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5-07-29 21:25:27
　　在我看来，限制相权的第一步，必须要提高朝廷新贵们的地位，按照我的想法早晚有一天要架空相权，让宰相的裁决权在无形中消失，仅剩下宰相汇总百官表章上奏的职权，将裁决权收归于皇帝。
　　当然我也知道国家的事务纷繁复杂，凡事不可能皆由皇帝亲自处理，在旧的运作模式需要不断转换时，朝廷的运转不能有丝毫的停留，事实上在决定架空相权的同时，我已经想好了一种理想的运作模式，那就是在皇帝身边要有才能之士，但这些人并没有实权，简要的说就是皇帝背后有个智囊团，建立一个类似于秘书的机构进行运作。
　　我知道在改变旧有机制的道路上，要实现我的设想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必须要循序而进，因此在阿奴批准我的十二条治国意见后的三个月后，我再次上奏阿奴，建议召集全国各地的高级文学之士进宫修撰史籍。
　　日期：2015-07-29 22:26:05
　　7、北门学士
　　要说在治国理念上，我和阿奴有着十足的默契，我提出的十二条治国建议，阿奴悉数批准，我想他的心中肯定也有为了弘儿的想法，这次我上奏建议召集文学之士修史，阿奴也也没有反对，诏令这件事情由我督办。
　　阿奴或许并不知道我召集这些文学之士的最终目的，而且我揣摩他的态度，似乎他个人对修史工作并不感兴趣，但他作为一国之君却肯定知道修史这件事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也算是与他找到契合点，来实现我心中对朝廷运作模式的改革。
　　说到修史，太宗皇帝依旧是我们值得学习的榜样，当年他诏令大学士姚思廉修撰《梁书》、《陈书》，李百药修撰《北齐书》，魏征修撰《隋书》，房玄龄修撰《晋书》等工作，绝对是一项旷日持久的浩大工程，仅从这些修史工作都由开国重臣亲自担纲就可以看出，贞观时代对修史工作是何等的重视。
　　我永远忘不了太宗皇帝当年经常说的一句名言：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史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明得失。
　　是啊！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修史都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更何况我可以利用这个事情实现我对朝廷运作模式的改革，我坚信没有再比从修史工作入手更好的开端了。
　　日期：2015-07-30 22:22:24
　　在得到阿奴授权后，我便开始积极行动起来，不仅亲自制定选人标准，并派专人广选文学之士，没多久就选定了元万倾、刘祎之、范履冰、苗神客、周思茂、胡楚宾等一批学识渊博的人进入修史工作班子。

　　值得一提的是，我选的这些人虽然学识出众，但官职却并不高，例如元万倾时任秘书省的著作郎，正五品；刘祎之是门下省的起居郎，正五品；而范履冰、苗神客等人的官职更低，还有一些从全国各地选拔出来的大儒，总之一句话，我选的这些人虽然学识渊博，但没有权力。
　　这就与我的设想相吻合，我可以借助他们修史的机会，提高他们的地位，也算是将他们拉进朝廷新贵的行列，同时逐渐发挥他们智囊的作用，让他们形成一个秘书机构，协助皇帝处理政务。
　　一切都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如果不想重新走回永徽初年长孙无忌专权的老路，就不能给予这些文学之士以决策和执行权，但必须要给予他们高贵的身份，只有这样才能配的上他们学识出众的身份，也才能让他们有一种被认同感，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付出与奉献。
　　上元二年（675年）六月，为了方便我及时了解修史工作的进程，同时能和这些文学之士及时沟通朝廷政事，我上奏阿奴请求特许这些文学之士从北门（玄武门）出入禁中，当时我特意选择了阿奴生病时呈上我的奏疏，目的就是利用抱病在床的阿奴无暇顾及这些他看起来琐碎的事，而大笔一挥就此批准，事实上恐怕阿奴不会想到，他的随笔一挥给了我逐渐控制朝廷舆论的机会。
　　我的目的具有针对性，自建国以来宰相成员们都在南衙办公，因此都从南门出入宫禁，而现在这些文学之士们从北门出入宫禁，我就是要释放出强烈的信号，那就是这些人要形成与宰相分庭抗礼之势，而且在我的运作下，未来要分解消化宰相的权力。
　　由于我主管修史工作，我算是这些文人学士的直接领导者，渐渐的他们成为了我的私人秘书，以至于让那些宰相成员们甚为不满，私下里那些宰相们都称这些文人学士为“北门学士”，我才不理会他们的感受，我告诉这些文人学士们，除了修史工作以及为朝廷积极献计献策之外，还必须要形成一个舆论中心，换句话说利用人们对文化人的崇拜之情，让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具有权威性。
　　他们的话可以让一个人犹如众星捧月，也可以随时棒杀一个人，犹如当年太宗皇帝成立文学馆一样，让所有朝臣都要看这些文人学士的脸色，而左右这些文学之士言论的，则是我这个幕后操纵者。
　　我坚信我在暗中那咄咄逼人的目光和难以揣测的神情，一定会让所有人感到一丝寒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