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4-09-14 22:26:03
　　首先，在和珅一行出发之前，乾隆就已经下旨，沿途驿站绝对不能走漏半点风声，甚至是从北向南的“私骑驿马”，都要羁押盘问。如此严密的保密措施，目的就是“打李侍尧一个措手不及。”若是和珅此时宣读完圣旨之后就去游山玩水了，那只能说是和珅脑子进水了。
　　其次，李侍尧官场混迹这么多年，一点风吹草动都能让他嗅到政治的风向，这个时候皇帝派来一个刑部侍郎、一个户部侍郎来调查自己的“经济问题”，恐怕不用李侍尧的“官商”，我们普通人此时都能想到应该尽快“毁尸灭迹”，曲曲和珅一个“游山玩水”，怎么可能麻痹得了李侍尧。
　　所以，抵达云南的和珅一行，应该是以雷厉风行的手段，首先控制住李侍尧，再马不停蹄地找到李侍尧“贪渎证据”。

　　然而，对和珅一行人来说，初次来到云贵地区，人生地不熟，在总督的地盘上查找总督的经济问题，虽说他们手握“尚方宝剑”——有乾隆在后面撑腰，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何其难！
　　但初次被皇帝派出去“惩贪”的和珅，必须要竭尽全力不辜负乾隆的期望，为此，他们一行人必定要以无孔不入的工作态度，搜集证据。
　　结果，和珅一行还是让乾隆失望了。
　　从后来的结果看，在和珅众人齐心协力的努力下，李侍尧贪腐的案件仍然没有实质性进展，直到他们收到一封乾隆的圣旨，才有了一根“救命稻草”。
　　原来，乾隆降职让留在北京的英廉查抄李侍尧的家，没想到的是，英廉抓到两个李侍尧的家人，这两个人是从云南远道而来，奉了李侍尧的命令，专程给北京的宅院送钱。万万没想到，万万没想到，从云南出发的时候一切都还好好的，到了北京，李家已经“摊了皇官司”。

　　从这两个人的口中，英廉审讯出了一条重要信息：委托这两个人给北京送钱的，并不是李侍尧本人，而是李侍尧的一个管家张永受。
　　此人，才是解开这起“声势浩大”贪污案的一把小钥匙。
　　审讯出此人之后，英廉马上把这条消息告知了还在南巡途中的乾隆，而乾隆也很快把这条消息“转发”给了和珅一行。
　　此时，正在为李侍尧案件忙得焦头烂额的和珅，仍在焦头烂额。眼看时间一点点过去，案情却仍没重大进展，初次被乾隆派出来“惩贪”，和珅可是卯足了劲想要出出风头。可惜的是，任谁的第一次，都怎么会心想事成。
　　到头来，和珅一行还是从乾隆手里得到了这一重要线索，立时，这件大案子就有了一丝头绪，顺着这丝头绪，便一顺百顺，一通百通。
　　和珅马上提审这个张永受，这个人只不过是李侍尧家的一个大主管，要是在平时，他可能在“李宅”（李侍尧不是王爷，不能叫李府）里横着走，甚至在李侍尧面前都能说得上话。但打死他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堂堂大清国户部侍郎和刑部侍郎亲自审讯他，而且背后还有皇帝的一双眼睛盯着。他能坐上“李宅”总管，自然知道这里面的利害。
　　李侍尧都性命难保了，自己硬撑着岂不是死路一条。他可能会这样安慰自己。
　　总之，他招了！

　　以他这个线索，和珅终于审讯出了李侍尧贪污的数据，兹如下：（不敢兴趣的可以直接跳到最后看总数）
　　经查，李侍尧收受迤南道庄肇奎银两千两，鲁甸通判素尔方阿银三千两，云南按察使汪圻银五千两，临沧知府德起银两千两，东川知府张珑银四千两，共银一万六千两。又以修理在京房屋为由，收受素尔方阿银五千两，德起银五千两。又强卖珠子两颗给同知方洛、昆明县知县杨奋，共要银五千两，珠子则由二人送回给李侍尧。此外，他在查办一起案件时，查获黄金六百两、白银一千两，然后将存单改为黄金六十两，白银七千五百两，按照当时金银比价，从中贪污白银约三千三百两。

　　最终，总计，李侍尧受贿索贿三万五千两。
　　人赃俱获！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判刑了。
　　日期：2014-09-15 22:52:04
　　判刑的依据，首先就是大清朝的“宪法”《大清律例》。可是，这部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部法典里，并没有“贪污罪”一项，有的只是“监守自盗仓库钱粮”罪。
　　“宪法”中，这项罪名只要超过四十两，就足够问斩了。当然，这也不绝对，雍正时期，估计是感觉四十两的“红线”太低了，大小官员们过线的太多了，于是，雍正一句话，这条红线就被提高到一千两。
　　即便是一千两，李侍尧也够死上三十五次了。
　　但是，中国，向来都是人治高过法治。李侍尧应该判什么罪，得看乾隆的意思。和珅一行人应该给李侍尧定个什么罪，也得揣摩乾隆的心思。
　　而揣摩乾隆心思这一点，也确实无人出和珅之右了。
　　经过全面谨慎瞻前顾后的思考揣摩后，和珅给出的处理意见是：斩监侯（死缓）、籍没家产。接下来发生的事，充分证明了和珅的“善测上意”。
　　原来，由于李侍尧身为云贵总督，封疆大吏，所以和珅等人的“处理意见”不会交给刑部议论，而是要交给一个更高级的组织：大学士九卿会议。这是专门处理“事体重大或理有疑难”的问题和案件的，属于最高级审级，他们不会死扣法律条文，更主要在于体察皇上的旨意和心思。

　　但就是这样一个组织，给出来的处理结果是：此案证据确凿、事实清楚，应改判为斩立决。
　　恐怕当时的乾隆看到大学士九卿会议的这个“处理结果”时，也是眉头一皱。但他也不好说什么，在他之前的“反腐”中，一向是从严不从宽。仅仅二十几年前，当时的云贵总督恒文就因为勒索下属被赐自尽，如今的李侍尧，同样是勒索下属，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两人有个本质的不同。恒文在被抓后，面对弹劾，竟然用“进贡”的名义自辩，虽然恒文讲得确实是事实，可这样做，岂不是把罪责推给了乾隆皇帝了吗？愚蠢的恒文，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却给后辈李侍尧留下了宝贵的教训。结果，在李侍尧的“认罪书”中，只字未提“进贡”二字，虽然他勒索下属的确跟进贡关系甚大。
　　你不提“进贡”？乾隆难道就不知道了吗？
　　精明的乾隆，当然知道。更何况李侍尧也是一位能臣，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所以乾隆并不想杀掉李侍尧。

　　当然，目前的形式，乾隆有此想法，但如何让大臣们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