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续）
　　日期：2014-05-18 18: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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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任神宗实录检讨官，主持编写《神宗实录》，为黄庭坚招惹了第一场灾祸。新旧党羽之争，新党的蔡京等人对旧党主修的《神宗实录》大为不满，下令国史院核实《神宗实录》的记载，以“诬毁先帝”、“修实录不实”加罪，于绍圣元年（1094年）十二月，黄庭坚被贬为涪州（今四川省涪陵县）别驾、黔州（今四川省彭水县）安置。
　　黄庭坚所写《承天院塔记》为他惹来了又一场更大的灾祸。身为副宰相赵挺之，为报一己私怨，指使荆州转动判官陈举从黄庭坚所写《承天院塔记》中摘取“天下财力屈渴”等语句，诬告他“幸灾谤国”，使黄庭坚受到“除名羁管宜州”（今广西宜州市）的严厉处分。
　　以上两次大灾祸，让黄庭坚尝尽了当时封建政治斗争的苦头，使他后半生颠沛流离。尽管如此，黄庭坚少年奠定的崇尚真善美的秉性依然如初。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像黄庭坚这样怀抱报国之志，崇尚真善美的文化巨人也不乏其人。譬如以《离骚》著称于世的诗圣屈原，为了保全崇尚真善美的德行，而溺身汩罗江，以示清白。譬如一代文豪苏轼，流放天涯海角，依然开馆讲学，保持了崇尚真善美的操节。而唐代柳宗元，清代海瑞等清官良臣，都用自己的德行保全了人品真善美的纯洁。

　　从以上叙述中我们不难看出，黄庭坚的人品既有自己的个性，又有民族秉性基因的共性。因此，黄庭坚的人品就有很强的民族性。他一方面代表中华民族优秀的人品德行，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笼罩着一层宿命的悲剧色彩。所谓“愈挫愈劲”并不是黄庭坚等诸多文化巨人们崇尚的真善美的本意，但却成为几乎所有文化巨人们的人生写照。这就是黄庭坚人品具有很强的民族性的一个佐证。
　　从诗词、书法双擘看黄庭坚艺品的民族性。黄庭坚生长在盛唐之后的宋代，他是书香门第的宠儿，更是科举制度的佼佼者。他从小泡在《四书》、《五经》之中，儿时受黄龙山佛家香火的熏陶，根脉连着深厚的山背文化。他思想的触角深深地扎进了儒教的博大精深之中，他精神的状态又弥漫着淡淡的超然与脱俗。黄庭坚被贬涪州别驾，黔州安置，左右惨然不安他却颇能自我解脱，坦然处之。在黔州四年，寓居开元寺摩围阁，仍然诵书写字，沉醉于艺术世界之中。崇宁二年再贬瘴疠之乡宜州，朋友为之流泪，他却笑着说：“宜州者，所以宜于人也。”

　　由于黄庭坚具备了周正的儒教思想，又涵养了佛家的出世入世经义，至使他表现在哲思上的通透和史学上的明辨。而最能体现黄庭坚功力的，还是诗词与书法。诗词与书法是中国的国粹，又是结合紧密的姐妹艺术。一首好诗词，经由书家泼墨，陡然龙飞凤舞，篷壁生辉。诗词与书法融合了几乎所有的美学精髓，即：语言美、思想美、意境美、造型美、布局美等等。而恰恰是在诗词与书法方法，黄庭坚挟隋唐雄风，开宋代新意。他的诗词与苏轼齐名，并称“苏黄”，他书法跻身“苏、黄、米、蔡”宋代四大家。黄庭坚在诗词方面还有一项独立的建树，即开江西一派，成为江西诗派的师祖。

　　黄庭坚在诗词与书法创作上的成就有多高，以及风格、特色、不是本文要阐述的。本文就是要透过千百年来，黄庭坚诗词与书法在国内，乃至国际上的影响，来探讨他的艺品的民族性。首先，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黄庭坚的诗词与书法有着鲜明的民族性，他的诗词与书法是中华民族浩若烟海的文化艺术中的那串最璀璨、最耀眼的珠链中的一部分。一部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史，不谈宋代是不行的；承前启后的宋代诗词与书法艺术，不谈黄庭坚也将暗然失色。因此，我们说黄庭坚的诗词与书法融铸成的一种艺术品格，即艺品，以一个特殊个体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这就是既博大精深，又锐意创新；即守恒执着，又超拔通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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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14-05-20 17: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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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黄庭坚人品艺品的人民性
　　从双井村到京城，从士大夫到流放者，是命运把黄庭坚推到了人民中间。黄庭坚出生的双井村，是普通的山村，又是不普通的山村。它尽管地处偏远，却依山傍水，是块少有的风水宝地。在黄庭坚之前，这个普通的山村就走出了二十几位历代进士，后又陆续走出了二十几位。就是这个普通的山村，先后共走出了五十二位进士。试问，在泱泱大中国，又有几个这样的山村呢？
　　但双井村必竟是一个山村，黄庭坚也正是从这个山村一步一步走向县府，走向省城，走向京都的。黄庭坚虽然出生在双井村，但他是书香门第里长大的。童年的记忆里，有牧童的影子，但更多的是市井的“名利客”。而童年的黄庭坚，更多的时间是伴随《四书》、《五经》度过的。当他以卓越的才华考中三甲进士时，他的地位也就扶摇直上了。就这样，黄庭坚最终走进了京都，并赢得了大老文彦博的青睐。在文彦博的提携下，黄庭坚在北京度过了不同寻常的七年。正是这七年，让黄庭坚诗艺精进，并由于结识了苏轼，而诗名大震。这就样，黄庭坚成了一位受人瞩目和尊敬的士大夫了。

　　也正是这七年，为黄庭坚埋下了遭受厄运的种子。他与苏轼的特殊关系，让他自然而然地站到了旧党的一边。他站到旧党一边，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所谓新党的敌人。在这种党阀之争中，黄庭坚显得那样的惊愕无奈，在几轮皇权的更换中，黄庭坚如同旋涡中的草芥，不能自握，任由毁灭。最后，黄庭坚被昏庸的朝廷彻底抛弃，作为罪臣流放到瘴疠盛行的宜州。从士大夫跌落成流放之人。
　　于是，命运把黄庭坚推到了人民中间，来到了岭南山民中间。当流放的苦难降临到他的头上，童年的山村记忆让他愈加坚强。他在《豫章文集》卷二十五《题自书卷后》中说：“崇宁三年十一月，余谪处宜州半岁矣。官司谓余不当居关城中，乃以是月甲戌抱被入宿于城南。余所僦舍喧寂斋，虽上雨旁风，无有盖障，市声宣豗，人以为不堪其忧，余以家本农耕，使不从进士，则田中庐舍如是，又何堪其忧耶？既设卧榻，焚香而坐，与西邻屠牛之机相直 。”

　　这段叙述是黄庭坚在宜州最艰难的日子的写照，有几分无奈，也有几分自觉。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黄庭坚已经完成了从士大夫到流放人的角色转换。命运把黄庭坚推到了宜州人民的中间，作为一位名扬中华的大诗人，大书法家，给宜州带来的就不仅仅是他的大名气、大影响，更重要的是他带来了中原的科举文明之风，为岭南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就是这份流放的苦难，折射出了黄庭坚人品艺品的人民性。

　　（待续）
　　日期：2014-05-22 18:2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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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勒石衙斋，书《范滂传》，写《宜州家乘》，为乡民题书春联，宜州开馆讲学，不朽人品艺品使黄庭坚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黄庭坚受《四书》、《五经》熏陶，崇尚真善美，对“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精神早已融入人品艺品之中。他在给四十九侄的诗中写道：“接物宜从厚，修身贵有常”他常对友人说：“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如何不俗？他说：“视其平居无以异于俗人，临大节而不夺，此不俗人也。”登上仕途，初为太和县尉，在访贫问苦，走遍万户，体察民情之后，即写下《流民叹》，并以“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欺，上天难期，勒石衙斋，以警己与僚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