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0-4-2 10:28:00

　　第一章金銮殿上新来的年轻人
　　紫禁城的鸡叫
　　爱新觉罗家是幸运的，当自家的男人萎靡凋亡时，那个被他们剿灭的叶赫部落的女人，却在一个“女人被当做痰盂一样对待的帝国里”顶起了大半边的天空。
　　1909年，大清国终于听到了久违的雄鸡报晓声。
　　一个叶赫那拉（慈禧太后）走了，另一个叶赫那拉（隆裕太后）来了，新的牝鸡继续司晨，但毕竟还有个摄政王，属于“叔嫂共和”，公鸡算是回到了久违的岗位上。

　　鸡公、鸡婆一起报晓，尽管有点怪异，却成为大清国末世的一大基本国情。“牝鸡司晨，惟家之索”，这对可怜的母鸡来说实在太苛责了。她要在下蛋、孵蛋的本职外，还挑起本不是她做的报晓任务，既当妈又当爹，却因此成为千夫所指的罪魁；任劳之外还得任怨，似乎家国的所有不幸都源于她的越位，而非公鸡的缺位或无能。
　　其实，但凡有点姿色的“牝鸡”，往往被历史当作推卸责任的借口，所谓一笑倾城，再笑倾国，男人们倒成了受害者。五代十国时的川妹子花蕊夫人对这样的混账逻辑很是愤然，留下一首麻辣诗篇：“君王城头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人是男儿！”骂尽天下儿郎，痛快淋漓！
　　大清国两代叶赫那拉太后垂帘听政都受苛责：慈禧精干，被责专擅；隆裕无能，又被责窝囊。这仿佛说，她们如果中庸一些，大清就不至于倾覆。江山社稷都承载到了女人的肩膀上，似乎也忒脆弱了点，一国的大老爷们似乎也只留下些指责女人的勇气了。
　　如果海选历史上的女性反面人物，慈禧太后应该是能进入前三甲的，甚至超过武则天。有关她的私生活不堪入目的八卦都被当作了信史，其实不少是中外抹黑宣传家们的创作，将武则天的小说故事安到了慈禧身上。而在政绩方面，慈禧太后与则天女皇无法相提并论。大清国但凡内政外交的失败，多被归咎到这个深宫里的寡妇身上，仿佛只要她不是那么昏庸、残暴、愚昧，大清国就还一定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这样的逻辑是荒谬的。且不说一个能从“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无病呻吟中就能看出阶级斗争新动向的王朝怎么可能容忍一个淫乱、腐败的女人母仪天下、继而葬送帝国，即使慈禧太后果真如此五毒俱全，那些自以为是忠臣孝子的人又都做了些什么呢？
　　中国的政治运动最为娴熟的手腕之一，就是创造一个妖魔，以便能将所有的责任都承担起来，大多数人就可以安心地以为自己是好人了，可以轻装跑步进入灿烂的新时代。更何况，将前朝的一切妖魔化，不仅有利于完善自己的合法性，更有利于建立自己的伟大形象。武则天与慈禧太后的一个很大的不同就在于：前者的孙子更争气，整出了一个开元盛世的好局面，连带着那颇有争议的奶奶也大为争光；而慈禧的孙子却把江山“一会儿就完了”（溥仪登基大典上载沣哄儿子时急不择言的话，被当作亡国的征兆），自身尚且不保，老奶奶的历史评价就更顾不上了，最后连老奶奶的坟墓和遗体都被蹂躏和侮辱。

　　针对慈禧太后形象的大规模妖魔化运动，是在戊戌政变之后流亡海外的康梁们挑起来的。历史考证已经发现，康圣人有关自己在改革中的地位是经过注水和拔高的。在真正的改革主导者们（所谓“军机四卿”，均被拉到菜市口砍头）死无对证，官方又对内情讳莫如深的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康有为将自己成功地塑造成皇帝的忠诚战士和改革的第一旗手。光绪皇帝被无限神化的同时，慈禧太后也被无限妖魔化，营造出以帝后为代表的两条政治路线斗争。康梁将武则天的野史安到慈禧身上，塑造了一个“政治上反动、生活上淫荡”的妖后，迎合了西方大众无论在上半身还是下半身对中国的简单想象。

　　西方的耳目已经闭塞了。日本从甲午战争中获得的巨额红利令整个世界艳羡。英、法、德、意等国纷纷改变了自己的中国政策，将老资格、温和的“中国通”们调离驻北京公使的岗位，换上了清一色的非洲事务专家——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在地图上用直尺瓜分土地。大清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在评价英国新任驻华公使、原驻开罗总领事窦纳乐时，就感慨道，“此人对东方一无所知，其工作方法就是基于对付非洲黑人的经验”，这将破坏“我们多年来将中国人视为有文化和文明的民族的努力”。

　　当时最著名的驻华新闻记者，如《泰晤士报》的莫里循、濮兰德等，甚至根本就不熟悉中文，而主要依仗品德上大有问题的英国人巴克斯提供扭曲的报道。莫里循本人所保留的一大批日记（现多收藏于澳大利亚悉尼），与其报道的内容完全不同。而濮兰德与巴克斯合作出版的畅销书《慈禧外传》（直译为“太后治下的中国”）及《清室外记》（直译为“北京宫廷的编年史和研究报告”），几乎完全基于想象与伪造，却被海内外史学界一致当作信史引用了数十年。巴克斯甚至绘声绘色地描写了他和慈禧太后之间奇异的性交往，居然都没有引起史学界的任何怀疑。

　　被史学界普遍接受了的一个荒唐故事，是所谓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的母子对立。太后毕竟不是女皇，可以随时撤换太子；太后的权力是儿子做皇帝派生出来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最充满猫腻的戊戌政变中，至今也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慈禧太后是反改革的。改革是利益的大调整，但正如八年后大清决定推进宪政改革前所分析的——改革利国、利君、利民，就是不利于官——这就需要相当的技巧和策略。甲午战争后积累起来的改革共识，被冒进的维新派们轻率地挥霍滥用，变法成为操切的大跃进，令最需要支持者的改革事业到处无谓树敌，成为孤家寡人。既得利益者的反弹力度之大，甚至威胁到了皇位。太后出面喊停，实际上是母子分工、红脸白脸，将随时能爆炸的局面缓和下来。而六君子便如当年的商鞅，借其脑袋当刹车使了。戊戌政变后，除了政治体制改革被喊停外，其他的改革措施基本都得到了继续推行。无论历时30年的洋务运动，还是此后更为深刻的宪政改革，慈禧太后都是以舵手的身份出现在政治舞台上，这是难以用“被迫”、“伪装”等词汇进行解释的。

　　只要我们不带偏见，就能发现：如果没有以慈禧太后为核心的决策层的明断和远见，清王朝就不可能从咸丰年那样深度的内忧外患中恢复过来，就不可能驾驭那些文武全才、个个堪为人杰的曾、左、李等能臣，就不可能有“同光中兴”，就不可能在甲午战争后国际国内的复杂局面中继续挺过17年的艰难岁月。
　　爱新觉罗家是幸运的，当自家的男人萎靡凋亡时，那个被他们剿灭的叶赫部落的女人，却在一个“女人被当作痰盂一样对待的帝国里”顶起了大半边的天空。那无法考证的叶赫部咒语自然是无稽之谈：自同治开始，爱新觉罗家的皇帝都流淌着叶赫家的血液，早已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了。
　　不管公鸡母鸡，能司晨的都是好鸡。问题是，大清国实在是睡得太久、太沉了，到了非风雨雷电无法唤醒的地步。鸡公鸡婆那微弱的报晓声，只是令大清国的拂晓更显得昏暗苍白，如同黄昏……

日期：2010-04-02　10:57:12

　　爱新觉罗软着陆
　　选择载沣实在是慈禧太后的远见。载沣这位“80后”能屈能伸，在锐意改革数年而终不成后，他毕竟为皇族赢得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体面而又安全的集体“下岗转制”。
　　站在1909年的朗朗晴天下，大清国的掌舵人爱新觉罗•载沣被灿烂的阳光照耀着，他的身后拖出了长长的阴影。
　　这位“嘴上没毛”（照片为证）的“80后”（生于1883年），同乃兄光绪皇帝一样，“相貌清秀，眼睛明亮，嘴唇坚毅，腰板笔挺，虽不及中等身材，但浑身透露着高贵”（美国医生记载）。
　　能在接班人的内部“海选”中脱颖而出，能被掌国40多年的老佛爷钦定为接班人，小沣哥无疑是有几把刷子的。但吊诡的是，在亲朋、敌手乃至后世史家们眼中，年轻的摄政王却被公认为“优柔寡断”、“懦弱无能”。史家一般认为，载沣的“出线”凭借的是裙带关系：他虽是庶出，却自幼被嫡母叶赫那拉氏（即光绪生母、慈禧亲妹）抚养，进而和老佛爷走得很近；而其婚姻也由“组织”一手安排——慈禧太后亲自指婚，老丈人就是太后亲信、手握枪杆子的荣禄荣中堂。

　　大家其实都忽视了，正是在这个“窝囊王爷”手中，下岗了的满清皇族却成功地实现软着陆，全身而退，创造了帝王行业中的奇迹。古今中外，皇帝这个金领职业莫不伴随着巨大风险，下岗皇帝的命运一般只有一个默认选项：斩草除根。在高喊进步、自由的共和狂飙中，包括法兰西、英格兰等国的君主，其曾经高贵的头颅都被以人民的名义切下；俄罗斯的罗曼诺夫家族，则更是在红色恐怖中被灭门焚尸、锉骨扬灰。“最恨生在帝王家”的感慨，超越了种族和国界。而爱新觉罗家族成了一个例外。

　　太后指婚
　　早在庚子年逃亡途中，慈禧太后就已经为光绪皇帝预备了接班人，方式则非常独特——为载沣指婚。这一年的农历十一月（1902年1月），流亡在外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回銮到了保定，慈禧太后突然下旨：将荣禄的女儿瓜尔佳氏许配给18岁的载沣。
　　荣禄是慈禧太后的亲信，野史中有不少他与慈禧的风流故事，但多是康梁等人与西方记者合谋的政治抹黑宣传。从慈禧太后掌权以来，荣禄一直是她最可靠的枪杆子；庚子事变后，荣禄带兵保护着流亡中的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还积极支持张之洞、刘坤一提出的改革主张，成为“辛丑变法”的主要倡导人之一。荣禄的女儿瓜尔佳氏，据说模样相当不错，在家里十分受宠，被慈禧太后收为义女——慈禧曾说过“这姑娘连我也不怕”，关系非同寻常。瓜尔佳氏特别能花钱，据说婚后载沣想过很多办法限制她的开支，都不见效。载沣用过摔家伙的办法，比如拿起条几上的瓶瓶罐罐摔在地上，以示忿怒和决心。因为总摔东西，未免舍不得，后来专门准备了一些摔不碎的铜壶铅罐之类的东西，响声大，损失小，但也没有效果。

　　慈禧这次指婚，当然首先是为了酬功。载沣当时已经袭了醇亲王的爵位，瓜尔佳氏一过门就是现成的一个王爷福晋，这对荣禄来说是一种特殊的报答。但这一决定遭到了载沣生母、老醇亲王侧福晋刘佳氏的反对。原来，在母亲的主持下，载沣此时已经与希元之女订婚，还放了“大定”，就差圆房了，按习俗便已算是夫妻，此时退婚便等于休妻。希元早已过世，之前曾任过吉林将军。希元的曾祖父就是乾隆年间赫赫有名的蒙古族将领德楞泰。据说刘佳氏向慈禧多方求情，但太后意志坚定，毫无转圜余地。希元之女不愧为将门出身，个性刚烈，退婚之后便自杀身亡。

　　荣禄之女瓜尔佳氏也是将门之后，性子十分刚烈。清王朝覆亡后，她还经常与那些太妃们变卖首饰等暗中支持复辟运动。因端康太妃（即光绪皇帝的瑾妃）对溥仪管束过严，甚至派太监监视——按照溥仪的说法，“就和西太后对待光绪一样”——在老师们的鼓动下，15岁的溥仪进行了激烈的反抗。端康太妃气急败坏，把瓜尔佳氏叫去痛责，瓜尔佳氏一怒之下就吞了鸦片烟自尽身亡。

　　如果仅仅是为了酬功，慈禧大可以将荣禄之女指配给其他宗室；但是作为一名老练的政治家，慈禧太后或许想得更为长远。光绪皇帝既然是性无能者，早日解决他的接班人问题就更能维持政权的安定。显然，即使由光绪自己选择，也必然首先从自己亲兄弟的儿子们中选择。载沣虽然只是庶出，却自幼由嫡母、慈禧太后之妹叶赫那拉氏所抚养，进而和老佛爷走得很近。作为醇亲王家中实际上的长子，载沣无疑将是光绪皇帝今后最可信赖倚靠的手足。为载沣择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为今后的皇帝择母。

　　而荣禄经营大半辈子，在政界、军界建立了广泛的人脉网络，是当时最有权势的官员，与其结亲，不仅将为载沣及日后的小皇帝增添强大助力，也将令荣禄更为忠心和尽心。实际上，载沣后来能安坐在摄政王的位置上，来自荣禄一系、包括荣禄旧部袁世凯的效忠是基本的条件。
　　当然，载沣的脱颖而出，也是他自己挣出来的。18岁这年（1901年），一个艰巨的任务落在他头上——出使德国，为庚子年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事件向德国皇帝赔礼道歉。
　　克林德之死被西方史学界普遍认定为导致八国联军入侵的导火线。克林德是出生在德国波茨坦的贵族，在1881年进入外交部门并被派往中国之前一直是个军人。来华后，他曾任驻广州和天津等地领事，1889年回国；之后在美国和墨西哥任职，并娶了美国妻子。1899年4月他回到中国，升任驻华公使。此人性格粗暴，自以为是。当时，义和团运动席卷华北，北京城的局势已经相当紧张，而克林德不顾其他国家公使的劝阻，坚持孤身前往总理衙门交涉，在路上与清军发生冲突而被杀。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为克林德事件大为震怒，在为派往中国的大军送行时要求士兵们毫不留情地教训中国人。德国军队抵达中国时战争早已结束，北京已经在联军的占领之下，但德军依然对北京及周边地区进行了残酷的扫荡。在八国联军逼迫下签订的《辛丑条约》，第一款就是清廷派醇亲王载沣赴德国道歉，并在克林德被杀地点修建一座品级相当的石牌坊，为德国人“涤垢雪侮”。

　　德国人之所以选中了载沣，一是因为其级别高，贵为亲王，二是因为他是光绪皇帝的亲兄弟。最令大清帝国难堪的是，载沣到达柏林后，被要求在觐见德国皇帝时使用跪拜礼。这并非欧洲的常规礼节，显然德国是要有意羞辱大清国。跪拜是典型的中国特色，自乾隆年间以来就成为中外外交纷争的一个焦点。首批来华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坚持认为双膝下跪是一种奇耻大辱，宁可无功而返，也不愿意屈膝。身在柏林的载沣自然不愿意向德皇跪拜，事涉国家形象，北京也坚拒这样的礼仪安排，双方来回拉锯，总算免除了这一要求。

　　这显然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硬不起，软不得，搞得不好还会被人骂为汉奸。作为大清国第一个出访西洋的亲王，18岁的载沣却展现了与其年龄不相符的成熟，有理、有利、有节，令本想侮辱中国的德皇对他也称赞有加。德国人认为他“慎重外交，不辱君命”。载沣还主动谢绝了国内各级官员所预备的高规格迎送礼仪，其简朴作风赢得在华西方外交官和国际舆论的一片赞赏。

　　载沣把一次谢罪之行转变成了18岁年轻人的游学考察，所到之处，无论军校、军火企业、博物馆、电机厂、造船厂，“举凡外洋风土人情，随地随时留心考察”。在王公不得轻易离京的清朝体制下，载沣得以大开眼界，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大开眼“戒”——在日后掌舵中，他表现出了祖先们无法想象的宽容和豁达。
　　可以说，德国之行不辱使命，令载沣得到了慈禧太后心目中更大的信任和期望。作为青年干部，载沣得到了迅猛提拔：20岁，升任随扈大臣；23岁，执掌首都警卫部队健锐营，并升任正红旗满洲都统，成为一品大员；24岁，受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成为候补国家领导人。在一个变革的年代里，大清国什么最可宝贵？人才，尤其是这种根正苗红而且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自己人”。老太后正在加快推进对载沣的栽培，“扶上马、送一程”。

　　除了血统、能力方面的考量，载沣本人能被各种政治力量所接受也是关键所在。当时朝中政争旗鼓相当的是两派力量：一方以庆亲王与袁世凯为首的一方，核心是袁世凯，另一方则是瞿鸿禨。而只有载沣能被他们双方所接受。载沣在相当多的问题上不轻易表态，这一贯被人理解为他的能力比较弱，“不能”表态，但也可以理解为他“不愿”表态，以保持一种超然姿态。

　　如果载沣不是这么“软弱”、这么温情，而是对待敌人像严冬般冷酷，不择手段，誓死捍卫，那清王朝莫非还真能再度雄起不至覆灭吗？这位年轻的王爷绝不比名满天下（也谤满天下）的李鸿章逊色，他们都是这间破屋的裱糊匠，区别在于：李鸿章轰轰烈烈，载沣却不动声色；李鸿章在尽力维持着屋子不倒下来，载沣却还要费尽心机地考虑不得不倒下来时如何减少断瓦残砖造成的巨大伤害。

　　历史已经证明，选择载沣实在是当国半个多世纪的慈禧太后的远见。载沣这位“80后”能屈能伸：在锐意改革数年而终不成后，他毕竟为皇族赢得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体面而又安全的集体“下岗转制”。
　　民国年间，孙中山曾拜访载沣。一个是表面风光、其实内心相当失意的革命元勋，一个是内心惶恐、却努力在表面上显得知足常乐的旧朝王爷，正史野史都说两人相谈甚欢。孙送给载沣的签名照，被载沣敬奉到终，被一厢情愿地解释成其对革命元勋的景仰，其实这更像是他在新时代请的一张护身符。载沣下岗后自号“书痞”，撰联道：“有书有富贵，无事小神仙。”刘阿斗当年也告诉过司马昭：“此间乐，不思蜀。”然则，果真不思蜀哉？

　　载沣的胞弟载涛曾如此评价乃兄：“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绝难胜任。”此话绝不可当真，如不是谬见，就是违心之论，甚至是哥俩串通好了在新时代装傻自保的烟幕弹。
　　1906～1911年六年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1909～1911年的三年宣统新政，只要我们不持偏见，就能发现：如果不是载沣的柔软身段，宪政改革将不可能达到如此深度和广度；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即使只是表面上的）将不可能以如此微小的代价得以建立；被革命者当作异族政权的清王朝将不可能获得如此宁静的“安乐死”；同样，被革命者当作“鞑虏”要予以驱除的爱新觉罗家族，将更不可能赢得“软着陆”的善终奇遇。

　　载沣的个性，或许正是解读1909年乃至整个宣统朝的密钥之一。

日期：2010-04-02　11:05:54

　　“橡皮图章”雄起
　　在共同利益的驱动下，地方议会与督抚联手向中央索要更大的地方自主权。宪政不仅被工具化，而且被庸俗化。议会成为各色人等捞取政治资本的时尚猎场。
　　金秋十月，秋风送爽，一个喜讯从北京传向全国各地：除新疆之外，全国各省均已成立了地方议会性质的“谘议局”。这是大清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大清特色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里程碑。此时正是1909年10月，紫禁城的天空蓝得最为动人的季节。
　　建立谘议局，是以摄政王载沣为核心的大清国新一代领导核心改革攻坚的重要环节，也是1909年的工作重点。
　　这一年年初（2月17日，正月二十七）颁发的一份中央文件（“谕旨”）强调指出：“本年各省均应举行谘议局选举，及筹办各州县地方自治，设立自治研究所，并颁布资政院章程等事。”文件认为，“积小高大，乃能纲举目张”，要求各省督抚及管理地方之将军都统，务必选用公正明慎之员绅，依限成立谘议局，不得延误，并由大清国“体改办”（“宪政编查馆”）考核驳正。

　　此前，中央颁布了《各省谘议局章程》，谘议局被定位为“各省采取舆论之地，以指陈通省利弊，筹计地方治安为宗旨”，其职权为：议决本省应兴、应革事件；议决本省岁出岁入的预决算，以及税法、公债及本省“担任义务”的增加；议决本省单行章程规则的增删和修改及权利的存废；选举国家议会（“资政院”）议员，申复资政院、督抚咨询事件；公断和解本省自治会的争议事件；收受自治会或人民陈请建议事件等。简单地说，谘议局虽然只是立宪改革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机构，但事实上就是地方议会，是大清国民众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最为主要的制度性途径。

　　参选谘议局议员，必须至少符合以下一项条件：一、曾在本省地方办理学务及其他公益事业，满三年以上著有成绩者；二、曾在本国或外国中学堂及其与中学同等或中学以上学堂毕业得文凭者；三、有举贡生员以上之出身者；四、曾任实缺职官文七品、武五品以上未被参革者；五、在本省地方有5000元以上之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者。概而言之，作为地方议员，必须符合“有公益贡献、有文化素质、有公共服务经验、有一定资产”四者之一。这样的限制，成为后世论者将谘议局解读为“假民主”的证据之一。其实，平心而论，连这四者之一都不具备的人，却又如何参政议政，“指陈通省利病”呢？

　　参选议员有条件限制，谘议局的选举本身相当严格、郑重，既不搞事先酝酿、上级圈定，也不搞鼓掌通过等花样形式。议员，包括议长、副议长及常驻议员（类似常委）等，均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更为重要的是，谘议局第一次打破了中国官员终身制惯例，议长、副议长、常驻议员至多只能连任一届。
　　各地谘议局基本照搬了西方的地方议会模式，从会议程序到议案处理方式，再到民众的自由旁听权，乃至重要议案的“三读”方式，全盘西化。每个环节都进行了严格的制度化设定，至少在表面上切实达到了公开、民主的要求，在制度层面上令大清国民众第一次参与宪政有了基本的保障——尽管后世的太史公们出于某种需要，对谘议局、资政院连同整个晚清政治改革多加抨击，认为其是“假立宪”、“假民主”，而纵观此后的民国议会史，其公开性、民主性并没有比晚清有更大的进步，相反因为执政者更为熟练地掌握了“碰见红灯绕着走”的技巧，宪政民主的话语往往成为非宪政、非民主内核的外包装，有时甚至连这层包装都省略了，直接提出了“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主张。

　　根据大清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设计，谘议局与地方政府之间应该是“相互监督、长期共存”的政治协商框架，谘议局就是地方立法机构，地方政府必须坚决服从；而地方督抚虽然有权报请中央后解散谘议局，但依法必须在两个月之内重新选举开会。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下，地方督抚基本选择了与谘议局紧密合作，共同进退，以期减少行政的阻力，民意也因此得以更为充分地在地方行政中体现出来。

　　因此，在诞生之初，谘议局就没有定位为橡皮图章，而是锋芒毕露。对于“不听招呼”的地方政府，谘议局甚至不惜以集体辞职施压。江苏谘议局就曾经为预算案而与总督争执，议长和副议长带领全体常驻议员以辞职而抗争。这种风气蔓延到国家议会，资政院议员们为了阻止政府举借外债，不惜以集体辞职而抗争。根据有关材料记载， 在议会如此强势下，相当多的省级官员在议会领袖面前十分惶恐，行政权一权独大的传统局面得到抑制。资政院后来甚至敢于弹劾政坛上的不倒翁、内阁总理大臣奕劻。

　　议会政治迅速吸引了精英人士的参与。从1909年各省谘议局第一次选举结果看，约九成的议员既拥有传统功名，又接受过新式教育。这些议员兼跨传统与现代的双重精英身份，具有相当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令谘议局成为全面改革的加速器。1910年开始，各省谘议局四次“大串联”，组织大规模的请愿团，进京给中央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尽快组织责任内阁，颁布议院法及选举法，以期一年内召集国会，领头人就是大清国的状元张謇，与海外的梁启超遥相呼应。国家议会（“资政院”）会议期间，各省谘议局再度向资政院上书，并向各地的督抚施压，要求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一呼百应，中央不得不缩短此前已经颁布的预备立宪期，迅速组建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届责任内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