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0-9-29 22:02:00
　　“诗圣”不是好幕僚
　　一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幕僚，杜甫就是。
　　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底，在战乱中奔波多年的杜甫来到成都，并于次年开始营建浣花溪畔的草堂住宅，总算有了个栖身之所。两年后的上元二年（761年）十二月，严武由绵州刺史升任兼管东西两川的剑南节度使。杜甫与严武是世交，两人往来时间很长，都爱好做诗，酬唱较多，又曾同朝为官，相知也深。严武主政成都后，不仅和杜甫来往密切，在生活上给了杜甫切实帮助，而且多次劝杜甫出来做官，杜甫却谢绝了严武的好意，希望他能够理解自己疏懒的个性。次年七月，严武被召入朝，杜甫送至绵州才分手。严武走后，蜀中军阀作乱，成都陷入混乱之中。代宗广德二年（764年）初，逃难在梓州并打算离蜀而去的杜甫听说严武再任剑南节度使，喜出望外，临时改变主意，重新回到成都。这回他没有拒绝严武的聘请，同意去他幕府工作，担任节度参谋。严武又按惯例上表朝廷，为杜甫奏请了一个检校工部员外郎的挂名职务并“赐绯鱼袋”。后世称杜甫为“杜工部”，就是这样来的。之所以说这个职务是挂名的，是因为唐朝的幕职没有级别，只有挂上一个朝官才能确定它的级别和待遇。杜甫事实上压根儿没去工部上过一天班。

　　杜甫在严武幕府只工作了半年多时间，就于永泰元年（765年）正月初三正式辞去幕职，归居浣花溪草堂。杜甫辞幕原因，一般认为有三条：一是个性疏懒，不喜约束，对“黄卷真如律，青袍也自公”，“晓入朱扉启，昏归画角终”的幕府生活难以适应。二是“平地专攲倒，分曹失异同”，与年轻同僚搞不来，时常有不愉快纠纷发生。三是据新、旧《唐书》杜甫本传及《唐摭言》卷十二记载，有一次杜甫喝多了，发起了酒疯，站到严武的宝座上，用眼瞪着严武说：“严挺之（严武父名）乃有此儿！”人家严武是堂堂封疆大吏，面子大得很，当众受此侮辱，岂能不存芥蒂？如此看来，杜甫挂冠而去，是他在这里待不下去了。

　　以上三条，前两条被杜甫写进了自己的诗作里，后一条则为正史和野史的白纸黑字所记载，当然无须怀疑。
　　二
　　杜甫入幕后，这么快就与同事和幕主闹得很不愉快，虽说是他的个性决定的，但也与他入幕年龄偏大有关。众所周知，幕职多是年轻人甚至刚释褐参加工作的青年人所为，上了年纪的人，不是生活所迫，是不会到幕府充当幕僚的。如果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那么，老年男人与青年小伙子搞在一起，是很难平等共事的。杜甫是这样，与他同时代的另一位著名诗人、写过名作《寒食诗》的韩翃也有过这种不愉快经历。据《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五记载，仕途淹骞，郁郁不得志的韩翃到宣武节度使李勉幕府做幕僚时，已经到了人生晚年，和他一起任职的都是些年轻人，他们当中，只有一个职务不高的韦巡官和韩翃相处得比较好，其他人都对韩翃不理解，也看不起他写的诗，相互之间因而闹得很不愉快。韩翃心情烦闷，于是多称病在家。杜甫入幕时已经五十三岁，此前虽在肃宗朝做过小小的左拾遗（也有说是右拾遗），然而未及一展宏图便因疏救宰相房琯而得罪了皇帝，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不久便辞去官职，四处流浪，因而很不得志。后来杜甫定居成都，靠朋友严武照顾，才获得了一个文职参谋岗位，这些年轻同事，看他时自然就有了异样的目光。年龄的较大差距，人生经历的不同，对许多问题的看法，自然有所不同。行为习惯和工作方式上，也难免有些看不惯的地方，所以杜甫入幕后，很快就与年轻同事搞僵了关系。后来又发生了酒后失礼这一突发事件，以杜甫的性格和脾气，哪能继续在严府待下去，主动卷铺盖走人，就是非常明智和合理的选择。

　　杜甫离开严武幕府四个月之后，严武即得病去世。再过一个月，杜甫也携家人沿岷江东下，离开了成都。此后几年，他就在如今的四川、重庆、湖北、湖南一带奔波飘流，于大历五年（770年）冬天病死在湘江中的一条小船上，终年五十九岁。
　　三
　　杜甫那么坚决果断地辞去幕职，不合本性、受到拘束以及同僚间的矛盾纠纷其实都是次要原因，主要还是酒后失礼事件严重伤害了他与严武之间的感情，破坏了两人继续共事的基础。这一事件与其说是突发和偶然的，不如说是长时间积压在杜甫心里的郁闷情绪的一次总爆发。俗话说人醉心不醉，杜甫酒后失礼，做出如此怪异的举动，说穿了其实就是他本心的一种自然流露。

　　严武诚然是杜甫的世交和好友，但他们毕竟在年龄、地位、性情等方面都有巨大差异。他们只适合做朋友，不能做同事，更不能成为上下级。杜甫如果不入严幕，他们的友谊自然可以保持并继续得到发展。既然入幕做了幕僚，角色发生了变化，朋友关系也就变成了宾主关系也即事实上的上下级关系。偏偏杜甫年长严武十四岁，严武的官场地位却比杜甫高许多，是他的顶头上司。在这种情况下，严武对杜甫如果能够始终尊重有加，不以下属对他，杜甫也能完全抛开两人的朋友关系，只把严武当上级来服从，相互之间也许能够相安无事。可是，以杜甫的性格和脾气，他能做得到吗？而少年得志、仕途青云的严武也是个颇自矜大、为人倨傲的人，骨子里存在着傲慢、威严、暴戾的一面，所以杜甫到了他手下工作后，对他总有些敬畏的成分。只要认真读读这一时期杜甫诗中跟严武有关的篇章，我们就可明显感觉到，杜甫与严武之间因官场地位悬殊而导致的礼数之隔，不但无处不在，而且一直无法摆脱，说明他们的关系自始至终都不自然，更谈不上轻松愉快。杜甫就像一只进了笼子的小鸟，既不能展翅飞翔，也不能放声鸣唱，这种完全失去了自由的生活，时时处处感到拘谨和约束的交往，跟傲岸自负的杜甫的性格是水火不相容的。

　　四
　　应该说，严武第一次主政四川时的杜甫是比较清醒的，否则他就不会百般婉拒严武的入幕邀请。既然如此，后来他为什么改变初衷，入了严幕呢？原来杜甫在梓州等地避乱流寓的一年半时间里，中原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唐代宗即位后，不仅纠正了一些冤假错案，而且在广德元年（763年）正月，史朝义被迫自杀，河南河北各州全部收复，“安史之乱”平定。消息传到梓州，杜甫高兴得热泪横流，写下了《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这首“平生第一快诗”。在这种情况下，杜甫的心情自然难以平和，思想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突出表现就是彻底否定了原有的老死江湖的想法，重新萌发了思君恋阙的思想。“束缚酬知己，蹉跎效小忠”，就是杜甫当时心情的真实写照，也是他后来爽快答应严武聘请，到他幕府工作的主要动因。

　　杜甫入幕之初，不仅他自己有认真效忠公职的愿望，而且严武对他也非常不错，这从聘请杜甫担任节度参谋并外带六品朝官工部员外郎就看得出来。
　　在唐代幕府中，参谋一职的排序一般在判官之后，掌书记和支使之前（也有排在掌书记和支使之间），地位是比较高的。但这一幕职并不常设，并且到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年）即已废除，所以《唐会要》卷十九说：“四年六月，中书门下奏：‘……况行军之号，本系出师；参谋之职，尤是冗长。其行军司马及参谋，望勒停省……’敕旨依奏。”这就是参谋一职主要出现在中唐以前的幕府中，此后难得一见的原因。参谋的职掌，倒是从一开始就明确下来了：“参谋，无员，或一人，或二人，参议谋划。”（《通典》卷三十二）《新唐书 百官志》也记载：“行军参谋，关豫军中机密。”很显然，杜甫担任的这个节度参谋，很有可能是严武因人设岗，特意为杜甫设置的一个文职幕僚岗位，主要任务是为幕主出谋划策和掌管机密文件。当然工作需要时，参谋也有为幕主起草公文的义务。如永贞元年（805年）符载在刘闢的剑南西川节度幕府做参谋时，他就说自己“忝幕府之旧，谬亲文翰”（《全唐文》卷六百九十）。总之，杜甫在严武幕府的地位是比较瞩目的，待遇也是相当丰厚的。

　　在严武幕府，杜甫既可享受较高待遇，又较少承担具体事务，对别人来说，这样的好事也许会神仙般快活，可杜甫还是感到了拘束，还与同事闹得很僵。如果从杜甫身上找原因，《新唐书 杜甫传》说的“甫旷放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可谓一语道破了天机：杜甫既不注意约束自己，又喜欢夸夸其谈，所提建议又不切实际，这就难怪会招来年轻同事的白眼。至于严武是什么态度，史书虽然没有提供现成答案，但内心感到失望是极有可能的，否则杜甫就不会痛心疾首地写出“晚将末契托年少，当面输心背面笑”；“白头趋幕府，深觉负平生”；“胡为来幕下，祇合在舟中”这种愤世嫉俗的诗句了。而严武的这一态度无疑又强化了年轻同僚们对杜甫的轻慢，因为严武真正尊敬的长者，当不致于受同僚们如此侮慢的。诗人的心是很敏感的，杜甫哪能不清楚这一切都是根源于严武对他的态度呢？诗人的心也是很愤激的，杜甫由此怨怪严武，最后借酒使性，狠狠发泄心中的不满，也就自然而然、毫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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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10-10-01　18:38:09
　　早去基层早发展

　　一
　　唐朝著名诗人孟郊虽能苦吟，却不会考试，直到快五十岁才考取进士，其大喜若狂自不待言，于是写了一首《登科后》抒发自己既得意又兴奋的心情：“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全唐诗》卷三百七十四）
　　此诗直抒胸臆，感情真挚，一种抑制不住的欢快之情溢于言表。
　　读了孟郊这首诗，自然会给我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古代读书人只要考取了进士，似乎铁定有官当，前途一片光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以唐朝而言，读书人即使已经及第，不论进士、明经，也无论等第高下、名次先后，朝廷都不负责安排工作。只有再经吏部铨试合格，方称释褐，正式进入仕途。如韩愈连续四次参加礼部进士考试，好不容易取得功名，却在此后的三次吏部铨试中被淘汰，一直得不到官职。韩愈困顿长安近十年，没有俸禄和家庭依靠，完全靠求人度日，心中极为焦灼，深感命运作弄。他就像栏中的一匹骏马，渴望驰骋，却得不到任何机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才在贞元十一年（795年）正月二十七日到三月十六日不到两个月时间内，连续三次上书宰相，陈述自己的窘迫之状：“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亩之宫其可怀。遑遑乎四海无所归，恤恤乎饥不得食，寒不得衣。”（《韩昌黎集》卷十六）当时高踞相位的是赵憬、贾耽、卢迈等一班庸人，韩愈的恳求当然不会引起他们的重视。上书犹如石沉大海，无声无息。

　　对韩愈的处境和遭遇，我们虽然深表同情，但对他定要在一棵树上吊死的做法，却不敢苟同。因为唐朝的做法，是特许地方军政长官聘请这些被铨试刷下来的及第者，到幕府担任巡官、推官、掌书记等文职僚佐，先解决就业问题。他们虽然不属于国家正式干部编制，却可以熟悉政策法令，锻炼实际才干，积累从政经验，以后再参加吏部铨试就更容易通过了。因为唐朝的铨试颇似现代的公务员考试，内容分为身、言、书、判四项，其中身看体格相貌，言听口语表达，书、判两项，就是看你能否写几篇书法端正、文理优长的应用性公文，所以，回答问题老练且有从政经验和实际才干者，铨试时要占很大的便宜。即使你很背时，后来还是通不过吏部铨试，那也不要紧，因为你面前还有一条路子可走：依制度，只要在地方军政幕府做满规定年限（一般为三年）的及第者，就可经幕主的奏荐，由朝廷授予州县的主簿、县尉等职务而获得告身；运气特别好的，还可经由幕主的直接引荐或随其入朝工作，成为朝中正式官员，然后飞黄腾达。这样的事例在唐朝可谓车载斗量，不可胜数。韩愈自己最终也是通过这条道路进入仕途的：贞元十二年（796年），宰相董晋出任宣武节度使，表署韩愈为观察推官；三年后董晋病逝，韩愈改投武宁节度使张建封，后来由张建封奏荐朝廷授职。韩愈考取进士后如果不做“京漂族”，明智地放弃“公务员”考试，直接进入地方幕府工作，不仅仕途履历要丰富许多，个人生活能得到极大改善和提高，而且也不会因为向达官贵人投书而给人留下“俯首帖耳，摇尾而乞怜”的不良印象。

　　二
　　以韩愈的聪慧睿智，当然不是不懂此路不通那路通、条条大道通罗马的道理，他之所以甘愿困顿京城，非到黄河不死心，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连续数年参加吏部铨试，是因为在唐人眼中，幕职待遇虽然非常丰厚，干得好同样很有发展前途，但不可把握和预知的因素毕竟太多，名望地位也始终不如朝官，只有通过铨试进入仕途，才最被人看得起，如果能够一步到位，当然最为理想。还有一个情况可能是：除少数名声很响的进士、明经人才自有幕主找上门来争相聘请外，多数及第者都要通过其他关系和门路才能找到理想工作单位，没门路的，或是嫌路途太远、条件艰苦的，或是拉不下面子四处求人而又不愿意回乡“守选”的，就只有像韩愈那样漂泊京城求发展，年复一年等待吏部铨选了。

　　韩愈是什么原因没有早些进入幕府工作，我们当然不必深究，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由于韩愈做“京漂族”白白流失了好几年大好时光，所以他的仕途起步相对来说比较晚，在官场上自然会丧失一些升迁资历。如永贞元年（805年）变革新政时，年近四十的韩愈仅为江陵府法曹参军，比他晚一年考取进士的刘禹锡却是政坛上叱咤风云人物。刘禹锡的聪明之处，就是考取进士和博学宏辞科之后，没有待在京城被动等待政府分配工作，而是“从事淮南节度使杜佑幕，典记室”。由于刘禹锡“精于古文，善五言诗，今体文章复多才丽”，所以杜佑对他“尤加礼异”。后来杜佑入朝为官，刘禹锡也随其来朝工作，成为国家正式干部（《旧唐书•刘禹锡传》）。

　　三
　　像刘禹锡一样，考取进士甚至制科之后，积极投身幕府，先在地方上做几年掌书记，既可得到更快的升迁机会，又能获得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满足，然后入朝为官，担任知制诰或翰林学士，成为朝廷秘书，这样的事例不知有多少。限于篇幅，本文只将与韩愈同时代的几个著名人物作简要介绍：
　　崔元翰，博陵人。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状元及第。此后又连续参加博学宏词科、贤良方正科、直言极谏科考试，都得第一名。崔元翰此时虽已年过五十，但当北平王马燧慕名聘请他到太原做掌书记时，他非常爽快地答应了。贞元三年（787年），崔元翰入朝为太常博士，迁礼部员外郎，几年后改任知制诰，所写公文言辞温厚，庄重得体，有典诰之风范。然而他生性刚烈，不为世俗所容，做知制诰不到两年即被降职，不久病故（《旧唐书•崔元翰传》）。

　　高郢，字公楚，祖上渤海人。考取进士后又荣登茂才异行科，授华阴尉，后改咸阳尉。郭子仪节制朔方，辟为掌书记。李怀光节制邠宁，奏为从事，累转副元帅判官、检校礼部郎中。李怀光被诛后，马燧又聘请高郢为掌书记。不久入朝为官，先后担任主客员外、刑部郎中，中书舍人。贞元十九年（803年）冬天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高郢从事秘书工作多年，却从不留下底稿。有人问他：“前辈皆留制集，公焚之何也？”他回答说：“王言不可存私家。”时人重其慎密（《旧唐书•高郢传》）。

　　令孤楚，字壳士，弱冠应进士，贞元七年（791年）及第。李说、郑儋、严绶相继镇太原，令狐楚一直在太原幕府工作，由掌书记至节度判官，深受历任节度使赏识和器重。令狐楚五岁“能为辞章”，成年后“才思俊丽”，文章写得十分漂亮。他于“笺奏制令尤善，每一篇成，人皆传讽”。唐德宗李适也爱好文章，每次阅读从太原报来的公文，都能“辨楚之所为，颇称之”，可见令狐楚的公文写得很有水平和特色。贞元十八年（802年），令孤楚被征召入朝，历任右拾遗、太常博士、礼部员外郎、职方员外郎、知制诰等职。唐宪宗元和九年（814年）以后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后因党争原因被罢为华州刺史。元和十四年（819年）回朝任职，被提升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旧唐书•令孤楚传》）。

　　杨炎，字公南，凤翔人。擅长文学，文章辞藻华美，在汧州、陇州一带很有名气。释褐辟河西节度掌书记。唐代宗大历年间，杨炎入朝工作，历任司勋员外郎、礼部郎中、知制诰。后又升任中书舍人。他与常衮共同负责朝廷文书工作，两人的文笔都很优美，“言诏制之美者，时称常、杨焉”。唐德宗即位后，杨炎被任命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旧唐书•杨炎传》）。

　　以上四人，崔元翰、高郢与刘禹锡一样，都是考取进士又有了其他科名之后，才进入地方军政幕府担任秘书的；令孤楚则是考取进士后直接应聘幕职；杨炎的情况有些特殊，新、旧《唐书》都没有写他是什么出身，只称他一参加工作就被河西节度使吕崇贲聘为掌书记。从这些情况来看，当时应聘幕职的条件不是很严格，相对来说比较宽松，关键就看本人有没有名望和本事，人家愿不愿意聘请你，这就为许多有才能的读书人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这些人到地方军政幕府工作一段时间后，各方面都得到锻炼和提高，也建立了一定的人脉关系，这就为以后进入朝廷工作，担负更重要职务奠定了坚实基础。中晚唐以后，许多高级秘书人物都来自幕府，或说幕府为朝廷输送了大批高水平秘书人才，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韩愈却转不过弯来，循于资历，讲究出身，宁愿扭曲身段向达官贵人“摇尾乞怜”，哀叹自己“九品之位其可望（连当个九品小官也成了奢望）”，却不愿意离开京城，主动投身幕府，到基层锻炼和提高自己，确实让人感到不解和遗憾。

　　日期：2010-10-02　20:22:32
　　堪笑翰林陶学士
　　历仕后晋、后周和北宋三朝的陶穀，北宋建立后继续担任翰林承旨学士。他不但文章冠绝一时，而且很有才干和能力。他自我感觉良好且十分自信，总觉得自己应该而且一定会进一步受到重用。然而宋太祖赵匡胤一向鄙薄他的为人，迟迟没有任命他为宰辅大臣。陶穀沉不住气了。有一天，他让一位要好的同事当说客，利用其他事情讽喻宋太祖，说陶穀身在翰林禁地，“宣力实多”，言下之意要宋太祖提拔重用陶穀。宋太祖当然明白。于是笑道：“我闻学士草制，皆检前人旧本稍改易之，此谚所谓依样画葫芦耳，何宣力之有!”（《续资治通鉴》卷六）一句话就把对方的嘴巴给封住了。陶穀升官无望，于是心怀怨气，在翰林学士院墙壁上题诗一首：“官职须由生处有，才能不管用时无。堪笑翰林陶学士，年年依样画葫芦。”（《东轩笔录》卷一）。此诗前两句的意思是：一个人能不能升官，都是命中注定，哪管你有没有真才实学呢！后两句则是把宋太祖所引用的俗语直接写进诗里以自嘲。宋太祖知道后，更是铁了心不用他。开宝三年（970年）十二月，陶穀在失望和怨恨中去世。

　　以陶穀的能力和工作业绩，又身居翰林承旨学士即翰林学士院长官这一有利地位，被提升为宰相是完全可能的；他的资格也比较老，任命他做宰相也无可非议。然而他为人鄙俗，缺少人格骨气也是事实。宋太祖鄙薄他的为人，不想重用他，当然也没有什么不对，完全可以理解。
　　宋太祖瞧不起陶穀，与陶穀请人说项，有“跑官要官”之嫌疑虽然有关，但绝对不是全部原因。早在北宋建立之初，宋太祖就把陶穀看死了。关于这一点，《续资治通鉴长编》和《邵氏闻见录》分别作了记载，其中《邵氏闻见录》卷一的原文是：“太祖将受禅，未有禅文，翰林学士承旨陶穀在旁，出诸怀中进曰：‘已成矣。’太祖由是薄其为人。”也就是说，赵匡胤自编自导了“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这出闹剧后，随即来到崇元殿举行禅代礼，也就是举行一个皇冠加冕的仪式，正式把皇位夺过来。这天下午四五点钟，文武百官都已排列整齐，禅代礼马上就要开始，就在这时，有人突然发现事先竟然忘了准备后周皇帝的禅位制书！没有旧朝皇帝的禅位制书，这个禅代礼还怎么举行！正当大家慌乱着急之时，翰林承旨学士陶穀却不慌不忙地从衣袖里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禅位制书进献给赵匡胤，说：“制书已有了。”于是当场宣布周恭帝禅位于赵匡胤。赵匡胤随即被人扶上宝座，接受众人的恭贺，正式即皇帝位，改国号为宋，年号建隆。假如不是陶穀暗中早作了准备，写好了这份禅位制书，真不知此事该如何收场。

　　照理说，陶穀是救了急，帮了赵匡胤一个大忙，使他摆脱了一个可以称得上是历史性的尴尬，可赵匡胤事后非但不感谢他，反而鄙薄他的为人，这是为什么？原来，中国古代历来提倡“忠孝治天下”，而作为后周翰林承旨学士的陶穀，在没有得到授权的情况下，却擅自起草了这份禅位制书，对后周皇帝来说，无疑是一种无耻的背叛和出卖，是大为不忠的行为。其次，陶穀精心预谋，献禅文于大典情急之时，也可谓居心叵测。对陶穀这种明显的卖身投靠和投机取巧行为，赵匡胤表面上虽然不说什么，内心里其实是非常瞧不起的，由此鄙薄他的为人，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再说，作为一种极为特殊的公务文书，古代的禅位制书犹如一个国家即将亡国的投降诏书，是没有人愿意写的，人们普遍把写作这种文书视为不光彩不体面不吉利的行为。如宋恭帝德祐年间南宋灭亡时，秘书们都不肯撰写投降书，最后只好另外抓一个人代写（《癸辛杂识•别集下•德祐表诏》）。另据《续资治通鉴》卷四记载，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年）后蜀灭亡时，投降诏书是李昊起草的，当天夜里，后蜀便有人在李昊家的门上写了“世修降表李家”六个大字，以示嘲讽。在得到公开授权的情况下，秘书们尚且不愿意写这种文书或因写了这种文书而遭到别人的嘲讽，陶穀为了投靠新主子，却在背后偷偷摸摸准备禅位制书，确实做得太露骨、太离谱，不但宋太祖鄙视他，而且为世人所厌恶。

　　中国古代官场上的不倒翁冯道为什么历来被人瞧不起？也是因为他寡廉鲜耻，十分善于卖身投靠。冯道曾写过一首无题诗《偶作》：“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终闻海岳归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全诗虽然主要是反映他既要洁身自好又打算委曲求全的人生哲学，但也是他见风使舵、沉浮取容、卖身投靠、寡廉鲜耻的绝妙自画像。这首诗可以说写得十分自信：江山虽然总要易主，而他吉人自有天相；若会见风使舵，“舟车何处不通津”呢？因而在那军阀厮杀的虎狼丛中也能安然无虞。冯道这个人的心口文笔还颇为一致，诗这么写，事也这么做。后唐应顺元年（934年）三月，潞王李从珂举兵攻打唐愍帝，唐愍帝李从厚逃到卫州（今河南汲县）。作为唐愍帝的宰相，冯道却对中书舍人卢导说：“所急者劝进文书，宜速具草！”要卢导赶快起草劝李从珂登基做皇帝的“劝进书”。卢导反对这样做，说：“天子尚在卫州未死，臣子怎能轻易易主？”可冯道答：“事当务实。”他认为唐愍帝必死无疑，李从珂肯定会做皇帝，所以不如早早地选择新的主子。果然“前程往往有期因”：李从珂登基做了皇帝后，虽然鄙视冯道的为人，但为了稳定时局，保证政权平稳过渡，况且冯道的逢迎劝进之功也不能不赏，于是仍然让他做了宰相（《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九）。

　　宋太祖鄙薄陶穀的为人，显然也是觉得他缺少做人的人格骨气。
　　陶穀的人品既然如此低下，他的行为表现自然还有其他的污点，所做不光彩之事也不止这一件。关于这一点，《宋史•陶穀传》和《续资治通鉴》也是有记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