气来。无奈之下，他们常常又跌入另一种万劫不复的深渊——向官府以及与官府勾结的色目人借高利贷，即骇人听闻的“翰脱钱”，这种高利贷的利息有个听上去好听的名字：羊羔儿息——一锭银本，十年后即飞翻至一千零二十四锭——比现在入矿股的官员分的息还要多出数倍。在此情况下，自耕农的破产与逃亡，成为元代社会的常态。

　　对蒙元帝国大唱赞歌的人们，总是炫耀地声称元代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商品货币关系：纸币交钞是大元帝国惟一合法的通货，在欧亚大陆诸多地区畅行无阻。但是，这种“畅行无阻”，是基于铁火强权和刀锋下的强制。除元初忽必烈时代交钞尚有基本信用外，这种基本上没有准备金的纸币政策只能说明一个事实：蒙元政权贪淫暴政下肆无忌惮的掠夺。老皇帝忽必烈死后，元朝的通货膨胀一天比一天加剧。红巾乱起后，军费支出增剧，元廷只能天天拼命赶印纸币，最终使得这些“通货”形同废纸。即使是在所谓的“和平年代”，蒙元凭这种纸币形式不断地掠夺人民的资产，除支付军费、征服开支以及维持官僚机构运行外，都是套取现货输往海外，换来一船又一船、一车又一车价值连城的宝石、美酒、金银器、地毯等骇人听闻的奢侈品。所以，一部分东西方蒙元史家夸夸其谈的横跨欧亚的帝国交通线，最初的本来目的就是便于运输这些帝王贵族的“必需”之物以及能够更快更准确地把帝国军队派往每一处角落镇压任何可能的反抗。至于后世所谓的“加强了世界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并非蒙元统治者的原意，他们至死（甚至元朝灭亡），也没什么人会想到这样的“积极意义”。而且，设驿站、铺道路、开漕运的所有这些“方便”，无不是建立在汉族人民的血汗之上。报应分早晚，元朝的崩溃，最后很大程度上也源自这小小的片纸钞币，财政崩垮后，再想维持统治，难比登天。

　　工商业方面，一反宋代普及化、平民化的高度精细，元代分成极端的两极：宫廷、贵族所使用之物精益求精，一般人民所使用的器皿粗滥不堪。我们现在如果进入博物给参观，看那些分朝代阵列的器具，人们会立刻发现元代时期出现工艺方面的惊人倒退。当然，蒙元统治者在一开始就对工匠无比“重视”，每到一个地屠城，“幸免” 只有工匠和具有“特异功能”的巫祝等类人，他们需要这些“工奴”为自己生产制作高端消费品。统一全国后，元廷把几乎几十万户工匠全部聚集在大都，建立工匠“集中营”，日以继夜地为宫廷和贵族生产精细用品，而“工奴”们得到只是仅够活命的口粮和食水。在这种条件下，工匠天才的创造力和积极主动性几乎无从谈起。所以，相比宋代那种独立手工业和工匠雇佣制度，元代的手工业也仍然倒退为奴隶制水平。如此，手工业的严重退化，商业肯定也随之倒退（色目人放高利贷以及那种巧取豪夺的“商业”活动不包括在内）。

　　施行如此残暴而无人性的统治，在冷兵器时代，元朝的灭亡就成为必然。
　　身为天下至尊，元顺帝整日与十个“倚纳”宠臣在宫中群交滥交，性活动的过程扑朔迷离，骇人心目：各人赤身裸体，脑袋上都戴顶高色黄帽，上缀黄金打制的“佛”字，手执念珠，光屁股列队在大殿内边行走边念咒语。同时，殿内有美女数百人，身穿璎珞流苏遍体的奇装异服，按弦品萧，玉肉横陈，高唱《金字经》，四下蹦跃，大跳“雁儿”舞。顺帝等人，又饮酒又服食春药，心醉神迷，大有一日快活敌千年的极乐之感。不仅自己快乐，顺帝表示“太子苦不晓秘密佛法，此秘戏可以延年益寿呵”，于是他又让秃鲁帖木儿教太子有样学样，“未几，太子亦惑溺于邪道也。”纵观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淫暴如秦始皇、齐显祖、隋炀帝、金海陵，都是自身宣淫，对下一代储君太子皆付名师硕儒教诲，从未听说上述几个爷们让人教儿子也“学坏”的。这一点，元顺帝为中国历史上惟一一个向儿子传授性学苦怪大法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