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08-11-7 11:05:00

　　2008年，中国经济形势陡然紧张，大批企业关门倒闭，许多大学生毕业等于失业，这有国际大环境有关，但更多是中国人本身的问题
　　这些问题，源自中国人的国民DNA。
　　面对艰难时世，《竞底战略》提出了自己的思考，至于正确与否，欢迎读者诸君指教
　　黑格尔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
　　兹以本书，献给中华民族那些希望关注天空的人们！

　　自序
　　战略，狭义地说是指导战争全局的决策内容，广义地说还包括决策模式。
　　自从西方企业在20世纪中期明确引入战略概念后，围绕着战略管理，管理学界已形成大大小小十数个学派，如波特的行业结构学派，钱德勒的设计学派，战略资源学派等等。有关战略管理的书籍，也早已浩如烟海，汗牛充栋。
　　因此，当作者要在这个成熟市场，提供一种新“产品”时，他必须严肃地问自己两个问题：
　　一、该产品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它的与别的产品有何不同？这些不同处将会给人们什么独特的益处？
　　二、作者如何确保他的产品，能实现设定的战略目标？

　　这是二个极富挑战性的问题，希望读者诸君能带着它们，以严肃的心态审视本书，最后再评估：
　　作者可曾达到他吹嘘的战略目标？！
　　在研究了众多战略管理理论后，作者发现：以往的理论在战略管理的操作层面，已作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不管是对战略分析，还是如何制定战略、选择战略，以及如何实施、调整、评估等等，前人的工作已相当完善和系统化。
　　但对这个领域进一步深入研究后，作者冒昧地认为：前人对于战略决策者和实施者的人性层面，似乎都没有进行详尽研究。
　　也许，西方管理学界认为那是心理学领域的工作。

　　也许，西方管理学界其实只是针对自己地域的企业研究战略管理，但他们却相当自大，认为这些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而中国的企业家则相当崇洋，也真的相信（或假装相信）这些理论放之中国而皆准。以致中国企业问题多多，企业家们却都认为战略管理没问题，所有的问题出在细节和执行上。
　　但作者以为：就一项具体的战略来说，不管是在分析、制定阶段，还是在实施、评估的过程中，都必须由具体的人来完成，战略决策者和执行者的人性因素，将大大影响战略的各个方面。
　　为什么像IBM、微软、杜邦、沃尔玛、迪士尼、Google这些富有原创精神的企业，大多只会产生于美国，而不是欧洲或日本？
　　为什么日本人做的产品短小轻薄、质量一流，但他们却很少有非常原创的东西（日本人还是发明了方便面和卡拉OK）？
　　难道这只是由世界产业分工决定的吗？

　　难道这只是企业选择战略所决定的吗？
　　难道日本人不想搞原创发明，只想跟在美国人的原创后面，作二次开发？
　　作者认为，现实情况不完全是这么简单。
　　产业分工，表面取决于资金、技术、市场等等，但最终是由人决定的！
　　企业战略，似乎由对手、资源、目标等等决定，但最终是由人选择的！
　　世界产业分工并没有禁止任何民族的创意，日本人也很想做原创的东西，他们研发过高性能的第五代计算机和模拟高清数字电视，尽管这些项目有政府的强力支持，但最终还是没有成为主流产品。

　　问题何在？！也许不单纯是日本人战略管理没有学好，或美国人的打压。因为日本人的学习精神是世界一流的，美国人戴明创造的全面质量管理，日本人做得比美国人还好。而美国施乐的复印技术，也被日本人买去抢占了美国复印机市场。
　　反过来，同等技术条件下，美国人做的东西，质量总比日本人差一点点。
　　中国乡下的老农民都不是管理专家，他们从未学过战略管理，但他们知道：
　　什么样的地，适合种什么样的庄稼。
　　这句朴实的话，翻译到战略管理的领域，就是：
　　什么样的人，适合使用什么样的战略。

　　日本国土狭小，地震海啸频发，经历长期的封建社会，因此日本人行事严密，注重细节，讲求纪律，强调可靠性。日本人的这种天性，正适合大批量制造高品质、短小轻薄、非原创的产品。
　　而美国国土辽阔，物产丰饶，没有历史的束缚，美国人大多是基督教新教徒，似乎“大大咧咧”，实则崇尚理性、简洁和创新。比质量他们不如日本，比价格他们不敌中国，但美国人靠高科技、知识产权、产业标准、商业模式等等，在世界独领风骚。
　　这就是作者所强调的，战略管理背后的人性因素。
　　那么中国人呢？中国人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正在实施什么样的战略？这些战略给中国人带来什么样的问题？而什么样的战略，才真正适合于中国人的人性？为什么？
　　本书的战略目标，就是试图为读者回答以上问题。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作者将从历史和文化（包括科学精神）两个角度，对中国人的人性因素进行分析。因为历史会使人的决策产生路径依赖，文化会通过人的价值观影响决策。
　　这一纵一横两大因素，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人的管理DNA。作者将在这个基础上，以案说法，解构中国最顶尖企业家们的战略决策，并提出一套系统、独特的战略管理理论。
　　作者受过严谨的自然科学研究训练，曾在国企、私企、外企任中高层管理人员，遍历生产、销售、教育型企业的各主要部门，并自主创办、经营高科技公司。同时，作者对中国历史和中国人的性格，具有独到的研究，并为资深财经杂志撰稿人，优秀商战小说作家。
　　作者深信，以其阅历和思想高度，足以完成本书的战略目标。

日期：2008-11-7　11:13:34

　　中国人聪明吗？中国人智慧吗？（代前言）
　　我们教不了人们任何东西,我们只能帮助他们发现自己
　　　　　————伽利略
　　这是贯穿全书的一个问题，让我们先澄清这二个熟悉词语的涵义。
　　什么叫聪明？词典上说：智力发达，记忆和理解能力强，即IQ高,主要是一种机能特征。

　　心理学家大卫.帕金斯在1995年发现智力的三种重要机制：
　　神经智力——由遗传决定的硬件智力，它决定了大脑的运算速度和效率。中国人认为自己聪明，主要是以为自己有较强的神经智力。
　　经验智力——具有环境特异性的知识，可以通过经验来积累。只要看看中西方在各个学科上的知识积累，就知道中国人经验智力薄弱，五千年的历史，并没有使中国人积累较多的知识。
　　反思智力——有效地使用思维，巧妙地调度思维的能力，包括自我管理、自我控制和自我调整。中国人最缺乏的是这种智力，否则中国不会在低水平的朝代更替上循环运行。
　　什么叫智慧?词典上说：辨析判断、发明创造的能力。这讲得有些笼统。
　　为了论述的需要,简单地把智慧定义为:创造性地做成某件事的能力。事情的难度和创造的独特性，决定了智慧的高低。
　　上世纪爱因斯坦发明相对论，当属绝顶智慧；而在21世纪，大型建筑公司建一栋摩天大楼，则只能是日常工作，算不上什么智慧。

　　让我们举个例子，以便把聪明和智慧看得更清楚。
　　如果聪明像一辆性能优异的跑车，加速快，油耗低，操控灵活。那智慧则是完成从深圳到北极的独立驾车旅行。要完成这次前人未做过的旅行，仅有一部好车是远远不够的，对行驶路线的正确选择，解决困难的创造性，面对压力的自我控制……，这诸多因素都对完成任务有重大影响，这些因素的有机综合，就是智慧。
　　依据这二个定义，读者诸君在本书中将不时遇到题首的问题，请各位作出自己的判断。
　　1896年，在甲午战败，与日本签订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后，李鸿章赴德国洽购军火，考察强国之道。他拜访了赋闲在家的前德意志帝国宰相俾斯麦，两人相谈甚欢。
　　据说，李鸿章在会谈中曾自豪地提起，有人称他为东方的俾斯麦，而俾斯麦听了这话，不仅没有因为对方的恭维而欣喜，反倒冷淡而礼貌地回应道：

　　“哦，是吗？我倒是希望，没有人叫我西方的李鸿章。”
　　铁血宰相俾斯麦凭借着他著名的铁血政策，统一了德国，并将之发展成世界强国，他的名言是：“近代的重大问题，不是演说或多数人通过决议所能解决的，必须依赖‘铁与血’才有解决的希望”。
　　所谓的“竞底”，就是把自己或他人打到难以容忍的底线，从而获得竞争优势。俾斯麦的“铁与血”，就是把他人打到底线的竞底战略。而勾践的卧薪尝胆，则是把自己打到底线。
　　因此，像俾斯麦这样的竞底强人，自然不想把自己，和风雨飘摇中的大清帝国，一个专长签订割地赔款条约的臣子相提并论。
　　果然，一年后德国展开对中国“铁与血”的竞底，德军的舰队侵占了中国青岛。
　　李鸿章与俾斯麦的故事，说明了近现代中国人的一个特性：很喜欢和西方的好东西进行比照。如中国人喜欢说苏州是“东方威尼斯”，将上海称作“东方巴黎”，而哈尔滨轮不上当“东方巴黎”，则将就着成为“东方小巴黎”或“东方莫斯科”，连浙江大学也称自己是“东方的剑桥”
　　……
　　巴黎会自豪地称自己为“西方的上海”吗？剑桥大学会骄傲地称自己是“西方的浙江大学”吗？
　　这样的比较，本身就显示出二种文明孰强孰弱。
　　除了城市、机构，中国人也喜欢对民族进行比照，中国人进行这种比照的主要参照坐标，就是犹太人。
　　中国人称善于做生意的温州人、潮汕人为“中国的犹太人”。犹太民族是否会把以色列某个地方，如耶路撒冷或特拉维夫的某些人，称为犹太的中国人？
　　犹太民族出过不少名人，就近代物理学领域，如现代物理之父爱因斯坦、量子力学之父波尔、原子弹之父欧本海默、氢弹之父特勒，其余的如控制论之父维纳，计算机理论之父冯诺伊曼，大导演斯皮尔伯格等等，更是数不胜数。
　　人们常说，二十世纪实际上是两个犹太人的思想在较量：耶稣和马克思。

　　如果哪一天，中国人的思想也能像耶稣和马克思的思想那样，指导全世界，也许会有更多的西方城市，会被称作“西方的深圳”，“西方的杭州”。
　　在商言商，我们不空谈犹太人那些令人高山仰止的东西，那毕竟是人家的成就，和中国人，即使是“中国的犹太人”，都丝毫没有关系，我们在此简单举个典型案例，比较犹太人和中国人做生意的模式：
　　东欧某个城市在城东和城西，各修筑了一条新马路。于是，犹太人在西边，中国人在东边，各开了一家修车店，他们的价格都很公道，服务非常好，两家店的生意都十分红火。
　　不久，另一个犹太人在西边发现，人们来修车时，常常要费时等待，他就在修车店的旁边开了个餐馆，专营犹太美食，不久就声誉鹊起，不少人即使不修车，也愿意前来光顾。
　　而在城东，另一个中国人看修车生意好做，就在街对面克隆了一家新店，为了招徕顾客，他按照对面老店的价目表，九折收费，两家店的关系有些紧张，但大家的日子还能过。
　　又过了一阵子，另一些犹太人看城西的人流越来越多，就渐渐开起了超市，建起了住宅、教堂、学校，西边慢慢形成一个繁荣的新兴社区，房地产也开始增值。

　　而在东边，更多的中国人来开了修车店，价格战变得白热化，每家店都偷偷在客人面前诋毁自己的同行，为了控制成本，店主们不惜克扣修车师傅的工资，甚至在修车时已次充好，偷工减料。于是，高水平的技师都流失到西边犹太人的修车店，不太在乎价格的优质客人也不来了。
　　慢慢的，城东西的修车业务出现了“产业分工”：高价车、新车都到城西维修保养，尽管那边修车的价格平均是城东的三倍；而二手车、廉价车都到城东，尽管他们的服务差强人意，但毕竟收费低廉。
　　于是，犹太人的修车店赚得盆满钵满，而城东的中国人虽然很辛劳，却在苦哈哈地熬着，仅混了个温饱。
　　再后来，最先在城东开店的那个中国人下定决心，准备贷一笔款把自己的店搬到城西去，他假装客人到犹太人的店里去考察，发现犹太人用赚来的钱买断了几项专利，修车的效率提高了五倍，质量提高了三倍，而此时城西因为成了旺区，房价和房租都上涨了120%。中国人发现，如果在犹太人的店铺旁再开个店，凭他现在的资金和技术，恐怕只有死路一条。

　　这个中国人百思不得其解，论聪明和点子，他自忖不输给犹太人；论勤奋，他干得绝不比犹太人少，甚至已经把犹太人用来念圣经，守安息日的时间，全部用于工作；论节俭，除了看看电视，他根本没有什么娱乐。他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那些后来的中国人身上：
　　他觉得自己和他们，就像放在篓子里的一群螃蟹，任何一只想要往上爬，其他的螃蟹便纷纷攀附在他身上，结果把它拉下来，谁也走不出困境。
　　螃蟹文化，就是竞底文化的一个表现，每一只“螃蟹”都被拉到底线，才肯罢休。
　　中国人聪明吗？中国人智慧吗？

日期：2008-11-7　11:18:18

　　如果说东欧的这个故事离我们太遥远，那我们看看身边发生的事情:
　　深圳宝安是一个电子产业集中区。我的朋友李志强（化名）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在此开了十几年的电子加工厂，他的工厂主要承接美国的电话机订单，也做少量的内销。象他这样的厂在深圳多如牛毛，因此品牌毫不重要，我们姑且把它叫志强厂吧。
　　志强厂这十几年，可算是中国制造业的一个缩影。最开始它从港台商人手里接单，几年下来，摸熟了出口美国的渠道，就开始直接接单，到2007年，每年的出口额稳定在四亿左右(人民币，下同)。
　　电话机是低利润产品，李志强常常把自己的竞争战略挂在嘴边：“便宜就是硬道理”。他给我举了个例子，这个例子集中反映了中国商人的思维方式，在征得他的同意后，我详细记录如下：
　　电话机的座机和听筒由于配重的需要，通常要装加重块。在上世纪80年代末，李志强刚开始从台湾人手里接美国订单时，这加重块的材料是铅。
　　开放之初，民智未开，直到老老实实按订单要求做了两年后，李志强才去掉对电话机的神秘感。有一天他忽然脑袋“开窍”：这闪闪发亮的铅，不过就是在机壳里面增加重量嘛！他立刻把铅改为不锈钢。这一改，志强厂相对竞争对手一下子获得一元多的成本优势，接连赢得几个大客户。有那么一段时间，李志强对自己充满信心，与买方谈判时的感觉好极了。

　　但很快，其它加工厂也知道了这个奥秘，随即跟进，李志强又没有了成本优势，他不得不绞尽脑汁和对手们开展控制成本的比赛：
　　不锈钢换成上油漆的生铁，再换成不上油漆的铸铁，加重块的成本从1元多，直线降到了0.1元。
　　还能不能更便宜呢？宝安所有的电子加工厂都在开动脑筋，不过似乎再没有比铸铁更便宜的材料，这条削减成本的小路，仿佛已走到了尽头。
　　但李志强没有气馁，他尝到了甜头，决心一如既往，这次他瞄准了水泥。
　　开始的试验效果非常差，电话机里的水泥块经过野蛮装运后，非常容易碎裂，李志强率领他的工程团队展开了“技术攻关”，经过数十天的不眠不休，做过数百次试验，他在水泥中加细铁丝，加纤维，用各种不同标号的水泥，不同的配方严格记录试验过程。最终，他获得了成功，加重块的成本降到了0.01元以内。

　　这就是中国式的坚韧和智慧。
　　志强厂在酷烈的竞争中，又可以喘一口气了。
　　我含着泪花听李志强绘声绘色地讲完这段故事，心里不禁在想，眼前这个中年谢顶，略显憔悴的中国男人，在劳心费力做他的降低成本试验时，他的试验方法、苦干精神、付出的努力，和当年伟大的发明天才爱迪生所做的工作，有什么两样呢？
　　但爱迪生在试验了上千种灯丝材料后，为人类发明了电灯，而李志强的努力，又换来了什么？充其量不过是在电话机的成本控制上，再拧紧了一圈螺丝。
　　写到这里，我不禁问自己，如果犹太人处在李志强的角色，他们会怎么做呢？

　　后来，我从志强厂的工友们嘴里知道，当时宝安众多电话机厂家都认为：加重块的成本肯定可以降低，因此，在残酷的争夺外贸订单时，纷纷预先考虑了这个“利好”因素，提前就把价格降了下来。
　　李自强为了留住大客户，也不得不以临近亏本的价钱接单。但他预期中的加重块成本降低，却迟迟没有突破，为了维持工厂运转，他对工人们开始极为严厉：加班的时间越来越长，为了克扣工人工资，各种以降低成本为目的的罚款制度，快速出笼。因此工厂的熟练工相继流失，产品质量失控，导致多次返工。
　　李自强的竞底手段用到了极限，连他自己都感觉到难以再熬下去了，就在这时，加重块试验成功了，严峻的局面终于出现了转机。
　　2008年，瑞典一家著名公司在深圳开分店，我的一个朋友正巧在里面负责人力资源，当她按照深圳当地的水平设计公司的薪酬体系时，她的瑞典上司总是不时过来提醒她：“多给点，多给点，员工拿钱多了，会把活干得更好。”
　　瑞典的这家企业很奇怪吗？其实100年前，“万恶的”资本家们早已深明正面激励的道理。
　　1914年1月5日，亨利•福特宣布福特汽车公司的最低日薪为5美元――几乎两倍于当时的最低日薪，震惊了全世界。福特先生认为，既然已经能够大批量生产价格低廉的汽车，如果员工们能够买得起的话，就可以卖出更多的车。
　　如果是李志强们处于亨利•福特的地位，会主动给员工双倍于当时标准的工资吗？

　　我不知道，因为志强厂一直处于底线状态，从未“潇洒”过。我按他的日常经营，难以进行联想推断。
　　不过我们可以看看著名商人李嘉诚的作风：
　　李嘉诚的公司横跨公用事业、移动电话、制药、零售、建筑和港口等众多行业。香港的超市行业被两家巨头所把持，一个是李嘉诚和记黄埔旗下的百佳超级市场(Park N Shop)，另一个是怡和控股下属的惠康超市(Wellcome)。两家主要的健康和日用品连锁店屈臣氏(Watson’s)和万宁(Mannings)，也是分别为和记黄埔和怡和控股所经营。

　　而法国超市连锁商家乐福(Carrefour S.A.) 因为寻找店铺和码头卸货方面遇到不少困难，于2000年关闭了在香港的业务。
　　李嘉诚的超市在获得了类似当年亨利•福特的市场地位后，香港消费者委员会于2008年 3月进行了一项统计，发现超市连锁店某些商品的价格，较独立零售商高出6%至104%。
　　这就是中国商人和美国商人的区别。
　　也许，和“万恶的”资本家相比，以李志强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家，基本还处于守财奴的历史阶段，我们在后面将论述：他们为什么不得不守财？而中国为什么会有“仇富情结”？
　　另外再提一句：福特公司1914年的年利润，是三千万美元，而在实行日薪五美元之后，到1916年，年利润就达到六千万美元。
　　有些说禅道佛的中国人，喜欢在口头上谈“舍得”的道理，他们知道只有“舍”，才能有“得”，但中国人却是世界上最舍不得的民族，他们对权柄、对财富、对女色、对子女、对种种的肉欲享受……，都舍不得。热衷谈论“舍得”的人，总是在内心希望别人“舍”，他们自己“得”。
　　中国人聪明吗？中国人智慧吗？


日期：2008-11-9　18:20:10

　　我们再回头到志强厂。也许有人会说，志强厂的电话机，不过是个夕阳产业，日子难熬是应该的。
　　好，那么我们说说手机行业。
　　仅仅在六七年前，中国的大型通信企业、家电生产商还在权衡：自己是否有技术、有实力上手机项目。一个手机生产许可证，在当时还相当金贵，这总不算夕阳产业了。
　　而才到2008年，娇贵的白雪公主眨眼就变成扫地的灰姑娘，仅深圳的“山寨机”从业人员就有20万，年产值400亿。在华强北，任何一家电子配件市场都能买齐所有的配件，只要一台简易的焊机，就能回家做成新颖时尚的多功能手机，批发价才200元左右。
　　上万家企业，数千名像李志强那样的商人在全力打拼，使整个手机产业傻瓜化。但同时，也使它像萝卜白菜一样无利润化。
　　中国人让一个行业无利润化的能力，确实是惊人的。而这种能力所依托的，就是中国数千年来养成的竞底思维和传统。
　　也许还有人坚持：电话机、手机这些终端产品，很难保持技术壁垒，整个产业被轻而易举地傻瓜化，也是很正常的。既然傻瓜化了，自然不会有丰厚的利润。

　　那么我们再来看中国高科技行业的旗帜——深圳华为。
　　谁也不会否认，华为是处于朝阳产业中的高科技公司，正因为它是成长最迅速、发展最平稳的璀璨明星，本书将以华为作为主要案例，来说明中国人的竞底战略。一个合理的逻辑是：如果华为这样的公司都竞底，其他公司还能不竞底吗？
　　2007年的华为年报显示，该年实际销售收入125.6亿美元，净利润6.74亿美元，利润率仅为5%。也就是说，如果华为的总裁任正非的铁腕稍微松一松，华为很可能滑入亏损的境地。
　　那么如果任正非也象李志强一样，拼命控制成本，能否从庞大的销售收入中，再挤几个亿人民币的利润出来呢？
　　实际上，任正非是比李志强更能控制成本的人，他有一套独特的“拧毛巾哲学”，这套哲学和他倡导的压强原则、狼性生存原则是一脉相承的。华为的成功，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任正非的“拧毛巾哲学”，也就是本书标题“竞底战略”的高超运用。在本书中，我们将展现任正非是何等出色的竞底高手，因此华为才有今日的成功。
　　任正非这样阐述他的“拧毛巾哲学”：“绞杀战是什么呢？就如拧毛巾，只要拧出水来，就说明还有竞争空间；毛巾拧断了，企业也完了；只有毛巾拧干了，毛巾还不断，这才是最佳状态。”

　　华为在2008年中国电信C网100多亿的设备采购招标中，报价6亿多，就是竞底色彩极浓的“拧毛巾”，业界估计这次华为不仅不能从毛巾里拧出“水”来，还要亏损数十亿。但为了弥补先前判断的失误，华为也只有这样把自己打到底线了。
　　“毛巾”拧得太厉害，就会接近底线。近来频频发生的员工自杀、猝死事件，显示出华为这条“毛巾”已出现了纤维撕裂的迹象，如果再拧下去，很可能会发生重大断裂。因此，即使是任正非那样的竞底高手，如果沿用以往的战略，也很难把华为的成本再压下去，把利润率再提高零点几个百分点。
　　深圳企业家们的困扰，其实也是所有中国民营企业家面临的难题，深圳不如上海，有国家钦定的上海汽车、宝山钢铁、陆家嘴、大飞机等垄断性项目的支撑，因此更反映了中国经济的现实状况。深圳的数千亿GDP都是靠志强厂、华为这些民营企业支撑的，他们才是中华民族崛起的产业希望，而国营企业终归是历史的过渡形态。
　　因此本书的重点将放在民营企业身上，也附带论证了一下：为何国营企业是过渡形态。
　　看过微观个案的分析，让我们再看看宏观的层面：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迅速腾飞，GDP的增长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尤其在深圳，印象中的GDP增长从来没有低于15%。有如此骄人的成绩，民众的安居乐业，实在太应该理所当然了。
　　但实际上，整个社会的满意度又的确太过低下，四处频发的群体事件就是信号之一。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先暂时搁置从宏观的角度来分析，只解剖志强厂的个案：

　　上世纪90年代初，志强厂的女操作工（俗称打工妹）平均每天工作10小时，每个月休息两天，工资按岗位不同和熟练程度不同，大约为200-250元。那时，工业区最便宜的快餐是1元一份，里面有一个煎蛋或一点碎肉（当然，那些碎肉大多是来路不明的冷冻肉），外加一点素菜。
　　到2008年，同样条件下的工人收入，大约为900-1000元，但同样的快餐，也涨到了3元，如果再加上房租、水电、交通费的增长，18年来，打工妹们的实际收入基本没有变化！
　　当然不能说，这是志强厂个别现象，因为人是“会走动的资产”，任何地方出价高，她们就会往高处走，志强厂的情况，只能说是一种普遍现象。
　　中国人聪明吗？中国人智慧吗？
　　写到这里，我眼前出现了大群大群穿着灰色或蓝色工衣、身材不高、面目模糊的打工妹们，繁忙的工作没有压抑住她们青春的活力，即使在午休出来吃饭的时候，她们也会偶尔嬉笑打闹一下，寻找一点难得的欢乐。

　　如果说中国正在和世界各国如印度、越南、墨西哥等，展开一场没有硝烟的产业战争，那么这些穿着蓝色或灰色工衣的打工妹，就像前沿阵地上鏖战的步兵一样，她们付出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努力，却没有享受到值得一提的成果。
　　古人云：一将无能，累死千军。这话用在这群“步兵”头上，也许并不为过。
　　那么这个“将”到底是谁呢？是他们的老板李志强吗？
　　李志强不努力吗？非也！李志强不能干吗？非也！
　　那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也许又有人说，这只是某个行业、某个时段、某个地区的微观的特殊现象，不能说明问题。
　　那让我们做一个宏观的横向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