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个朋友，叫大牛，八几年的时候，他们一家从浮山县山区落户到我们村。我们一块上学，一块玩，一块长大。
　　二零一四年快年底的时候，大牛结婚前请我们吃饭，他喝高了，眼睛红红的，又伤心又委屈地说：“知道我为什么那么狠吗？”
　　“我没瞅见你哪里狠啊？”我打趣地说。
　　大牛伸出食指，朝着我晃了晃，声情并茂地说：“我上五年级的时候，用棍子打破了小旭的头，他在医院缝了五针！”
　　他接着又说：“后来他家里人有关系，讹了我家八千块钱。”
　　大牛好像有点丧气，但随后，他便慷慨激昂地说：“就这，我见了他还打！”

　　大牛盯着我的眼睛问我：“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狠吗？”
　　我笑着说：“不知道。”
　　这兄弟一下提高了嗓门，喊了出来：“就因为我是个外来户！他们就欺负我！从小欺负我……我就拿棍子打他……我就计划打死他的……”
　　八九十年代尚且如此，更别说六十年代了。我爸是六四年生的，他从小爱哭。他自己讲过，我二姑也说过，至于为什么爱哭，我爸回答得总是模模糊糊，不同的时候总有不同的答案。不过答案总是围绕着自己是异乡人，我爷爷去世的早，没吃的，没用的。归根结底，我爸他是没有安全感，只是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父亲，他不好意思说出来。
　　日期：2019-01-25 19:00:14

　　家是分了，却跟往日没有半点区别，分给我大爸的地，他依然不怎么去。我爸先是只去自己的地，后来瞅着我大爸的地里都是草，这庄稼人的心就又软了，而此时之前的气也消了大半，于是自个自地去了我大爸的地里。哎，这闹腾的，不是自讨苦吃吗？
　　此时，我大爸的婚事也提上了日程，我奶奶忙前忙后地张罗着。结婚，是比任何事都重要的事，现在我大爸要结婚了，一家人欢喜得很，前阵子的不快早已抛在了脑后，只想着赶紧把那新媳妇娶进门。
　　那大爸结婚那会，彩礼也就是三五百块钱的样子，相当于一家人一年的收成。虽然这三五百块钱不是个小数目，但凑凑也能拿出来，就这样，把我大妈娶回了家。
　　我大爸结婚没多久，便从家里拿了米面，住在了他老丈人家，说是离砖厂近，我奶奶心生抱怨，却又无可奈何。
　　时间应该是一九八四年左右，那个时候，我爸厌倦了家里的鸡毛碎事，想出去闯一闯。他二爸，也就是我爷爷的弟弟，当时在太原。只知是太原，却从来没有联系过，于是我爸去了封壁村，一个远房亲戚家，去打听他二爸的地址，这一切都是悄悄进行的，瞒着家里的所有人。当年收了棉花后，我爸没有把卖棉花的钱交给我奶奶，整整八百块钱！都被他装在身上，然后只留下一张字条：妈，我要去太原闯一闯。

　　我奶奶发现了字条，可又不识字，等我小爸上学回来，这才知道，我爸离家出走了！一家人赶紧分头去找，终是不见踪影。
　　从小到大没出过远门的爸爸，就拿着一个那个远房亲戚写的地址，一路问人，奔向太原。他这一走，牵起了二十多年没有联系的亲情线，也开始了家里男人一生的打工路。
　　到了太原，蓬头垢面的爸爸下了火车，然后又上汽车，再走路，最后他来到了太原西铭矿，打听来打听去，终于有一个人让他在办公室等一会儿。这等了大概有半个小时吧，进来一个个子不高，干瘦干瘦的中年男人。这个男人表情严肃，好像审犯人一样问我爸。
　　“你老家哪里的？”

　　“你爷爷叫什么名字？
　　“你奶奶叫什么名字？”
　　“你爸爸叫什么名字？
　　“你咋找到这儿的？”
　　我爸一五一十地回答，然后那人把我爸领到食堂，吃了饭，又带我爸回到了他的宿舍。等就剩下了他们两个人的时候，那位刚才还满脸严肃的中年人突然情绪失控，哭了起来，弄得我爸一个惊谎失措，而后也触情生情，掉起来眼泪。
　　那个中年人边哭边说：“我成份不好，确实被斗怕了！这么多年来，有家不敢回，有亲不敢认！谁知道这世道怎么变……”

　　两个哭了一阵，我二爷又问我爸：“你爷爷奶奶身体还好吗，你爸爸现在是做什么的？”当得知我爷爷已经去世好多年时，他不住地叹息：“那年他走的时候还是个毛头小子，没想到当初一别就是永别了！”
　　我爸爸在矿上安顿下来后，这才往家里写了信。家里这边，我小爸给我奶奶读了我爸写回来的信，这心才放回肚子里。
　　日期：2019-01-25 19:04:34
　　我爸上学那会儿，文化***的浪潮席卷全国，正儿八经的文化课没上几天，就被选进了文艺宣传队，从此学习成了副业。他嗓子好，身段也美，竟成了宣传队的骨干。这唱完了小学，跳到初中，此时文化***已接近尾声。有一天，从北京来了几位戏剧老师，到学校来选苗子。那次唱的《红灯记》，十几个年轻人在台上表演，最后选中了我爸。
　　“那个老师，年纪大概五六十岁，讲的普通话，他让我务必去临汾找他，叫什么来着，时间太久了，我忘了，他是个好人。”
　　“后来你咋没去？”我问爸爸。
　　“去个啥啊？要交十二块八毛的食宿费，那时候你大姑已经出嫁了，咱家七口人，就你奶奶和你二姑两个女人挣工分，吃了上顿愁下顿，哪有那闲钱让我去学唱戏？你奶奶也想着让我出去闯闯，可她翻箱倒柜，卖了下蛋的母鸡，最后只凑了八块三毛钱，所以就没去成。”

　　我听我奶奶讲，我爸爸那时候十五岁，窝在被子里哭了半宿，自那以后，他再没有唱过一句戏，连哼都没哼过。
　　有什么办法呢？都是穷给闹得！当年公社里为了照顾家里没劳力的社员家庭，在每个队里挑一两名女工到县城的红旗纺纱厂工作。
　　我二姑去红旗纺纱厂的那一年是二十岁，正是要结婚的年龄，提亲的媒人踏破了门槛，我奶奶楞是不敢答应。那日子过得，真是穷得连女儿都不敢往出嫁，怕我二姑一嫁出去，就跟大姑一样，成了自己的小家，再也顾上了大家了。
　　我二姑任劳任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敢休息一天，舍不得吃，舍不得用，把钱全拿回来补贴家用。她一口气在纺纱厂呆了四年，把自己熬成了一个二十四岁的老姑娘。二十四岁还没有出嫁，这在当时的农村，绝对属于新闻了。没办法，没有我二姑的工分，家里人怎么生活？靠我奶奶一个人，叔叔姑姑们哪有学上？哪有饭吃？哪有衣穿？
　　我爸初中毕业后，便开始挣全工分了，被家庭拖累的二姑也终于出嫁了。那时候的人民公社，社员多是出工不出力。时常是社员们上午扛上锨下了地，这太阳落山了，还是原地没挪窝，就在那地头，一坐就是一整天。队长轻易也不怎么管那些偷奸耍滑的硬骨头，大多时候都是睁只眼闭只眼。都是一个村的，低头不见抬头见，有着错综复杂的宗族关系，谁也惹不起谁。我爸却不那样，他一晌能纳五分地，天黑纳一亩，大家都笑他傻，是个老实蛋，我爸也不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