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杨炳新和蓝小姐两个人别扭地待在楼上时，蓝小姐坐在屋里的床上按摩自己的手腕，而他则站在楼梯口紧握手枪，心中不禁胡思乱想，担心日本鬼子会杀死冯九思，或是冯九思领着日本鬼子上楼来杀死他和蓝小姐。
　　冯九思这家伙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我们的同志当中怎么会有这种人？他想不明白。所以，在他回去向领导汇报完这两天的工作情况，并且安排好冯九思提出的要求之后，他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决定向领导汇报冯九思正在与日本人交往的事，因为这是确凿的事实，同时他也有责任让领导了解一切。
　　听完他的汇报，领导沉思了很久，最后对他说：“有些事情现在也应该告诉你了，你知道党组织为什么会给‘狸猫’那么严厉的处分吗？又为什么对你和冯九思都要限制使用吗？”
　　杨炳新有一肚子的疑问等待领导解答。领导接着说：“‘吉田事件’确实给我们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你也许不知道，1939年时，美国政府和苏联政府都决定暗地里支持中国的国民政府和***联合抗战，并且准备了大批的军用物资和贷款，但是，在要不要用这些援助武装八路军的问题上，美国政府内部有很大分歧，苏联政府的态度也不甚明朗，而国民政府更不愿意看到我们***在‘外援’的支持下壮大起来；不幸的是，在这关键时刻你们制造了‘吉田事件’，它让我们的党组织在国际上显得很不文明，很粗暴，不遵守国际间的交战规则；西方国家的领导都是些怪人，在他们看来，与‘吉田事件’相比较，国民政府的大举败退反倒没什么可责备的……”

　　“吉田事件”居然会影响到全党的利益和前途，这一点杨炳新从来没想过，而且也不可能想到，于是他发觉自己所犯的错误确实很严重，不论领导怎样处分都不为过。领导接着说：“‘吉田事件’之后，我们展开了周密的调查，结果有情报员给我们送来了一份重要情报，怀疑‘狸猫’假装给印刷厂修理机器挣外快，其实是在私下里与国民党特务接触，而且这种关系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但他们做了些什么一直也没有查明；现在你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处分他了吧？尽管这样，我们也没立刻就把他当作叛徒处决，而是还想再观察一段时间，也免得冤枉了好同志；但让我们没想到的是，他却在后来的行动中牺牲了……”

　　听了这番话，杨炳新方才明白，原来党组织绝不是仅仅相信了冯九思提供的证据和同志们的证词，而是另有重要情报证实他的义弟可疑。要相信组织，不论有多少事不明白，也一定要相信组织，到此时他的这个想法越发地坚定起来，以往对领导的那一点点疑虑顿时化为乌有。
　　领导又说“关于冯九思这位同志，我们一直都没有把握，他是八年前带着组织关系从上海调回天津的，公开身份是英租界警务处副处长；但当时情况很混乱，上海党的中央机关刚刚遭到破坏不久，党中央也被迫迁往苏区，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完全信任他；不过，后来这位同志的工作表现还是不错的，能够完成组织上交给他的任务，只是，这位同志的行为、做派和思想都很成问题，我们也就一直无法对他放手使用；后来出了‘吉田事件’，他那天并没有出现在爆炸现场，我们也不能说他在这次事件中起到了什么坏作用，其实你也知道，交给他的工作他都完成了，然而，此后不久，我们最信任的情报员给我们送来了一份报告，证实了冯九思与周孝存有着极为深刻的关系，而且从来也没有将这方面的活动向组织上汇报，再加上这件事又牵扯到了已经脱党的‘翠鸟’，这就更让人怀疑了；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当你们在吉田次郎家门前引爆丨炸丨弹，错误地制造了一起影响深远的国际事件的时候，你猜冯九思正在干什么？他正和周孝存一起去赛马场跟英国领事密谈……”

　　杨炳新问：“那我该怎么办？”领导笑道：“我们一直都很信任你，这两年让你受委屈了，但是，如果不让你和冯九思一起接受审查，也就没有今天这个机会让你接近冯九思。”杨炳新认为自己突然明白了领导的意图，忙道：“我知道了，让我这样一个受审查的同志跟冯九思一起工作，他如果是叛徒，就一定会千方百计地引诱我叛党……”

　　领导说：“没这么简单，这些年我们一直在观察冯九思的情况，我们也了解他跟日本人小仓的交往，但是他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可能会变得太有价值，太重要了，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确凿证据就放弃这位同志，甚至把他当作叛徒‘处置’了，这是对党的事业不负责任，也是对同志不负责任。”
　　杨炳新问：“那我该做些什么？”领导说：“你的任务很艰巨，第一要查清这起连环杀人案，抓住凶手替牺牲的同志报仇；第二是深入挖掘冯九思的真相，弄清楚他到底是个好党员，还是个异己分子，甚至他会不会是一个隐藏在党内的叛徒。”
　　杨炳新又问：“我该怎么做？”领导说：“协助冯九思尽快破案，同时还要仔细观察，大胆尝试，注意他的一切社会关系，弄清楚他到底是个什么人；你要知道，根据从苏联传来的情报，国际形势近期可能发生重大变化，本地的安全情况也将变得对我们非常不利，到时候党组织会非常需要冯九思所掌握的社会关系，同时也非常担心他会出卖我们，所以，对这位同志的最后结论将主要依靠你提供的情报来做出判断，你要仔细了……”

　　“保证完成任务。”杨炳新心中涌起一股昂扬的情绪。“狸猫”的事终于弄清楚了，他不再怨恨冯九思，但领导的提示又让他对冯九思产生了新的疑虑。他必须得考虑清楚从什么地方下手调查，因为，从领导的谈话中他终于明白，冯九思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领导必须得等他带消息回来才能得出结论，这也就意味着，他的手中正掌握着冯九思的前途，甚至还有生死。

　　在分手之前，领导告诉他将要安排他去见一个人。领导说：“这位同志代号叫‘百灵’，是我们最重要的情报员，如果不是因为甄别冯九思的工作太重要了，我们绝不会让这位同志冒险出面；她对冯九思有着深刻的了解，我安排你跟她谈谈，这对你的工作会有帮助的。”
　　此时杨炳新却产生了疑惑，忙问：“为什么冯九思会这么重要？领导却说，这可不是你应该知道的事情，连想也不要想，听到了吗？
　　“听到了。”杨炳新却在心中不服，一个租界臭丨警丨察有什么重要的。但是，他也知道领导这样做必定有他们的用意，这中间的复杂和高妙绝不是他能理解得了的，也就没必要多操心了。虽然如此，他还是又问了一句：“我跟冯九思一起调查凶杀案，因为涉及到其他同志，他总是不住地向我了解情况，我该怎么办？”领导说：“你是我们审查冯九思的最后机会，所以，只要是不会危害到同志们安全的事，该说的就对他说吧，但绝不能向他透露‘百灵’。”杨炳新说：“如果他是叛徒，把党组织的情况泄露出去怎么办？”领导摇了摇头，像是很痛苦，又像是很无奈地说：“他不会有这种机会的，我们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一旦发现他是叛徒，你不经请示，可以自行其事。”杨炳新问：“由我除掉他？”领导说：“是的。这是件极为重要的工作，组织上信任你，况且，等你完成甄别冯九思的工作，还需要赶赴沈阳，那边正着急等你过去……”

　　杨炳新知道，沈阳是日军在满洲国的老巢，在那里工作，他活着回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实在不行还是让大福妈另外嫁人吧，免得她在家中苦等，同时也可以免得再让领导分心照顾她们——在这件事上，他还真是拿不定主意。
　　与“百灵”的会面安排在下午4点半钟，他正好有时间先去货场挣点钱，然后再回家一趟，看看大福那孩子到底怎么样了。老天爷呀，您可千万别让那孩子死……
　　可是，就让他一个人来决定冯九思的生死吗？说不定还得由他亲手杀掉这家伙。他觉得领导给他压得担子太重了，他有些承受不起……

第十九章

　　能够从货场里活着逃出来，杨炳新感觉自己很幸运。
　　与领导告别之后他来到货场，恰巧正赶上装车，管事坏模坏样地笑着说：“今天有一百多人在那边等着拾你的‘便宜柴火’，你小子可得仔细了。”他知道，自己午饭还没吃，口袋里一个铜子也没有，再不能有半点闪失，这次一定得挣到钱。
　　今天往火车上装运的是二百斤一个的大棉包，一垛一垛地堆了一片。封闭式车厢从调车场拉了过来，两边的车门全都被打开，这样既可以通风，又能照亮车厢内部。每节车厢里有两个人负责码货，杨炳新跟其他工人一起扛棉包装车。
　　他不放心自己的棉袍和呢帽，担心又像上次那样被人偷了，便托管事的放在他的小屋里。管事的说你小子这回学乖了，但完事之后得给我买盒烟。他知道管事的这个要求并不过分，因为这年头没有不花钱白使唤人的。
　　没吃饭就干活的经历他不是没有过，知道这种事实在凶险，如果不是被逼到难处，他绝不敢冒这种会伤身子的危险。棉包上肩，他试着走了几步，感觉腿上还算有劲，应该是今天早上在冯九思家里的那顿好吃食的功劳。冯九思这小子也是党内同志，却穿洋服，坐汽车，吃香的喝辣的，他不知道革命成功之后会不会人人都能过上这种好日子，但他知道现在必定是不能。唉，人不能跟命争，也许自己就是个吃大苦受大累的命，比不得冯九思干革命工作也干得如此舒坦，当然，除非他是个叛徒。

　　扛一个大棉包装车之后，管事的就发给他一根竹签，竹签上用烧红的铁丝烙着记号。每十根这种竹签换一根烙着复杂记号的竹签，这根签子能值五毛钱，但领钱时他只能领到四毛，那一毛钱是管事的收取的回佣，若是不交这份钱，任何人都别想在这块地方找到活干。
　　两个钟头过去了，他的腰里已经别着一块多钱的竹签。他希望能再挣一块钱，然后就可以去看大福妈了。负责码货的两个小子他看着眼生，但他们却在上边拿他打哈哈：“你小子怎么今天短打扮了？人们都说你穿着棉袍到洋行去当大写了，不曾想还得跟这群苦哈哈一块搅勺把子……”
　　他的肚子里这会儿已经彻底空了，脚下直打晃，没力气与他们斗嘴，但那两个小子却不住地撩拨他，让他心中冒火。又干了好一阵子，看看货已经装得差不多了，他还得紧跑两趟才能挣足两块钱，不想那俩小子又在上边甩闲话，他把棉包扛到车厢边上时也不好生接着，故意让他在重压之下等上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