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0-5-17 20:34:00

　　二十四史沉思录
　　（《史记》五帝三代卷）
　　天行健
　　序篇
　　（壹）话说二十四史

　　拉一个清单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传承源远流长。在世界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的文化传承没有中断，一直延续至今。在文化典籍方面，尽管在漫长的岁月中屡遭劫难（如秦始皇焚书、历代毁于战火），但劫后幸存的典籍仍然浩如烟海，你就是活上一千岁也不能通读。从唐朝以后，图书分为经（儒家经典）、史（史学著作）、子（诸子百家之书）、集（个人文集、专著）四部，也就是四大类，其中的史书就很多。有一套大书最为璀灿夺目，那就是二十四史。

　　这是二十四部史书合在一起的统称。现将每部书的书名，成书朝代及作者，在下面拉一个清单。
　　1．《史记》西汉司马迁
　　2．《汉书》东汉班固
　　3．《后汉书》南朝宋范晔
　　4．《三国志》晋陈寿

　　5．《晋书》唐房玄龄等
　　6．《宋书》南朝梁沈约
　　7．《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
　　8．《梁书》唐姚思廉
　　9．《陈书》唐姚思廉

　　10．《魏书》北齐魏收
　　11．《北齐书》唐李百药
　　12．《周书》唐令狐德棻
　　13．《隋书》唐魏征等
　　14．《南史》唐李延寿

　　15．《北史》唐李延寿
　　16．《旧唐书》后晋刘昫
　　17．《新唐书》宋宋祁、欧阳修等
　　18．《旧五代史》宋薛居正
　　19．《新五代史》宋欧阳修
　　20．《宋史》元脱脱等

　　21．《辽史》元脱脱等
　　22．《金史》元脱脱等
　　23．《元史》明宋廉、王祎
　　24．《明史》清张廷玉等
　　什么是“正史”？
　　中国古代史书的体例，大体上可以分为：

　　编年体：把历史过程按照年代的顺序编排起来。如《春秋》、《资治通鉴》、等。
　　纪事本末体：以某一历史事件为中心，记其本末始终，如《左传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等。
　　典制体：典章制度的专史，如《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
　　纪传体：这种体例创始于司马迁的《史记》，例目分为“本纪”或“纪”（帝王的编年史），“世家”（记诸侯的传袭，为《史记》独有），“列传”（或“传”，人物传记），“书”（或“志”，记典章制度），表（年表，世系表等）。二十四史是纪传体史书。
　　到了唐朝，把官修（或私修，经过皇帝批准的）纪传体史书列为“正史”，以区别于其它体例的史书和民间的野史。清乾隆年间，进一步确定《史记》至《明史》二十四部纪传体史书，也就是二十四史为“正史”，凡不经皇帝批准的不许列入。这就正式确定了二十四史的“正史”的地位。

　　民国九年（1920），柯绍忞（mín）所撰的《新元史》脱稿。民国十年（1921），北洋军阀的大总统徐世昌将此书批准为“正史”，合称二十五史。后来又有人把1929年发行问世的《清史稿》列为“正史”，拿掉《新元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近年出版的二十五史，就是这种版本。也有人把二十四史和《新元史》、《清史稿》合称二十六史。

　　按照乾隆时期的标准，《清史稿》并没有经过国家批准，是不能列入“正史”的。何况《清史稿》是由清朝的遗老遗少所编写，观点反动，美化清朝，诬蔑辛亥革命。国民党当局以及当时的文化界对它一直采取抵制的态度，打算全面修改，因为抗战爆发，国府迁都而作罢。不过，时至今日，我们只是把《清史稿》作为史料而批判地使用，至于是否“钦定”的问题，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其实，那些没有被列入“正史”的史书，如《左传》、《资治通鉴》等，在史学上的价值也不比“正史”差，我们是不应当因为它们不是“正史”而加以歧视的。但话又说回来，作为“正史”的二十四史，毕竟取材广泛，史料丰富，它在史学上的重要地位，是任何史书也不能取代的。

　　庞大的史学工程
　　若问二十四史是多么大的一套书，请看下面的数据：
　　共3229卷（或3249卷）①
　　共约4000万字。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有人算了一下：其字数等于40部《红楼梦》，或60部《三国演义》。

　　有人在网上发帖询问网友：读一遍二十四史需要多长时间？
　　答曰：“至少需要十年。”
　　答曰：“要读到头发白了。”
　　答曰：“一遍读罢头飞雪。”
　　这反映了现代人已经不习惯坐下来读书，对大部头的书望而生畏的心理状态。其实，只要利用业余的时间静下来阅读，锲而不舍，每天读两卷（约两万多字），一年下来就是730卷，五年下来就可读完了。当然，这也不太容易，现代的70后、80后、90后，是很难坚持的。

　　过去是否有人通读过二十四史呢？有的。据人们所知：史学大师吕思勉（1884-1957），陈寅恪（1890-1969）；国学大师钱穆（1895-1990）；毛泽东主席；当代台湾学者李敖等等，都通读过二十四史。其中吕思勉读过三遍，毛主席和李敖也不止读了一遍。这些人发奋读书的毅力，实在值得我们钦佩！
　　总之，不管怎么说，二十四史确实是一套大部头的书。
　　二十四史是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步完成的。其写作的时间，从司马迁在西汉写《史记》，到清乾隆年间设馆修《明史》，花费了大约1800年。如果再算上《清史稿》，那就是2000年左右。在这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先人给我们留下了这么丰富的文化遗产，建造了这么庞大的史学工程，实在值得我们中华儿女自豪！全世界的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包括那些文明古国在内，在这方面，哪一个能和我们相比？

　　二十四史是世界史学史上的奇迹！
　　是绝无仅有的文化现象！

日期：2010-05-18　23:03:14

　　二十四史有什么价值？
　　首先，它是史料的宝库。从史学的角度看，尽管我国传世的史书和其它文化典籍浩如烟海，但二十四史毕竟是最丰富、最有系统性、连续性的史学宝库。只要是一套书在手，从黄帝到明朝，四千多年的历史过程，都会跃然纸上，有始有终，首尾相接。可以这样说：有志于学习中国历史的人，不读二十四史（通读、选读、精读），是无从谈起的。

　　其次，它不仅是史料的宝库，还是我国古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它把古代的经济、政治、礼制、军事、法制、科技、天文、地理、宗教、道德、文化、艺术、民俗，乃至古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社会各阶层，包括皇帝、后妃、诸侯、将相、官吏、外戚、宦官、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诗人、作家、艺术家、音乐家、地主、农奴、奴婢、自耕农、商贾、工匠、士兵、游侠、刺客、卜者、术士、倡优（演员）、和尚、道士、妇女、儿童、隐者……作了全方位、大视角、多层面、立体化的反映；对少数民族和外国（朝鲜、日本、越南、缅甸……）的情况，也有专门的篇幅来记述。因而阅读此书可以开拓我们的视野，丰富我们的知识；它同时也是百科知识的总汇和各种专史的资料来源。

　　第三，二十四史中的各种史书，不是单纯地记述历史过程和人物的活动，而是每个历史学家都有自己的“史识”，也就是历史观点，是非标准。尽管由于他们和我们所处的时代不同，他们的有些观点，在今天看来是迂腐的、落后的，但其中也不乏真知灼见，会对我们有所启迪。我们应该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他们的历史观点，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进而树立新的历史观点。历史是一条长河，后浪催前浪，奔流不息。在奔流中，有继承、有淘汰、也有更新。作为一种思想文化遗产，前辈史学家们的开创之功，奠基之举，是不可忽视的。

　　①汉书》有100卷、120卷之分，二者只是分卷不同，内容和字数是相同的。由于《汉书》不同的版本分卷不同，所以二十四史的卷数有两种不同的数据，相差20卷。

日期：2010-05-19　21:34:14

　　贰）司马迁和《史记》
　　震惊朝野的李陵投降事件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的夏天，天气闷热，骄阳似火。一队汉军从居延（今甘肃酒泉一带）出发北上，去攻打匈奴。带队的将领是一个健壮魁梧的中年汉子——李陵。
　　李陵（？——公元前74），字少卿。西汉陇西郡成纪（今甘肃秦安）人。是善于骑射的飞将军李广的孙子。可能是由于基因再加上祖传的技艺吧，李陵武艺高强，也非常善射。当时任骑都尉，是统率羽林骑兵的高级军官，相当于现在的师长吧。这年汉武帝派遣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兵北击匈奴，又派李陵带兵为李广利监护辎重（粮草和军用物资），作后勤保障工作。而李陵却自报奋勇，愿率所部直捣匈奴单于①的主力。武帝应允。李陵率五千名弓箭手，主要是步兵，北行三十日，在荒漠中经过艰苦的跋涉，到了浚稽山（在今外蒙）一带扎下营盘，先后与匈奴十多万骑兵交战多日，共杀敌一万多人。但因众寡不敌，在突围中走投无路，最后喊了一声“无面目报陛下”，投降了匈奴。在李陵所统帅的五千人中，最后只有四百人返回了汉境。

　　李陵投降的消息传回长安，朝野上下为之震惊，一时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但这个问题很复杂，不是三言五语能够说清楚的。你说李陵是软骨头吧，他以五千人对十万人，已经做了艰苦卓绝的战斗，共杀敌一万多人。如果那时他在战场上战死了，就不愧是彪炳千秋的英雄。
　　你说他是硬骨头吧，毕竟他在最后关头投降了。出水才见两腿泥。哪有这样的硬骨头？
　　人性，不是固定的标签。好与坏，美与丑，善与恶，烈士与叛徒，英雄与狗熊，往往系于最关键的一念之中。
　　板子应该打在谁的屁股上？
　　古今论者，对于李陵投降事件，在认识上颇有分歧。就是说：谁应该为李陵的投降负责？板子应该打在谁的屁股上？
　　有人认为：李陵投降的责任，主要应该由皇帝汉武帝负责。当李陵到达浚稽山，把军队驻扎下来以后，他当即把路径的山川地形绘成图，派快马送至长安；在与匈奴遭遇后，他又及时地把战况报告给汉武帝，以便汉武帝能够调兵遣将控制全局。但是直到李陵与匈奴血战十余日，辗转千里，汉武帝却一直不发兵相救，使李陵军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奋勇死战，直到把箭射完，走投无路，才被迫投降。

　　又有人认为：李陵投降的责任，主要应该由强弩都尉路博德负责。在李陵率军出征时，汉武帝同时派前伏波将军，强弩校尉路博德带领一支军队在半路负责接应。但路博德却欺骗了汉武帝，没有发过一兵一卒前去接应，造成李陵孤军深入，战败投降的后果。
　　还有人认为：李陵兵败的责任，应该由他个人来承担。本来汉武帝原来的意思是让李陵率兵监护粮草和作战物资，作第二线的后勤保障工作。李陵却逞强好胜，有轻敌思想，主动要求深入匈奴内地，以少击众，直捣其王庭。而且战败不能作为投降的理由。我国历史上有多少英雄人物，在兵败被俘的情况下，不是仍然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没有丧死气节吗？就是与李陵同时代的苏武，由一个使节变成囚徒后，受尽了许多威胁、利诱和折磨，不是始终没有失节背汉吗？

　　李陵投降事件，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为了不偏离主题，我们在这里不想深入探讨。我们着重要谈的是：这件事对一位历史名人的命运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这位历史名人就是被尊为“中国历史之父“的司马迁。

日期：2010-05-20　21:40:07

　　司马迁因言得祸
　　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夏阳县（今陕西韩城）龙门人。龙门地区因山而得名，此山在今陕西韩城北50里。
　　他是汉景帝至武帝时人。生卒年份在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据国学大师王国维（1877—1927）考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卒于武帝最后一年（后元二年，公元前87），享年59岁。而张惟骧考证的结论则是：生于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卒于汉武帝后元元年（公元前88），只活了42岁。（《小双寂庵刊•太史公疑年考》）不过，现代的学者多同意王国维的说法。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是主管“文史星历”的文化官员，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兼国家档案馆长、兼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长、兼国家天文台长。古代官员不像现在这么人浮于事，若拿现在的编制，至少需要八个首长（党政两套），40—60个副首长，还不算党的副职。根据古代的“世卿世禄”制度，就是官员的后代世世任同一官职的接班制度，司马谈逝世之后，司马迁仍然任太史令。

　　且说武帝听到李陵投降的消息非常愤怒，询问群臣，应该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群臣多是看着皇帝的脸色说话和行事的（今天的“做官经”叫作和领导保持一致），谁还敢为李陵辩护呢！只有惯于发表“右派言论”的司马迁站出来说了几句违背领导意图的话：
　　“李陵事奉母亲很孝顺，和士人交往讲究信用，为了国家常常奋不顾身。看他平时的一贯表现颇有国士之风。如今不幸兵败投降。大臣们为了保全自己和妻子，便罗致他的罪名，实在令人痛心！而且李陵率领步卒不满五千，深入千军万马之中，抗击匈奴数万之兵。转战千里。直到箭尽路绝，士卒们还拿空弓，冒着白刃，面向北方，争取杀死敌人。足见李陵能使部下誓死为他效命，即使是古代的名将也不能超过他。他虽然以身陷阵，战败投降，但杀死敌兵之多，其功勋也足以彰明于天下。他所以不死，应该是为了有机会再报答汉朝啊！”

　　司马迁说出了这番话，纯粹是出于公心，并没有半点私情在内。正如后来他在答复一个在狱中的朋友——益州刺史任安的信、就是有名的《报任安书》中说：
　　“我和李陵一同在朝廷中任职，平日并没有什么深交，性格爱好并不相同，没有在一起喝过一杯酒，没有互相畅叙情谊的欢欣。”
　　这时汉武帝正在气头上，怎能听进司马迁的话？反而认为司马迁为李陵开脱，是在诋毁无功而返的贰师将军李广利。于是便把司马迁押到大牢之中，交由廷尉部门（最高法院）审理治罪。

日期：2010-05-21　21:10:58

　　为了史学事业甘受腐刑
　　司马迁在大牢中受尽了非人的折磨，然后被定成了死罪。
　　在古代，仅仅因为在皇帝面前为降将说了几句辩护的话，就被判了死罪，在今天看来，既可以理解，又不可思议。
　　为什么可以理解？一个当官的不会揣摩领导的意图，在今日也是没有好果子吃的，不会拍上级的马屁，你当的什么官？
　　为什么不可思议？判的太重了。在今天，这样的官员不过是不提拔、靠边站、或调离非机要部门而已。看来生在今天讲究“法制”和“人权”的社会，实在比司马迁幸运多了！
　　根据汉代的法律，被定为死罪的人，在两种情况下可以赎免：

　　一是交纳五十万铢钱赎金。
　　二是受腐刑。
　　交赎金，司马迁办不到。根据当时的物价水平，一铢钱的购买力约合今之人民币5角，那么50万铢钱，大约合今之25万元。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家境贫寒，家产不足以自赎，亲朋好友没有人救助，皇帝左右的亲近之人也不替我说一句求情的话。”这可就没辙了。
　　司马迁所任的太史令，是个六品官，比七品芝麻官的县令大一品，今天算是地师级吧。月俸600石，实领70斛粮食，合今2800斤，折成粮价，大约相当于现在的3-4000元（按平常年份的粮价计算）。50万铢钱（约合今25万元），就是司马迁五六年的工资。司马迁家无积蓄，太史机构是一个清水衙门，并没有什么灰色收入。何况司马迁很自律，即或有什么“潜规则”，他也不会介入的，怎么能交得起这笔天价的赎金呢！

　　不能花钱免死，就只剩下受腐刑的一条途径了。
　　腐刑，又名宫刑，阴刑。最初只是“去势”。势，外肾，就是阴囊和睾丸。最初只是割去这一部分，使受刑者失去生殖能力，断子绝孙。后来随着宦官制度的发展，便演变为把阴茎完全割去，以免淫乱后宫。这种刑罚很残酷。据司马迁自己的的描述：受刑时要脱光身子，带上枷锁镣铐，受杖击鞭打，打个半死后再施刑。受刑后要打入蚕室。蚕室，就是生火的暖室，打入蚕室是为了防止伤口感染，创口愈合后才可以出来。

　　任何人受此奇耻大辱，心情都是非常痛苦的，何况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一代名流司马迁，他的自尊心就更强，精神更加敏感呢！他在给任安的信中说：自己受刑之后，“见到狱吏（看守所官员）就以头触地，面对徒隶（狱警）便心惊肉跳不敢喘气。”他又说：
　　“我因为言论遭遇这样的灾祸，深为乡里所耻笑，玷污辱没了祖先，还有什么脸面再去上父母的坟墓呢！即或经过一百代，也只会使污浊的名声越加深重罢了。因此每天回肠九转，在家里恍恍惚惚，好像丢了魂儿，外出则茫然不知要往哪里去。每当想起这种耻辱，未尝不汗流浃背，湿透衣衫。”
　　这实在是大耻辱，大苦闷，大悲哀。
　　司马迁认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所以甘愿接受这种酷刑，忍辱苟活，并不是怕死，只是为了史学事业，只是为了自己的著作《史记》能够最后写成，流传千古，警示后人。他在《答任安书》中说：自己的著作一百三十篇，“还没有脱稿，恰好遇到这场灾祸，痛惜此书没有完成，所以接受极刑而没有怨色。如果我能完成这部著作，把它藏在名山，流传于通都大邑的人群中，那就算偿还了我先前受凌辱的债，即或被千刀万剐，岂能有什么悔恨之情！然而这些只能说给智者听，是难以对凡夫俗子讲的。”

　　司马迁的胸怀是广阔的，思想境界是高尚的。那时著书并没有一文钱的稿费或版税，也不能评什么职称，取得什么专家，博导的头衔，和今天那些专门以敛财为目的的所谓“学者”相比，其境界何止是天壤之别！

日期：2010-05-22　21:23:08

　　苦难是成功之母
　　我们常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其实苦难也是成功之母。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列举了历史上因为苦难而发奋著述的例证说：
　　“古代有钱有势而名字湮没不闻的，不胜枚举，只有气度恢弘的非常之人才能受到称道。西伯文王被囚禁而推演《周易》；孔子处于困境而作《春秋》；屈原被流放而作《离骚》之赋；左丘明眼睛失明著成《国语》；孙子（孙膑）受了膑刑（挖去膝盖骨）修成《兵法》；吕不韦被迁徙到蜀地，《吕览》（《吕氏春秋》）流传于世；韩非被囚禁于秦国，《说难》、《孤愤》等篇风行于世；《诗经》三百篇，大多是圣贤为抒发愤怨之情而作。这些人都是思想上有忧郁的情结，不能实现自己的主张，所以追述往事，使后来人能理解自己的心意。我竟至像左丘明失明，孙子断脚②那样，已经不能被起用，便愤而著书，以抒发愤怨，希望通过空虚的文字来表明自己的感受。”

　　由此可见，《史记》也是一部发愤之作，也是苦闷的象征。但不是通过诗赋的艺术形式，而是通过对过去的历史事件，人物的描写，来抒发自己的不平之心，愤懑之气。所以鲁迅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
　　“物不得其平则鸣。”世界上的事物，从来就存在着不公平，所以以愤怨之心，来揭露和控诉这种不公平，要求社会改革，是文学艺术的一个永恒的主题，也是史学家的一个重要的着眼点。如果只是歌功颂德，只是站在既得利益的立场上说话，那就不会有社会的进步，不会有文学艺术和史学的繁荣。如果按照那位“学术超女”的主张去做，对于社会上的不公平，只能先反省自己的内心，而不要产生愤怨之情，那么司马迁就只能甘心作一具唯唯诺诺的太监，能够完成流传千古的《史记》吗？

　　苦难是坏事，也是好事。照司马迁的说法，它玉成了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诗经》的作者；而我们同样可以说：它也玉成了中国历史之父司马迁。
　　这使我们想起了孟子的一段名言：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
　　（所以天要把重大任务落到这人的身上，一定先要苦恼他的心志，劳动他的筋骨，饥饿他的肚子，穷困他的身子，他做事总是倒霉，这样就可以锻炼他的意志，坚韧他的性情，增加他的适应能力。）

日期：2010-05-23　20:14:11

　　《史记》是怎样写成的？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能够看到国家珍藏的“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就是各种史书以及其它的图书档案。他想根据这些资料写一部贯穿古今的史书，大约此书的大体规模，是司马谈草创的，有一些资料也是他搜集整理的，但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便逝世了。临死前抱着万分遗憾的心情，嘱咐司马迁一定要继续做成这件事，司马迁痛哭流涕地答应了。

　　司马迁原在朝廷中任郎中之职，是皇帝的警卫和侍从人员。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就是司马谈死后三年，司马迁37岁，继任太史令，开始了整理史料和撰写史书的工作。天汉二年（公元前99），司马迁47岁，因为有关李陵案的言论受了腐刑。这时司马迁整理和撰写史书已经十年，还没有完全脱稿，所以他宁愿忍受奇耻大辱，甘受腐刑，以便能够保存自己的生命，完成这部旷世巨著。

　　他受腐刑后当了宦官，又受到了汉武帝的宠信，任中书令，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在秦汉时期，这个职务都由宦官出任。他虽然离开了太史机构，仍然利用业余时间，继续撰写史书。
　　到了征和二年（公元前91），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宣称史书已经基本脱稿。从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到这时，他整整写了十八年，才完成了这部史学巨著。以后他大约又活了三、四年，少不了还要进行修改增补。这样算起来，《史记》的写作一共花了二十多年时间。
　　古人治学严谨，考订详尽，再加上信息闭塞，书写条件困难，写一部大型的史书，一般都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如唐•李延寿作《南北史》，用了十七年；宋•宋祁与欧阳修作《新唐书》，也用了十七年；宋•司马光作《资治通鉴》，花了十九年。比较起来，司马迁写《史记》，时间是比较长的。
　　这部书原名《太史公书》，到魏晋之际，才称为《史记》。
　　司马迁写成这样一部彪炳千秋的史学巨著，是和五个重要条件分不开的，我们可以概括为五个“得力于”：

　　第一，得力于家学的传承；
　　第二，得力于国家所珍藏的“史记石室金匮之书”；
　　第三，得力于司马迁的勤学；
　　第四，得力于坎坷的命运，不幸的遭遇。是苦难玉成了他。
　　第五，得力于他的游历和实地考察。
　　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
　　“司马迁生于龙门（今陕西韩城），在黄河北岸，龙门山之南耕种放牧。年纪十岁就诵读古文经书。二十岁南下游历长江、淮河流域，登上会稽山（今浙江绍兴东南），探寻禹穴，观看九疑山（在湖南宁远南），泛舟游于沅水、湘江；北上渡过汶水、泗水，在齐鲁的旧都（今山东淄博、曲阜）讲习学业，考察孔子的遗风，在邹县（今山东邹城）峄山参加乡射之礼；受困于蕃县（今山东滕州）、薛县（滕州东南）、彭城（今江苏徐州），经过梁（今河南开封），楚（今湖北）而回到长安。”

　　据王国维考证：司马迁此次二十壮游，跨越了今陕西、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九个省，行程近三万里。
　　这仅仅是青年时代的一次出游，后来他在任郎中、太史令、中书令等官职时，曾多次跟随汉武帝巡行，游历了许多名山大川，寻访了许多历史古迹和名人故居，既丰富了他写作的内容，又把神州景物之壮美以及山川灵气，融入著作之中，使这部史书更加瑰丽和生动。

日期：2010-05-24　20:54:14

　　《史记》的价值
　　《史记》共130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此书的价值，简单地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它是我国古代的第一部通史，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司马迁所生活的时代——汉武帝时期，记载了大约上下三千年的历史，是古代历史的一次大总结，大汇集。在二十四史中，只有《史记》是一部大通史，其它多为断代史，或记载邻近几个朝代的小通史（如《南史》、《北史》、《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也有人认为这几部书也是断代史。）

　　第二，“正史”的纪传体例，是《史记》所确立。以下的二十三部史书，虽然有一些改动，但基本框架是确立起来了。司马迁（也许还要包括其父司马谈）的开创之功，是不可等闲视之的。
　　第三，它不仅是一部史书，而且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大总结，凡六经、诸史、诸子百家、科技、天文历法、医药等古代文化的诸多内容，无不有所总结和评介，可以称为我国古代文化的一部百科全书。
　　第四，是我国古代社会生活的全面写照，对帝王、将相、各级官吏、学者文人，游侠、刺客、货殖（工商业者）……总之，社会的各阶层、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在书中都有所反映，可以称之为我国古代社会生活的大观园、万花筒。
　　第五，取材广泛，史料丰富。那时还没有纸、文献资料或书之竹帛（竹木简，帛书），或铭之金石（青铜器铭文、碑刻、甲骨铭文），搜寻不易，考释困难；司马迁能够搜集、整理这么丰富的史料，其工程之浩大，用功之勤奋，可想而知；对古代文化遗产的传承，功不可没；从而也就使《史记》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