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4-03-31 21:21:45
　　明初卷·第三章　权阉出场：“国老”王振
　　一　“三杨”的失败（7）
　　上文介绍了明代从英宗即位后实行的朝会“答旨”的一些规定程式，从此，皇上啊，我英明的皇上啊！他在朝堂之上高坐，简直就像一个木偶——

　　然而看官可能觉得大开眼界，堂堂之朝会，原来就是一场歌舞秀（常需要奏乐，至少要摆列许多乐器）、一次堂皇的政治表演啊！
　　话说回来，中国古代的礼仪活动，没有不又蹦又跳的，只见那治国理天下的精英们，一忽趴下，四体投地，一忽蹿起，举袂向天——老夫子们，您儿确定，您老先生所编的不是舞蹈？就连凡事都跟明朝学的“小中华”朝鲜，都暗笑大明的宗庙之礼像跳舞呢！所以我说，不要以为汉族人没有歌舞细胞，不会跳舞，只是汉族之舞蹈、之律动，是一本正经做的，你要嘻嘻哈哈来瞧景儿，被御史看见了，是要抓你打屁股的（纠仪）。

　　听我道罢，您可笑了？如果没笑，只能怪您太严肃，新闻联播看习惯了，把表演都当正戏来看，久而久之，失去了快乐细胞。说实话，我若能穿越回明代，旅游线路第一站，我一准儿去早朝上游赏一番。
　　朝仪是朝廷礼仪之至重者，可您听我一说，才知道朝堂之上，原来搞的竟是这种名堂。您不要以为，除了那几句固定台词，皇帝还可以唠点别的。是的，嘴巴搁皇帝身上长着，无人敢禁止他说话，可是，正因为“礼体甚重”，皇帝坐在门上，那么多人盯着他，他可不敢轻言。一则怕话说错了，或者所发表的“重要讲话”一点都不高明，未免授人以笑柄，有损天子威德；二则那时没有大喇叭，你吧啦吧啦讲了半天，奉天门（今故宫太和门）下根本没人听得清楚，讲了也是白讲，不如以不讲为聪明。

　　明代历史上，也有那么几位皇帝，还是有一些话想跟臣下讲讲的。一般是在散朝后，留下几位重臣近臣，来个近膝长谈，称之为“召对”，不过很少在国朝正门奉天门上，而是在三大殿的后面、与乾清门相对的平台上。
　　然而，自宪宗以后，皇帝召见官员的次数少之又少，可数的也就是孝宗、世宗等少数几位，其他多数皇帝，是铁了心不给百官中的粉丝见面机会的。
　　话至于此，似乎可以做论断了：明朝皇帝不上朝，不是皇帝的个人品行决定的，而是并非优良的制度养成的。
　　自英宗初年搞了这么一套规矩，从此成为定制，虽然说的好，这只是因为皇帝年纪小，不得不实行的“从权”之法，可制度践行久了，也便成为定制，待英宗长大后，也没法再恢复以前“公朝理政”的祖制了，从此皇帝在朝会上坐一坐，纯粹只具象征意义。
　　日期：2014-04-01 08:22:44
　　明初卷·第三章　权阉出场：“国老”王振

　　一　“三杨”的失败（8）
　　自小皇帝英宗正统初年实行新的“答旨”制度，从此皇帝坐朝，与木偶无异，不能多置一言，亦不必多置一言，一切奏事答旨，皆有定规。臣下奏事，战战兢兢，一句话不到位，或者稍微失言，即将遭到纠仪御史的严厉弹劾。这种表演，既严苛，又做作，还非常无味，所以后世凡稍有才情个性的皇帝，都没法安生地在朝上坐着——是我，也不爱做这样的傀儡！
　　这样的朝会，一切都是履行程序，体现一切政令皆自天子出，其象征意义远高于实际意义。显然，朝会是不理政的，处理政务还需要另外一套系统，那便是与之相应而生的“票拟与批答”制度。
　　明代处理政事的程序，从英宗开始大变，大致说来是这样的：
　　第一，中外本章，在京者（含内官本）投左顺门，朝廷在这里专设“接本官”（是宦官），接受并簿录京官所上本章；而外地官员的本章，则由通政司奏进。

　　第二，所有本章收进后，由御前“传本官”（也是宦官）下发到内阁，阁臣做初步处理，或径直提出处置意见，或按其职掌，将本章下发到某部（称“该部知道”）。该部官员在左顺门接本，回衙门后，就章疏内容进行商议，提出处理意见，即“部覆”；如果需要召集多个衙门一起商讨，则称“会议”。
　　第三，部覆本再次呈进，仍由御前发内阁，请阁臣票拟（在部覆的基础上做出批示，用墨笔写在纸票上，粘附于本章之中。阁臣可不许在本章上乱写的！），然后由收本内官奏进。
　　第四，皇帝在司礼监的辅佐下，参照阁臣墨书票本意见（阁臣用墨笔做出的批示只是参考意见，大主意，最后还得由皇帝来定），在奏疏上用朱笔做出批示（是为批红），然后发外施行。
　　如果皇帝对有些本章持保留态度，则不发出，称为“留中”。

　　由此可见，票拟、批红制度之下，政事的处理，全然依赖于公文的正常流传。对于政事，部院衙门基于其职掌，拥有提出意见的权利，但是否采纳，首先得听取内阁的意见（票拟），内阁意见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最后的决策（批红）。但真正拥有最后决定权的，是一支朱笔，然而当皇帝最后落笔（请指令司礼监代笔）时，司礼太监有条件施加最后的、也是至关重要的影响。
　　相对于朝臣，阁臣与皇帝亲，而相对于阁臣，司礼太监愈亲；司礼监对皇帝决策的影响力，毋庸置疑是要高过阁臣的；而且，从程序上来说，内阁的票拟受制于司礼监的批红。
　　许多时候，皇帝授权司礼监代为批红，当然，批红的内容必须得到皇帝的首肯，否则即是欺君，那是大罪，假如运气不好，碰上皇帝不开心或脾气暴躁时，搞不好就要掉脑袋。看官你不要以为，宦官朱笔在手，就可以随意颠倒，欺上瞒下的！宦官掌握的批红，从本质上来说，是秘书工作，类似抄写、复印工作，可不敢辄谓之“大权在握”。
　　我们了解了这所谓“监阁双轨制”的流程，便知道为何后世阁权无论如何坐大，也无法不与司礼太监配合（反过来，对司礼监亦如是），且往往不敌司礼监的缘故之所在呢。
　　这套程序是英宗即位后开始实行并固定的，它的最大毛病，在于决策的隐秘化：本章奏进去，在内府完成公文旅行，到最后批出来，外臣难以确知，这最后的决策，到底出于“圣断”（皇帝的本意），还是内阁掉笔作弊，亦或是司礼监从中捣鬼？
　　当然，朝臣有意见，主要是对着皇帝来的，因为批红代表着皇帝的态度。但有些时候，他们攻讦的矛头，却抛开皇帝，而对准了某位阁臣，或是司礼太监，认为是他们在票拟或批红的环节，用私意影响或蒙蔽了圣意。
　　至于具体情形如何，外臣哪里搞得清楚，攻讦之言往往出于猜测，特别是在明朝后期，阁臣权轻，常常受到无端的攻击，而难以自明，根子就在决策的隐秘性上。
　　但明代只听说过权重的宰相，未闻有专权的阁臣，但干政用事的太监，却有一大把。这表明，相对于已经比较隐秘的票拟权，批红的过程更为讳秘，而票拟尚为决策的参考，批红则已为圣意的表达，司礼监太监出来传旨，他就是“口含天宪”，不管他是否假传圣旨，至少他能做到狐假虎威。
　　事实上，因为明朝行政的特点，宦官假传圣旨的情况极为少见，他们主要利用围护在皇帝身边的优势，在影响皇帝决策上处于一个更加有利的地位——当“三杨”设计了那样一套朝会制度，让皇帝在朝堂上做木偶时，殊不知司礼监也暗度陈仓，也把退居内宫的皇帝变成了一具牵线木偶；三杨的傀儡戏是耍着玩儿的，而司礼监手牵丝绳，却从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政治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