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0-9-22 11:42:00
　　五十岁，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是“知天命”的岁数，当代社会里，许多人这时已经退休，回家养老了。对于左宗棠来说，却是到了天命之年，他的官场生涯才刚刚起步，显然，机遇留给他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
　　然而，就在非常有限的时间里，左宗棠不仅成为晚清所有重臣中仅有的三个封侯拜相者之一，更能在关键时刻力排众议, 克服重重困难和阻力，以垂暮之年亲自挂帅，收复了已经被他人占领十多年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领土，成功地将俄罗斯阻隔在新疆以西，从而避免了俄国占领新疆之后，以那里为基地开始的东侵。如果没有左宗棠力保新疆，一旦俄国从新疆出发沿着长城东侵，必将发生中俄之间的大规模军事对抗，由于敌强我弱，中方毫无胜算，其结果极有可能使中华民族自清代起就只能永远龟缩于长城之内，恢复明朝末年的版图形状。

　　正因为如此，原南京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繆凤林先生说：“唐太宗以后，对于国家领土贡献最大的人物，当首推左宗棠，实非过誉。”本世纪初，美国《新闻周刊》杂志向读者推介了过去一千年来全世界范围内的四十位智慧名人，左宗棠是其中之一。
　　以上两种评价，前一个虽在中国，却不在当代；后一个虽在当代，却不在中国，这两种评价，目前国内的人们是几乎见不到的。尽管如此，也仍然有不少人这样认为：收复新疆，是整个晚清史中唯一的亮点。的确，五十岁才步入官场的左宗棠以自己对祖国的贡献所打造的高度，是与他同时代的另外两位重臣曾国藩和李鸿章所无法企及的。

　　左宗棠出仕以后仅两年多就位至总督，然而，他毕生清廉，不仅从来不用手中的权力去为自己谋取经济上的好处，相反连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合法“工资”也被他用于国事、用于百姓和士兵而随手散去。新疆之役中的三位前敌主帅，战后一直在清贫中度过，临终时个个一贫如洗，没有棺材入殓，这方面的史料，读来令人震撼。
　　然而，从新疆前线回朝的左宗棠，得到的并不是鲜花和掌声，迎接他的是政敌的排挤和宵小的捉弄，仅仅过了几个月，他就被排挤出北京去了金陵。中法战争爆发之后，为了不让他影响和谈，左宗棠又被调离握有实权的两江总督职务，再度前往北京担任军机大臣，刚到北京不久，又被调往福建，最后在福州任所逝世。
　　新疆之役被有些人认为阻碍了中国海军的发展，是没有海权意识的产物，那场胜利是以牺牲北洋海军的建设为代价取得的。非常耐人寻味的是，1885年，左宗棠在临终前留下了这样一份遗折：
　　“方今西域初安，东洋思逞，欧洲各国，环视眈眈。若不并力补牢，先期求艾，再有衅隙，愈弱愈甚，振奋愈难，虽欲求之今日而不可得。伏愿皇太后、皇上于诸臣中海军之议，速赐乾断。凡铁路、矿务、船炮各政，及早举行，以策富强之效。
　　然居心为万事之本，臣犹愿皇上益勤典学，无怠万机；日近正人，广纳谠论；移不急之费以充军食，节有用之财以济时艰；上下一心，实事求是。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这时，距甲午战争还有九年，这九年风平浪静，对中国来说，是发展海军的极好时机，如果当时的中国真的能够像左宗棠在这份遗折中所说的那样，“奋力补牢，先期求艾”，“移不急之费以充军食，节有用之财以济时艰”，仍然不可能获得后来那场战争的胜利，而只能“愈弱愈甚，振奋愈难”，最终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吗？难道中国要想避免后来那次失败，只有放弃新疆一种选择，只能以失去五百万平方公里以上领土的代价，去“发展海防”吗？

　　左宗棠从晚清开始，一直就是一个饱受争议的人物，即使像收复新疆那样的历史事件，也遭到抨击并且被做了最大限度的冷处理而束之高阁，更遑论其它了。
　　晚清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时期之一，官场中的游戏规则是：一个人如果不能趋炎附势或同流合污，那么只能出局或者去坐冷板凳，左宗棠从来不去理睬这些官场规则，却没有在政敌的攻击中倒下, 并且能够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极大地维护了祖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在晚清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种情况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本帖将对晚清以来对左宗棠的种种评价进行一点探讨，以寻求历史的真相。
　　需要事先声明的是，左宗棠毕竟是一个生活在封建时代的历史人物，必然受到那个时代的历史局限，他的立场、观点，按照今天的政治标准衡量，当然有许多格格不入之处。本帖不打算探讨这个人物是否符合一百多年之后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政治标准，只想寻求真实的历史，还原历史的真相，至于其间的是非功过，则由网友们根据自己的阅历和经验去进行辨别和判断。　

　　笔者自知见识粗浅，疏漏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各位网友不吝指教。
　　日期：2010-09-23　19:05:09
　　一、他和进士资格，只有一个名额的距离
　　如果有人问：在中国所有的历史人物中，谁和“举人”这个名词的联系最为紧密？答案恐怕非左宗棠莫属, 这样的答案是当时的某些势力炒作取得成功的一个范例。
　　左宗棠在晚清的官场中是非常孤立的，可谓势单力薄，而他的政敌则十分强大，强大的政敌们总是不遗余力地对他进行攻击，却又很难找到切入点，于是，像他没有考中进士这样的题材，当然就不可轻易放过，经过反复强调之后，左宗棠的名字，便紧紧地和“举人”这两个字联系在了一起。

　　我们不妨看看晚清的另一位重臣袁世凯的情况，袁世凯家境优越，他的养父为他自幼便聘请了名师，希望他能够在科举道路上有所成就。但是，由于读不进书，经常逃学，他的成绩总是不如人意，经过两次乡试都没有考中举人，自知不是读书的材料，便“弃文从武”，另谋出路，干脆不读书了。袁世凯飞黄腾达之后，被称为“文武全才”，不仅继承了李鸿章的衣钵，成为北洋的掌门，成为那个时代举足轻重的人物，最后还当上了“洪宪”皇帝。

　　袁世凯的“非举人”问题，从未引起人们的关注，而左宗棠的“举人”话题，则被紧紧抓住不放，有的场合，“举人”甚至成为左宗棠的代名词。如果将左宗棠和袁世凯做个对比，在科举成绩上的“待遇”，差异是非常明显的，从这种差异之中，我们也可以稍微领略一下从左宗棠的“举人”问题中所透出的浓浓的炒作气味。
　　前些时候，天涯上一个帖子，不仅提出左宗棠没有考中进士，还谈到了左宗棠就连秀才资格也是买来的，这种“内幕”的揭示，似乎进一步证明，他的学习成绩的确是很成问题的。
　　这个帖子所披露的是一个真实情况，左宗棠的秀才资格的确是花钱买来的。这样，似乎就有必要探讨一下左宗棠的学习成绩到底怎么样？是否真的和袁世凯同学差不多？[待续]
　　日期：2010-09-24　12:43:16
　　[续前]
　　左宗棠出身于一个贫寒的耕读世家，代代都是在乡间务农的读书人，他的父亲是个乡间的私塾先生，也就是说，左宗棠出身于乡村教师家庭。他从小开始学习四书五经，十四岁的时候，就参加了县试，获得第一；十五岁参加了府试，名列第二，按照这样的成绩，即使在一个府所属的几个县里，总共只录取两名秀才，他也可以榜上有名，因此，取得秀才资格，应该是铁板钉钉的事了。然而，就在最后一关院试的时候，天有不测风云，忽然从家中传来母亲病危的消息，左宗棠匆匆离开了考场，与到手的秀才资格失之交臂。

　　不久，母亲去世了，按照当时的规定，父母中一人去世，就必须在家中守制，三年不能参加科举考试。接下来，三年未满，他的父亲又去世了，这样，便一共在家中服丧五年，没有进入科举考场。
　　在家居丧期间，左宗棠得到了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爱不释手。他又找来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齐召南的《水道提纲》等等诸多经世致用的书籍，从此大开眼界，并成为一个经世致用之学的身体力行者。
　　当时的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回长沙丁忧，他也是一个主张弘扬经世致用学问的人，将自己主编的《皇朝经世文编》送给了左宗棠，这部书收集了当时的许多经世致用的文章，包含了地理、水利、军事、农业、西方各国等等方面的内容，左宗棠更是如获至宝，潜心阅读，留下许多批注，以致随处“丹黄殆遍”。当时的书籍很贵，左宗棠没有能力购买，他读书除了靠借，重要一点的还要抄，即使到他去世之后，他的家中还留着好几十大本当年手抄的书籍。

　　许多人认为，正是由于将大部分精力用在阅读“课外书籍”方面，荒废了举业，因此，导致了左宗棠科场中失利的结果，显然，他的学习成绩是成问题的，不然的话，怎么会有那么多人追究他的举人问题呢？
　　事实上，尽管左宗棠勤奋阅读那些与“制艺”无关的书籍，但是，在科举考试中取得成功，毕竟是当时读书人出人头地的唯一途径，因此，作为一名书生的他，对于八股文、对于四书五经是不可能弃置不顾的。那么，青年时代的左宗棠学习成绩到底怎么样呢？
　　十九岁的时候，服丧守制中的左宗棠考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师从于书院山长贺熙龄。贺熙龄是贺长龄的弟弟，曾任湖北学政，当然也和哥哥一样考中过进士。他回乡丁忧之后留在长沙，主持城南书院八年，以后又历任山东道、四川道监察御史，是一位德高望重、声誉卓著的老师。贺熙龄十分喜爱和器重左宗棠，当他离开湖南重入仕途时，曾经专门写了一首《舟中怀左季高诗》，对他寄予厚望，左宗棠的长子出生之后，他又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左家，两人由师生成为儿女亲家。

　　左宗棠在城南书院读书，同时又参加湘水校经堂的考试。有人说，如果岳麓书院相当于本科的话，湘水校经堂则相当于研究生院，这种说法是否确切，也许尚有待专家的考证，但湘水校经堂位于著名的岳麓书院之内，又由当时的湖南巡抚吴荣光主办，吴荣光甚至亲自上台讲课，因此，它的考试规格和考试成绩的权威性，应该毋庸置疑。就在这种考试中，左宗棠一年里得了七次第一，“岁七冠其曹”，获取冠军如囊中探物，这样的成绩，没有相应的实力当然是不可能的。由于成绩优异，左宗棠获得了一份“膏火”——奖学金，对于这个家境贫寒而又父母双亡的青年学子来说，无疑雪中送炭，使他得以继续自己的学业。

　　就在二十岁的时候，左宗棠终于守制期满，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了，也恰恰在这时遇上了恩科乡试。乡试是获取举人资格的考试，通常要三年才举行一次，这一年适逢道光皇帝五十周岁，在三年之外增加了一次，因此称为“恩科”，对于已经在家中守制耽误了整整五年的左宗棠来说，这样的机会，当然是不能再轻易错过的。可是，参加乡试的人，必须首先拥有秀才头衔才行，而左宗棠上次因为母亲生病没有完成院试，当然也就不是秀才，如果依照正常途径按部就班地去考，这次难得的机会便肯定错过了，于是，哥哥就给他买了一个秀才的资格，使他能够顺利进入考场。这就是左宗棠花钱买秀才身份的详情，其原因显然不是因为成绩，而是因为时间。[待续]

　　日期：2010-09-24　19:52:04
　　左宗棠这次参加乡试，也有一波三折的故事。即使在考试阅卷已经非常规范的今天，作文试卷批阅的标准化，依然是个难点，同一篇作文，在甲老师处被判为满分，在乙老师处则被判为不及格，这样极端的情况，尚且叠有所闻，更不用说由于阅卷标准的难以统一而出现的分数高高低低的现象了。在一百多年之前的科举考试中，录取与否完全依据考官个人的主观意见，评判结果的差异在所难免，左宗棠乡试，就碰上了这样的情况。

　　乡试的考卷，按惯例先由同考官——也就是副考官审阅，选中之后进行推荐，再由主考官决定是否录取。左宗棠这次的考卷，在同考官那里没有通过，被打入“遗卷”之中。通常主考官对于遗卷是不再重新审阅的，然而，这一次他却偏偏翻阅了左宗棠的试卷，认为是篇佳作，请同考官补荐，遭到同考官的拒绝。有人就此评论说，这位同考官倒很有骨气，一点不看上司脸色行事，的确如此。

　　就在此时，朝廷命令各地考官将遗卷重新审阅，以免遗漏人才，而湖南的同考官恰在这样的当口暴病身亡，于是，主考官礼部掌印给事中、陕西泾阳人徐法绩便亲自将5000多份遗卷全部看了一遍，从中选中6人，左宗棠居首。
　　这种情况曾经引起一些议论，有人甚至以为这是一份“温卷”，也就是人情卷，主考官之所以如此钟情于这个考生，一定另有原因。当时的科场，各种各样的舞弊现象司空见惯，除了考生上场时雇枪手、搞夹带之外，场下托人情、递条子更是不足为奇，人们对这份卷子的怀疑，当然也在情理之中。于是，主考官便将左宗棠的试卷《选士练兵，简练俊杰，专在有功》拿出来展示，并且说：“事实上，这篇文章可以算全部考卷中最出色的一篇，准备呈献给皇上御览。”在众人传阅之后，其他监考官才再无异议。当时的考卷用“易书糊名”的方法来防止作弊，尽量保证考试的公正，考生的名字是被盖住的，此时尚无法确定谁是它的主人，等到将糊在名字上的纸条揭开，发现这份考卷正是左宗棠的，在考场“监临”的巡抚吴荣光，立刻站起来向主考官祝贺，称赞他独具慧眼，因为左宗棠曾经在湘水校经堂“七冠其曹”，他的名字早已为吴荣光所熟悉，听了巡抚的介绍，在场的人们终于心服口服。

　　就这样，左宗棠在当年的乡试中，考中湖南第十八名举人，而第一名“解元”，则是他的哥哥左宗植，显然，他也因为守制，在家中等了五年，直到此时才能参加乡试。
　　接下来，左宗棠在21岁时参加了北京的会试，也就是获得进士资格的考试，结果名落孙山。24岁时再次会试，本来考官已经决定将他录取为进士，可以摘掉“举人”的帽子了，孰料此时却发现湖南多取了一人，应该将这个名额减去之后拨给湖北。就因为这一个名额之差，左宗棠又一次与进士资格失之交臂。27岁时，他第三次参加会试，再度落榜，于是，他决定不再进入科场，炒了科举制度的鱿鱼。

　　27岁，身体健康，风华正茂，不是无力拼搏的年龄；饱读诗书，成绩优异，不是没有金榜题名的能力，他却决定退出科场，显然是一种负气之举，这种罢考应该和袁世凯先生“投笔从戎”的无奈，有着很大的区别。但是，考中进士，毕竟是当时读书人谋取理想前程的唯一途径，退出科场，就等于断了这条路，关系之大可想而知，一个人即使在年轻气盛时草率做出这样的决定，经过岁月的打磨和生活的磕绊，很可能一段时间之后又会回心转意，重新参加会试的。然而，左宗棠却真的从此再也没有进入科举考场，形成如此反常的结局，除了他当初一时冲动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呢？[待续]

　　日期：2010-09-25　17:43:26
　　[续前]
　　是的，左宗棠自27岁之后终生再也没有进入科场，的确是另有原因的。这件事，要从他和当时的两江总督陶澍之间的交往谈起。
　　陶澍是嘉庆、道光年间的名臣，理财的高手，曾经当了十多年两江总督，在林则徐、贺长龄、魏源等属吏的协助下，兴利除弊，政绩斐然。他大胆改河运为海运，在运河发生水毁时，将当年的漕粮按时送到北京；改革整顿两淮盐政，首创改引为票；兴办全省河工，治理水害，兴修水利。后人曾经评论说：“论道光末人才，当以陶文毅为第一”，可见其身份之不同凡响。陶澍出身贫寒，“少负经世志”，也是当时倡导经世致用之学的代表人物。他和龚自珍、魏源、林则徐、贺长龄等人志同道合，敢于正视现实，关心民生，揭露封建衰世的黑暗和腐败，要求改革内政，主张严禁鸦片，加强军备，防御外敌入侵，不愧一代名臣。

　　左宗棠对于自己家乡的这位大人物的作为早有耳闻，当然也是十分仰慕的。就在他二十六岁这一年，第二次会试落榜之后，正在醴陵渌江书院担任主讲，适逢陶澍去江西阅兵，公事结束之暇请假回家乡湖南安化扫墓，从这里路过，县令就请左宗棠为陶澍下榻的馆舍写副对联进行装点，于是，左宗棠写下了这样一幅楹联贴在馆舍的门上：

　　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原来，陶澍由于政绩突出，很得道光帝的赏识，曾经连续十四次在宫中召见，并亲笔为他的书斋写下了“印心石屋”四个字的匾额。印心石屋是由于陶澍幼年读书的地方，因屋前水潭中有一块被称为印心石的巨石而得名，陶澍的这番经历，在当时是一件很不寻常的殊荣。左宗棠在这幅对联中，既把这个典故嵌入，又写出了家乡士子对这位名臣归来的欢迎和景仰。左宗棠按照知县的要求写了这副对联，照道理，对联写完了，事情也就了结了，可谁知道本来应该了结的事，却由此刚刚开了个头。

　　陶澍来了，看到了这副对联，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早年家境贫寒，却一直刻苦攻读，成年之后离家，到澧阳书院当了一名主讲。那时的文人，大都喜好楹联，当了教书先生的陶澍，当然也不例外，他曾经在书院里写了这样一副对联：“台接囊萤，如车武子方称学者；池临洗墨，看范希文何等秀才”，用人们十分熟悉的车武子囊萤夜读和曾经划粥割齑刻苦学习的范仲淹的典故来激励学生们，不要以贫困拮据为苦，珍惜光阴，奋发读书，一时传为佳话。此时看到眼前这副对联，竟然把自己的事情作为典故，十分贴切地写了进去，知道遇上了一位好手，便向县令打听作者，听说这是书院里的年轻山长写的，就更加感兴趣了，立刻告诉县令想见见面，于是，县令找来了左宗棠，两人相见之后，谈古论今十分投机。

　　左宗棠的情况，跟当年的陶澍十分相像，不仅同样在学校里任教，而且饱读诗书，博学多才，留意“制艺”之外的经世致用之学，更有着“身无半亩，心怀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的志向，两人越谈越投机，陶澍觉得在小小的醴陵县里遇到了知己，将左宗棠“目为奇才”并留他在馆舍住了一宿，第二天又推迟了行程，专门多停留一天，在左宗棠的陪同下周游醴陵。尽管两人的年龄和身份存在巨大差距，但这“一日之雅”，竟然使陶澍和左宗棠结为忘年之交，后来又成为儿女亲家。

　　左宗棠三试不第之后，在离京回家途中，专门绕道去金陵拜谒了陶澍，并谈到了自己不复会试的打算，陶澍知道了左宗棠的这种想法，暗暗记在心里。[待续]
　　日期：2010-09-26　11:03:34
　　[续前]
　　原来，此时的陶澍已经在为自己的后事做准备，听到左宗棠绝意仕进的想法之后，便作出了决定。第二年，陶澍在任所去世，临终时遗言，请左宗棠担任自己的独子陶桄的老师，并且代为掌管自己的家务。有些传说甚至说陶澍在生前便决定让陶桄做左宗棠的女婿，两人已经成为儿女亲家。
　　从考场回家的左宗棠，不再去倒腾那些八股文章，而是专心研究经史、地理、农艺等学问，尤其是后面两项，下的功夫更多。

　　不久，传来陶澍去世的消息，贺长龄当时是陶澍的下属，他来信转达了陶澍的遗愿，老师贺熙龄也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答应陶澍的请求，就这样，左宗棠走进了陶家。
　　既然如此，他就对陶桄有了一份责任：在陶桄成年之前，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再去参加会试了，不然的话，考不中还好说，一旦金榜题名，他就必须接受分配，按照规定去外省做官，对于陶家的承诺，就会半途落空，这当然是不可取的。这一年，陶桄刚刚七岁。
　　由于这样的原因，后来担任总督的贺长龄、林则徐曾经先后邀请左宗棠入幕，尽管他对这两人十分尊重，感情上也离得很近，但依然婉言谢绝了。
　　在教陶桄读书的八年时间里，左宗棠饱览了陶澍家中十分丰富的藏书以及大量信函奏章，对许多地理舆图进行了悉心考证，修正了自己往年所绘的地图，又钻研了诸多荒政、水利、盐政、漕运方面的问题，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作了认真的思考，尤其对军事和洋务下了很大的功夫进行研究。这些都为他后来的军事、政治生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八年之后，陶桄成年，左宗棠离开安化，到长沙开馆授徒，已经是女婿的陶桄也来到长沙，继续在他身边学习。数年之后，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左宗棠先后进入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幕府。又过了八九年，四十九岁这一年的正月，左宗棠受到总兵樊燮诬陷离开骆幕，为了逃避这场杀身之祸，又恰巧可以弥补没有考中进士的遗憾，他踏上了赴北京参加当年会试的旅途。

　　此前，左宗棠在湖南巡抚幕中的种种作为，早已传到京中，听说左宗棠将进京赶考，京城士大夫互相告诫：“为考官，无失左宗棠。”因为他的才气和能力早已被事实证明，如果文字功夫不好，根本就不可能在两任巡抚衙门里充当拟写奏折的文案师爷，他的文字，早就为咸丰皇帝所目睹；而他辅佐骆秉章将一个落后的省份治理得井井有条，则更是天下共见，此时他来赶考，如果再名落孙山的话，当然就不是考生的问题，而是考官的问题了，谁不幸恰好当了这样的考官，岂不成了笑话？于是，考官们便十分留意，“未几，闱中得一卷，甚奇伟，皆疑为左宗棠，急取中之。榜发，则湘潭黎培敬也。”闹了半天，原来是场误会。

　　实际上，这一年左宗棠离开湖南，走到襄阳的时候被好友胡林翼派人截住了，没有前往北京，当然也就没有参加那一年的会试。
　　以上的种种际遇，使得二十七岁之后的左宗棠，再也没有走进科场，终生“最高学历”，只是一名举人。事实上，这名举人跟进士的距离，仅仅隔了一个名额，而后来的那场误会则更加证明，那时候，似乎仅仅凭他的“名气”，就已经具有获得进士头衔的资格，如果他再去参加会试不中，反倒是考官的水平要受到质疑了。
　　晚清曾经有过这样的事：一位高官，经常负责会试，他在遇到有两名考生待选，却只有一个名额的时候，常常用两个鼻烟壶来分别代替考生，把它们装进袋子里，然后便闭上眼睛囊中探物，取出的鼻烟壶代表谁，谁就是幸运儿，当然，另一位就只好去向隅而泣了。科举，其实就这么回事，左宗棠没有去当那种鼻烟壶进士，其实也没什么不好。当年“湘水校经堂”的考场上，那些跟他坐在一起的考生，当然不是泛泛之辈，他们中间，肯定不乏金榜题名者，否则，那个殿堂也不敢公然打出“唯楚有材”的旗号，雄踞天下了。可是，即便当上进士的，又有几人能够获得那个普天下进士梦寐以求的“大学士”头衔？左宗棠不仅年轻时就以“七冠其曹”的实力证明了自己，更在晚年入阁封侯，在那个时代的历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没能考中进士的遗憾，早就得到了弥补。

　　左宗棠的政敌们实在找不到攻击点，这才添油加醋，把没有进士头衔说得天大地大，如果真是这样，恐怕他根本就不会二十七岁便开始罢考了，他的成功，本身就是对当时的科举制度最有力的讽刺吧？如果一百多年之后，我们还总是学着晚清官场里那些蝇营狗苟之辈的口吻，将所谓的举人问题掰扯得津津有味，是不是有点可笑？[待续]

　　日期：2010-09-26　18:22:29
　　[续前]
　　二、曾左之间
　　大量谈论这个话题的文章，都说曾国藩和左宗棠是一对好友，靠着曾国藩的提携，左宗棠爬上了封疆大吏的高位，便逐渐疏远了曾国藩，最终二人反目，不相往还，有的甚至说左宗棠是“叛出师门，另立门户”，等等。其实，这些相沿一百余年的说法，不过是些以讹传讹的流言罢了，与事实相去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