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6年，左宗棠创建福州船政局。福州船政局从1875年开始先后有19艘战舰下水。其中1883年下水的“开济”号、1887年下水的“平远”号都是或者部分是当时世界上最流行的铁甲舰。“平远”号还是北洋舰队主力“八大远”之一，在之后的甲午海战中曾有惊艳的表演。左宗棠原来计划是用300万两白银建造舰船16艘，可5年之后才造出来6艘舰就超预算花掉了340万两。由此保守派开始吆喝“中国造船之银，倍于购船之价”。急功近利却很会算账的清政府认为，造舰慢花钱也多，不如买着来的快还省钱。目光短浅的大清从此走上了购舰之路，造成中国的造船事业在与日本的竞争中很快掉队、落伍。

　　导致造舰成本过高的原因除了工业基础的薄弱之外，也存在诸多的人为因素。如规模并不大的福州船政局仅冗员就达600多人。江南制造总局在其短短46年的历史上总共换了19名总办。张之洞曾说：“江南局积弊，在于每换一次总办，必填心腹三四十人，陈陈相因，有增无减。”

　　大清对于军事工业的发展也缺乏统一的布局和规划。各个企业分属于不同的洋务集团，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了官员的私有财产。大家实际上是一盘散沙，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各尿各的壶。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占领了大清的旅顺和威海卫军港，俘虏了北洋水师的五艘主力舰和许多辅助舰只。日军统计后惊讶地发现，大清陆上炮台各种火炮型号达到了84种，军舰上舰炮的型号也有70种之多。这么多的型号，别说战斗力，连炮弹都不好配备。

　　日期：2015-07-18 23:20:47
　　早在甲午战争开战之前，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就曾预言，如果中日开战则中国必败，日本必胜。他曾经分别接待过日本和中国去学习的代表团，俾斯麦说：日本人到欧洲来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求回国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来只是问哪个船厂的船造得好，价钱如何，回去拿钱来买就是了。铁血宰相名不虚传，说话可谓一针见血。
　　在造船业务上基础并不如中国的日本，却一直坚持引进和自主研发并举之路。虽然最初走了一些弯路，但在与大清的竞争中很快赶上并超出。在甲午战争中，日本最大的铁甲舰，排水量4278吨的三景舰之一“桥立”号，就是日本横须贺造船厂的杰出作品。

　　中国对于枪炮的仿造也始终跟不上时代的步伐。甚至到了清末，江南制造总局仍未能自主研发出一款适合自己使用的步枪。与之相反的是，日本在1880年就研制出了适合本国人体结构的村田步枪，1888年开始在全军统一装备，给枪支的维修和子『弹』补给带来了极大便利。1891年，日本人发明了下濑火药，1892年又开发制造了47毫米的速射炮和新式鱼雷，这些都成为随后甲午战争中克“清”制胜的利器。我们都听说过中国制造的“汉阳造”，在出厂的时候已经远远落后于日本的“三八大盖”。

　　与日本相反的是，对于民间资本的利用和民用工业的发展，清政府一直采取压制和控制的办法，采取的方式基本是“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这就形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有企业都是由国家进行控制，企业的开办到经营过程均须奏请政府批准，由政府委派官吏操办，并掌握企业的管理大权，管理方式也是专制衙门式的。生产出的制品也是首先满足政府需要，剩余部分才可以投入市场出卖，这就导致企业动力不足和效率低下。如棉纺织业，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中国民族资本对于发展纺织工业积极性很高，但由于有官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清政府明令“不准另行设局”，致使中国十年间没有出现过一家私立的棉纺织厂。

　　日期：2015-07-19 12:39:10
　　在改革推进的过程中，日本和中国都想到了对外“借力”，用今天的时髦语言就是“引进来、走出去”，但由于双方思路、方法不同，结果迥异。
　　日本无论发展军事工业还是民用工业都始终坚持一个原则，在引进来的过程中不引进外国资本，主要原因是忌惮外国的资本控制本国工业。但日本意识到，通过引进外籍人员也就是“借鸡下蛋”来引进技术是没有风险的，于是开始用高薪聘请外籍人员。
　　1857年，荷兰海军士官哈尔德斯带领10名荷兰技工进人长崎造船所，揭开了近代日本使用外国技师历史的第一页。仅仅1868年到1875年之间，日本聘请的外国专家就达到2497人，其中仅1875年这一年就聘请了530人。明治政府给予这些外来专家以丰厚的待遇。当时日本最大的官叫“太政官”，后来改名叫内阁首相，月薪也不过是800日元，一般政府部长月薪才500日元，还没我现在工资高，可外聘专家的薪水基本都在1000日元以上，个别关键人物甚至超过了2000日元。

　　明治政府聘请的这些外籍人员广泛分布在工部省、文部省、内务省等各个部门，从事传授先进技术、语言、管理技能等工作，有的甚至还参与国事管理，成为政府的“智囊”。政府在对待利用外籍技术人员的问题上，一贯的做法是“只借助而不依赖”，“只备咨询而无权决策”。“维新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一再强调，雇佣外籍人员时必须重视管理，不可大权旁落。

　　与此同时，明治政府通过努力培养本国技术人员来逐渐取代外籍技术人员。明治时期日本派出的留学生总计超过2000人。仅日本文部省派出的留学生总数就达683名，其中学人文科学者269名，学自然科学者414名。到了80年代，随着日本技术人员的逐渐成材和留学生的陆续归国，越来越多的科技骨干开始发挥主要作用。举一个例子，日本1870年修建第一条铁路时，所有的测量、设计、监理、技师甚至火车司机都是洋人。仅仅8年之后的1878年，在修筑京都到大津的铁路时，日本人已经开始自行设计。又过了几年，铁路上就只有两三个洋老外了。

　　中国在此期间也派出了一些军事留学生，如后来出任北洋舰队管带（舰长）的大部分将领，甚至还包括段祺瑞这样的武备学堂学生。和中国1993年派遣健力宝少年队一大群小孩赴巴西学习足球类似，1872年开始中国也先后派出4批120名幼童到美国求学，学习时间是15年，听起来决心蛮大，也怪吓人。但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些学童并未完成学业，1881年全部撤回。只有两个人拿到了耶鲁大学毕业证，其中一个就是大家熟稔的詹天佑。

　　看完派出去的，再看聘进来的。中国请的洋人也不少。在洋务派所创办的企业里，几乎都少不了洋大人的身影。与日本不同的是，在这些中国企业里，从设计施工、购买机器、安装调试、生产控制、技术传授等环节，完全依赖于洋匠，一切唯洋人是听。这就导致企业大权长期落入洋人之手。如江南制造局，从总局到所属的一些重要工厂如造炮、造枪、造弹厂等，厂长甚至几任厂长都是洋人。凡与对方交易论价定货，也都是洋人说了算，中国人最多也就在旁边听听而已，估计也不一定能听懂。轮船招商局在1872到1930年长达60年的时间里，从总船主到下边的主要关键岗位，统统雇配洋人充任，甚至连行政权都归于洋人。张之洞的汉阳炼铁厂外籍人员多达40余名，全厂从总工程师以下10个部门的24名主要技术负责人中，只化铁炉有一个中国工程师。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局从兴办到1907年，先后共招聘了三批外籍人员，有名字可查的就多达92名，还未包括23名家属，就这也没把造舰成本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