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9-04-22 21:37:02
　　1269年九月十七日，金有成等人行至日本对马岛伊奈浦，然后到达太宰府将牒文呈交幕府，接着便交于天皇手中。天皇这次看到的蒙古国中书省牒文是这样写的
　　大蒙古国皇帝洪福里，中书省 牒
　　日本国王殿下。
　　我国家以神武定天下，威德所及，无思不能。逮皇帝即位，以四海为家，兼爱生灵，同仁一视，南抵六诏、五南，北至于海，西极昆仑，数万里之外，有国有土，莫不畏威怀德，奉币来朝。惟尔日本，国于海隅，汉唐以来，亦当通中国。其与高丽，寔为密迩。皇帝向者，赐高丽国王，遣其臣潘阜持玺书通好。贵国稽留数月，殊不见答。
　　皇帝以为将命者不达，寻遣中宪大夫、兵部侍郎、国信使纥德，中顺大夫、礼部侍郎、国信使殷弘等，重持玺书，直诣贵国。不意纔至彼疆对马岛，坚拒不纳，至兵刃相加，我信使势不或已，聊用相应，生致塔二郎、弥二郎而二人以归。皇帝宽仁好生，以天下为度，凡诸国内附者，义虽君臣，欢若父子，初不以远近小大为间。至于高丽，臣属以来，唯岁致朝聘，官受方物。而其国官府土民，安堵如故，及其来朝，皇帝所以眷遇树慰者，恩至渥也。贵国邻接，想亦周悉。且兵交使在其间，寔古今之通义，彼疆场之吏，赴敌舟中，俄害我信使，较之曲直，声罪致讨，义所当然。又虑贵国有所不知，而典封疆者，以慎守固御为常事耳。皇帝犹谓此将吏之过，二人何罪，今将塔二郎致贵国，俾奉牒书以往。其当详体。圣天子兼容并包混同无外之意， 忻然效顺，特命重臣，期以来春，奉表阙下，尽畏天事之大礼。保如高丽国例处之，必无食言。若犹负固恃险，谓莫我何杳无来，则天威赫怒，命将出师，战舸万艘，径压王城，则将有噬脐无及之悔矣。利害明甚，敢布之殿下。唯殿下，寔重图之，谨牒。

　　这封大蒙古国中书省的牒文与忽必烈第一次诏谕日本的国书相比较，内容要具体得多。虽然同样是要求日本要求归附，表面上看是承认日本的主权和自主权，是劝告两国建立友好关系，可这必须是以日本臣服作为前提的。牒文中蒙古的态度显然要比1266年的国书的口气要严厉。无论从发给者和接受者的任何角度来讲，此处都有一种威胁的口气。牒文中明确强调如果日本拒绝通好的话，将以武力征服。

　　由于牒文是非正式的国书，日本朝廷也给予了灵活的回复，相比第一次接到蒙古国书时的震惊与慌乱，此次日本朝廷表现得倒是挺沉着。
　　日本给蒙古中书省的回牒如下：
　　日本国太政官　 牒蒙古国中书省
　　附高丽国使人牒送。

　　牒 得大宰府去年九月二十四日解状。去十七日申时，异国船一只来着对马岛伊奈浦，依例令存问来由之处，高丽国使人参来也。仍相副彼国并蒙古国牒，言上如件者。就解状案事情，蒙古之号，于今未闻，尺素无胫初来，寸丹非面仅察。原汉唐以降之踪，观使介往还之道，缅依内外典籍之通义，虽成风俗融化之好礼，外交中绝，骊迁翰转，粤传乡信，忽请邻睦。当斯节次，不得根究。然而呈上之命，缘底不容，音问纵云雾万里之西巡，心夐忘胡越一体之前沿，抑贵国曾无人物之通，本朝何有好恶之便，不顾由绪，欲用凶器，和风再报，疑冰犹厚，圣人之书，释氏之教，以济生为素怀，以夺命为黑业。何称帝德仁义之境，还开民庶杀伤之源乎。凡自天照皇大神耀天统，至日本今皇帝受日嗣，圣明所覃，莫不属左庙右稷之霊、得一无弍之盟，百王之镇护孔昭，四夷之脩靖无紊，故以皇土永号神国，非可以智竞，非可以力争，难以一二乞也。思量，左大臣宣奉敕，彼到着之使，定留于对马岛。此丹青之信，宜传自高丽国者。今以状牒到准牒。故牒。

　　文永七年正月日　　菅二品长成卿草
　　日期：2019-04-22 21:38:04
　　从署名上来看，草拟这篇牒文的作者正是被尊为日本“学问之神”的菅原道真的后人菅原长成。在回信中，日本说到蒙古之号，距今闻所未闻。虽然日本曾于汉唐以来与中国有过外交关系，但现在两国关系早已中断，对臣服蒙古也并不感兴趣，文中还批判了蒙古想以武力征服日本的想法，而且表达了日本是神国的思想。面对牒文中蒙古国的威胁以“非可以智竞，非可以力争”作答，措辞不卑不亢，还是比较周全得体的。总而言之，日本对蒙古依旧冷漠视之，拒绝通好。但是那些武士们可不关心回牒的问题，幕府上下都认为给蒙古回牒，玩这些文字游戏是毫无意义的，如果朝廷回信，恰好说明天皇屈从于蒙古的压力，于是镰仓幕府仍旧扣信不发，这封牒文最终也没有送到蒙古和高丽的手上。

　　其实无论是镰仓幕府的武士还是身在京都的公卿贵族对当时欧亚大陆发生的国际事件都知之甚少，而与高丽使者一同回来的塔二郎和弥二郎这两个日本人，则把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到处宣扬，为当时的日本人带来了重要的信息。
　　他们在所到之处传播大都是如何的繁华，蒙古人是如何强大不可战胜，还告诉当地百姓，蒙古人在战争中通常会饶恕主动投降的人，而对于负隅顽抗的人，一旦城破之后，蒙古人就必然屠城，一个活口都不留。这些消息，在日本国内引发了巨大的恐慌，弄得人人自危，而此时掌握幕府实权的北条时宗却不为所动，对蒙古依旧是敌视的态度。
　　此时的北条时宗已经正式继任幕府执权，文永五年（公元1268年，元至元五年），当幕府收到蒙古国书之后，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和巨大的外部压力，北条家族的第七代执权北条政村终于支撑不下去了，无论是出于恐惧还是自知年事已高，难堪大任，关键时刻他将执权的位子和所有压力全部甩给了还不到20岁的北条时宗，转而出任原先由北条时宗担任的连署，就这样两人的职位互换，可不管怎样，执权的位置最终还是回到了北条得宗家的手上

　　忽必烈许久不见回信，终于等得不耐烦了，便于至元七年（1270年）十二月，又派了一名国信使出访日本，这位使者就是秘书监赵良弼，深得忽必烈尊敬，在当时可是位名人，宋元时期著名的外交家。他是女真人，本姓术要甲，后谐音改为赵姓，金贞年间，其祖上举家南迁，定居河北赞皇，汉化程度较高。良弼自幼聪敏好学，21岁中进士。后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重用。他曾在1259年高丽元宗忽必烈见面时，向忽必烈提出提高元宗的待遇，对高丽采取怀柔政策的建议。这次元世祖择廷臣出使日本，赵良弼是不顾年迈主动请缨，忽必烈不放心还特意准备了3000士兵为其护送，不过赵良弼谢绝了，只要求带24名书状官前往日本。此次出使，良弼必定是抱着使日本同高丽一样，不动一兵一卒归附蒙古的希望。可汗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派了忽林赤，王国昌，洪茶丘等人率领蒙古军队进驻高丽，护送赵良弼等一行人至海上，并在金州（今韩国庆尚道金海）附近，驻屯海军，陆军为赵良弼助威，同时对日本摆出高压姿态。

　　赵良弼来到高丽之后，正好赶上高丽三别抄军队的反蒙叛变，所以耽搁了行程，在开城一呆就是8个多月，直到1271年八月十一日才离开开城。然而就在赵良弼逗留高丽期间，三别抄一封牒状率先送到了日本，文书通告了日本蒙古将派使臣之事，并请求日本出兵援救和提供粮草。很显然三别抄的叛军把不遵从蒙古之命的日本当成了同病相怜的战友，假借高丽国王的名义，派使臣到日本，表明与蒙古敌对的立场，不过镰仓方面依旧没有做任何回复。当然镰仓虽然没有任何的表态，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三别抄的牒状对日本了解蒙古的动向提供了有力的情报，不能否定三别抄的叛乱对日本与蒙古是否通好，是否给蒙古回牒等问题起到了较大的影响。而这些事情赵良弼来日本之前并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