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9-03-07 20:02:05
　　平安朝后期，律令制早已经崩溃，庄园制度迅速发展此时的藤原赖通“摄政”三代天皇，把持朝纲五十二年之久。然而，他的女儿藤原[女原]子虽然家为朱雀天皇（930-946年在位）的妃子，却终身没有产下可以继承皇位的皇子。另一方面，一百七十多年来藤原氏摄关家的腐朽统治已经在社会上积蓄了普遍的不满，仕途无门、长期受压的中小庄园主们更是满腔愤懑，渴望变革。同时私家庄园迅速发展，摄关家与这些遍布日本各地的私家庄园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摄关家为庄园提供政治庇护，庄园为摄关家提供经济上的支持，这样一来侵吞了天皇朝廷的财政基础，威胁了中央集权的统治。

　　1068年，与藤原氏家族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后三条天皇即位，开始打破摄关家族对朝政的垄断。公元1069年，后三条天皇颁布《延久庄园整理令》，设立类似于国土管理局的“记录庄园券契所”；任命亲信担任稽查官员，严格审查各庄园领主、国司乃至摄关家的庄园文书，发现证书不全，便没收庄园，即使是摄关家的庄园也不能豁免。此次整治收效明显，不仅壮大了皇家的经济基础，还打击了摄关家的权威。尊奉摄关家为“领家”的庄园主们看到天皇权威有恢复的趋势，便随风转舵，纷纷与摄关家脱离关系，转而把庄园“寄进”给天皇，换汤不换药，等于是追捧天皇为自己的新“领家”。归附天皇的中、小庄园主及其武士集团，成为天皇政权继续改革的政治依靠。

　　1086年，即位后的白海天皇为了彻底摆脱摄关家的控制，主动让位于年仅八岁的掘河天皇，自己以“上皇”的身份继续掌管朝政。这次皇位禅让，实际上是一种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政治手腕：针对摄关家的控制，天皇索性将计就计，让出皇位带走实权，使得摄关家的控制目标完全傀儡化。自己就“金蝉脱壳”，创新制度，获得新的权力空间。
　　上皇的居所称为“院”，上皇“执天下政”的时期，世称“院政时代”。上皇的办公机构成为院厅，院厅中的官员称为“院司”，院司多有天皇的亲信担任，院厅发出的文书称为“院厅下文”，上皇的指令称为“院宣”。院厅还设置“北面武士”等机构，依靠以源氏和平氏为代表的新型武士集团为武力支柱。
　　院政时代持续了将近一百年，共经历了白河上皇、乌羽上皇和后白河上皇三代。三位上皇都具有强烈的专制性格，随着上皇权势的日渐强大，“院厅下文”和“院宣”也更具有权威性。摄关家虽然继续把持摄政和关白之职，但是，由于中小庄园领主纷纷投靠上皇，使摄政、关白府第“门前冷落鞍马稀”，日薄西山暮气沉。
　　然而，赶走了猛虎又引进了豺狼。上皇虽然掌握权柄可形成了对武士集团的过度依赖，又为武士干预政治提供了条件。院政时代，上到上皇，天皇，下到公族，都在拼命圈占土地，庄园的规模越来越大，谁的土地多，谁掌握的权力就大，最早的武士就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武士开始的主要功能是帮天皇家族和公卿士大夫守卫庄园，看家护院的，换言之就是皇家与公卿的看门狗，哈巴狗，战时他们得为主公冲锋陷阵，平日里还要供主公消遣娱乐，公卿一向是看不起武士的，所以最初的武士基本上是没什么社会地位的。不过情况在发生改变，上皇与摄关家藤原氏争夺中央权力的过程中对武士越来越倚重，结果反被武士所利用。

　　十一世纪中叶，实力雄厚的武士首领源氏，就以“天下第一武勇之士”的身份出入朝廷。到十二世纪初，源氏家族中担任重要官职的人数已经超过了藤原氏摄关家族。另一个强大的武士集团—平氏家族，也在朝廷中赢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源平两大家族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先是平清盛胜出，一度权倾朝野，无人能及，然而好景不长，源义朝年仅13岁的儿子源赖朝，被流放到伊豆岛后，又重整旗鼓，再度崛起，彻底击败了平氏，建立了镰仓幕府，开创了武家政权时代。昔日里低声下气，举止粗陋，难登大雅之堂的武士就这样一脚把天皇、公卿踹出了权力的核心，如此一来，曾经“皇家的狗”成为日本实际权力的掌控者。

　　日期：2019-03-07 20:29:31
　　（四十一）重文抑武的宋朝
　　经历了五代十国的中国社会，还充斥着一派重武轻文的风气，唐末以来，武将跋扈专权的局面，却在宋代来了个大逆转，促使这个转变的关键人物就是宋太祖赵匡胤。
　　赵匡胤本身就是武将出身，作为后周大将，他本人就是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实现改朝换代的。宋太祖深知武将专权的危害，北宋立国之初，他就开始削夺武将兵权，通过杯酒释兵权，非常巧妙地解除了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赵彦徽等人的兵权，说它巧妙是因为被解除权力的一方，他们的子孙后代都可以享受丰厚的经济待遇，这实际上更像是一种金钱的赎买。这样赵匡胤以这种非常智慧的方式，既加强了中央集权，稳住了自己的皇位，又避免了君臣猜忌引起皇帝大杀功臣和臣子造反的悲剧结局，可谓两全其美。然而赵匡胤觉得要想保持安定，还要从制度上入手，正所谓，乱世用武，治世用文，对文人的重视不是停留在口头上的，赵匡胤开始大力将文人吸纳进官僚系统，不但在地方上大量文臣担任知州，文臣在中央担任要职而且这个比例大大超过武臣。特别是“杯酒释兵权”之后，宋太祖害怕再次发生武官夺权现象，就统统的用文臣担任宰相。卢多逊、薛居正、吕庆余等人之所以被任宰相或参知政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都读书好学、崇尚儒学。

　　宋太祖采取了一系列重文轻武的政策，他的首要措施便是提高儒生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比如，增开儒馆，任用大批儒士；广建学府，培养人才；下令修复孔庙，下诏拨款增修国子监学舍。在国子监开学讲授之日，他还派内侍送去美酒佳肴，以此来表示庆贺。在这一政策下，长期被压制在底层的文人儒臣们开始活跃起来，穿白袍子的举人们和大襟束带的士大夫们也在重要的社交场合出现，与武人们平起平坐。还有就是改进和推行隋唐以来的科举考试制度。放宽科举考试的选拔门槛，无论家庭贫富、地位高低，只要具有一定的文化都可以前往应举。严格考试制度，防止富家子弟们请托舞弊。每年春季，大批大批的读书人涌进考场，场面何谓是蔚为壮观壮观，甚至有的和尚道士也还俗应考。宋太祖亲自主持殿试，选拔高级人才为自己所用。经过这番改革，考场代替了战场，成为平民进入上层领域的主要手段。贫寒的书生，一旦进士及第，就如同平步青云，人人刮目相看。《神童诗》“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正是对宋太祖重视人才选拔的高度概括。

　　通过严格的科举考试，宋太祖选拔了大批有才华的文臣，使他们进入了统治集团，让他们担任了中央和地方的官吏以此来打破武人专权的局面。
　　宋代可谓是风气大变，文人不再是政治生活的点缀，而是主流，尊重知识分子，文人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人社会诞生了，这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历史上真是个特例，重文轻武从赵匡胤后就一直没发生改变，作为基本国策一直延续到宋朝灭亡。然而宋朝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远非至此，它改变了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方向，此后历朝历代一直到今重文轻武的传统在中国社会有着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崇尚温和儒雅而贬斥暴力这一中国人基本的价值取向得到强化。相比之下，日本人则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崇强尚武，强调实力。如此，中日两国，这一文一武，两国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这也大大影响了两国的国运，也为日后的交恶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