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看出，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获得成功，主要是推翻了与外国资本主义殖民势力相勾结的、反动卖国的封建幕府统治，建立了能够主持近代民族形成和资产阶级改革的新政权，建立了以现代化为导向的天皇新权威政府，该政府以政权武力为后盾，坚定不移地推行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只要有用，即为我所用，他们的改革是全方位的，暴风骤雨式的，也是干净利落彻底的。


日期：2009-01-19　18:04:58

　　其实，例如保马法这样把军需问题外包给私人不是不可以，英国在七年战争里就有成功的例子。里面还是有很多可探讨的地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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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的好
　　美国日本二战时候乃至今天的军火,8都是私人公司制造的?
　　将马匹承包给私人养护,必须有所选择,而不应不分对象地让百姓去做这项高难度的工作~


日期：2009-01-20　09:49:45

　　王相公的变法和康有为的变法高度相似,区别在于前者得到强势皇帝的大力支持,后者却依靠了个弱势皇帝.前者玩了很多年，后者只变了百天。
　　王把所有旧党官员都得罪了，但他有本事把他们都罢免职务，驱逐出朝廷。而后者却拿旧党没办法，人家不尿他，最后被旧党收拾掉。
　　急于求成，不知已不知彼。康有为夜以继日地在南海会馆编书上折担当着维新变法的大军师的角色，不停地给光绪上书奏折，加速变革，从1895年的7月19日开始，光绪皇帝下诏，在各省推行新政，103天共颁布了二百多道诏书布维新之令：废八股、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矿藏、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立学堂、练陆军、整海军、整厘金、核关税、汰冗员等等。

　　这么短的时间，办这么多的事情，岂非天方夜谈？那些满脑子塞满了孔孟经典、子乎者也的官僚们怎么能理解、贯彻？常常是前一道诏书还没看明白，后道诏又至。
　　而王安石的变法因为排除了阻挡执行的官员，所以能够推行下去。但是推行下去不等于按照预期执行，而是龙种变跳蚤。
　　有些新法本身就是“跳蚤”。比如保马法；有的新法本意是好的，但是执行起来走样，起到相反作用。比如青苗法，本意是利用国家信贷解决农民播种时期的资金短缺问题，结果被硬性摊派，变相的高利贷。有的新法如将兵法，教育改革等，取得一定效果。打了一系列胜仗，保护边境安全，拓展2000多里疆土。
　　王相公得罪了朝廷重臣，但有皇帝权力保证，有的玩。而康有为得罪了荣禄、李鸿章等，干脆玩不下去了。

日期：2009-01-20　10:08:00

　　有的新法出现技术上难题，如“方田法均税法”，以东、西、南、北各一千步为一方，内按土地肥瘠分五等抽税。可是即在畿国的开封府，其测量就产生技术上的问题，有谓“时方时止”，县内有山林，即无从着手。。
　　滑稽的事情多如牛毛。王变法还是什么变法的，他们着力量点都是为了国家（本质是为皇帝）收敛钱财，所以对百姓并不体贴。
　　您看免役法虽然减轻了百姓服役之劳苦，但是更苛刻的保甲法随之跟上。“每户有两丁者选一人为保丁”，这就相当于把百姓右肩膀上的担子卸下来，再转移到他左肩膀上。
　　既然出发点是为社稷，那么对百姓有利的事情就浮皮了草，比如农田水利法，还有方田均税法，此法本意是为了解决“田赋不均”，而把全国的土地分为五等按肥沃程度重新定税，这对广大民众应该是最有益的，但自1072年颁布实施不到一年就不了了之，而对其他有 帮助于国家聚财的法令，则强力贯彻。以至于“人情咨怨，无不言其害者”，由此“民于是益困矣”。

　　而”人民的好宰相“王安石却总以“今岁增赋三百万”来做政绩夸耀，却不想这个数字凝聚着百姓多少血泪！在变法的十几年里，作为阶级斗争晴雨表的农民起义就有35次之多，事实胜于雄辩。
　　后来王安石的传人老章、老蔡在新法恢复后，专以追求增加财政收入为能。

日期：2009-01-20　14:50:25

　　很多王变法的粉丝喜欢把他无限夸大，神话。
　　梁启超《王荆公》是20世纪评议王安石及其新法影响最为持久的著作。该书为王安石及其变法彻底翻案。维新派领袖康有为的这位高徒，肉麻地歌颂王安石“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他把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把免役法视作“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还认为保甲法“与今世所谓丨警丨察者正相类。”

　　胡适之先生亦持有相类的观点。其后研究者虽然已涉及到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方方面面，但梁启超的肯定性评价为大多数人所尊奉，而成为20世纪前半叶的主流观点。建国以来对他的评价：肯定说、否定说和不完全肯定说。
　　贫僧倾向于基本否定说。
　　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在于他的经济思想和我们的眼光接近。他有一腔热血，尽管挥洒的不够完美。
　　他的所谓“新法”，本质是剥夺豪强利润，平抑奸商暴利，将这二者的“肉”割到国家身上，在此过程，保护平民这弱势群体的利益。这就是他的“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论，其表现在于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他的青苗法就是先用官僚资本（国有资金）刺激农作物的生产；市易法是用官僚资本，促进商品的正常流通。如果经济的额量扩大，即使税率不变，国家总收入仍可以增加。此乃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原则，王相公试图执行于十一世纪的北宋，则如痴人说梦。即使在今天，也是奢想。

　　所谓现代化理财，乃是推行金融经济，以商业的方式，在数目字上管理。
　　这必须要具备若干基本条件。
　　简言之，则是先要有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组织，这个组织不仅仅是中央政府，而是贯彻执行新法规的中间环节。要有执法如山的官员，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足以监控他们执法的制约组织。
　　要有能够科学理财的管理部门，如银行等。
　　要有争议纠纷解决组织，如法庭，仲裁等。
　　要承认私人财产权之不可侵犯性，必须有相应法规保证。以西欧言，则经过宗教革命、政教分离才能达到目的。
　　次之私人财产享用合法转让处置的权利，百姓要有民权意识,官员要有民本思维,要脱离专制皇权和宗法社会的限制与垄断，不仅司法要独立，而且民法也要彻底展开，诸凡婚姻、遗传、负债、签定合同的信用宣告破产的程序都要有合理的处置。北宋期间中书管民，枢密管兵，三司主财，所有重要的数字已经不能对照，而下面则是亿万不识字的农民，社会上又普遍缺乏中层机构，官员胥吏渔利百姓，无人可以制约。想让他们廉洁规矩地执行旨在富民强国的法律，这个玩笑开大了。请看：

　　“市易法”不能集中于批发业务，以致执行者自己成为零售商，到街上去卖果卖冰，甚至“卖梳朴即梳朴贵，卖脂麻则脂麻贵”，连神宗也愤怒谴责。
　　“青苗钱”以常平籴本一千四百万作本钱，等于农村贷款，春散秋敛，收息二分。但是无银行主持，缺乏法庭处理贷款的权利义务。有些县官就将整数交给若干农民，也不问他们愿借与否，只责成他们彼此保证，秋后一体带利归还。
　　更离谱的是很多地方并未贷款，却向农民一体索息。出现广泛的利用权力寻租牟利的趋势。
　　在官僚主义的体系内，政府局部的经商，官与民争利，都是违背现代政治经济理念的，不失败才怪。王莽、桑弘羊、韦坚和刘晏已是一串鲜活例子，这又多了个王安石。
　　中国在800多年前已经在某些方面感受需要现代化的压力。表现在，民间高度稀缺的资源，官府却堆积如山，黑洞吞噬。
　　宋太宗赵光义时代军用雨衣和账篷已经有“好几万段”在库房里霉烂。

　　神宗赵顼时内殿库房所积绢32库都已积满，更再积羡赢为20库。囤积如此庞大的物资，有多大必要性？
　　假如用商业方式管理处置，会产生多大效益？最低限度也要让它和民间的市场交流。而民间商业的组织也可以藉此发展成熟，因之能对政府的财政经理和军需工业作鼎力支持。西欧各国和日本的现代化，也都经过如此的阶段。
　　又如几里把丝国里的民营企业嗷嗷待哺，倒闭多多。而巨大贷款还不是继续集中于国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