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记事》
第18节

作者: 春秋客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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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连环画,主要是被其中的情节所吸引,尤其是成套的连环画,看完了一本,还想看下一本,但多不能遂愿。时间长了,一套连环画陆续看过了其中的大部分,便千方百计搜寻剩下的部分,一旦弄到了钱,首先就是买它。后来找到了原著,原原本本的读起来,把多年想知道的情节,一下子贯穿起来了,那才叫过瘾。看长篇小说,除了情节之外,又为其中的人物感动。看《林海雪原》,把自己当成了少剑波、杨子容,竟也似上了威虎山,与土匪斗智斗勇;尤其是书中的爱情描写,更感觉新奇无比,看的脸红心跳。一本长篇小说看完了,却是十分的失落,竟似与书中人物诀别了一般。

  与上学的孩子们相比,在生产队劳动的人们,支配时间就自由多了,喜欢看闲书的人也自然方便了许多。长大了的孩子,自然与父母分屋而居,终于有了使用煤油灯看书的自由,尽管老人一个晚上不知喊几次,令其熄灯节油,这里却尽量多拖延一时半刻。后来生产队浇地使用用柴油,人们拿了盛农药的空瓶子,找柴油机手通融,悄悄灌一瓶子(约二斤),拿回家来点灯;原来的煤油灯尽可使用柴油,只是灯光暗了许多,还冒浓浓的黑烟,好在看书人用灯心切,顾不了许多。点了不花钱的柴油,不用再担心老人的干预了,多是钻在被窝里,枕旁一灯如豆,手捧书卷,一颗心尽情的在书内世界畅游;看到幽默处,“哏儿、哏儿”的笑出声来,看到悲伤出,眼泪湿了枕头。卧累了,翻个身,把灯端到了另一侧,再看;有时看一本有意思的长篇小说,竟能一气读完,此时大多天已破晓。第二天浑身无力不说,那一双鼻孔灌满了烟油,早晨要擤出满满两管浓黑色鼻涕,烧焦头发的事情也常有发生。后来有了电灯,才给这夜间读书人带来了彻底的便利。

  冬春季节,农活不紧张,下地可带本小说,中间休息时拿出来看。一起干活的人多,想看书的人也多,往往几个人凑过来,同时看一本书,前面的人席地而坐,手捧书本,身后的几个人或蹲或弯腰,几个脑袋挤在一处,几双眼睛都盯在书页上;这种“集体看书”也男女有别,往往是小伙子与姑娘们各站一簇,各围一本书阅读。书中多有爱情故事,描写情人间亲昵动作的细节最吸引年轻人,看到妙处,小伙子们会一齐“噢、噢”怪叫,姑娘们则彼此推搡,笑闹一番。《青春之歌》里有精彩描写:男主人公余永泽与女主人公林道静热恋,趁其不备,在她脸上“叭”地亲了一口。这群情窦初开的年轻人,被这个细节竟激动了许多时日;多年之后,重逢的人们还会津津乐道的说起它。

  可以看书的时间多了,但借书的渠道却不如学校多;淘书是一件难事,串门、走亲戚,都格外留意人家里有没有书。村里人都没有书架、书橱之类家具,家有的书本大多随意散放在房间各处。发现有没看过的书,自然借了;遇有主人没看完的书,不便借走,便在人家里,作了“客座”读者,主人也就顺其自然,省去了在旁奉陪;一次看不完,偷空再去。还有不大讲究的熟客,看到主人正在看书,顺手接过来翻翻,这一“翻”就不再放手,主人无奈,只得委屈了自己,由他看去。

  书源少,自然得到什么书看什么书,无选择的余地。但兴趣还是有差异,有人喜欢武侠小说,多找《三侠五义》、《大八义》、《小八义》之类;有人喜欢公案小说,多看《彭公案》、《施公案》之类;更多的人还喜欢看文学性强的现、当代小说。文化***开始后,只是烧了一些相面算卦、看阴阳宅的“迷信”书籍,大量流传的小说却免遭其祸,也算一大幸事。但广受人们喜欢的小说不再出版,新出版的小说大没看头,如《金光大道》、《艳阳天》、《飞雪迎春》之类,书中主人公多是形象高大的英雄,纯洁高尚、无私无欲,且千人一面,少有差异。村里的青年团,曾一度办起图书室,购置的图书,除了伟人选集之外,都是此类读物。读者饥不择食,也只得拿来看了;说来也怪,只要捏着鼻子读下去,时间久了,竟也能读出些许乐趣来。到如今,拿了这个经验,勉强看电视台的蹩脚电视剧,看久了,也照样能看进去。

  与看书相关,村里还有人“讲书”。多是在盛夏的夜晚,人们晚饭后,各拿蒲团、芭蕉扇,坐在自家门前的街上,听人讲书。两三个略具口才的人,讲他平日看过的小说,有人讲《三国》,有人讲《水浒》,还有人讲《聊斋》,每人轮流讲上一段。众人大都摇着扇子,眯上眼睛,尽情享受一天劳作之后的闲暇。这更是孩子们的乐事,每天早早出来,等着听前一天晚上的“下回分解”,有时讲书人因事耽搁,出来晚了,便有孩子跑到人家中打探。听人讲书,毕竟受到诸种限制,不能尽兴,便有孩子找了正在连续讲着的小说原著,自己看起来。也因此,又一批新人加入了看闲书人的行列。

  日期:2019-11-03 08:49:01
  刘会来
  刘会来是个戴帽的富农分子。
  刘会来祖籍不是这个村子,他父亲早年就来刘庄,给一个远房亲戚家做帐房先生。这家亲戚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财主。会来父亲后来与刘庄的一名女子结了婚,就在这里落户了。财主没有亏待他,给了一处宅子。自己又陆续买了几十亩地,养了骡马,还雇了个长工。后来年岁大了,就辞了帐房的差使,专心经营这几十亩地。

  一九四七年土改,刘会来家被划做富农成分。会来弟兄三个,会来是老大;二弟抗日时期参加了八路军,打仗牺牲了;三弟上学,后来在城市上了班,还算国家干部。二弟为国牺牲,会来的父母自然成了烈士家属。土改划作富农,家里总要有一个人戴富农分子的帽子,父母是烈属,戴这个帽子自然不好。最后这个帽子戴在了会来的头上。会来结婚生子,他的孩子们都被叫做富农子弟,当兵过不了“政审”关,上学也受限制。

  会来没上过学,年纪稍大一些,就跟长工一起下地干活,从小没享过几天福,只练就了一身干庄稼活的手艺。戴这个富农分子的帽子的确委屈了。委屈归委屈,富农分子的待遇还得“享受”。每逢来了政治运动,村里就要把几个戴帽的“四类分子”集合起来,开会批斗。会来依例参加。
  这四类分子有: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分子、坏分子。前三类的“分子”,土改、解放时期就确定了。只有这坏分子,是以后陆续确定的。大都是一些偷鸡盗狗等刁滑之徒,由生产大队拟定人选,呈报公社批准,一顶坏分子的帽子很容易就制作出来了。支部书记经常吓唬不听话的社员:你不老实,小心给你戴个坏分子帽子。你别说,这吓唬还真管用。平日,这些“四类分子”要清扫大街,每人都分了固定的街道,隔十来天就要清扫一次。那时的大街总是干干净净的。文化***过后,给这些人摘了帽子,大街也就没人清扫了。公社、大队有临时性的小工程,也大多由四类分子的义务劳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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