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06-4-18 14:15:00
　　个人简历
　　谢耘:
　　1963年生。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博士。担任过的主要职务有：神州数码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联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副所长、联想研究院副院长、神州数码软件公司总经理。新书《修炼——我的职场十年》2006年4月出版
　　【连载一】 第一次惊吓

　　1993年的12月17日，北京已经是寒风凛冽。我作为国内一家当时在中关村比较有名的IT民营企业对外合作项目的第二负责人，登上了两年前我在悉尼永远错过了的前往美国的航班。 美国西岸时间中午时分，航班沿着太平洋海岸，飞临洛杉矶。当飞机开始下降时，我透过舷窗，好奇地俯瞰这片我从未踏足的土地，我的心情没有丝毫的波澜。准确地讲，没有兴奋，没有激动，没有向往，也没有期待，心中只有一丝隐隐的却非常顽固的对未来的忧虑。 公司经过半年多的谈判，与美国著名的国防企业TRW太空电子集团达成协议，共同开发面向中国市场的民用产品。出发前，双方达成一致的是先开发用于家庭的卫星电视用平板天线和高频头。对方建议的电视加密收费系统，由于市场和技术的问题，我们公司一直没有拿定主意，准备随后双方再议。

　　我是在去美国之前才在李平的游说下，离开了工作不到一年的一家国内小型国防企业。我在三天内就做了换工作的决定，这也是我一贯的行事特点。所以我对于双方的合作，包括公司的情况，都了解不多。未来，在我基本上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展开于我的面前。我没有时间审慎思考，便必须面对诸多未知开始行动。在行动中思考，在思考中行动，成了我未来工作的特点之一。

　　TRW在十年前为军事用途，曾经设计了一个视频图像加密解密系统，加密和解密系统分别有两个大手提箱那么大。周博士就是带着那两个“古董”，在1993年11月到中国广电部做的演示。当时他信誓旦旦地告诉客户，在1994年2月初，一定把它们变成家用的小盒子再来北京。其实军用系统和家用产品之间除了原理相同以外，基本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当时我们大家对这个项目都没有什么信心。不过周博士过人的胆量和推动能力，还是让我们很快就全力以赴开始了工作。

　　项目总体上在按预期向前推进。因为没有一个十分周全的项目计划，为了保证大家的工作能够有效配合，我们每天早上都要开碰头会，检查进度，布置任务，协调工作，然后再分头做自己的事情。由于我们身在异国他乡，也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便每天工作到晚上10点。在大学我是学雷达的，对电视可以说一窍不通，因此我便承担了微控制器编程的任务。这对我来说倒是轻车熟路。

　　尽管没有大问题出现，但是由于从来没有面对过这样紧张的任务，而且系统核心芯片的设计，是TRW的人员在其公司内部进行的，我们无法随时看到进展。其实即使我们能了解，由于我们任何人都没有设计芯片的经验，也是不知深浅。所以我们依然忧心忡忡，看不出来我们能按时完成任务的依据在哪里。
　　1月底，中间的一系列测试都显示样机的功能没有问题，周博士便预订了2月4日去北京的机票，准备兑现其对客户的承诺。当时我们的项目计划在时间安排上没有一点余地。 在他和Pete将要启程的前四天早上，最后的核心图像处理芯片才完成，我们高兴地把价格昂贵的FPGA（现场可编程门阵列）装在了机器上。接通信号后，大家全都呆住了。图像加密后看上去没有问题，可解密后的图像尽管上下部分质量不错，但是在中间却莫名其妙地有一道粗粗的黑影，应该出现的图像却不见了。“天啊，怎么会是这样？”Mitch叫道，他是芯片设计的负责人。瘦小的项目技术总负责人Greg站在一旁，右手撑着下巴，一如既往的一脸深沉，双眼凝视屏幕，一言不发。尽管大家忙了个满头大汗，可是直到下午，那道黑影依然固执地出现在屏幕上。

　　这时谭自强把我叫到另外一个房间。“我给你解释一下这道黑影是怎么来的。我想我应该没有猜错。”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工作，我对电视技术多少有了一些认识，发现我们习以为常的电视信号，要远比看似神秘的雷达信号复杂。有了这点可怜的基础，我费了一些时间，听明白了谭自强对问题原因的解释。我感觉他的判断是对的。 晚饭后，周博士到了工作现场，召集所有的相关人员开会讨论。空气凝重而压抑。因为我的英语要好一些，所以我替谭自强详细解释了黑影产生的机理。大家各抒己见，场面倒是相当的民主，只是周博士一直一言不发。最后，除了一位年轻的TRW工程师外，所有的人都接受了谭自强的解释。时间已到了凌晨三点，大家疲惫不堪，睡眼蒙。周博士准备收场：“我听不太懂你们每个人说的道理，搞不清楚谁对谁错（这句话我怀疑是他自谦）。不过既然现在只有一个人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就按谭自强的建议，明天一早马上修改设计。如果确实还是不行，我一个人去北京，给客户下跪，告诉他们我们没有能够实现承诺，请他们原谅，再宽限我们几天。我来承担这个责任，但是希望大家竭尽全力。”

　　这便是周博士的典型性格，关键时刻敢于拍板，也敢于承担后果。他第一次进大陆之前，是在香港出差。当时他面临一个影响他一生的选择：如果踏上大陆的土地，他将被美国政府终身取消在美国从事国防机密研究的资格；如果不进大陆，自己开创一番新事业的梦想将无从开始。在香港犹豫了两天，他登上了去北京的航班，开始了他自己一生中一个最重要的转折。 2月2日下午，新的芯片编程完毕，送到了我们的实验室。大家这次可真的紧张了，万一不成，绝不是谁承担责任的事情，而是关系到这个项目命运的问题。当信号接通后，解密后的图像清晰稳定地出现在了电视屏幕上。顿时，实验室里一片欢腾。马上有人出去买酒，其他人立即开始了系统的全面测试。测试表明系统实现了所有预计的功能，我们终于取得了双方合作开始以来第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完成了我们自己都无法相信能够完成的任务。大家在实验室举杯相庆。 当周博士和Pete把样机展示给北京广电部的客户时，他们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说，1993年11月听周博士承诺，他会在1994年2月初完成样机研制的时候，他们认为周博士是在和他们开玩笑，甚至有人怀疑周博士是一个国际骗子。

　　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本来一件不可能的事情，经过周博士的推动，在一种我们无法理解的“混乱”状态下，竟然像变魔术一样完成了！这一切给了我从来没有过的体验。而这种体验，是难以用语言来准确描述的。世界上的事情，竟然可以这样做，我大开了眼界，也对周博士产生了由衷的敬意。这个项目立项时，他便多方游说，统一了双方的意见；在项目进行中，他坚定的信念，使得我们尽管心存疑虑，却依然在无形的压力下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之中。周博士就好像一个功率强大的推土机，只要是他认准的事情，只要是他决定做的事情，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都会一往无前，冲破一切困难和障碍。在此之前，我的信念是，越复杂的事情事先越要周密的策划，只有近乎滴水不漏以后，我才会开始行动—事实上常常是没有行动。而这段经历，使我猛然发现，做成一件事情其过程竟然和我的想像相去甚远。

　　〖当我们认为无法完成一项任务的时候，原因会有很多。其中有的时候是因为你看到了太多的、你不知道如何克服的困难，也有的时候是因为你对将要发生的一切无法预计而心生畏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战胜这些困难，并不意味着在无法预料的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毫无办法。未来的不确定性，应该成为我们发挥自己潜力的舞台，而不是成为我们行动的障碍。 当我们面临挑战的时候，计划的周密性永远是相对的。我们更要作好准备在实践中去学习，在困难中去寻找克服困难的办法。在周博士的领导下，我初步找到了一种感觉，一种如何适度地把握计划的周密性的感觉；生出了一种勇气，一种面对从未遇到过的困难，面对众多不可预知的险境，不回避，不空谈，而是去果敢行动的勇气；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前进，是成就事业的基本规律；催生了一个新的价值观，能把一个平凡的想法变成现实，远比仅仅产生一些了不起的思想更加值得敬重。〗

　　日期：2006-4-18　19:16:27
　　【连载二】 负面情绪放大效应
　　初战告捷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我们必须面临设计真正产品的挑战了。原理样机和产品还是有根本性差别的。
　　最后的产品，图像处理需要设计一个专用芯片，而不能再用价格昂贵的FPGA。这首先涉及相关的知识产权问题，由于离开国内之前，这个项目并没有定下来，所以有一些合同条款需要补充谈判。总工程师是一个典型的传统知识分子，我不好意思让他太费心，自己便硬着头皮冲到了前面。
　　其实在此之前，我根本就没有任何谈判经历，更别说与国外企业的谈判了。对方有公司的法律专业人士作支撑，而我们总共只有六个人，还全是搞技术的，并且主要在做产品的开发工作。英文的法律语言，常常一句话长得可以有十几行，准确地理解其含义已经让我有些头痛，我们提出的修改建议还必须使用同样的语言风格。人在压力之下或许会有超常的发挥。在谈判的过程中，有一次对方看到我提出的修改文字后，有些好奇地问我是否学过法律。好在合同大的方面已经没有问题，谈判没有拖太长的时间。不过这段谈判，我却首次体验到了律师做事的风格：提出的建议一定把自己保护得天衣无缝，不管对方是否能够接受。这一点我至今也做不到，不知道是否因为我太过书生气，可是律师也应该算是知识分子吧。

　　产品开发开始以后，我便把微控制器编程的任务交给了吴志聪。我主要做一些管理工作，中间也帮助解决一些我搞得懂的技术问题。由于是产品样机，需要实现的功能远远超过了1月份开发的原理样机，软件控制功能也复杂很多。吴志聪的经验不足，工作进展有些拖延，我对他也逐步表现出了不满情绪。大家的工作氛围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而我自己却浑然不知。 有一天，李平找到我，“谢耘，大家感到和你一起工作比较有压力，这种状况好像不太对吧？”他客气地提醒我。话很短，语气也不激烈，可是却让我愣住了。是呀，我们这个担负着整个公司希望的队伍，只有六个人，而公司远在国内，很多事情一时都帮不上忙。我们把吃奶的劲使出来，还未必能够完成任务，我有什么理由用一种消极负面的态度去对待别人的工作？没有谭自强的经验，我们怎么能在2月初完成原理样机？没有李平他们前期产品开发的基础，我们要花多少时间去解决产品外观等问题？即使吴志聪缺少经验，但是他任劳任怨，谁给了我权力可以蔑视他的辛勤劳动？我即使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自己把所有的事情都包下来，更何况至少当时在经验上，我在许多方面还不如别人。

　　作为一个管理者，我的职责是完成公司的任务，而要完成任务，我必须想方设法让大家把自己的潜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要做到这一点，我应该给大家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和氛围。在出现问题的时候，我可以依靠的只有眼前这几个人，我应该做的不是去指责和抱怨，而是要建设性地帮助大家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和做学生有着本质的区别：作为学生，你只要自己努力，就能够学好，但是在工作中，没有大家的配合，你通常只能一事无成。

　　其实，当你向别人宣泄自己负面情绪的时候，尽管当时你可能得到一种轻松甚至是满足，可你负面的情绪一定会在别人那里引起一定的反应，而且通常会是同样负面的反应。如果你是组织里的一员，这种负面的反应将会在你所处的组织中扩散，最终通常还会以某种形式反馈给你自己。更为糟糕的是，反馈回来的可能比你当初释放的要强烈许多倍。这种循环，对于工作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如何用一种积极的、正面的态度去对待你周围发生的事情，确实是一个人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这不只是心理的成熟，更需要对这个包括你自己在内的世界，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和认识。

　　李平的提醒加上当时在国外特定的环境，引发了我最重要的一次秉性的变化。以至于后来回国后我的一个同事跟我开玩笑：“我女朋友的性格要像你这样该多好。”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秉性的改变确实非常困难，但是如果你真的意识到其必要性，也并非不可能。当然这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特别是对于成年人。
　　十年过去了，至今我也不敢说自己的狂妄和傲气已经烟消云散，但是至少我在不停地提醒和反省自己，希望自己能够真正平等地与人相处，能够给别人带来的是尊重、支持和帮助，而不是阴霾、抱怨或指责。只有播撒阳光，才能收获果实。 李平的这次批评，尽管并不严厉，但是对我的成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后来经历了不同的工作环境，逐渐感到真正时时做到平等与尊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当我们面对领导或权威而诚惶诚恐，当我们面对下级，展示自己居高临下的关怀、大度或者颐气指使，当我们对平级同事百般挑剔，当我们因为自己拥有或者欠缺某些能力、知识、经验、地位、权力或财富而产生优越感或自卑感，当我们因为自认为或者事实上拥有的良好道德修养及社会责任感而自视为社会良知、社会精英……我们需要承认，在这些意识的背后，或多或少地都可以看到不平等的心态，或对己对人缺少尊重的成分。 平等待人，便是平等待己；在一些场合不尊重他人，通常意味着在某些场合对自己的不尊重。 平等和尊重，不应该只是对他人的要求。〗

　　日期：2006-4-20　09:51:01
　　【连载三】
　　绝地逢生
　　1994年11月，我们的专用芯片第一次试流片。Mitch带着芯片样品，立即赶到了惠州，我们紧张地开始了芯片的测试。 之所以紧张，一方面因为这是我们产品的核心所在，更因为我们按照一次流片成功的预计，已经和美国TVB签订了供货合同。第一批产品预计将要在1995年2月到达美国，届时TVB将在完成系统测试后，正式开通卫星电视付费频道。三天的测试很快就结束了，谭自强报告芯片一次投片成功。眼看产品经过近一年的研发，就要投放市场了，公司上下空前欢喜。Mitch立即返回美国，准备正式生产投片。 没过两天，谭自强悄悄地找到我，“谢耘，有个不好的消息，我们刚刚发现芯片有一个致命的缺陷。”我大吃一惊：“是什么问题，为什么开始没有发现？”

　　原来，当时测试时，技术人员只是注重了功能的正确性测试，没有去测试片上存储付费授权信息的存储器的电流消耗量。这部分存储器中的数据是不能丢失的，要能够用纽扣电池维持十年的时间，所以其消耗的电流要在纳安培水平上才行。Mitch走了以后，他们才想起测这个指标，一测吓了一跳，电流高达毫安培量级。这意味着使用纽扣电池数据只能保持几天，而不是原来设计的十年。“所有的频道你们都测了吗？”我焦急地问。“100个频道分为4组，每组我们都测过了。”“一定要封锁消息，不能再让更多的人知道，也不要报告给公司领导，我们赶紧商量一下。”我第一次用命令的口气和谭自强说话。

　　这个消息对我来讲如同晴天霹雳。 我在心中紧张地盘算着如果芯片不能使用，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确定芯片的问题，重新修改设计再去投产，至少需要两个月的时间。而在客户那边，由于我们是新产品，所以没有系统可靠性方面的优势。一旦芯片的问题曝光，客户采用其他厂家的系统几乎成为必然，同时我们潜在的客户也将对我们系统的可靠性产生疑问，哪怕在我们改掉缺陷之后。

　　而且，当时公司经营情况不好，从上到下对这个项目寄予厚望，如果丢掉第一个合同，对公司将是一个沉重打击。一番盘算下来，我更加从头凉到了脚—因为我根本看不到任何能够补救这个缺陷的办法，而其导致的结果又如此严重。 几个人坐在一起，费尽心思，除了重新投片以外，也没有想到其他任何出路。我突然想到，除了那100个正常的付费频道外，我们在芯片上还设计了4个“每次观看付费频道”（Pay Per View Channel，简称PPV）。“4个PPV频道你也测过吗？”“100个都不好用，那4个怎么可能没问题？”谭自强显然没有信心。“我们还是测一下看看。”我坚持道。

　　我在旁边紧张地看谭自强的测试。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奇迹竟然在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出现了—这4个频道的电流消耗与我们设计的完全一样！大家简直无法相信这个结果。反复的测试表明，这不是白日做梦。可是，最初的激动很快就演变成新的无助—TVB准备上4个频道。但是通过分析，由于PPV工作方式与普通频道不同，4个PPV频道只能当做两个普通付费频道使用。真好像刚爬出泥潭，又跌入深渊。

　　显然，我们产品就是这个样子了，出路只能从客户那边来想了。我强迫自己静下心来，排除将要发生的灾难性后果对我心理的影响，又开始了冥思苦想：从客户的商业计划分析，由于他们是第一次开通付费频道，所以尽管客户计划开通4个频道，但是开始只会先上一个，半年后再上第二个。看来我们只能在这其中找机会了。我把谭自强等找到一起，讲了我的设想：先用两个PPV频道作为一个普通付费频道用，让TVB按时开通第一套付费电视节目。随后的半年当中，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完成芯片的修改。然后再用新的机器，换回前期交付给客户的带有缺陷芯片的产品，当然到时候要找一个恰当的理由。

　　这样，我们的损失最大也只有前期的供货，而得到的是第一个合同的顺利执行以及市场形象的维护。 这个主意有点出乎大家的预料。大家还探讨了肖萌提出的，通过4个PPV频道，用授权管理系统来实现多个普通付费频道的可能。肖萌也是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的毕业生，比我低四级，原来在公司负责卫星电视接收机的产品开发。他在电视加密收费产品准备生产的时候，加入了这个项目。 经过权衡，我们一致认为尽管我的建议风险很大，但是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带着装有缺陷芯片的产品，在客户和公司其他人员，包括总工程师和其他高层领导都不知情的情况下，我抵达了美国，开始向客户销售。

　　三个月后，卫星转发器涨价，TVB决定暂时只开设一个付费频道。自然我们也就不用更换新的机器了，尽管当时修改后的芯片已经投产。 一场灭顶之灾，以我们没有任何损失的结果，消解得无影无踪。
　　是命运？还是天助？只是这个过程，让肖萌提心吊胆了几个月的时间—他同第一批产品一起，被派到美国做现场技术支持。 这是我第一次作为风险的直接承担人面对严重的危机，而且主动采取了以前我自己不可能采取的方式来应对。它让我相信自己确实从周博士那里学到了一些做事的真谛，大大增强了我面对挑战时的信心，也开始习惯在工作中应对各种出乎预料的险情。

　　几个月后，我大学的同学甄宏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在得知这件事情的经过后，他不太赞成地说：“谢耘，你的胆子也太大了。”确实，从公司的管理规则来看，我是没有权力在高层不知情的情况下处理这件事情的。可是当时的具体环境使我至今确信，我的做法是惟一能够保护公司利益的选择—如果报给高层领导，由于对新技术和新产品理解的局限，他们很可能否定我们的建议；而且，我设计的应对方案，也没有对客户不负责任。当然，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做过这种越权的事情。不过，我的胆量确实是被这次经历给练出来了，恢复了一些我少年时代“敢说敢干”的性格。

　　日期：2006-4-21　09:36:46
　　【连载四】 亲情幻境
　　集团总裁张云峰和其他的几个核心高层管理人员，是某著名IT公司的创始人，当他们外请一位“高人”出任那个IT公司的总裁后不久，他们自己便纷纷离开，创办了新的公司。新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利用当时社会转型的一些机会，曾经赚过很多钱，其财务软件产品，也曾做得相当出色，应该说比当时的用友公司影响更大。所以后来新公司在广东省惠州市投资，在寿华科技园旁边成立了集团公司。不过这个时候，公司的经营情况已今非昔比。为了让集团公司再有新的发展，张云峰三顾茅庐，请来了正在养病、刚刚离任的南方某市电子仪表局前局长，出任集团公司总经理。在他们共事的前期，两人之间非常信任，张云峰在北京每天早上第一个电话，总是打给远在惠州的总经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