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逼我离家来深圳（1）
　　86年的初春，湘中地区气温仍旧很低，可我的情绪更低。虽从独木桥挤了过去，可毕业分的工作在一个远离城市的山包上(到小镇要30分钟、到县城、当时县城与市在一起、骑自行车要70分钟)。别说看MM，就是看到母蟑螂都很希奇。一份报纸除了接见外宾、评论员文章、政治、就是某某讲话、再不就是某某领导检查、视野某地。一本杂志从早班、中班、晚班、从星期一、到周末、传来传去。

　　虽然当时的红本子很吃香，可本人的“成份”不好(地主‘外公当年有200多亩地’、资本家‘爷爷在一个现在的地级市内有16间铺面’、国民党‘老爸是国民党宪兵总队湖南支队的少校’、反革命‘毛选四卷老爸用来包烟让姑父看见告了’、如果经历过当时那年代的人，就会知道这么多的“好事”全让我摊上了。也就能想象得出我家会是什么环境)。

　　用一句在我八岁时，生产队一个有5个丫头的妈妈话来证明。大人笑话我看上了她家的三丫头。她指着我说。“我就是一个晚上生一个女儿，也不嫁给他们家”。现在三十二年过去了，她当时的表情仍旧时时浮现在我眼前。而且次次一想起来我就全身鸡皮。
　　工作了，可姐姐早就嫁了。姐姐是48年出生。哥哥55年出生。到76因为娶不到老婆娶，后多方托人介绍娶了一个湘北的水乡姑娘。在77年时，我全家当时负债就高达3000多元。而全家当时的全部家当也不值当时的币值300元。
　　可想而知我的学费有多难要到。初中之前，两个母鸡生的蛋就是我的学费、纸、笔、费来源。爸爸自从在厦门被红四军包围收编后就不肯干活。要不是妈妈看的紧。爸爸早死了一千次了。也不会有我哥、我来到这世界。
　　家里没有劳动力，哥哥就要支持一个根本不像家的家。妈妈成了一个争工分的机器。天天是天不亮就出工、很晚才回来。一直到我初中时。我没有吃过一餐晚饭是在有光线的时候。
　　每年、年三十、年初一也都是如此。因为我们家不需要去给人拜年。所以生产队会叫我全家去看晒谷场、养猪场。这种轻松活计不到过年我们家是摊不上的。而且过年给的工分也高。所以我全家都乐意争工分。
　　不要拜年是因为我奶奶50年就自杀了。爷爷挨到了我出生的当年也逝世。外公让“人民公社”在“三反五反”时就“专政”了。(因为田地太多要枪毙)。外婆不想外公在天国寂寞，外公升天的当晚也跳了池塘。几个姨妈都是好不容易才嫁了死了妻子的“红五类”，不敢来看我妈。姑姑一直到三十多岁才嫁了一个死了妻子的大队支书。姑父家是五代“又红又专”的“贫下中农”。更不会来看我们家了。我小叔叔一肚子诗、词、曲、赋。可就是娶不到老婆。至今还是一个人。因娶不到老婆，小叔远走江西帮人扛竹子。所以别人家都在过年的时候。我们全家只有上坟的份。

　　在我不到5岁时，家里没有人看着我。爸爸是除了睡觉就不管事的。妈妈只好送了一个老师十个鸡蛋。将我关进了“小学校门内”。毛的语录、“金顺华”“欧阳海”日记开始了我的学生生涯。
　　在小学，我成了老师的活教材，如果教到黄世仁、南霸天、刘文彩、国民党、地主、反革命“如何、如何欺压老白姓”时，就会叫我站到讲台前面。最少要站一节课。最长时间我站过一个上午“三节课”。
　　每次深夜开批斗大会时。(农村白天要干农活、学校上课，所以每次政治运动来了，大批斗会都在深夜，在学校的操场上。晚上农村人没有事可做，生产队又记工分。所以到的人特别多)。我爸是必到的对象之一。而我就必须站到学生的最前面。在山呼打倒我老爸时。我不举手一同叫打倒，后面的同学就会踢我的屁股。这样的学生生活我挨了4年。

　　到了72年之后。运动少了。我才能安生的读一点书，我的成绩也就从四年级开始追了上来。也是老爸的一句话与老妈的老黄牛生活方式。让我发狠、拼命的学。不管老师，同学如何看。我只有读书这一条路了。
　　穷人家的孩子懂事早。老爸的原话是：“我们家族的未来只有靠你了。我不行了。你哥更不行了。如果你还认我这个爸，如果我死了，你还有脸来我的坟前烧‘一柱香’。如果你还想有钱给我烧‘一柱香’。你就给我认真读书。否则。你可以不读书了。去争工分”。
　　当时“一扎香”(不知有多少根)要5个鸡蛋。还得偷偷的去买。因为“香”是四旧的产物。当年有一个运动好像是叫“破四旧、立四新”。只是记忆，具体我说不清了。但破四旧、立四新是肯定的。砸古庙、砸祠堂、烧文物、毁菩萨就是那年代。
　　我不是为了能给我爸爸在死后烧香、也不是为了有钱去买香烧。当时我很看不起我爸爸。我是为了不干农活。抢早、插晚、修河、修公路我是真的怕。一来是我懒惰，二来是真的累。让我发狠读书的另一个原因是。我的家族沉沦了。我有责任为一个家族的兴、衰努力。
　　我对我爸的看法改变是在我读初中一年级时。当时我13岁不到。妈倾全家的的余钱19大元。让爸爸带我去市内看我爷爷当时拥有的16间铺面。那16间铺面的雄伟大与宽大，给我的第一感觉是我爷爷的气魄与能力。第二感觉是我家当时的可怜与凋怜。第三感觉是人生的落差与悲哀。

　　我看着50多岁老爸那无声的泪。看着那进进出出的男女、看着与我同年龄在欢奔乱跳小孩。说真的，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想杀人，想杀死所有住在我爷爷铺面里的人。那是我们家的，那其中有属于我的一份。可我连走进去的权利都没有。一个5分钱1两粮票的烧饼，支持着一个13岁的男孩与父亲在那街对面站了一整天。
　　当星星满天之时，爸爸拖着我向回走。父子俩走到天快亮了才到家。可我不觉得累。一个人站在我家门前的池塘边上。我人生第一次发出了嚎叫。那叫声我相信能传出十里。我爸爸妈妈站得远远的，看不清他、她们的脸，但我知道，他、她们都哭了。
　　从那一天起，我不需要有人叫我读书，更不需要老师叫。下课了。同学们都去玩，只有我。一个人在做练习。并且是多数的练习都重复做两次。放学的路上，我要去采棕树子、黄枝子。1公斤晒干了的棕树子能卖1角钱、1公斤晒干了的黄枝子能卖2角5分。
　　我上学的路都是从山边走。路边上有很多棕树，山上面有很多黄枝子。我上学带有砍刀，留意到有棕树子时，将砍刀埋藏好。放学就砍了背回去晒干。星期天担着去收购站卖。再到镇新华书店换回来图书。上甘岭、青松岭、杨子荣、江姐、刘湖兰、红湖赤卫队、闪闪的红星、等图书当时都只有8分、1角2分钱左右。我两周一盘都能换回来10本左右的图书。

　　换回来的图书我用磷肥袋子纸包好。(现在叫牛皮纸)。写上名字、编上号码用建房子的土砖压着。上学时带到学校“租给”同学看。看1本1分钱。看5本3分钱。当时图书是仅有的课外读物。老师有时也借了看，只不过没有钱给。最多是换来女老师中午吃剩的几块肥肉。这足以让全体同学为之羡慕。(因为离家很远，中午饭都是带到学校，学校帮加热再吃)。

　　有了老师的参入，我的图书“租借”很成功。连霸王生也不敢不给我“租金”。到我初二。我的学费就不再靠母鸡生蛋了。能自足还有余钱给我妈买上半斤猪肉。当时供应的猪肉7角7分一斤。议价猪肉9角5分一斤，每次我最多也只是买半斤猪肉。
　　我现回想起来，主要是当时的读物少，加上中午午睡时间长，长达80分钟。老师们有时不午睡。没有东西看。只好向我“租书”。加上我的成绩好。数学全年级第一、二。从没有到过第三。其它课都在年级的前十名。
　　到高中，住校了，没有办法赚钱。在初中时积累的200多本图书。成了我生存的基础。可没有新书增添，很快我就两手空空。靠家里接济生活费。这时我的嫂子过来了，妈妈也快50了。再也帮不上我什么。向哥哥要钱，无异于与虎谋皮。我再度依靠母鸡生蛋才能活下去。可我知读书的意愿更强，常常是一包“榨菜头”对付一个星期。(榨菜头是妈妈做的)。

　　是“榨菜头”“母鸡”送我挤过了独木桥。是母亲的双手送我过了河。所以我至今也不敢吃鸡肉、鸡翅、鸡腿。
　　贫穷逼我离家来深圳（2）
　　是我的母亲那粗糙的双手将我推过了河。更是我爸爸那一把老泪，让我知道了我的责任重大。
　　当收到录取通知书时，我第一个去的地方是我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坟墓。第二个的地方是我爷爷那16间铺位。其它的人都不知道我录取了。
　　在离家时，我们一家人(多了一个姐夫外、小外孙、小侄子)坐在了一起，那一餐是我家当时最奢侈的。有5角钱的猪肉、一条我姐夫(当时是小学老师)从他学生家里借来的鱼、我妈还杀了一个公鸡。鸡肉一块我也没有敢动。我怕我后面几年还要仍靠母鸡生蛋才能活下去。我不能忘了是鸡蛋将我送出了农村。
　　当我提着被子、几件衣服离开家时。我第二次站在那池塘边上嚎叫了。因为上午，那叫声召来了整个生产队的眼光。同时也将我的小侄子吓哭了。但没有一个人走近我和走近我家。当我站在山顶上回头看我那“家”时。我发出人生的第三次嚎叫。我想我那叫声一定比沙漠中的狼嚎还要凄凉。因为山周边的几个生产队的人都跑了出来。

　　84当我毕业分回去再次见到我妈妈时，她告诫我，今后别再嚎叫了，很吓人。
　　刚上班，我背负着振兴我家族的豪情，决定在单位要混出个人模狗样来。但决不是为了报效祖国，是为了让我的父母能在人前抬得起头。我开始告诫自己，要拿出在农村做农活的劲，做好工作。
　　上班的第三天，我就发现我错了。因为没有人当我一回事，当时的邮政局(现在应该说是电讯局)跟本就不在乎我。没有一个部门肯要我。一直到第五天，总算是将我“高就”到了那山头上的交换机站。(为了备战，当时的交换机站多数建在山里)。
　　到交换机站，接待我的是从山下到山上满山的蚂蚁。和一直到晚饭才睡醒的“站长”。后来我才知道，因为我有“红本子”，我的工资没法定。最后给我定的工资居然比“站长”高了2元8角。这下可好了。我人没有到，站长就知道了。我居然比他这“老革命”(在交换机站干了16年)一个月多了3.5斤猪肉。
　　在我工作之余，因为我还需要“接受再教育”，因为我“大有作为”，因为我年轻、因为要培养专业技术人员。所以我要为站长每天打扫他的房间、办公台、从山顶上担粪、肥、山底下担水浇他在半山腰偷种的十多块“自留”菜地。
　　同时也因为我的工作“出色”，在我工作的第二个月，我就分配到了一个只有三只脚(另一只脚与对面办公台用一块木板固定在一起)的办公台上的一个抽屉。我拿到我人生的“第一把锁匙”。当时站里共19个同事。有抽屉的只有8个。我是第9个。也就是说我的“钞票”“粮票”有了一个“安全的地方”。

　　每到轮班我就会回家去，不是为了去看父母，而是要去砍棕树子、摘黄枝子。我当时是站里最高收入者。一个月52。75元，加上补助。我能拿到63元左右(视晚班多少而定)。
　　可我家里仍欠账高达2000多元。在上海读书的三年里，我没有回过一次家，不是不想家，是没有路费。我得利用假期将生活费赚回来，帮人补习成了我的专利，当时的学风比现在好多了。帮人补习的钱虽不多，可学生听话。也用功。这期间我还给我妈妈寄过三次钱。最多的一次是100元整。
　　在我读书期间，我哥、嫂与我、父母分家了。因为我读书最多，所以我要负担全部债务。我妈在家养猪、鸡、争工分还帮我还了800多元债。(因为我爸爸在我录取后也开始帮我妈做一些家务事)。但我寄给我妈妈的三次共230元钱。在我回家的当天，我妈妈就交给了我。
　　轮体的时间是两个白天，一个晚上。我能砍到100多公斤棕树子。最多的一次我砍了不下300公斤棕树子。交给爸爸帮手晒干。下次轮休我就是送到收购站去。换回来我急需要的书。(不是想做什么学问，是那山包上的时间没有办法打发)。我从杂志、名著、历史、到收藏知识类的书，只要我寻得到我就看。
　　因为我去新华书店次数多了，一个阿姨发现我爱看书，又经常只能买便宜的书看，就好心的介绍我。她有一个侄女在市图书馆。可办借书证。当时要办一个借书证。要单位的证明。我为了办到借书证，我开始了我人生第一次行贿。行贿的东西是一条我家门前池塘里的草鱼。是我偷偷钓的。有三斤多重。为了钓到一条大一点的鱼，又不被生产队发现，我用了三个轮休机会。钓到了第二天我就去行贿了。

　　情况不错，我的鱼送到，小姑娘就帮我办了一个借书证。只不过不是我的名字。是用她爸爸的名字办的。(这小姑娘也是我人生第一个最感激的人)。虽然后来没有能成为我的LP。可我仍旧常常想起她。
　　有了书，上班的时间就好打发了。因为交换站基本没有事可做。天天只是对着那几台“高、精、尖”的电子管。抹抹灰、尘之外。基本上不要动它。
　　一年的时间转眼就过了，男人到了二十二开始思春。周围的媒婆比我还急。介绍的对象一个比一个漂亮。可当她们一到我家坐坐后。就再也没有了消息。听媒婆说。是因为我家的“成份”与“经济”实力“超群”。加上我的老爸不肯干活。所以姑娘们“爱莫能助”。
　　要想寻一个好姑娘，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单位分到了房子。在市内结婚。山上面是不会有人跟着去数星星看月亮的。乡下的月亮、星星比山上面的还清晰。不想看了最少还能听到几声狗叫人嚎。
　　其实当时我并不急，因为我看上了图书馆那位。所以有空就跑图书馆。

　　在85年的3月18号，(因为一个日子是我的生日、也是我人生的第一次、所以记忆特深)我对姑娘表示出来我的意思时。她的回答让我从头顶凉到脚底窝。她在五一就要结婚了。爱人是财政局局长的公子。在检察院工作。
　　五一节我去喝了我人生喝的第一次喜酒(以前我是从来不肯去参入的，一是没钱、二是没有人请、三是怕丢脸、四是不想让人害怕我)。实在是苦酒。但我必须去，毕竟她帮了我。我送她的是一个影集外加30大元。在当时出手这么大方可能只有我一个。所以她后来帮我多办了一个借书证。是他爱人的名字。
　　五一之后。我开始有计划的与媒婆联系，(因为我知道没有人能生两个女儿、最少第二个晚上不会再生)。同时开始与单位领导交往。因为我知道，我要是想找到“爱人”。我必须先有房子。一个单间是我的理想。
　　几次跑下来。我绝望了。原因很简单，单位等着房子结婚的人有67个。其中最小年龄的都比我大三岁。都到了法定结婚年龄。也就是说，我要到三年之后才有“资格”去排队。领导还“语重心长”的对我说，不要有了一个“红本子”就有了优越感。老同志为单位做出的贡献比你多得多。你要顾全大局。
　　为了“大局”。我对媒婆说近期不必再麻烦了。如果有人愿意在我这“大厦”与我结婚，我将终生对她“府首贴耳”。一个月、三个月、半年过去了。没有人愿意让我一生对她“府首贴耳”。

　　我知道，红本子并不能改变我的一生。穷字不是一个“本子”能改变得了的。只有存款“本子”才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我不能重踏我哥哥的复重辙。我得努力改变我的生活。不为了自己，也为了爹娘。
　　在工作之余。我开始了抓青蛙、鳝鱼、砍棕树子、挖中草药。每个双休我都能弄上十块八块的。到86年的春节，加上妈妈、爸爸的努力。我还清了债。还留了200多块钱。我家也第一次过年不要去看养猪场、晒谷场。
　　贫穷逼我离家来深圳（3）
　　不看养猪场、晒谷场只能一时，不能一世。想在单位分到房子难上于青天，而我家里是没有潜力可挖了。我的路似乎绝了！

　　我不能死，因为爹娘都在。可活下去又能怎样？生与死之间。我没有死的权利。更不情愿一死了之。在当时，比我差的人不是没有，还很多。
　　想活就得变，如何变，成了我天天思考的一个问题。
　　而这个问题只有不到十天我寻到了答案。这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我那“山包子”的下面，有三户人家，其中有一户张姓的儿子在沙头角当兵，春节刚好回去探亲。又刚好与我聊得来。
　　他的一次无意之谈，让我茅塞“大开”。他说，在他巡逻的边境线上，经常有人逃去香港。过去几年就有身份证。他看到回来大陆来过年过节的香港人个个都很有钱。
　　不是香港吸引了我，因为我根本不知道香港到底多有钱。但钱字对我的吸引力太大了。第二天我就有意去寻他，问他逃香港是不是很难。他看了我半天，说。不难。说说也不怕，你又不可能逃去香港。

　　因为他认为我当时的工作、收入是很好了。所以他神侃了一下午。而我也第一次知道了沙头角过去就是香港。知道深圳、罗湖、莲塘、知道香港人很有钱。很好赚钱。
　　但有一点让我迟疑了，他说，逃去香港的人一旦抓住了，只要坐牢。让人发现叫站住，没有停下来的，巡逻兵可开枪。坐牢没有什么，死都不怕。可真是让人开枪打死了，就不值得了。
　　有了变的机会，我岂能放过。几天之后，他要回部队。来看我，我们又聊了一通。这时我又知道莲塘最近香港。从长岭到沙头角方向最多人逃过去。白天巡逻的人少，傍晚巡逻的人反而多。我也知道了进深圳需要办边防证。否则连深圳都进不了。
　　我特意问小张，到深圳的路费、时间。如何坐车。他当时跟本就没有在意我顺的意义。都详细的说了。还告诉我，要是真的去深圳，没有边防证可请人带进去。在广州火车站对面有一个宾馆，有中巴车去深圳，中巴车就可代办边防证。他的这一细节让我省了很多麻烦。
　　他一走，我就开始计划离开单位的事。虽然我一直在准备。可我没有想出对父母说要出门的理由。自从上班单位就没有叫我出差过，突然要外出，根本寻不出一个合适的借口。

　　心里更不愿意抛下父母不管不顾。可家里的生活与单位的现实，当时我判断，几年内我根本没有出头的机会。也就是说，我的青春必然是混过去。别说是结婚，就是供养正一天一天老了的父母我也无能为力。
　　可我又不愿意在山包子上呆下去。时间就越来越难打发了。别说是工作，就是坐起来都没有心情。在床上呆了两天，终于让我想出了两一其美的办法。请病假，单位的人多。为了多赚一点钱，谁都愿意替人顶班。别说是顶一天，就是二十天，只要有人顶班，站长是决不会过问的。
　　86年3月18号。这天是我的生日，我准备好了一切。回去看了父母，吃了一碗面。我就去了我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坟上，规规矩矩的叩了九个头。在三座坟前(我爷爷奶奶合藏)，我大声的说了出来，我肩上的责任太重，如果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你们在天有灵，就保佑我此去顺利，如果我还能回来，我一定会带上香火。现在这半生不死的德性，每次上坟，连香火我都烧不起。当天晚上去了我姐姐家。第二天我又弯回家里，帮父母做了一会事。

　　出门时，我没有敢回头看父母，到了家对面的岭上。我跪了下去，对着我的家门，(它虽不像一个家)。可它毕竟是我生长的地方。我一连叩了无数个头。我没有敢再嚎叫，心里在告诉自己，此一去将不知何时再会再回来。父母。别怪我，儿不孝，但只要我没有死，不久我就一定要我衣锦还乡。
　　在回山包子的路上，我不停的告诫自己，逃不出不去就不去。十天为期。不行就回来，决不能死在外面。
　　在山包子上，我给我父母、哥哥、姐姐留了一份信。很短。告诉他们我走了，目的地是香港。如果三个月内没有我的信。那我一定是死了，何处青山不埋人？赡养父母的责任就拜托哥哥、姐姐了。就当爸爸妈妈没有生我。
　　我将当时我的工资与积蓄都翻了出来。共计有383。57元。我带了350元。余下的我用信纸包好与我的信一同放在我的“抽屉”里。当时让几个同事安排顶我的班。我故意安排了二十天，当时我还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86年3月20日上午9点。我只提着一个包，两件衣服，一件背心，口袋里350大元。离开了山包子。
　　当我踏上火车时，我哭了。因为此一去，不知是否还能回来。但当火车起动。我就止住了泪水。因为我没有再后悔的机会。路——已经开始！生死我都必须走下去！
　　深圳我来了！！
　　题外话：
　　回忆是一件非痛苦的事！它让我激动，让我彻夜难眠，更让我自责。因为人生的路上，当回想起来，我会发现有很多的机会差过了，在很多次人生十字路口选择错了方向，走了无数的弯路。当我回忆发现因为我的选择错误导致我坎坷、失意我会不停的假设。认为如果……如果……
　　其实根本不必后悔，因为我走错、选错。我才能更深的体会人生。假设根本就不能成立。人生路——不是实验室。实验可先假设——不对再重来。人生路。没有重来的机会！！
　　所以我常对我认为值得交往的弟弟、妹妹谈我的坎坷人生。目地只希望看到、听到的弟弟、妹妹少走弯贰?从我的身上吸取教训。一生顺利。

　　进入主题。
　　1986年3月21日上午10点我到达广州车站，按小张说的，我顺利的坐上了中巴，直截了当的问司机，能不能将我带进深圳。司机的答复是肯定的，没有边防证的人，每人收费50元。证是集体证，进关之后就失效。
　　我没有犹豫，命运也不可能给我犹豫的机会了。生死路就在眼前，只有走下去。
　　到南头检查站是21日下午1。15点。(当时只有广深公路，但路上的车很少)司机办证只用了不到10分钟。一车人就顺利的过了关，这一点我一直很庆幸，来的路上很顺利。
　　下午2。30分我踏上了深圳的土地。地点在燕怡小学(现在地王位置、当时有一棵大榕树从学校的围墙内伸出来，当天的天气很好，阳光明媚)。我一下车，就看到了燕怡小学围墙上贴满了招工广告。
　　我当时那兴奋别提了。但我的目的地是香港，只是草草的记下了两个招家教的电话，我就开始打听到莲塘的车。

　　3路车将我送到了东门、5路车将我送到了长岭，按公安的话说，我要去踩点。当五路车开动时，我看到了深圳满地都在建楼，向怡景花园、现在电视台方向，到处都是建筑工点。过了黄贝岭站，我已经告诉自己，如果过不去，在深圳停下来，也决不会饿死我。
　　我心花怒放，告诉自己不会死了，一个满地建筑的城市，决不可能没有我立足的地方。
　　车到长岭站，我看到了香港的山水，两道铁丝网阻隔了我的去路，从长岭站下来，我沿着公路向前走，看到了现在“隧道口”有一个中队的武警。当时刚好对面有香港警察巡逻过来，我知道，此时此刻不可能有机会逃过去了。只能先停下来。没有必要去送死。
　　我不想去寻小张，因为小张会时常写信回家，只要透露了一点风声，我的后路就没有了。单位是不可能迁就我的，因为我没有能力值得单位迁就。
　　5点钟，我从5路车返回了市内。转3路车直奔燕怡小学的围墙。我抄下了十多个地址，第一个去的是德兴大厦的十二楼。去应聘家教，这是我在上海最拿手的一个“行业”。也是我的谋生技能。当我敲开门，男主人第一句是，我家不请男老师。你要是有女同学可介绍给我们。
　　没有放弃，转身我去了金城大厦，得到的答复是一样的，两家请家教的连我的“红本子”都没有看，仅仅因为我是男的，我就没有机会。但我从这两家主人口中打听出了家教的收入。每晚补两个小时，工资是400元。我想我只要寻一家家教我就比在单位上班，要强出了8倍。白天我还可以做其它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