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老师，年纪大概五六十岁，讲的普通话，他让我务必去临汾找他，叫什么来着，时间太久了，我忘了，他是个好人。”
　　“后来你咋没去？”我问爸爸。
　　“去个啥啊？要交十二块八毛的食宿费，那时候你大姑已经出嫁了，咱家七口人，就你奶奶和你二姑两个女人挣工分，吃了上顿愁下顿，哪有那闲钱让我去学唱戏？你奶奶也想着让我出去闯闯，可她翻箱倒柜，卖了下蛋的母鸡，最后只凑了八块三毛钱，所以就没去成。”
　　我听我奶奶讲，我爸爸那时候十五岁，窝在被子里哭了半宿，自那以后，他再没有唱过一句戏，连哼都没哼过。

　　有什么办法呢？都是穷给闹得！当年公社里为了照顾家里没劳力的社员家庭，在每个队里挑一两名女工到县城的红旗纺纱厂工作。
　　我二姑去红旗纺纱厂的那一年是二十岁，正是要结婚的年龄，提亲的媒人踏破了门槛，我奶奶楞是不敢答应。那日子过得，真是穷得连女儿都不敢往出嫁，怕我二姑一嫁出去，就跟大姑一样，成了自己的小家，再也顾上了大家了。
　　我二姑任劳任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敢休息一天，舍不得吃，舍不得用，把钱全拿回来补贴家用。她一口气在纺纱厂呆了四年，把自己熬成了一个二十四岁的老姑娘。二十四岁还没有出嫁，这在当时的农村，绝对属于新闻了。没办法，没有我二姑的工分，家里人怎么生活？靠我奶奶一个人，叔叔姑姑们哪有学上？哪有饭吃？哪有衣穿？
　　我爸初中毕业后，便开始挣全工分了，被家庭拖累的二姑也终于出嫁了。那时候的人民公社，社员多是出工不出力。时常是社员们上午扛上锨下了地，这太阳落山了，还是原地没挪窝，就在那地头，一坐就是一整天。队长轻易也不怎么管那些偷奸耍滑的硬骨头，大多时候都是睁只眼闭只眼。都是一个村的，低头不见抬头见，有着错综复杂的宗族关系，谁也惹不起谁。我爸却不那样，他一晌能纳五分地，天黑纳一亩，大家都笑他傻，是个老实蛋，我爸也不在意。

　　即使累死累活一天，也照样不得温饱。我小爸小姑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时常喊饿，可是每到年底分的那点粮食都不够吃三个月的。白面那一般都是过年才吃，一户分不了几斤麦子，还都是干扁干扁的，一磨都是麸皮。窝窝头也吃不了几顿，然后是吃高粱面，那玩意吃了多少天都拉不出来，得用手抠。粮食短缺，于是下地挖野菜，上树摘榆钱成了姑姑们的必修课。
　　那个时候，我大爸还在南京当兵，我爸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家里人口多，总是吃不饱，于是他故意在地里多干会活，一直等到天黑才收工。回家的路上，在玉米地里解个手的功夫，怀里就塞了好几根玉米。这回了家，立马关紧门，拉上帘子，把门缝都用衣服塞上，生怕煮玉米的香味让邻居闻到。
　　玉米熟了偷玉米，地瓜熟了偷地瓜，我爸每次也不多拿，也就一个两个，够一顿吃，不知道别人是睁只眼闭只眼呢，还是确实没发现，我爸从来没被抓到过。
　　这些事情，即使过去三十年了，我小爸，我姑姑们虽然嘴上不常提起，但都没忘记。他们长大后，总掂记着我爸，担心我爸吃不饱，吃不合适。不管后来之间有什么矛盾，只要一想起当年兄弟姐妹几个，相依为命的时光，一切不愉快就都烟消云散了。
　　七九年的时候，我大爸那时候还在南京军区，南部边境起了战事，我奶奶一直念叨着，担心我大爸出事，整天坐立不安，后来不知怎么着，我大爸自己回来了。刚回来时，问他什么都不说。这过了好久，他才说当时自己感冒发烧，整个班除了他都去了前线，然而没有一个回来。
　　大锅饭终究是吃不下去了，家庭联产承包制实行后，奶奶家终于吃上了饱饭。全村的人们也都像打了鸡血似的，热情高涨，恨不得吃住在田里。前两年还视懒惰为聪明的情况一去不复返了，此时谁要还在地里闲游大逛，那便是傻瓜，遭人耻笑。我奶奶家人口多，分的地也多，我大爸回来后，这又增加了个劳动力，苦哈哈的日子真的好像到头了。
　　日期：2019-02-01 13:17:33
　　有的人说老百姓没有信仰，又什么都信，不像外国人一样，信基督教，或者信佛教什么的，其实老百姓的信仰几千年都没有变过，而且这信仰比外国那些最虔诚的信徒还要虔诚百倍千倍。老百姓信的是生，谁能给他生的希望，他就信谁，所以我们什么都信，但又都信得不彻底。
　　几千年来，对生的信仰，从来没有变过，已经深深地流敞在了老百姓的血液里，我们可以为了生，而卑微到尘土里，也可以为了为生，暴发出核弹般的威力。所以作为军事家的蒋介石败能了哲学家毛主席。美国人在朝鲜打了败仗，它也没弄清楚，它的飞机大炮再厉害，武器再先进，可那些缺吃少穿的中国士兵，正因为有生的信仰，所以具有核弹般的威力。
　　包产到户的头一年，粮食大丰收了，我们全家人都绽放出了喜悦的笑容。交了公粮，虽没剩多少，但也比往年强得不是一星半点。到了秋天，棉花又丰收了，一家人在地里摘棉花，摘得摘就唱起来歌，多少年啊，都没有这般喜悦了。
　　这棉花一卖，居然换了三百多块钱！一家人从没见过这么大的一笔巨款，没过年也破天荒了吃了顿肉，包了顿饺子，然后呢，白面也敞开吃，天天跟过年似的。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奶奶把那钱用手绢包了又包，锁在了柜子最深处。这钱是留给我大爸娶媳妇的。
　　第二年的时候，我大爸便不怎么去地里了，他跑到砖厂给人家拉砖坯子，本来也挺好的，可是他每月的工资却从不上交，这让一年到头扎在地里的爸爸心生不满。
　　“他干一年，一分钱都不交，我干一年，一分钱都没有。”我爸向我奶奶抱怨。

　　我奶奶的处理方式很中国，她劝了劝爸爸，讲了一通大道理，说慢慢就好了，你们兄弟之间不要算得那么清，让外人笑话。这个问题终究没能解决，成了后来分家的导火索。
　　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即使到现在也屡见不鲜，用通俗的话说，就是踢皮球。比如你去告张三占了你家一尺宅地基，主持公道的人会说：“你们再去商量商量。”这是踢的第一脚。协商不成，你又去找主事的，这下主事的对你说：“不就一尺宅地基吗？别那么小气！”这是踢的第二脚，你还不答应，主事的这才去找张三，对张三说：“人家不让你占，你就别占。”这是踢的第三脚。从头到尾，主事的人都没有想过哪个对，哪个错，去解决这个事，也没觉得有必要去想谁对谁错，而是想着，怎么摆脱这件事，如果这件事不在自己眼前晃了，那这件事便解决了。

　　这样踢三次皮球的还算温和，而现在的学校，有些老师，只会狠狠地踢一脚。比如有个学生去找老师，说：“小帅打我。”老师正在批改作业，头也不抬地回答：“他怎么不打别人啊，却打你啊？”那个挨打的小孩一下蒙了，他不知道，这个老师给他上了人生的第一堂哲学课。如果他真的要想小帅为什么打他，那肯定会想得脑壳疼，因为小帅打他的理由很多很多，不打别人的理由也很多很多，而老师此时的真正意思，是说：“你快走开，别烦我！”