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1-1-18 15:21:00
　　一个人的抗日：热血杀手王亚樵
　　男儿当如王亚樵
　　王亚樵，何许人也？提起浪奔浪涌的旧上海滩，人们自然会想到杜月笙、黄金荣等流氓大亨，但是其实与他们并排起坐的还有一个特立独行、一生极富传奇色彩、行事风格多半有点类似于古代绿林好汉的传奇人物：王亚樵。
　　王亚樵，抗日英雄，民族志士，1889年生于安徽合肥，人称“九爷”。曾与戴笠、胡宗南为结拜兄弟，1936年被戴笠害于广西梧州。在上个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前期，上海滩上提起“九爷”，提起“斧头党”，无不为之色变。就连流氓大亨杜月笙、黄金荣等人也胆战心惊，常常告诫门徒说：“斧头党的事，多一件不如少一件，能躲就躲。”在中华民族悲壮的抗战史上，有过一个现在几乎让人遗忘的组织——“铁血锄奸团”，汉奸卖国贼听到这个名字，无不闻风丧胆，噤若寒蝉，而锄奸团团长就是号称“民国第一杀手”的斧头帮帮主王亚樵。他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上策划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刺杀事件，民国历史上一些惊天大案：蒋介石庐山遇刺案、汪精卫国会遇刺案、宋子文枪案、“出云号”日舰被炸案、日本驻华最高司令官白川义则被杀案……等等，都是王亚樵幕后策划导演的。

　　不知何故，历史有时总是故作记性不好，竟然将他遗忘。我想原因之一是王亚樵死得太早，他之一死，他的“斧头党”也群雄无首，作鸟散状了。二是，其实历史是不喜欢太有个性的人。他一生不党不群，用一己之力戮力抗日。个性对于历史来说充其量只能算是一次肠梗阻，因而王亚樵也就只能是个草根英雄、绿林好汉啦。不管历史如何评判，其骨子里的爱国情怀是任何人都无法抹杀的，虽是“匪”，但却决不同于上海滩上杜月笙、黄金荣之流。

　　借用一个美国女记者对于王亚樵的评价，我以为确为精到和精彩：“在中国抗日战争(指七七事变以前的局部抗战)和国共两党争斗的这段历史中，这个非常奇特的人物是不能忽视的，很难明确地说，是那个时代造就了王亚樵还是王亚樵在戏弄那个时代。他绝不同于西方的那些黑手党组织以制造恐怖作为生存方式，也不同于中国古老土地上的传统土匪杀人越货谋生。他既非政治家也非军事家，然而他又有相当深沉的政治头脑和精湛的军事常识。同时还保留着一种桀骜不驯的匪性……”

　　就是这样一个热血男儿，他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其实用他的一生来抗日，把一腔男儿热血都用在了拯救国难之中。从这个境界上来说，王亚樵是一个民族英雄。可惜历史风云总是会无情吹去其中的亮光，那么今天我们就让这一历史的亮点再现人间吧。
　　王亚樵这个“好汉”在情感上也是丰富而多情的。历史总是如此相似，英雄总是倒在女人的手下，这个俗气的定律，王亚樵也没可避免。戴笠最后没办法，到头来还是用女色这一招才干掉了他的拜把大哥。到头来，一代英豪因美人而殒落，倒也不能不说是死得其所。
　　帅 克
　　日期：2011-01-18　15:21:11
　　1
　　刺客是从小练成的
　　岁月漫漫，时光悠悠，历史的风浪淘去了无数的泥沙，而王亚樵的故事却一直沉淀在历史河床的深处。

　　在距合肥30多里的肥东县州埠乡，有一个叫做王小郢的村子。这里与皖中农村的其它地方也无两样，房舍、山川、行人、牛羊，一切似乎都与历史并无多少隔膜，但傲视天下、横空出世的一代英豪也没有在这里留下半点遗迹。
　　夕阳西下的时候，回首俯视被夕阳慈祥地照耀着的村庄，炊烟缕缕，归畜悠悠，好一派田园牧歌景观。透过冉冉的暮霭，时光把我们带回到了一百余年前。
　　那是清朝光绪十五年己丑农历正月十五日（公元1889年2月14日），正值一年一度的上元佳节，地处偏僻之乡的王小郢家家户户忙着元宵。在充满节日喜庆的气氛里，悬壶济世的王荫堂的妻子梅氏正在经历着分娩前的阵痛。
　　正午时分，云淡风高的晴空突然一阵黑暗。乌云滚滚，压顶而来，一场暴风雪眼看就要来临。村民们感到失望，很担心这场风雪会冲走元宵夜的欢快——皖中地方，主要是乡间，每逢元宵之夜，大人孩子倾巢而出，到野地之中“撂火把子”。火把子多是一年间积累起来的破扫帚头子、葵花杆子、麻杆子等，在野地里燃起，往空中撂。
　　这时，王荫堂的农舍里，产妇梅氏在稳婆（接生婆）的指点帮助下，终于生下了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婴。当产房内传出新生儿的第一声响亮啼哭时，年轻的父亲和全家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每个人都笑起来。

　　说也奇怪，婴儿一落地，哭声还没有停止，天上的乌云就开始逐渐散去，霎时又是丽日当空，万里澄碧，如同是中秋季节一样。
　　这个刚来到人世就显现不凡景象的人，就是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上策划了一幕幕惊心动魄刺杀事件的幕后导演王亚樵——一个令蒋介石、戴笠都为之胆寒的神秘的传奇人物。
　　不知是自然现象和人生起点纯属巧合使然，还是因为故乡子孙对一代枭雄的顿首敬仰，直到现在，王小郢及其附近的许多村民还始终坚信王亚樵系黑虎星降世。他的一生，是上天的刻意安排。
　　据说，此子一降世，原先一些欺王家为外来户的人立刻有所收敛。因为，他们一打王家的主意，就会头皮发涨。
　　王家的祖籍不在王小郢，而在合肥西乡的韩堰。清朝道光年间（1821—1850），大概在王亚樵的曾祖时，全家迁居东北乡王小郢。王亚樵曾祖父王士俊以种田为生。祖父王榜，目不识丁，不谙世事，亦终老于陇亩之间。倒是其叔祖王凤，粗识文字，可惜终身未娶。他青年时代弃耕从戎，到清廷军队中充当兵勇，屡屡作战，功劳却并不突出，只升到比较低级的都司之职。

　　到了王亚樵父亲王荫堂这一代，王榜深感不识字苦，才送儿子进村塾念书，三年下来，王荫堂粗通诗文。因家境不济，十年寒窗，何其漫漫，王榜便让儿子走出学堂，随一江湖郎中学岐黄之术近三年。
　　王荫堂所从之师，并没有多高的医术，所以，他也就没有学到多么高深的医道。但不管怎么说，草头方子还是知道几副的，所以，务农之余，也还兼行医道。
　　王荫堂医术平平，但脑袋瓜倒还挺好使。行医赚了两个钱后，没有去买土地，而是另行投资，开了一个棺材铺。他觉得，活人的钱固然要赚，死人的钱也不能不赚，不赚只能是白不赚。
　　大概是既希望病人能迅速康复又希望病人很快地死去这种矛盾心理的驱使，使王荫堂一生总是难以把握自己。所以，他一直到死也没有发什么财。不过，却得了一个“厚斋”的雅号，而他的儿子王亚樵却与他截然相反。
　　王荫堂夫妇育有三子一女。长子就是王亚樵，次女王秀樵，三子早殇，四子王述樵。王荫堂老先生六十四岁时病逝于上海。其妻梅氏也曾随长子王亚樵去沪。直到建国后的1959年方病故，享高寿九十。
　　王亚樵在故乡合肥农村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他自幼聪慧伶俐，受到全家上下的钟爱。和别的普通农家孩子稍有不同的是，他有幸受到了良好的启蒙教育。
　　光绪二十二年（1896），王亚樵刚七岁。元宵节一过，父亲王荫堂便领他到邻近的史圩村的一位老塾师刘茂先生（人称刘三先生）家里拜师启蒙。

　　王荫堂早年读书，半途而止，所以望子成龙心切，一心希望儿子能够沿着当时科举考试的阶梯，从秀才、举人到进士一步一步，金榜题名，以遂父志，做官发财，光宗耀祖。只是刘三先生才疏学浅，几年后，便无法指点王亚樵了。
　　十三岁那年，王荫堂又领着儿子到距家二十多里的对河张村，拜张世籁先生为师。张先生曾晋学中过秀才，是一方名师，以经院教学方式设馆，名噪当时。
　　在世籁先生门下，王亚樵攻读经史子集，旁及诗词歌赋，同时临写古碑帖习书法。由于他聪颖过人，加之名师指点，转瞬又是四年，学业大有长进。
　　此时，王亚樵已成长为一个翩翩少年郎了。
　　光绪三十一年（1905），王亚樵十六岁，尚未及弱冠之年。但他觉得寒窗已度十载，学业应当有成，可以进科场一展身手。新年一过，二月初头，便约上好友刘子魁、季凤藻诸少年同窗，兴高采烈地到合肥城内去参加县试。
　　果然不出所料，制艺时文、试贴诗、经论、律赋等几场下来，自己均觉得十分满意。发榜之日，果然高高中在头十名之内。虽说年少，但满腹经纶，文章锦绣，士林人物，无不称道。

　　王亚樵得意之余，又一鼓作气，乘胜前进，参加了四月间在庐州书院举行的府试。遗憾的是，此次竟然名落孙山。
　　按当时科举惯例，县试考中，称为“生员”，就是通常所说的“秀才”。王亚樵在府试中虽落第，考官却很赏识他的流畅文笔，特设宴款待，对他慰勉有加。
　　落榜归来，王亚樵心情极为郁闷。
　　十六岁的少年，今天人们称之为花季，是正在开放的时节。但在旧时的农民家庭中实际上已是一个整劳动力了。王亚樵自尊心极强，眼看着祖父年迈，双亲里里外外辛劳，觉得自己也理应分担家庭生活的重担，便独自外出谋生。
　　日期：2011-01-18　15:22:06

　　经人举荐，王亚樵应合肥西乡一富户之聘，任家塾西席（家庭教师）。王亚樵少年老成，举止大方，颇有些资深塾师的派头，可是东主欺他年轻，且出身寒门，并不以师礼尊之，言语间，每每有侮谩之处。
　　虽说初出茅庐，但血气方刚却是久已注定的。王亚樵在一天午饭间，指着东主说：“狗眼看人低！”然后拂袖而去。许多年后，当王亚樵的英名响彻上海滩时，这位东家还每每脊梁沟子发凉。
　　回到家中，王亚樵左思右想，与其寄人篱下，不如独自开馆。
　　但此时，家中的祖父母与父母对王亚樵能否立业或立何业一点也不感兴趣，他们认为最当务之急是要王亚樵先成家。
　　“不成家，何谈立业？”父亲在一个夏日的夜晚开导他说。
　　王亚樵对于女人似乎早就已开窍了，但他在行动上一直保持着这样的一个准则：贪花不迷真君子！

　　其实，他青春的热血早就沸腾了，他常常渴望能搂着一个如花似玉、柔情似水的女孩度过那难耐的夜晚。但是，现在还不成。在王亚樵的心里，女人与事业，他总是能够掂出轻重。虽然在很小的时候，他就对女人感兴趣并设法获取了。
　　我并不是民间的说书艺人，写英雄时，总是把一些调料往他们的身上加。但是，王亚樵的确是个情种，一个美国女记者曾经说过这样一个故事。
　　这个美国女人叫做弗雷特•安娜，她写过一本叫《中国民间力量》的书。在这本书里，她称王亚樵为“中国奇人”，她以很大的篇幅写了王亚樵的种种行为，其中有他童年时对女人的“行动”。
　　在书中，弗雷特•安娜这样写道：
　　无疑，聪慧的孩子在生理上也是理所当然的早熟。传闻在他（指王亚樵）九岁那年夏天的一个夜晚，他曾对他舅舅的女儿动手动脚，并且试探性地抚摸她正在隆起的乳房。那位正躺在春凳（安徽人夏天乘凉的一种宽板凳）上的十四岁少女被弄醒后吓得尖声大叫。我们无法断定这个九岁的孩子对于性了解到何种程度，也不知道他具备了多少水准的羞耻心，我们所知道并十分感兴趣的，是这个九岁男孩在惹祸之后竟能若无其事地撒下一个弥天大谎。他说他看见一条百足虫（蜈蚣）爬在表姐的胸脯上，他并且真的从手中摊出一条一寸长左右的百足虫。

　　事实上，那条虫是在两个小时前就被他弄死的。然而，当时他的亲人并没有深究，他们无法想象这个九岁男孩的心计……
　　在洪水冲击江淮的那一年（1899），他同外祖母和小表姐同睡一张大床，在这期间他又数次抚弄小表姐的乳房，并且再也不用编造理由，因为他的小表姐已渐渐地习以为常，甚至还经常主动地让他为她解除背部搔痒。
　　在他十岁的时候，他们还在同一只木盆里洗浴。她把他当作孩子，谁又能说不是呢？但是，经验告诉我们，两岁以上的幼儿一般是不会对母亲以外的女人的乳房有所眷恋的，当一个孩子再次对女性，尤其是对他的母亲以外的女性乳房发生兴趣时，则表明他已经情窦初开了。
　　我见过那个女孩的照片，典型的亚洲村姑，脑袋上盘着复杂的发式。她的脸庞确实美极了……
　　我们或许能运用弗洛伊德先生的理论，对他以后的某些行为找到心理学的依据。或许正是儿童少年时期诞生的对异性的美好记忆，左右了他的性格发展。我们所知道的王亚樵，具有这样一种秉性；对于他认为的敌人，他心狠手辣；而对于女人，即使明知是敌人，他也往往表现出耶稣般的宽容……
　　日期：2011-01-18　15:23:21

　　这个美国女人告诉世人的故事，其真实性有多大，我们没法去考证。当然，也没有必要去考证。但纵观王亚樵一生，在血花飞溅之中，对女人，他的确是充满无限的柔情蜜意的。
　　人有时的确难以说得清楚，从其整个一生看，王亚樵对女人的需求，的确是到了“滥”的程度，但在人生之初，他却频频抗拒家人要他与女人结婚的命令。
　　王亚樵是有一股牛劲的，他对父亲说：“你们要是让我结婚，我就到外面去了。”
　　王荫堂虽说希望儿子将来能够纵横天下，但在清末那动荡不安的年代，他又深怕儿子会给自己和王氏家族惹下不必要的麻烦。所以，他没有强求儿子结婚，而是在家中腾出两间房子，供上孔子的牌位香案。王亚樵从此设馆招徒。
　　附近的农人知道王亚樵已中过秀才，对其才学倒还信得过。况且还有许多人家送子上学的目的，仅仅是认字，并不求学业有成。旬日之间，王亚樵收了二十多个农家子弟，勤勤恳恳地做起了“孩子王”。

　　可是，这位少有大志的年轻塾师，很快就发现自己人生的路不在这荒僻的小村，只教了一年馆，就不甘于碌碌无为地做一辈子三家村老学究，辞馆外出，独自创天下去了。
　　光绪三十三年（1907）春天，一位叫赵友顺的武师来到合肥东北乡，开馆授徒。赵武师为人忠厚，知识渊博，很受东北乡一带的年轻人的喜爱。
　　此时，王亚樵已做了一年孩子王，正在思索人生的道路。赵友顺的到来，使得王亚樵豁然开朗。如今正逢动荡岁月，反清志士前赴后继，大清江山易主势在必然，做一儒生，空有一腔报国热情，哪里抵得上有一身精湛的武艺去报效国家。于是，王亚樵立刻把赵武师请至家中，摆酒畅谈天下大事。
　　酒逢知己千杯少，两人喝至夜半，也谈至夜半。酒罢搁盏，尚觉意犹未尽。于是又对床而眠，继续纵论天下。
　　此时，外面已下起了小雨。春雨打在窗棂之上极其悦耳动听。
　　“赵先生，我十分敬佩你的为人。”当夜静时，王亚樵说：“我想拜你为师，学习武艺，将来好为国效力。”
　　“贤弟此言差矣，修身齐家平天下，从来都是饱读诗书的人，以赵某这样的一介武夫，谈什么为国效力，最多作做挡箭牌而已。”
　　“不，赵先生，如今恰逢乱世，要想效力国家，必将驰骋疆场，没有好身手，消灭不了那些欺世奸雄。”王亚樵很激动。
　　“贤弟此言，赵某惭愧！你要真想练功夫，赵某倒是可以指点一二。只是古人云：年过二十不学艺，先生此时学这玩意，益处怕不会很大。”
　　王亚樵一听，知道赵武师是嫌他年龄大了，便说：“我虽然已十八岁，但自幼也练过一些，胳膊腿都是灵便的。”
　　“真的？”赵武师一听，来了兴趣，“想不到贤弟文武双全！”
　　春雨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了，鸡鸣声从村中响起。
　　“小时候练的，不规范。”

　　“我们何不来个闻鸡起舞呢？”
　　“对，反正睡不着。”
　　两人翻身下床，来到村外的一个小岗上，王亚樵伸展了一下身子，便上下左右比划起来。
　　走了四五个套路，王亚樵收住招式，焦急地问：“怎么样？”
　　“身手倒还利索，只是招招式式花花草草，十足的花拳绣腿，且练习日久，身体走势已成定局，短时间是难以更正的。”
　　“难道就丝毫也不堪造就了？”王亚樵心里有些不快起来。

　　赵武师经过一宿畅谈，知道这个年轻人好胜，但确属可造就之材，忙说：“哪里，你听我慢慢说。习武之术，攻守进退，静动徐疾，虚实刚柔，起承转合，实非一日之功可得要诣，以贤弟的聪慧，此时若硬要练下去倒也不会毫无收获，只是时间要很长了。我是觉得，时至于今，光会些拳脚功夫，意义已经不大了。刚才贤弟出招时， 我看你臂力强劲，不如练火枪。”

　　王亚樵连忙说：“先生好眼力，我从小就喜欢张弓弹射，这些年来，一直没有间断，臂力的确可以。只是这火枪怎么练习呢？”
　　“赵某前几年在天津卫，也练过火枪。”说着，赵武师捡起一块石头扔进林子深处，几只山鸟被惊起，“突突突”地飞了起来。
　　只见赵武师在怀中摸了一下，然后手一扬，一声脆响。谁也难敌这玩意。
　　日期：2011-01-19　10:31:43
　　王亚樵接过枪，沉甸甸的。
　　从此以后，王亚樵将开了一年的学堂关了，每日里练习瞄准。
　　一个月后，赵武师把十发子弹压进枪膛，让王亚樵进行实弹练习。十发子弹射出后，王亚樵基本上学会了用枪。
　　因为做了一年“孩子王”，王亚樵手里有一点积蓄。他跟随赵友顺去了趟合肥，买了一只德国进口的手枪和一箱子手枪子弹。
　　回到家，王亚樵进入了正式练枪阶段。
　　赵武师的训练方法十分独特，他用一种木夹子放在野地里，捕捉了一些野兔，然后，把野兔放进一个扎着严严实实的篱笆的大菜园子，让王亚樵一边追赶一边放枪。
　　开始，王亚樵凭着一腔激情，不停地开枪。结果打掉三百发子弹，连一根兔子毛也没有打掉。

　　赵武师说：“不能光凭开枪时的一时快感，一定要瞄准，瞄准了再打。”
　　王亚樵立刻改变方法，几天后，他的手枪打中了第一只野兔。
　　渐渐地，王亚樵能每天都打中野兔了。
　　两个月后，赵武师与王亚樵两人来了一个君子协定，就是王亚樵每天在菜园里用手枪射杀野兔，赵武师每天夜里在野地里捕捉野兔，早晨时再放进菜园。什么时候，王亚樵能够很轻松地把野兔全部射杀，什么时候枪也给练好了。
　　开始，真难为王亚樵了。赵武师每天都有十几乃至二十几只的野兔送进菜园子，而王亚樵一天只能射杀几只。

　　半个月下来，菜园里已经“兔”满为患了，剩下的一百多只野兔，把菜园里的各种菜都吃得光光的。兔子们开始闹饥荒了。
　　由于缺少障碍物，王亚樵的命中率逐渐高起来。半年后的一天傍晚，他终于将菜园里当天的最后一只活兔子射杀。
　　从此，王亚樵与赵武师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赵武师夜里捉住的兔子，王亚樵一天里都能够全部射杀。
　　又过了一个月，情势发生逆转。赵武师夜里捉住兔子，王亚樵上午半天就全部射杀了。
　　后来，赵武师刚把兔子放进菜园，王亚樵掏出枪一个找一个点名，一分钟不要，全部射杀完毕。

　　这种情形一连持续了三个早晨。
　　那天晚上，赵武师把王亚樵请到武馆，两人频频举杯。
　　“贤弟，从明天起，你用不着去菜园了。从现在起，你就是全中国屈指可数的神枪手了。将来，无论走到哪里，你都不要离开枪。因为命运已注定了，你这一生将离不开凶杀和恶斗。”
　　“为什么？”
　　“不为什么，就因为你是神枪手！”
　　两人喝到夜半方散。临别时，赵武师掏出一只小巧的手枪递给王亚樵说：“这叫掌心雷，我在天津时从一个法国人手里买的。一般情况下，只有女人才用这种枪，但男人带着它，常常会出其不意，关键时刻能救命的。”
　　王亚樵接过，看了良久，深深地向赵武师鞠了一躬，“谢谢先生！”
　　“别客气。这支枪不要给别人看。别人要是知道你有这玩意，就达不到出奇制胜的效果了。”

　　时已至秋，王亚樵从练枪的沉醉中醒来，突然变得焦急起来，该干点什么呢？他常常这样问自己。
　　就在王亚樵焦急之时，有人找上门来，请他去做司书。
　　来人是距王小郢二十里外的众兴集的李元甫手下。当时，李元甫因天下不太平，忙着兴办团防局，这是一种地方自卫性质的武装组织。
　　李元甫是李鸿章的族人，属“李府”中人。这里所说的“李府”，是指李鸿章的庞大李氏家族。在清末的几十年间，这个家族地跨合肥、巢湖、舒城、六安等地，是当时中国屈指可数的名门望族。且不说当时李家有多少财产，仅看看李鸿章兄弟六人在清朝所任的官职，即可说明，当时的李家是多么庞大。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是道光年间进士，曾任刑部主事，他共生六子，长子李瀚章，官至湖广、两广总督，诰授光禄大夫、太子少保。次子即李鸿章。三子李鹤章，官授甘肃甘凉道。四子李蕴章，授候选道。五子李凤章，授按察使衔补用道。六子李昭庆，官授记名盐运使，赠太常寺卿。李氏兄弟在封建社会中所取得的“成就”，任何一个人都可谓衣锦还乡，光宗耀祖，更何况是兄弟六人同出一门呢？所以清末人说“宰相合肥天下瘦”也就丝毫不足为怪了。

　　由于李氏家族地域广阔，各处乡间均有他们的土地、庄园和佃户，所以他们在地方上要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一来用以自卫防盗贼，二来用以威慑地方其它豪强势力。
　　团防局因系地方私人武装组织，所召集的人大都是乡间农民，知识分子是没有人愿意去的。李元甫为了抓住几个笔杆子，就到处去拉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